夏咸淳

（温州市刘伯温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温州 325003）

一、谋臣与学士

明代开国名臣刘基自元明之际以迄当代六七百年间，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事迹声望流播朝野士庶黎民百姓之间。[1]对他的历史定位和学术评价也有许多看法说法，不尽相同，间或相左。纵观明人的评论，大多聚集于他的政治军事谋略，被论者誉为商朝伊尹、周朝吕尚、西汉张良、蜀汉诸葛亮，甚至认为“殷周以来，一人而已”[2]9。在历代开国谋臣中，被推崇到这样的高度，可谓凤毛麟角。

刘基生长于元季，其非凡的志向、学识和才气早有显露，《明史》本传称，“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但在元末腐败政治统治下，久沉下僚，备受压抑，有才不伸。直到五十岁（1360 年），他与宋濂、章溢、叶琛（史称浙东四先生）同赴金陵，响应朱元璋招聘并被赏识重用，其政治军事才略始得施展，大放光彩。十余年间，密陈时务十八策，进献逐个扫灭群雄策略，辅佐太祖推翻蒙元统治，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继而为朱明新朝谋划长治久安之策，制定历法、律令、科举等典章制度，“于是海宇清而纲常复，儒术重而道学崇，斟酌百王以大备一代之制”[2]19。刘基对国家和时代的主要政治贡献在于：“赞襄庙谋，运筹帷幄”[2]11“宏谟伟略，辅翼兴运”[2]7。“运”者，国运、世运、时运也，机遇也。刘基遇上了把握住元明之际国家民族由乱求治、由弱图强、由衰思兴的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百姓愿望，充分发挥自身的智能才略，遂成一代杰出的谋略家，登上历代“智谋名臣”的殿堂，而与伊尹、吕尚、张良、诸葛几位“帝师”“人豪”并肩齐名。这不仅是刘基个人的荣幸，也是古今谋略家群体的尊荣。

对于历史上那些善于运用深谋运猷、文韬武略，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学术诸领域，取得一方面或几方面突出成绩，尤其是在历史转折时期作出廓清寰宇、平治天下巨大贡献的豪杰之士，古人常把他们叫做“谋臣”“策士”“智囊”，我们统称之为谋略家，其职能颇类似当今所谓“智库”。衡量一国统治者贤明与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真心实意地尊重、任用智谋之臣。在有识之士看来，两军对垒，两国相争，国家的强弱盛衰，人民的安危泰否，归根到底，是智力、智谋、智能的角逐。晚明新思潮代表人物李贽论智谋名臣：“历观今古，嬴氏兴而六国之谋臣尽走咸阳”；“汉兴，陈平之谋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勋，亦且有安社稷之烈”[3]343。秦之所以胜，是因为六国之谋臣尽为收揽，汉之所以兴，也因为张良、陈平等谋臣得到信任重用。因此，李贽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创业中兴之主，所用所养，皆可知矣。予以为智谋之士可贵也。”[3]343李贽还特别指出，“创业中兴之主”，对智谋之士不但要重用，还要厚养，“用”与“养”并重，不可偏废，所谓养兵十年，用在一时也。人主往往只讲用，不重养，因而不得尽其用，竭其才。养包括培养、护育及给予优厚待遇。继李贽之后，晚明另一位名士冯梦龙也极其推崇智慧、智谋、智略、智囊，认为历朝兴亡成败皆缘于智愚两端，在其名著《智囊》一书自序中亮出主要论点：“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明太祖）智。”[4]1明代崇智思潮的流变由微而显、由细而壮，元明之际潮起一线，刘基启其滥觞，及至万历以来，洪波涌起，壮阔奇丽，当时文化精英大都受到浸润滋养。

