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亮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河北廊坊 065000)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县）人。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在明朝建立与明初制度建设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清廷官修《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纂修质量较好的一部。其中的《刘基传》则是记述刘基生平、事迹与功业的权威传记。《明史·刘基传》的纂修，从康熙时期纂修官的初拟稿到最后定稿，屡有纂修，历时长久，以至于留存多个拟稿。兹就笔者所能见者，试对《明史·刘基传》的纂修过程与各拟稿的承袭关系进行分析，并简述各稿特点与地位。

一、三一三卷本《明史纪传》与四一六卷本《明史》之《刘基传》

清朝曾于顺治二年（1645）、康熙四年（1665）两度开设史局纂修《明史》，但因诸事芜杂，均未成书。直至康熙十八年复设明史馆，征博学鸿儒五十名充任纂修官，《明史》的纂修方进入大规模实质性阶段。其时，由哪位纂修官负责编纂《刘基传》，已不可考。清朝较早撰著《刘基传》而又或许从事《明史》部分纂修工作者，乃是王源。王源，字崑绳，顺天大兴人。曾于康熙二十四年与万斯同订“明史稿”，作《兵志》[1]。二十九年徐乾学“开书局于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与焉”[2]。王源所撰《刘诚意伯传》[3]100-102，多取材于刘基《行状》与《神道碑铭》，载事与史论均初具规模，颇成体系。但该传不宜直接认定为《明史·刘基传》的初拟稿。一是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明史》纂修业已初步完成万历朝之前的史稿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13 [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5。，而王源可能从事《明史》部分纂修工作之时间则迟至二十四年。刘基作为明朝建立前后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传不可能拖延不撰以待王源。二是王源撰《刘诚意伯传》开篇所言：“诚意伯刘文成公名基，字伯温，青田人”[3]100，与历代正史传记开篇直书传主姓名之书法不同。三是未见直接史料表明王源《刘诚意伯传》即《明史·刘基传》的初拟稿。

国家图书馆藏《明史纪传》三一三卷抄本，是笔者有幸见到的较早的《明史》拟稿，其直接承袭自时间更早的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4-6]。抄本《明史纪传》未署撰者，李晋华根据卷首载有方苞撰《万季野墓表》，判断“疑此书即方氏所钞存者……其为万氏史稿可无疑也”，认定该抄本为万斯同稿；进而又提出：“查史馆任职总裁较久者，王鸿绪之外则为徐元文、熊赐履，然徐氏卒时，史稿未成，即谓万氏为核定四百十六卷，则徐稿亦即万稿，当无他本”[7]，认为抄本《明史纪传》即徐元文总裁之本。由今度之，虽其证据略显单薄，但颇具灼见。

国家图书馆尚藏有四一六卷《明史》抄本（即《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明史》），其目录导卡题为“万斯同撰”。有学者认为此抄本或即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进呈的《明史》稿四百十六卷[8-9]。此观点值得重视。将三一三卷本《刘基传》与四一六卷本《刘基传》相对比，文字几乎全同，仅存几处细微差别，沿袭痕迹十分明显。两书孰先孰后，李晋华认为：“今细勘四百十六卷本，其纪传二部，乃增损万稿而来。”[7]万稿，即其所谓三一三卷本《明史纪传》。目前，学界多持此观点，认为三一三卷本早于四一六卷本[6,10,11]。在成书时间上，两抄本间还有徐乾学的《明史》，但“熊赐履修订《明史》（即四一六卷本《明史》）不用徐乾学《明史》作底稿”[12]，而是以三一三卷本《明史纪传》为蓝本。

事实上，将此两抄本的《刘基传》相比较，亦能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使之清晰明了，特将两抄本《刘基传》之差异处列于表1。

表1 三一三卷本与四一六卷本《刘基传》差异一览

通篇对比可得，两传在语言、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仅有上表所示四处不同，《刘基传》之四一六卷本以三一三卷本为蓝本进行细微删减的沿袭痕迹十分明显。但四一六卷本在删减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损失了一些文意，如三一三卷本载：“爚时甫十岁，覩其籍，告濠”，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刘基《神道碑铭》亦载：“时孙爚侍年方十龄，阴为策计，濠则大喜。”②参见：刘基. 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首[M] // 张时彻. 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该影印本无页码，下文与此相同来源的内容不再另注。均肯定刘基之父刘爚以十岁之龄在解救邑人林融之党中的作用。而四一六卷本对此却只字未提，以致文意有失。

