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芙源

（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位育”一词出自《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概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思想，其核心理念强调人与环境的统一，同时认为“中和”是达致位育的必要途径。在《周易文言》中有“天玄地黄”一词曾被部分古代学者用以形容失去“位育”的可怕，由此可见，天地实现秩序、万物得到发展即可概括“位育”一词的大意。在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位育理念曾被一度遗忘，代之以功利性较强、效率与结果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发展理念。当下我国为实现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山理念”的推广与践行，使得我国传统发展哲学中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位育思想再次具备了跨时代意义的解释力。

一、传统“位育”理念的现代转变

（一）“位育”的社会环境由“匮乏经济”向“丰裕经济”转变

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曾长期处在匮乏经济状态下的物资短缺环境中，这本身源于小农经济生产背景下“土地经济的报酬递减原则”使得小农生产难以形成资本的累积。百姓在物资匮乏的生产环境下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地方士绅、长老社会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以地缘、风俗为间架的“超稳定结构”，具体表现为人在与体外环境的相成相融中维持了一种以自然人类聚落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稳定模式。近现代我国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传统的“匮乏经济”得以向“丰裕经济”转变，物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受到工业化发展的生产制度与组织模式入侵，原本以自然村落、古代市镇为组织，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遭到打乱重组。传统位育理念中仅形而上学式地强调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顺应关系，对这一现状已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与伦理约束，而“位育”强调的“安所遂生”其核心关注也由作为传统生产关系核心的社群组织转向作为现代工业生产核心的资源资本。

（二）“位育”的重心由自给自足的“成己”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成物”转变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中的这段描述表明了古人关于“位育”的对象的认识，即通过位育不光要实现自我发展，同时还要促进体外环境的发展。然而受技术条件与小农生产模式的限制，古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改变能力相对较弱，其位育思想的实践多是被动地接受并适应自然。所谓的“成己”与“成物”更多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关系上，其实质更多是在通过修、齐、治、平强调如何“成己”。“成物”方面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的位育讨论则多停留在小农生产顺应天时思想或“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探讨的范围内，其所成之“物”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时至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人具备了主动改变自然之“位”、便利自身发展的意愿与能力。此时，传统位育中的“成物”才真正找到了对应的实践，即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与组织推动改变自然环境、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由于社会分工的影响，人已不再是“囫囵的人”，现代人的“成己”或说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已与社会化大生产分离不开，人只有在分工协作中才能支撑起整个社会的位育，进而通过分配与再生产完成个人的位育。

“位育”中自然环境的定位逐渐变为生态资本。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关于人与社会、自然间“位育”的探讨在长期的考据与学理研究中已形成一定体系，但其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往往基于一些模糊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如“天地”“物理”等。潘光旦对此曾提出“横亘空间的物质环境”的概念，但后来学者关于该概念的拓展却因与现实缺乏对照仍存在着一定局限。资源与资本是思考现代发展问题的两个关键要素，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现如今人与自然间的位育进行探讨可以从这两个关键要素入手。近百年来，传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西方现代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入侵打破了小农社会的传统生产结构，人不再占据生产要素的最核心位置，资本流向与地区的资源禀赋成为产业布局的主导因素。面对现实环境的变化，曾经以人与“小农”生产关系为核心关注的传统“位育”也因此实际转向了以资本流向与资源禀赋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位育”。这种具有现代特征的“位育”革新了传统自然概念的内涵，使原本被人适应的自然环境转变为可以利用与改造的“生态资本”，是现代中国人经传统小农社会转而适应工业化生产、生活环境下的新式“位育”。

以上面临的转变总体奠定了现代“位育”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回归以人为本，合理运用资源与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谋求的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然而有传统“位育”的转变，就有转变中相应的“失其位育”现象存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此视角观之，就是一个从破坏原生位育体系的“失其位育”到重构新型位育模式的过程。费孝通将这一过程中社会方面“失其位育”的现象描述为“现代技术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完整力量”，使人“未得其利、先蒙其弊”。自然环境方面，在地产业资本与流通金融资本的不断开发与进驻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破坏与资源浪费。如何实现“失其位育”到重构新型“位育”模式的平稳过渡是贯穿现代化发展始终的问题。在当代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变革与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深刻影响了近十余年中国社会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认识，并在各地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对此前失其位育的发展模式不断矫正，其主要思想与古今“位育”探讨的合理内核不谋而合，使得以位育的视角剖析这一理念成为可能。

二、“两山”形成：由“失其位育”重归“位育”