陶铸、造就一个优秀的谋略家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可贵的品格、素质，诸如崇高的社会理想，坚贞的政治操守，灵活机敏的智慧，广博精湛的学问，等等。衡之刘基，这些条件都已具备。他遭遇元末乱世，志在济苍生，安天下，再造太平文明盛世，迎来万物熙熙的“阳春”。他性格刚直，慷慨持大节，得到物论高度评价，尤其为李贽所称道，以为张良不之及。“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明太祖）之顾寝薄，以刚故。其不肯为子房之和光同尘，曲己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识见，实居留侯之前。”[3]16刘基具大智慧，所著奇书《郁离子》，其实也是一部“智书”，字里行间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是智慧的宝库，值得深入开掘研发。《郁离子》直接论智之处甚多，且突出“大智”。何谓大智慧？刘基谓，“故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故智不自智，而后人莫与争智，辞其名，受其实，天下之大智哉”[5]220。刘基具大学问，在当世和后代都深受论者赞赏。徐一夔评说：“公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帅。”[5]245吴从善评说：“阐天地之隐，发物理之微，究人事之变。”[5]247再旁参其他诸家评论，我们可以认定刘基是古代学人所希冀和追求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位大学者了。

成为一个谋略家的充足条件，非仅此四项，还有其他，此在刘基是很突出的。其中学问一点，用以观察评议刘基的历史定位和文化贡献十分重要。刘基一生扮演了双重社会角色，一是谋略家，一是学问家。谋略和学问犹如两翼和双轮，使他腾飞更高，驱驰更远，而成一代勋臣，名世文宗。对刘基而言，谋略与学问是成就其奇功伟业的两项基本条件，立足之本，不可或缺。倘使但有谋略而少学问根基素养，未免浅薄，难成大器；又若空怀学问而不能用为国策方略，施诸军政教化，也是遗憾。刘基一肩担当谋略家与学问家的重任，兼擅文韬武略之才之美，对此明人早有评骘。嘉靖间礼部尚书李本既称其“豪雄”“运筹定策，应机料敌”，又赞其“儒硕”“呈华炫奇，开新启昧”。历观开国佐命之臣，“兼此二长，世不恒有，其惟我国朝诚意伯刘公者其人乎！”[2]25谋略和学问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刘基这位大谋略家和大学问家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每当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代，比如周秦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元明之际，就会涌起推尊奇谋、崇尚智略的思潮。刘基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今天我们重读刘基，仍然要把握住谋略（豪雄）、学问（儒硕）两大关节点，重新认识其人，社会角色和历史地位，进而窥测元季学术风气和文化潮流。本文着重探讨刘基作为一个学探三才之奥、识达万物之情的学者所具大家风范，学术创构的总体特征，诸如博采精酝、会通开新、明理致用。至于知识构成、学术体系、思想核心、渊源传承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尚待后续研究。

二、博采与精酝

我们阅读刘基著作，仿佛走进一座宏伟奇丽的知识殿堂，读《郁离子》尤其让人惊异，仿佛就是一部《博物志》。刘基弟子徐一夔序称：“牢笼万汇”“辨博奇诡”。刘基有丰富的社会知识，通晓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育、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又涉足天文、地理、动物、植物诸多自然学科，甚至对鬼神、巫祝之类神怪魔幻现象也颇关注。他对草木鸟兽虫鱼特别感兴趣，对农田水利耕作技术，对医典医史医术医方也有研究。宣德年间翰林侍读学士李时敏称刘基博学多闻：“先生自少颖敏，既长，于书无所不读，凡天文地理、阴阳卜筮、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猎。”[2]13刘基的知识学问不尽取自书本，还有来自亲见亲闻亲历包括民间经验。