三一三卷抄本是《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故不免有误载与记述不确之处，且被四一六卷抄本承袭。如三一三卷本《刘基传》载：“（洪武）三年……封基开国辅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禄二百五十石。”四一六卷本《刘基传》照录之[13]306，一字无差。按，两传中的“辅运”“二百五十石”皆误。《明太祖实录》①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145。、郑晓《吾学编》[14]皆作“翊运”“二百四十石”，是也。又如两传记述刘基游西湖见异云起西北一事，均载其言：“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后十年有王者起其下。”[13]304“后十年”，《明太祖实录》所系刘基小传②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85。、刘基《行状》[15]283、《神道碑铭》皆作“十年后”，更符合语言规范，当是。再如，两书《刘基传》皆载：“（胡）廷瑞以隆兴路降，江西诸郡皆下。”[13]305“隆兴”，乃元时旧称，时尚为“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改隆兴府为“龙兴”，且称“路”，即龙兴路[16]。两传皆仍元时之旧称，当误。两传还载刘基病重之时“惟庸以医来视，饮其药，有物积中如卷石”[13]306。同一事，刘基《神道碑铭》则载：“惟庸以医来，饮其药，至再有物积腹中，彭彭如拳石。”卷石，典出《礼记注疏·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郑玄注云：“山之广大，本起卷石。”③参见：礼记正义：卷53[M]. 郑玄，注. 孔颖达，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96-1697。卷石，即指如拳大之石。意与“拳石”同。故两传此处似不误。

对于三一三卷本的一些讹误，四一六卷本也作了修正。如三一三卷本《刘基传》载：“其洪都守将胡廷瑞遣使纳款，且请守故疆，无散步曲。”“步曲”，显系传抄“部曲”之误。《明太祖实录》即载当时胡廷瑞使者郑仁杰之语：“今特遣仁杰输款，但所领将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辈属之他人，则非所愿。”④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23。对此讹误，四一六卷本径改之[13]305。又如三一三卷本载：“（张）昶憾嗾基齐翼岩言基阴事。”文字颠倒使文意不明。四一六卷本改作：“（张）昶憾基，嗾齐翼岩言基阴事。”[13]305是也。

二、徐乾学《明史》与王鸿绪三一〇卷本《明史稿》之《刘基传》

徐乾学《明史》（亦称《明史列传》）是张廷玉《明史》的重要拟稿，卷首有沈朝初以“韩方卓”之号于康熙庚辰三十九年（原书误作康熙甲辰即三年）所写的序言[12]。该拟稿在《明史》纂修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重要。

徐氏《明史·刘基传》在编纂思想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充分尊重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以刘基《神道碑铭》为主、以沿袭《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三一三卷本《刘基传》为辅。一方面，徐氏《刘基传》的叙事结构照袭刘基的《神道碑铭》，与之一般无二。如三一三卷本《刘基传》将明太祖与刘基谈论宰相人选一事记于洪武元年之前，此显然不妥，徐氏《刘基传》则根据刘基《神道碑铭》调整该事顺序至洪武元年之后。文字上，徐氏《刘基传》也多从《神道碑铭》基础上删繁而来。另一方面，徐氏《刘基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三一三卷本《刘基传》，典型者如两传所附《刘璟传》，文字相差极为细微。

徐氏《明史》以简练为特点，是一系列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的开路先锋，并为王鸿绪、张廷玉所继承[17]。单就《刘基传》而言，徐氏《明史》以简练为特点的表征并不明显。据笔者统计，三一三卷本《刘基传》有4 134字，四一六卷本《刘基传》有4 084字，而徐氏《刘基传》字数达4 825字，篇幅反而比前两个繁富本系统的《明史》拟稿大上不少。此当属特例，其意或在于凸显刘基在明朝建立前后的功绩和历史地位。但从总体来看，徐氏《刘基传》已经呈现出一些删繁就简的端倪。在此，笔者略举几例，将徐氏《明史》与三一三卷本、四一六卷本《刘基传》中的部分文字进行一一的比对，以便观其繁简。无文字者则用“×”表示。

