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国外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已经形成了丰硕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政策如何推进、如何执行及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但对其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梳理。基于此，围绕这一问题对国外研究的知识谱系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后续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深化做理论性铺垫。知识谱系显示，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推进体系，基本采取“政策先行，基础设施规划跟上”的策略和“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内容的侧重点上差异巨大，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程度较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到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实施路径与儿童友好理念与城市空间、街区空间和社区空间的融合程度以及儿童能否有效参与紧密相关。因此可见，儿童友好的城市并没有“单一建设模式”，未来应进一步丰富中国语境下儿童福利实践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

关键词：福利共享；国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儿童参与；知识谱系

中图分类号：G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35-0056-04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在城市建设中对儿童群体的特殊需求加以关照、对儿童的权利进行彰显和嵌入，是促进人口生育，建设人性化宜居城市、生育友好城市和育儿友好城市，缓解城市病、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的积极运动。国外基于对儿童权利和儿童福利的保护展开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起步较早，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我国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上起步较晚。2015年12月，首届“儿童友好型城市与儿童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深圳市举行，我国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才正式拉开序幕。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需要呵护和关爱的弱势群体。一个对最脆弱的儿童都能够友好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对各类人群都普遍友好的城市。近年来，多个城市如深圳、上海、长沙等着力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并将之列入了城市发展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在这个关键节点，亟需对国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体系和思路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路径提供一定启发。

一、国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背景

195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宣言》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以25号决议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91年，《市长作为儿童守护者》最先在罗马发起，在随后1992年的《达喀尔宣言》中呼吁全世界的市长来合作建立儿童友好城市；1996年，在联合国第二次人居环境会议决议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提倡建设“国际儿童友好城市方案”；2002年5月出台的《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是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形成的文件，明确呼吁成员国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居住的社区和城市。这场起源于1990年羅马市发起的“市长作为儿童守护者”的社会运动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性运动。

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推进体系

国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推进体系包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制定内容、政策执行三个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和建设机制研究

现有的儿童友好城市基本采取“政策先行，基础设施规划跟上”的策略和“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展开建设，采取“儿童社区参与”路径推动儿童主体纳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过程。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有比较明确的政策保障、政府行动逻辑和责任落实体系，各级政府有明确的行动责任，满足家庭对于社区住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和交通的需求[1，2]；采取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方式，与社会组织和高校进行深度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多团体和跨学科共同实施和展开研究，将社区作为承载多元协同和全民参与并共同建设儿童友好环境的空间载体[3]。发展中国家进行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方式是以具备建设条件的城市为单位展开，除了了解和回应儿童和青少年的环境偏好外，有关市政当局通常还会鼓励儿童参与社区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以增加儿童的参与度[4]。

（二）政策制定内容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友好项目侧重于满足和改善儿童基本生存、教育、发展和受保护的条件和权利[5]，而在澳大利亚[6]、欧洲[7]、美国[8]、加拿大[9]和韩国[10]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侧重探讨儿童参与权利、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儿童友好基础设施功能和效益以及制度体系等主题。

（三）是政策执行体系方面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程度较低，政府、民间力量、企业力量多元合作的途径较少，政府承担的建设责任较重。儿童的行动需求和权利在城市政策空间中的地位仅限于少数几项指标，各种政策之间缺乏明确和一致的目标来达成儿童友好趋势[11]。同时，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原则通常是目标和概念的总和，很少考虑到所有公民的需求和权利的具体标准，儿童友好城市政策和项目很少反映儿童的整体福利。目前缺乏积极的宣传、长期规划和长期预算，市政当局也缺乏咨询机构或合作网络的支持，也没有具体的社区独特网络、居民协会和政府-民间合作体系的利用，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12]。