刘基的学问不仅博洽，而且专精。《郁离子》中有一名篇叫《灵丘丈人》，讲的是一户人家养蜂采蜜的故事，真实生动，虽然是一则寓言，却包含养蜂的专门知识。我国养蜂的历史据称自周朝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有关文字记载自晋宋以来屡见于不鲜，大都零碎分散。及至元代，有了比较集中完整的记录，其中以元司农司官修《农桑辑要》（1273）、王祯撰《农书》（1313）、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1314）三大农书较为翔实。三书所载养蜂技术互有异同，各有侧重。官修《农桑辑要》刊于元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府编撰的农业生产指导书”。卷七“蜜蜂”条记述蜂房的制作、保洁；蜂蜜的留与取；供水法，置水一盆，供蜂吸饮，“不致渴损”；蜂王处置法，根据蜂王的多少强弱，决定保留或摘去。[7]275实事直录，简明扼要，可考可法。王著《农书》养蜂部分多抄录《辑要》。也有补充，如“及于家院，扫除蛛网，及关防山蜂、土蜂，不使相伤”云云，防止害虫侵入诸事，为《辑要》所未载。又补充养蜂产业可以获利。“有收养分息百窠者，不必他求，而可致富也”[8]。鲁著《农桑衣食撮要》重点记“十月割蜜”一事，征实细致。

刘基精通农学，应读过以上三部农学名著，熟知养蜂诸事，如蜂房制作，窗户启闭，取蜜留余，蜂王配置，害虫杀灭等，都被采用写入《灵丘丈人》一文中。不是简单摘抄，而是经过精心结撰的文学创作。此文叙事周密园到，对农书漏载或以为可以省略而不载者，均作了不少补充和缝合，如制作蜂箱选用良材，剔除朽烂木料，摆放箱子分清疏密新旧、方位朝向，组合有定数，司者有定人。因之，蜜蜂住所安适无害，可防烈日寒冰，飘风淋雨，以及蛛蟊、蚍蜉、土蜂、蝇豹各种虫害，充分体现了灵丘丈人养蜂用心精细，经营得法。农书载害虫，或示“蛛网”“山蜂”“土蜂”，或以“他物”笼统指一切害虫。刘基记丈人在世虫害少，仅提四种（其中“土蜂”与农书重出）。及其子继承养蜂业，不但虫害频出，鸟害、兽害也发生了，什么“蛅蟖”“蝼蚁”呀，“鹩鳭”“狐狸”呀，都横行不禁，白日昏夜肆意为虐。父子对照鲜明，还平添了许多知识性、趣味性。本文写情细致入微。主人公灵丘丈人以养蜂为生，与蜂蜜为伴，对蜂群的生活起居、生息繁殖、温饱饥寒都关怀备至，无微不至，养蜂如养儿孙，一片赤子之心。其性格、心理特点，都是通过他本人的行为，生活方式、经营活动、办事作风以及行为结果和影响表现出来的，没有一句直披其心腑。这体现了中国纪传文学写情的传统艺术方法，而与西方文学不惜以大段文字缕陈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迥异。又本文寓意深刻警策。全篇中心词是“善养”二字，以养蜂比喻养民，表明了刘基念兹在兹的民本政治观，并借陶朱公之口郑重向“为国有民”的统治者提出告诫，“可以鉴矣”。这篇寓言故事固然带有想象虚构的成分，非据某件或几件具体的实事直录、拼接。它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民间养蜂产业活动、作者丰富的农学和昆虫学知识为依据；仅就养蜂知识技术而言，刘基所知堪比农书作者了，以至引起当今中国古代农学史专家的注意，将此文作为农业科技史料而予引证。周尧先生据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东汉延熹年间姜岐，“隐居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据此推测，我国“在一千八百年前养蜂已经成为一门的学问和新兴的事业了”。接着便提到《灵丘丈人》一文，“其实，养蜂作为专业的事还可推到两千年前，明刘基《郁离子》中详细记载了战国（应作春秋）时期灵丘丈人养蜂获利的情形”[10]174。寓言毕竟是寓言，不是实际存在的真人真事，但在别具眼光的农学史家看来，却发现了其中的科技价值，也证实了刘基学问的渊博。