三一三卷本：于是筑礼贤馆以处基及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宠礼之甚 || 四一六卷本：于是筑礼贤馆以处基及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宠礼之甚[13]304|| 徐氏：于是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18]351

三一三卷本：基曰二方伺隙未可动也即救以出安所置之太祖曰素约奈何负之遂自将救安丰 || 四一六卷本：基曰二方伺隙未可动也即救以出安所置之太祖曰素约奈何负之遂自将救安丰[13]305|| 徐氏：基曰二寇伺隙未可动也××××××××太祖不听××××××××趋安丰[18]353

三一三卷本：×司天台灾翼岩遂讦奏基顾其事多密或出帝指帝怒诘×翼岩得其与昶交通状斩之 || 四一六卷本：×司天台灾翼岩遂讦奏基顾其事多密或出帝指帝怒诘×翼岩得其与昶交通状斩之[13]305|| 徐氏：会司天台灾翼岩遂讦奏基××××××××太祖怒诘责翼岩得其与通谋状斩之[18]355

由上观之，徐氏《刘基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删繁就简的纂修倾向。而在其他的传记上，徐氏《明史》在文字简练和减少立传人物方面作了更多的努力，并为后世《明史》拟稿所继承、发扬，开《明史》拟稿简练本系统风格之先河，这使得徐乾学及其捉笔的《明史》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17]。直接决定了定本《明史》内容和体例框架等方面的面貌。

康熙五十三年三月，王鸿绪令其子图炜进呈由其修改的《明史列传稿》二〇五卷，其后以《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之名刊行。到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勒成三一〇卷本《明史稿》。其间尚有敬慎堂抄本一六二卷本《明史列传稿》出自王鸿绪之手。由于三稿成于一人之手，故“三者基本不存在差别，其相异点极其微小”[17]，是以本文仅以较为常见的王鸿绪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为例，来探讨其与徐乾学《明史·刘基传》之间的承袭关系。

将诸《明史》拟稿的《刘基传》相对比，可以发现：三一〇卷本《明史稿》虽然在成书时间上与四一六卷本《明史》更为接近，但在承袭关系上却更接近徐氏《明史》。南炳文先生的研究也表明：“《横云稿》（即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该稿与三一〇卷本《明史稿》差别极其微小）的相关部分受到《徐稿》（即徐乾学《明史》）之影响、甚至是基本继承自《徐稿》而小有变动。”[17]为说明这一问题，特将徐氏、四一六卷本、三一〇卷本之《刘基传》的部分内容列于表2进行比对，以见其承袭关系。

就表2特别是标下划线的文字来看，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因袭徐氏《刘基传》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与其成书时间较近的四一六卷本《刘基传》的差别则较大。此类情况，满布两传，不再一一列举。事实上，徐氏《刘基传》的某些讹误也被三一〇卷本《刘基传》所承，如徐氏《刘基传》载：“其（陈友谅）龙兴守将胡廷瑞遣子通款，有所邀请。”[18]352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亦载：“其（陈友谅）龙兴守将胡廷瑞遣子通款，请禁止数事，勿散其部曲。”[19]173两传皆言胡廷瑞遣“子”通款，当误。据《明太祖实录》所载：“辛丑（至正二十一年，1361）十二月己亥，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郑仁杰诣九江纳款。”①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23。可见其时胡廷瑞所遣者并非其子，而是宣使郑仁杰，故原书当改为“遣使”为宜。当然，对于徐氏《刘基传》中的一些讹误，三一〇卷本也做了订正。如刘基在元朝进士及第的时间，徐氏《刘基传》载：“元至正间（1341-1370）举进士。”[18]348当误。据《明太祖实录》所系刘基小传，刘基中元进士应在至顺癸酉（四年，1333）①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85。。三一〇卷本作“元至顺间举进士”[19]173，是也。