（一）“失其位育”显现：为了金山银山放弃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布局受当时经济状况影响亟待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国内经济发展研究曾在一段时期内掀起关于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研究浪潮，对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资本控制进行反思。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对于资本与投资的需求使得大量流动性投放到市场与民间进行现代化的产业组建，一方面包括大量引入外资，承接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一时成为补足资本缺口、打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首选。大量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在各地投资建厂，凭借“超国民待遇”以极低的要素与环境成本进行生产，大量开采当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另一方面，GDP逐步成为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核算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评估的主要内容。地方政府为利用改革机遇发展地方经济各寻新路，“招商引资”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当地地资源禀赋、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彼时出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与廉价资源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行大量投产，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总体来看，20 世纪八十年代后，大量原材料投产与出口需要使得地方政府加快了对能源的开采，期间中央虽然对环境治理问题再三强调并出台相关政策，依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实践中整体处于“失其位育”的状态。

这一阶段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我国的初步落地。从结果导向的视角来看，虽然其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环境资源的“失位”，但却为我国冲破发展瓶颈闯出了新路。如同《周易》中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其合理性在于特殊的时期便应当采用特殊的应对方法。然而，从长远发展的伦理视角来看，这一阶段的环境“失位”逐渐形成了从资源中获取经济利益第一位的观念，发展“以人为本”的底色逐渐弱化。一方面，资源合上了经济发展的“位”，“育”成了初步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粗放型发展模式使环境离了“位”，最终造成无序生产下的环境污染与人居环境恶化，使人类活动难以与自然生态相协调，阻碍了区域内社群整体利益的进一步发”育”。

（二）“失位”与“归位”并行：发掘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

较长一段时期内，不计环境成本的经济建设使得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矛盾冲突的不良后果不断显现，资源环境的“失其位育”影响进一步恶化。中央政府在此阶段尝试过多种措施进行整改与补救，并于1989年正式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环境监管、排污标准、排污许可与诉讼时效四个方面为立法重点展开了对环境保护、资源归位的“找回位育”工作。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与21 世纪初我国经历的几次经济波动与群体性社会事件使得国家与政府的治理重心难以放在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这段时期我国连续经历了两轮外需减少导致的生产过剩，分别为：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外需减少引起的生产过剩；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外需减少引起的生产过剩，其连锁效应产生的后果便是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经济发展结构面对风险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性问题一度成为国家面临的首要难题。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逐渐落入“唯GDP 论”的窠臼，在“鞭打快牛”“跑部钱进”等逆向激励问题层出不穷的整体工作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整体呈现高杠杆、高能耗、高污染的虚浮状态。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后，此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不再只是一味加大投入、增加产出、创造市场需求这么简单，只有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产业上游入手，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才是治本之策。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被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资源与环境保护逐步得到真正的重视并作为国家战略开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这一阶段内的发展总体呈现失位与归位并存的特点，党中央与国家出台的发展战略表明其已逐步意识到保护自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共进的重要性。然而出于国内外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未能对既有经验进行更深入的理论与实践转化，对金山银山的发掘与绿水青山的保护的认识依旧是矛盾的，认为二者不可得兼，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旧建立在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之上，实现“可持续”只是在于协调破坏、修复、保护三者间关系而已。可以说，这一时期虽较前一时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有所转变，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本质上依旧是矛盾的，并不是在环境与资源得其位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的“育”，而是在“失位”基础上“育”的同时又人为进行“归位”的保护与补救。

（三）“重构位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借由改革开放引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努力向“丰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国内生产总值由1982 年的5,373.35 亿元到2002年迅速增至121,717.42 亿元。然而相应的发展观关于“位”与“育”的认识实质上却是脱钩的，对于生产所需各要素尤其是资源与资本的大量需求使得短期内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生产，这作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特殊方法”确实为之后的发展打开了局面，然而同样在短期内使得国内生态环境大面积“失位”。

进入21 世纪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局势大体稳定，为“重构位育”、协调发展与自然环境间关系创造了客观条件。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发展理念，这一论断第一次将生态自然之“位”与社会发展之“育”统一起来，打破了原本认知对立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概念边界，并在浙江的推广与实践过程中收获了较好的成效。2017 年十九大召开后，两山理念被确定为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其理论得到了更多的具体应用与实践，并已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可持续发展位育的重要指引。

三、当下“两山”理念的“位育”主轴

（一）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区际“位育”

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主要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划定生态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资源局等方式实现。各级主体功能区建设通过划分适宜不同开发程度与开发方式的区域以在其内确立开发的边界意识。不同地区因此得以凭借其自身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状况从事相应的开发或保护，避免了同一标准下可能出现的“一刀切问题”。各地资源环境则得以在相应的治理活动中逐渐“归位”，并在不同地缘与生产关系的背景下实现在地化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位育”。主体功能区建设勾勒出区际资源整合的框架，生态红线则在此框架内进一步划定了区域环境资源应处之“位”。现代监测技术与新型监管体制使得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科学评估成为可能，如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于2020 年4 月提出的“两山指数”便为这一评估体系提供了可量化的思路。