三、会通与开新

知识和学问如山如海，无尽藏，无涯际，又互相联结连贯，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有所谓“互联网”、“大数据”云云，更加凸显知识信息的互联互通。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像刘基这样的大学问家，其知识结构也如网络，是成体系的。他博通古今，穷究天地人三才，涉猎九流百家，知识非常庞杂，但绝非杂乱无章，如一大块杂物堆积场。他求知治学重视、善于会通。会通一本书，一科目；会通各家各派，诸事诸物；会通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孔子著《春秋》，记事简略，而大义隐微，其体例有“比事之书”，就是将相关同类的历史事件并列记载，不加褒贬。如果读者不细心玩味，便不知经旨微言大义。刘基十四岁入郡学，“师授《春秋》”，很早即精熟此书，“默识无遗，辩决疑义，出人意表”[2]39。后著《春秋明经》也用“比事”体例，将《春秋》中同一年以至不同年所载类似的事件归并到一篇或二三篇，集中起来给以说明、阐述，以揭示其中隐含的大义。例如，截取鲁庄公二十八年筑城于邬，三十二年又助齐国筑城于小谷，三十一年春夏秋三筑游观之台于郎、薛、秦三地（皆在鲁境），这些同属不惜民力而大兴土木性质的史实，串联起来一并评说，而对其中三十一年三时而筑三台的事件痛加抨击批判，“是谓妄兴力役，无故以劳民也”，“庄公之虐民者可见”，“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淫从其欲”。并由此点出《春秋》隐含的“忧民之深意”[11]605。刘基读《春秋》特别强调不可仅凭片言只句或个别记载以测经旨，必须通贯全经，牢牢把握基本思想方能读懂。否则“不以全经贯之，而欲因一句以求义，安能得圣人之微意哉？”“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11]601博以会通，是刘基基本的读书方法、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不仅贯穿于读《春秋》，也贯穿于其他儒学经典以及诸子百家之言。

与会通密切相关的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推类”。刘基解释说：“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贵能推其类也。故观水而知学，观耨田而知国，善推之而已。”并由弈棋而推及《孙子兵法》，而知“乘机应变攻守之法”，“兼弱取乱之道”，进而推测弈棋之艺“必出于兵家教战者所制，非其他娱目悦耳者比”，所以看似小技术、无用之物，“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于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11]66能从小技艺，甚至被视为“无用之伎”，却见到其中蕴含的至理，可以措诸“大事”。善于推类，触类旁通的人，即是“智者”，历朝历代有的是，故曰“不死”，殊可宝爱。刘基的崇智思想再次表露无遗，三百年后被冯梦龙等晚明文化精英发挥得淋漓尽致。《智囊》末卷咏“小慧”云：“熠熠隙光，分于全曜。萤火难嘘，囊之亦照。”张岱《快园道古》特列“小慧部”，也怀着深情珍惜小智小慧：“虽知星星爝火不足与日月争光，而若当阴翳晦冥，腐草流萤，掩映其际，亦自灼灼可人，断难泯灭矣！”溯其源流，其滥觞已于刘基著作中见之矣。

收在《郁离子》中近二百篇文章，大都善于运用类推方法说故事，讲道理，前人谓“巧于比喻”，“触类而求”，“比类旁通”云云，指出了此书显著的艺术特色，其文集之序记类有许多优美散文也是善于类推的范例。《苦斋记》就是“四先生”还未出山归附朱元璋前，刘基为处州同乡好友章溢居室创作的一篇题记。此室处于群山包围高寒之处，常刮北风，所生各种植物“其味皆苦”，树类如黄蘖、苦楝等，草类如黄连、苦参等，菜类如地黄、游冬等，以及楛竹之笋，楮栎之实，还有茶叶，莫不味苦，有的甚至比别处的品种更苦。又由植物推及虫鱼，蜜蜂采花作蜜，味亦苦，尤奇者，溪涧中“斑文小鱼”，食之，“味苦而微辛”。如此物物相推，层层铺叙，便烘托出章氏山居艰苦的自然环境。然后笔锋一转，从苦的一面说到乐的一面。先承上说物性虽苦，却乐于生存此山苦寒环境中，“而物性之苦者，亦乐生焉”，而且长势旺盛，“莫不族布而罗生焉”。再由物之习性而推及人的内心世界，主人章溢先生偏偏乐居此苦寒之山，还发出一番高论，“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他心甘情愿吃苦，自觉地接受环境的磨练，践行孟子的教导，“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刘基与章溢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非常了解章先生和他隐居地匡山的地形、草木、野蜂、小鱼，体察物情和人情精细入微，故成此一篇清深峻拔之作。其他如《活水源记》《友梅轩记》《松风阁记》《菜窝说》《卖柑者言》等，以及《郁离子》诸多名篇佳制，精彩纷呈，各有特色，而善于类推、类比是其共性。