此外，三一〇卷本《刘基传》的正统论观念也承袭自徐氏《刘基传》。徐氏《刘基传》有载：“基至京，太祖方亲率兵救小明王。”[18]353有意承认小明王韩林儿大宋之统绪。三一〇卷本《刘基传》文字与之同[19]174。王源在清代较早撰有《刘诚意伯传》，曾关注过韩林儿的正统问题，他在《与友人论韩林儿书》中称韩林儿为“未成事之贼子牧竖”[3]145，不满明太祖奉其为正统。故在其《刘诚意伯传》中言：“先是，太祖假宋声援，中书省犹设小明王位奉之，公颺言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天之历数有归，庸可诬乎。’”后又有“太祖感悟，犹未肯改元易号”[3]100一句，以示其憾。或受其影响，三一三卷本《刘基传》与四一六卷本《刘基传》述及此事，均径称“韩林儿”[13]305，而不尊称“小明王”。由此各拟稿对“韩林儿”称呼之不同亦可窥见《明史》纂修过程中诸拟稿间的承袭关系。

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对徐氏《刘基传》进行了进一步的删繁就简。赵翼论述历代正史繁简时称“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故事益详而文益简”[20]。《明史》之所以能够做到“事详文简”，王鸿绪三一〇卷本继承徐氏《明史》简练特点并继续强化将之施加于《明史》定稿的承前启后之功不可湮没。具体到《刘基传》，之所以“事益详”，表现在三一〇卷本与徐氏《明史》相比增加了一些史事的细节。比如徐氏《刘基传》载刘基游西湖时言“十年后金陵有王者气，我当辅之”，而后“众咋舌而去”[18]349。不详其因果。而三一〇卷本有载：“时东南犹全盛，皆骇基为狂言。”[19]173则知当时东南地区元朝统治尚且稳固，刘基言十年后金陵有王气，同游者才会“咋舌而去”，“骇基为狂言”。又如陈友谅龙兴守将胡廷瑞遣使通款一事，徐氏《刘基传》仅言“有所邀请”[18]352，不知所请为何。三一〇卷本则详其所请，载曰：“请禁止数事，勿散其部曲。”[19]173皆使得文意更加完整。

说其“文益简”，主要指其语言文字更为凝练。仅就篇幅而言，徐氏《刘基传》有4 825字，三一〇卷本只有4 399字，减少426字。不少史事，三一〇卷本都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如对刘基先祖的记述，徐氏《刘基传》载：“其先自丰沛徙鄜延，名延庆者，宋宣抚都统少保。子光世，从高宗南渡，家临安，累官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太师，杨国公。数传迁居青田之武阳，故世居为青田人。又五传至濠，濠孙爚，即基父也。”[18]347颇费笔墨。而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则概括为：“先世代有显者，五传至濠。”[19]173又如刘基阻止太祖滥杀一事，徐氏《刘基传》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曰：‘吾梦刑人，首属于土，吾恶之。’基曰：‘众首有血傅土，得土得众象也。三日报且至。’遂停刑以待。如期海宁降。”[18]355三一〇卷本不载两人对话，改为陈述曰：“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梦。基以为得土得众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19]174改后率皆言简而意赅。此外，还有删除个别史事的情况。徐氏《刘基传》有记客劝刘基画江自守以成勾践之业之事，载曰：“客或说基，今天下扰扰，以公才，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因画江守,此勾践之业也。基咲曰：‘吾平生忿国珍辈所为，何乃效之。且天命有归，子姑待焉。’”[18]350-351而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则不见其事。

三、张廷玉《明史》之《刘基传》

王鸿绪三一〇卷本较之前的各《明史》拟稿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在内容、体例和框架诸方面已经基本定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故而王氏进呈《明史稿》的同年，清世宗即下令进行修订，任张廷玉为总裁，历十年之功于乾隆四年（1739）最终形成三三二卷《明史》，《刘基传》由此定稿。相比于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定稿在内容、结构等方面变动不大，张廷玉曾说：“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21]8630不过，张氏《刘基传》在承袭三一〇卷本《刘基传》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改进。

其一，继承徐氏《明史》开创的力求简练的纂修原则，以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为直接蓝本进一步删繁就简。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篇幅的继续缩减。三一〇卷本《刘基传》尚有4 399字，张氏《刘基传》仅有3 890字，减少509字。删减程度比之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之于徐氏《刘基传》还要大。二是进一步凝练文字，概括叙事。这在全传中的表现较为明显，在此仅举一例。如陈友谅兵陷安庆，太祖问计刘基，三一〇卷本载：“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胜气也。’太祖大喜，即出师攻安庆。”[19]173张氏《刘基传》不载刘基之回话，仅言：“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力赞，遂出师攻安庆。”[21]3778行文流畅、简洁，言简意赅，可读性有所增强。