从理论角度出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为宏观的区际规划使得全国各地的环境与发展谋划统筹了起来，可以有效遏制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丰裕经济”自身无限扩张的本能。其背后的理念与《中庸》中达致“位育”需寻求“中和”、“过犹不及”的理念正相合。区际发展的因地制宜本身又是一种将地区视作完整发展主体的“区际位育”逻辑，从先前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可知，多主体的无序扩张生产必然引发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失其位育”，只有实现统筹规划、明确主体责任、制定可行的监管评估体系才能使地区内多维度、多元化的产业布局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从当下国际形势的现实背景分析，自2020 年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化经济发展以来，各国经济社会受形势所迫采取相应的隔离、封闭政策，全球产业链受到极大冲击。面对严峻形势，我国相应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格局强调的“国内大循环”即需要在全球产业链断链的环境下，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使经济社会保持良性运转。这一安排与当下防疫形势实际上使得各区域内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国内区际合作的投入增加，同时倒逼绝大部分外向型经济地区作出取舍。所以疫情下的双循环建构对于国内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面临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间不得不采取相互封闭的手段时，只有国内经济自成良性运行的体系才真正具有应对风险的能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下的区际位育形成体系后即可成为应对国际经济风险转嫁的重要屏障。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规划应进一步将人、财、物力投入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国内发展的区际联动与以绿色经济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高国内经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二）生态价值、资本深化的城乡“位育”

关于“两山”的规划除了国家宏观的区际规划外还涉及城乡之间的规划。截止2018 年，我国二百六十余万自然村承载着绝大部分可开发、待开发的生态价值，可以说自然村落就是生态价值所归之“位”。但要使生态价值融入现代产业发展、实现“位育”则需要城乡之间共同参与。在区域内实现生态环境价值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对接是突破生态价值转化瓶颈、实现发展模式“质”的改变的核心，因为这涉及了怎样使非标准化的生态环境本身融入到现代金融化运作的市场中去。温铁军团队认为，厘清生态资源产权边界、科学计量“两山”生态资源价值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而且这一计量并不是在最初便交给资产评估公司来处理，其价值的货币化以及在交易中的对价同样需要区域内的城乡之间共同参与完成。长远来看，生态价值深化与生态资本深化是先后两个相衔接的发展阶段，需要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结合起来，依据不同地理特征进行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开发治理，通过在村域内推行三变改革、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来实现。从位育的角度讲，这首先涉及三变改革对各生产要素之“位”的重新认识，即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现这一过程首先要明确产权边界。长期以来人们将农村从事生产的要素单独视作为土地这一“平面生产要素”，村落则以规定的行政区划分边界，这一套规则本质上是脱嵌于空间的、立体的自然环境与自然人类聚落这一“本位”的。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聚落，其开发都应是对空间内诸要素的综合开发，因而投入生产的资源是立体的资源，是以自然人类聚落为产权边界的。在明确这一“本位”的基础上推进地缘边界与产权边界的融合将成为回嵌立体的自然、重构“位育”的重要途径。

生态资本的深化可通过构建城乡之间资源性资产交易的三级市场来实现，使农村的空间生态资源在城乡的协同努力下转化为“生态资本”。三级市场中，一级市场即在县、乡、村域内形成区域资源管理公司，将村集体部分资产作股量化给村，使村民手中掌握的各类空间生产要素（如土地、空房、院落等）以借贷抵押形式形成内部流转。这一方面使得非标准化的资源性资产在村域内通过流转得以货币化定价，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村内多要素对价防范破产极端风险，形成村集体的内部资产。二级市场则是在各地建立绿色资产交易平台吸引社会投资，可以将部分生态产品如高档林木等需要长期培育产品的预期收益包装成期货，定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同时也能减少营林风险。三级市场主要指生态产品经包装变为金融产品后进入的证券交易市场，其对标主体实际为有一定投资意愿与投资能力的城市中产阶层，吸引城市的剩余价值流向农村。三级市场整体实现的生态资本深化实质上是在对生态价值认识深化与产权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尝试。

生态价值深化与生态资本深化两阶段的衔接，侧重使生态的价值开发利用重归乡村，使城乡之间在生态资源与资金资本之间搭建桥梁实现协同发展。

四、“两山”理念的“位育”实践

两山理念提出后，在区际位育与城乡位育的主要运行逻辑下各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兴起了相应的理念推广与实践活动，依其实践中的“位”、“育”关系总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借位促育型

借位促育型是指借助发掘当地生态环境资源优势，不做过多人工干预与改造实现的位育。这一类位育实践往往基于某地富有特色与相应开发领域优势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多发展第三产业旅游、服务业为主吸引资金与外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如“斜阳也是生产力”的福建霞浦、“小黄花大产业”的山西大同云州区等。