三、儿童友好社区实施路径

儿童友好社区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和儿童参与促进两个领域。

（一）儿童友好空间建设

儿童友好空间的建设基本都关注到了儿童空间权利问题，建设过程大都结合了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健康地理学等学科。一是儿童友好理念与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融合，主要关注空间融合的内容和影响空间友好的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暴露在开放空间里，会使儿童获得一定的兴奋感和基本生活技能，如信心、创造力、谈判能力和归属感。位于社区房屋之间的大型灵活户外空间，或与文化/教育中心的联合边缘，可以成为一个极有潜力设计儿童友好中心的地方，但是这个地点必须包含吸引儿童的自然元素。美国丹佛见学地景（Learning Landscapes）让校园空间成为城市开放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学地景都包括社区入口、阴凉处、公共聚集区域、自然野生公园、户外艺术、多用途场地、硬地游戏等教育元素，安全游戏设施、创新元素等越来越多的连接多个学习场景，成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城市儿童的开放空间系统；社区的大小和特征、管理工作、支持独立流动的结构和元素、环境的可视性和变化都是影响儿童友好性的因素[13]。Chatterjee质疑“儿童友好”应该是一种体验而不只是一个地方。她认为，儿童友好场所需要“从儿童的直接环境到全市范围内的各种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且强调了空间的“示能性”“可及性”带来的积极的情绪，如儿童对地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4]。Oktay强调了“从前门到街道，到公共场所，再到乡村的公共空间层次结构”的重要性，因为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并产生了安全感和社区感[15]。规划学视角提出儿童友好城市的空间政策框架需要涵盖五个领域：土地使用/建筑环境、提供自然环境、本地可达性和流动性、提供服务和半公共的第三场所。其中，公共场所的可达性和功能可视化、广泛的活动区域、结合儿童需求的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是创造儿童友好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概念[16]。二是与街区规划进行融合，推动街区空间会与儿童形成特有的互动关系，并对儿童的空间知识和空间认知产生潜在影响。城市建设重视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虽然所有个体都具有在自身直接生活的街区公共空间可见和合法存在的“城市空间权利”，但是特殊群体对街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利可能与儿童“独立行走”的权利相冲突，限制儿童对街区公共领域的使用，从而降低儿童身体健康水平、独立流动性、社区探索和社会互动水平。适合特定情境的学习行为是儿童时期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各种公共空间包含许多对调节公共空间互动的适当行为的重要期望，当孩子们看到并参与街道和公共空间的互动过程并与人交流时，将学习在不同空间和各种情景下的正确行为，并将个人经验与“父母传授的知识、社区民俗和儿童的集体智慧”结合起来，进而获得街头文化知识[17]。Tranter提出主动交通和公共交通是形成儿童友好环境的重要条件，比如，英国的“步行巴士（walking bus）”以成人护送的方式构建起了特殊的儿童安全路径；荷兰对“儿童友好街区”环境的探索，在儿童友好城市实施了道路环境优化，以及充分考虑满足儿童自由步行、骑行、休息、游戏和社交需求的限制、串联及共享的道路设计。三是融合社区空间。社区空间反映了社区的自豪感、身份和生活，在成年居民使用和享受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同时，增加了儿童的安全感、控制感、熟悉感、知识增长和对物质环境的依恋。儿童与“自然”的接触、运动的自由、即兴创作、互动的流动性和周围社会网络的支持，也使关系福祉被再生产出来，城市中广泛的绿色空间和玩耍空间不如社区的社会物质结构和居民对社区空间的社会建设，对儿童健康更重要。通过社区绿色空间来弥补历史上的环境不公平，创造社会自然和关系福祉，可以满足更广泛的社区需求并形成当地特色，除了加强当地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和互动外，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

（二）兒童参与促进

儿童参与促进关注到了儿童参与权利是否能得到实质保障和实际行使，儿童有效参与的影响、有效参与的达成条件、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一是儿童有效参与会提升满意度，但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参与方法。儿童的视角可以在规划和设计以及进行的景观管理的灵活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Roe发现，对建筑环境进行重大改变时没有包括当地儿童的看法，强烈地影响了儿童以及儿童对政府的看法，但是找到让儿童参与当地环境发展的方法是一个重大挑战[18]。二是达成儿童有效参与的条件，需要交互式规划过程、对人类需求的反映、告知和指导决策过程、社会不同部门的参与，特别是在这个领域有一定发言权的部门的参与、以及弱势群体的参与。儿童成为积极伙伴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还需要市政府继续致力于建立机制，保障长期投资、与公众合作参与、通过专业人员来进行儿童意见的汇编和组织，除此之外，可以创建一个儿童可以在其生活范围内实际参与的结构。三是儿童参与程度，可以根据做出决策和影响改变的程度以及社区互动合作的程度两条标准，将儿童参与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装饰、装门面、操纵蒙骗、社会动员、商讨咨询、儿童负责、共同决议，其中儿童负责、共同决议以及一定程度的商讨咨询和社会动员属于真正的儿童参与[19]。四是儿童的参与方式和参与路径需要通过专门的战略、工具和策略进行设计，良好的面谈技巧、正式场所之外的参与、语言使用和一对一参与，可以成为有效的儿童参与，和包容性实践的策略和方法。

四、结论与启示

国外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理念、政策、体制和机制跨越了多个学科，目前已经基本达成四点共识。一是目前儿童友好的政策体系主要在城市层面和国家层面建立，儿童友好城市并不是要新建一个儿童主导的城市、街区或社区，而是通过一定措施，嵌入儿童友好理念，提升原有城市、街区或社区的儿童友好程度，维护儿童的空间权利，创造适宜儿童居住、出行、玩耍和成长的环境。二是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需要将本土化和国际化进行适当结合，特别是要注重本土化和在地化。通过调查发现，由于儿童友好城市的发展差距较大，在英国运作良好的步行校车计划在墨尔本却只实行了六年后便被取消，漫长的实施链条遭遇志愿者困境，并且步行巴士也并没有增加独立步行上学的儿童人数。这表明，儿童友好城市的建立需要结合城市自身发展情况，因地制宜，通过联系实际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儿童友好城市才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主要采取多元主体协作模式，从空间营造和儿童参与两个方面重点推进。但是缺乏充足的制度设计和多元有效的协作模式，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体系缺乏与城市其他政策体系的衔接和配合，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负担过重。四是儿童友好社区是实现儿童友好城市重要的立足点和基本单元，社区公共空间的友好程度关系到儿童多种能力的获得，很多国家都将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和儿童社区参与作为儿童友好理念践行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和行动基础。