其二，张氏《刘基传》在纂修思想上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对于刘基的象纬之能，仅言其“尤精象纬之学”[21]3777，而涉及其象纬之能的异事与未卜先知等事则尽皆删去。如三一〇卷本《刘基传》所载：“基初于燕市得天文书，一夕而诵其言。及丞高安，进贤邓祥甫者，精象纬学，尽以其术授之，逾洞其要”，“尝遊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射湖水。同遊者鲁渊、宇文公谅辈以为庆云，将纪以诗。基纵饮，徐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当有王者起其下。’时东南犹全盛，皆骇基为狂言无能”，“寻赴京，道建德，适张士诚兵入寇，左丞李文忠欲击之。基曰：‘不出三日，贼自走。’比期趣出兵，则壁已空矣，追败之东阳，悉获其众”，“日中有黑子，占东南，失大将，已而胡深战殁”[19]173-174。定稿皆未载，体现了张氏《明史》实事求是、不虚美的撰史精神。二是张氏《刘基传》的正统观念更为凸显。先前诸拟稿《刘基传》末皆载刘貊“福王时赠大理少卿，谥刚节”[13]308,[18]365,[19]176一句，张氏定稿则径删。其意图在于否定南明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乾隆初年，清廷国运昌盛，再次修订前代国史，已有必要厘清南明的正统性问题。

其三，对三一〇卷本《刘基传》的叙事顺序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从而使其结构更近于完善。如三一〇卷本载明太祖与刘基“定征取计”，但其下不载其事，而是到后文再以“初”字进行回顾追叙[19]173-174。如此则叙事相对零散，以致史事首尾不接。而定稿《刘基传》则在“定征取计”之下详载其事[21]3778，叙事结构更为紧凑。再如三一〇卷本有载：“八年正月，惟庸挟医来，饮其药，有物积中如拳石。间白帝，帝不省，自是疾笃。”其后接言三月之事。是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叙事。隔段方载：“久之，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及毒死基状，惟庸遂诛。”[19]175使史事分散两处，易使读者不明就里。而定稿《刘基传》则将此两事合在一起集中叙述[21]3781，易使读者了解史事之全貌，在叙事结构上更具灵活性。

除此之外，张氏《刘基传》仍存在一些失误之处。比如刘基的出山，其载：“（明太祖）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21]3778言刘基先后经两请方出山，颇费周折。而《明太祖实录》刘基小传则载明太祖“闻基名，遣使以束帛征之，基素以金陵当有王者兴，而上之威德日益盛”，故而“今来召，适当其时”①参见：明太祖实录[M]. 校印本.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86。，遂诣金陵，陈十八策。刘基《行状》也载明太祖“下金华，定括苍……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故“适总制官孙炎以上命遣使来聘，公遂由间道诣金陵，陈时务一十八款”[15]283。其《神道碑铭》中的说法与之类似。由此来看，因刘基辅佐明太祖有其主观上的意愿，故而出山并未费周章，双方实一拍即合。此事本与上文所录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中“刘基遊西湖”一事前后照应，而张氏《刘基传》将刘基此类象纬之能事尽删，故而造成此误。

四、结 语

清廷纂修《明史》历时近百年，且书成众手，在纂修的过程中产生了多个拟稿，如三一三卷本《明史纪传》、徐氏《明史》、四一六卷本《明史》、三一〇卷本《明史稿》及张廷玉定稿。南炳文先生将之归为两个系统，一是繁富本系统，二是简练本系统。《刘基传》的纂修，也有这样两个纂修的路径、系统。张氏定稿的《刘基传》分属于简练本系统，徐氏《刘基传》为之奠定了撰史力求简练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框架之面貌；三一〇卷本《刘基传》是徐氏《刘基传》到张氏《刘基传》的过渡稿，抑或称转折稿，是定稿的直接蓝本；张氏《刘基传》以三一〇卷本《刘基传》为基础进一步删繁就简、调整结构、勘正讹误，使文字简练、流畅、优美、准确，叙事丰赡、可信，足称良史。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多次向南炳文先生请教《明史》诸拟稿承袭之脉络，在此向南先生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