在践行两山理念转化的过程中，这类“位育”的优点首先在于有条件做到在对生态自然影响与破坏最小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价值的变现，因而其所承担的负外部性成本可以通过合理开发降至最低，而生态变现本身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影响如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带动就业等则普遍能赢得当地社会的支持，开发过程中的社会协调成本相对较低。其次，这一类位育所兴起的地区多在区域经济水平较好、上级政府大力支持的地区，其发展条件利于在地化的产业链延伸与三产融合发展，使得两山转化中的生态投入在多层级市场与主体的运转中产生乘数效应，进一步增加生态价值转化的经济收益。这类位育的局限性在于对生态资源的禀赋要求较高，其发展优势更多在于区位资源的独特性，相关“位育”实践及经验难以复刻与推广。对生态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开发方案的要求高，而实际开发过程中更多存在着乱开发、乱搭乱建的现象，易造成优势生态资源的价值浪费。

（二）变位促育型

变位促育型指主要通过改造原生或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风貌，人为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生态环境。这一类位育主体所处的背景多曾经历资源环境的“失其位育”，自然条件较差甚至恶劣，成功案例如“荒漠变绿洲”的山西右玉、河北塞罕坝、陕西毛乌素造林治沙等。

这类“位育”多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较为落后地区开展，其位育面临的具体环境又可分为两类：现有开发技术考量下先天生态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与后天人为破坏造成的“生态赤字”地区。现有开发技术考量下先天生态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虽在开发条件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开发潜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改造，这些地区能够获得更多新兴的开发机遇。“生态赤字”地区情况较为复杂，其“变位”不仅要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改善生态环境，还需要为此前造成“生态赤字”的产业结构与相应企业做好转型、转产的要素筹备。

综合来看“变位促育”实现两山价值转化所面对的阻力多元复杂，面临着其前期投入成本更大、转产风险更高、变现周期更长等诸多难题。这类位育实践仅靠地区自身承担相应风险与开发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亟待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地区转型风险评估与保障机制。

（三）规位促育型

规位促育型指在既有生态资源禀赋基础上主要通过革新组织制度来重新规划生产模式，规范生产要素投入，进行资源的盘活。进行这一类位育实践的地区往往生态资源禀赋不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不算恶劣，只是以往的发展模式未能高效调动在地生态资源进行价值转化，需要深入的资源整合对发展模式进行生态化、集约化的重新定位。相关案例如福建三明市进行的“三票改革”、四川战旗村开展的集体经济股份制量化改革等。

这类“位育”实践适用范围最广，一方面体现在“规位”本身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对革新农村资产管理组织模式与资产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体现在其能使生态禀赋当下不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通过确定区域发展题材与资源产权边界厘定、产权结构规范结合起来，盘活生态资源与在地资产存量。

规位促育在实践中同样面临着一些难点，首先在于其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协调成本较高，对资源与资产的“规位”涉及多级政府管理机构与在地企业、居民利益，需要改革主体善于沟通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群众与机构利益。其次，生产组织模式的改革需要有优秀而坚定的“领头羊”，这对基层改革的领导者与负责人提出了一定要求，能否选好基层的“领头羊”直接关系着整个规位促育的执行力与改革效果。

以上三类两山理念“位育”实践的划分并不互相排斥，此处仅通过提取不同地区“位育”的主要实现途径进行简单归类，在现实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三种类型往往交叉呈现。在两山理念的转化实践中其实需要因地制宜，做到善于借位、敢于变位、精于规位，三种位育实践搭配运行才能将“两山”的转化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五、结语

现代生态资源“位育”实现“两山”价值转化是一个试图沟通中国古今发展理念的长期议题，此处用于解读“两山理念”的“位育”思想本身在此过程中既是体又是用，既是方法又是结果。作为“体”而言，虽然社会变迁使得“位育”的具体内容与方式途径发生了转变，但其核心始终是“以人为本”的。贯穿其全过程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现代产业化发展机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建构，使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天人合一”，达到“以群则和，以独则足”。

作为“用”而言，只有实现生态资源的绿色开发，使人类开发活动本身同时也是对生态自然的保护与培育，才能在此基础上追求生态自身的价值变现与资本深化，进而在金融运作与产业建设齐飞的今天使“绿水青山”融入现代发展体制机制，顺利转化为“金山银山”。综上，实现“位育”思想与“两山理念”的体用结合终将打通传统发展哲思与现代发展战略之间的隔阂，通过对本土概念中蕴含的中国智慧进行国家战略分析与相关理论建构，在反馈与哺育“两山理念”实践的同时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