刘基的世界观力持变化的观点，认为“天下之物，无不能变化也”，“天地生物，各禀气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不能化？”[11]127学问是人做的，学问岂能不变？从纵向看，古今不同，学问有时代性；从横向看，学人各异，学问有独创性。以时代论，夏商周三代向来为古人称道，视作理想的治世，而在刘基看来，三代治道政迹，其所遵路径轨辙，并非全是后王法前王，亦步亦趋。不仅三代，以后历朝历代，其政治典章制度皆随时代的变化而修定，行之既久，必有损坏而生弊端。后代承袭其弊，乃图矫之救之，制定新的制度，以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至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苟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只要能因时改制，对症下药，各种制度弊病都是可以治愈的。“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5]17所论符合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某些规律，且含辩证思想。万历间文学革新家袁宏道论文学新变也提出相近的观点，我们不得不佩服刘基的先见之明。因此，后世历代明主贤臣若能因时变法，因时制法，并正确施行坚决贯彻，也可臻于治平之世，无须言必称三代。此之谓“变通”，“达节”（因时顺势、通权达变的品格）。刘基有诗云：“圣人有达节，变通亦何常。禹汤不同迹，万古有明王。”[5]311孔子对夏商周典章制度重在因袭继承，而轻变革创新。《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只是加加减减修修补补而已，只是量的增减而非质的改变。孔子当晚周礼崩乐坏之衰世，提出重因而轻革的政治主张，也和特定时代的剧变有一定关系。不过刘基还是从正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谦和含蓄地对孔子的言论提出了责疑和批评。以学者作家个体创造性而论，刘基也非常看重，诗云：“即事在自得，强歌非正音。所以春草句，声价重兼金。若人千载下，遗响邈难寻。凄凉一池塘，赖尔得至今。……”[2]325晋宋间诗人谢灵运任永嘉郡（今浙江温州）仅一周年，作《登池上楼》，留下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元末东南沿海大乱，刘基于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奔亡于峻岭盘谷之间，自台州抵温州。见楼台池塘仍在，风景凄然，百感交集，赏叹“春草”名句声价千金，遗响难寻，指出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妙谛在于“自得”二字。这也是一切妙诗妙文、学术经典流传不朽的根本原因。当《郁离子》问世时，读之者无不为其思想之新颖，内容之恢宏，批评之辛辣，文章之奇丽，而感到惊骇。明初吴从善序云：“中乎要会，不袭履陈腐，”“近世以来，未有如《郁离子》之善也”。六七百年过去了，对刘基这部大书，还是常读常新，其书所以能保持常青的活力，正在于其间洋溢着永不凋谢的创新精神。作者非常珍惜这种精神，感叹谢诗名句千载难遇，又叹息伯牙破琴绝弦，嵇康《广陵散》绝，从此不闻绝调，“伯牙骨朽今几年，叔夜广陵无续弦，绝伦之艺不常有，得心应手非人传”[11]301，留下无尽的历史怅惘和哀伤。