但是在参考国外儿童友好政策推进和实施路径时需要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在超大人口规模的复杂城市巨系统中如何推动儿童友好理念的实践。二是东亚制度背景和文化视野下如何进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特别是在中华文化背景和政治体系下如何推进政策实施以及如何体现儿童福祉。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友好的城市并没有“单一模式”。儿童友好理念以何种路径和机制嵌入社区治理与社区建设之中，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如何推进，如何在建设过程中保障儿童福利、赋能儿童参与和增加社会儿童友好的共同意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丰富中国语境下儿童福利实践的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1]   Whitzman C.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promote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J]．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08．23（5）：56-61

[2]   Villanueva K，Giles-Corti B，Bulsara M，et a1．How far do children travel from their homes？ Exploring children’s activity spaces in their neighborhood[J]．Health& Place.2012.18（2）： 263-273．

[3]   Freeman C．Colliding worlds：Planning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or better cities[A]∥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Reinstating Kids 1n the City[C]．Oxon：Routledge.2006：69-85．

[4]   Masri S S. Integrating youth in city planning： Developing a participatory tool toward a child friendly vision of Eastern Wastani-Saida[J].Alexandria Engineering Journal，2018.57（6）：897-909.

[5]   G？kmen， H.， & Gülay Ta？？？， B.. Children's views about child-friendly city： A case study from Izmir. Megaron， 2016.11（4）， 469-482. [6]   Nikku， B. R.， & Pokhrel， R. Craf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evidence from Biratnagarsub-metropolitan city， eastern Nepal.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2013.7（2）：135-150.

[7]   Malone，K.“The future lies in our hands”：Children as researche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gents in designing a child-friendly neighborhood. Local Environment， 2013.18（3）：372-395.

[8]   Horelli， L. Creating 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s：Case studies 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Childhood， 1998.5（2）： 225-239.

[9]   Kingston， B.， Wridt， P.， Chawla， L.， Van Vliet， W.， & Brink， L.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The case of Denver， USA.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Municipal Engineer. 2007， June.Vol.160， No.2.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Municipal Engineer （pp.97-102）. Thomas Telford Ltd.

[10]   Bridgman， R. Child-friendly cities： Canadian perspectives.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2004，14（2）：178-200.

[11]   Hulya Gilberta， Carolyn Whitzmanb， Johannes Pietersa， Andrew Allan. Children's everyday freedoms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on children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 in two Australian state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8（71）：116-129.

[12]   Whitzman， C.， Worthington， M.， Mizrachi， D.， Walking the Walk： Can Child Friendly Cities Promote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13]   Sharareh Ghanbari-Azarneir， Sara Anbari， Seyed-Bagher Hosseini， Seyed-Abbas Yazdanfar. Identification of 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s in Poor Neighborhood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5（201）：19-29.

[14]   Kingston B， Wridt P， Chawla L， et al. Crea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The Case of Denver[DB/OL].http：//www.ucdenver.edu/academics/colleges/ArchitecturePlanning/discover/centers/CYE/Publications/Documents/kingston%20et%20al.%20creating%20childfriendly%20cities.pdf，2007.

[15]   M？rit Jansson a， Elin Sundevall a， Mark Wales. The role of green spaces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a child-friendly urban village，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16（18）：228-236.

[16]   Chatterjee， S.， Children's friendship with place： a conceptual inquiry. Child. Youth Environ. 2005.15 （1）：1-26.

[17]   Holloway， S.， Valentine， G. （Eds.）， Children's Geographies： Playing， Living， Learning. Routledge， 2000.London.

[18]   Carmen Pérez del Pulgar， Isabelle Anguelovski， James Connolly. Toward a green and playful city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relational wellbeing in Barcelona. Cities 96 2020（96）：102438.

[19]   Roe， M.， ‘Making a wish’： children and the local landscape. Local Environ.2006.11（2）：163-182.

Knowledge Pedigree of Policy Promo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Foreign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Sharing

ZHAO X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Foreign countries have formed rich and mature theoret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How to promote relevant policies， how to implement them and what factors affect them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is field，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m. Based on this， the knowledge genealogy of foreign research is sorted out around this issue， with a view to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eepening of China’s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The knowledge pedigree shows that the macro level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licy promotion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basically adopting the strategy of “policy first，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catch up” and the model of “government led multi subject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emphasis of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the policy of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is less compatible with other policies; the research at the middle level focuses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friendly concepts with urban space， street space and community space， as well as whether children can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construction model” for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the futur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research on child welfare practice in China should be further enriched.

Key words： benefit sharing; foreign children; twin cities construction; child participation; genealogy of knowledge

[責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