四、明理与致用

宋代理学是我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具有标志性特征的重要历史阶段，理或天理是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宋儒对于理的解释并不一致，而以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准绳。程朱并称，朱熹集南北宋理学之大成。程朱都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根本，未有天地即有此理，理生天地，理生万物，故称天理。元代学术承接宋代理学余波，学者多尊程朱，或宗象山（陆九渊）心学。朱子地位日渐隆盛，仁宗元佑间恢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科目。刘基生当其时，不能不受影响，早年曾受教于名儒处州录事郑原善，“闻濂洛心法”[2]31。由于身困下僚，屡遭政治打击，目击时艰，经过痛苦反思，认识到“天理论”的谬误，与现实悖反，与民心背离，终于走出其怪圈迷团，乃从寻寻常常事事物物中寻绎事物之本然、原理、规律性。遂由“天理观”转向“物理观”。刘基谈天谈地，也讨论鬼神，但罕言“天理”，他谈“理”常与“物”相联，如“究吾知而通物理”[11]143，“物理相通，不可诬也”[11]80，也讲“天人之理”，所指乃天人感应相互关系之理，而非宋儒鼓吹的“天理”。

刘基否定“天理论”，但没有全盘否定对宋元学术思想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宋代理学，也吸收了其中某些合理因素，予以改造而为当世之用。他继承了宋儒的理性精神，言事论学好穷理推理。《郁离子》中有一篇集中谈论物理的短文，题目就叫《论物理》，仅二百余字，言简意赅，言近指远。作者从自然界和人世间选出十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以为事例，推究发生这些现象的内在原因，其中奥理。例如由江海潮汐可推知天地呼吸之理，由琴弦协奏可推知同声相应（共鸣）之理，由人体的脉象搏动可推知天象气象变化之理，等等。要之，不管物理多么深奥，通过各种观测的手段、工具，人的智能，特别是凭借《易》理这一洞察天人的大智慧，是可以测之思之而得之的。注释者对十事中的多个条目均作了认真查考，确切解释，唯释“巫祝”、“吹蛊”欠当而不合此文本意。按，“吹蛊”，《文选》卷二八《苦热行》：“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李善注：“吹蛊，即飞蛊也。”又引顾野王《舆地志》曰：“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何谓“畜蛊”？蛊为毒虫，可以人工培养，其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蛊能害人甚则毙命，“小人因而造之”。医者则取之制为药方，以治人疾病，以毒攻毒，相伏以类。说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二《虫部》。查《汉语大字典》“蛊”字本义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与李时珍之说正相吻合。《郁离子》的注释云：“蛊，用符咒害人的一种邪术。”此乃引申义，若将“符咒”改为“毒虫”，则还其本义了。刘基通阴阳术数之学。对天地间稀奇古怪的事物，神秘现象和玄幽见闻，也感兴趣，勤于思考，力求揭示其中真相，昭告世人，开智慧，启愚蒙。他以为巫祝之辈所施巫术并非都是骗人惑众的迷信魔法，若深究之，在迷障幻象背后，也蕴含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原始巫术尤其如此。“巫祝之理不无”，“不无”，解说极有分寸。刘基对“吹蛊”之术一定做过考察研究，竟发现其中还有与昆虫学、医药学的科技知识和南方地区流行的巫蛊民俗。我们也因此对刘基学问之博洽精深有了更深的了解。此文最后结论是：“观其著，以知微，察其显，而见隐，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这段话简括地表述了刘基认识论的基本要义。“格物致知之要道”：认识由耳目可感知的显著表象而察见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认识主体不可受限于止步于耳目所能感知的东西，必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研其情”——事物的真象，实际情况，“索其故”——事物的所以然，内在原因和规律性。他指出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和规律，感性与理性的特点和关系，还高瞻远瞩指明，认识的最高境界终极目标在于“知天人”。六七百年前能提出如此完整、深刻、精辟的认识论，非常了不起！刘基关于认识论的资料散见于各篇，非限于此一则，需要全面搜集，深入研究。

学以致用，是刘基一生辛勤治学，终成大学问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郁离子》内容庞杂，牢笼万汇，徐一夔之序云，“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此也仅举数端而已，难以一一罗列。叙事言理，以寓言为主，文学性很强，就内容而论，仍属经世致用之书。平生所专注潜研的天文、历法、术数、兵、农、医诸学，多与实用之学有关。他强调“学成而以措诸用”，反对把学问作为沽名钓誉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对世俗“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11]67，非常不满。他引导学习者应在老师的教育下，加强学习，开拓视野，吸收广泛的知识。他引用友人兴办义学的沙班子的话，“搜罗天人，究极古今，旁通物情，达其智也。”[11]67培养通才，学者型人才，一切优秀人才，必须如此，这也是刘基对育才、治学的一贯思想，亦夫子自道也。

元代学风朴实少文，主实用而远虚浮，此与漠北习俗及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和刘基、宋濂同时的著名学者浙江龙泉人叶子奇尝谓“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12]59。学者尚之，遂成一种风气，文化潮流。笔者屡引《元史》诸传，称元初名臣刘秉忠、窦默、王恂等，“通天人之学，而明于术数事功”，“以致夫弥纶之用”，“而成一代之治”。又称郝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阿拉伯人瞻思“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西域儒学大师伯颜师圣，“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又特地称引好友、同宦、同乡王祎关于对大科学家郭守敬的高度评价，赞美其“独能任其绝学（指天象、术数、水利等事功实用之学），精神心术之所及，度越古人远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13]57～58。郭守敬是将学问特别是科学技术“措诸实用”的古今典范，伟大先驱。在诸多杰出学者感染下，在有元一代学风滋润下，刘基学术风格形成鲜明的致用特点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刘基讲学术之用，常常是和“民用”“日用”“百姓日用”分不开的。是其民本思想烙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刻印记。是否可以说，刘基已经有了“学术为民”的意识呢？他从政为官时刻把黎民百姓挂在心上，“视民如儿，无反厥好”，“治民奚先？字之以慈”，“如农植苗，蚤夜孜孜”[11]167，并制为《官箴》三篇以告诫各级官僚。他著书立说，研究学问，也多反映民众的实际诉求，下层的困苦情绪，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和对策。论者谓“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2]31，“将以五味之藏饭斯民于饥顿颠踣者也”[2]11。刘基知识面广，学问深邃，生活历练曲折丰富，加之文学修养文学功力厚实，临文下笔，举凡历史典故、地理山川、风俗神话、草木虫鱼、奇兽怪鸟，名物纷然杂陈，与之俱下，沛然莫之能御，或借古喻今，或卮言流溢，遂形成浩瀚森蔚、奇诡奥博，而又蠲洁清劲、畅达鲜妍多样而统一的文风，作为大家，其所蕴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又不掩其个性特质。以今人读之，不免觉得艰深不易懂。若扫除文字障碍，了解古今文化的差异，就好读多了，因而认识到刘基著作所论经国济民之策，兵农医之学，所讲种种有趣的故事，大都切合当日世事、百姓日用，读来但觉新鲜，并无陈腐之感。传统儒者每言“通经致用”，其所谓“用”，不离儒家经传，旨在以经义为思想理论指导，实施修齐治平的政治大纲。偶尔也谈及“百姓日用”，仍着眼于引导学者在日常生活、起居酬酢、人际交往中体悟儒道、“天理”。朱熹解说得明白：“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14]597这些关于“致用”“日用”的说教同刘基的“民用”说和元代诸家的“措诸实用”说相去甚远，不可混为一谈。刘基学必措诸用的治学品格与其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因之获得更丰饶的源泉和更大的创新活力，成为元明之际大时代最杰出的学者。战争胜利之本和伟力在人民，学术荣茂之本和活力又何尝不在人民。

从刘基诞生之日算起，距今已有710 年，然而先生精神不死，随着研究之深入与普及，其学术思想将逐渐绽放出璀璨光彩，作为学问家的刘基也将日益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