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孙华昱

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从四山摩崖刻经的主要内容、历代书家对四山摩崖刻经的评价入手，着重研究了四山摩崖刻经的艺术风格，对其书体风格特点、造型规律、笔法章法等进行论述，探讨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后世大字榜书学习、创作的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政局不稳，北方战乱不断。战乱在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文学艺术在这个大动乱、大灾难的时代，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宗教文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到北朝末年，佛教遭受两次规模极大的灭佛运动，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得道高僧为了保护和继续传播佛教经典而开展的一系列的“护法运动”造就了以四山摩崖刻经为代表的北朝摩崖刻经。邹城四山摩崖刻经并没有采用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楷书，而是运用汉隶笔法，兼用楷书笔法，另辟蹊径，创立新法，各体兼融，成为书法史上的奇观。

一、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的成因

（一）传播方式的传承与革新

石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就有大件作品《石鼓文》流传于世，虽然其内容与佛教无关，但为佛教刻经的传播方式提供了借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形成了讲经、祭祀、法会、持斋、施舍、供养等一系列活动方式。这也使佛教教义传播到各层次的人群中去。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佛法，佛教徒除了大量抄写佛经卷本，还将一些佛教经典直接书写或镌刻在洞窟的崖壁上，认为“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这也为四山摩崖刻经的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承载与传播条件。

（二）四山摩崖刻经出现的时代背景

1.灭佛运动与护法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下逐渐兴盛，统治阶级想利用佛教及其教义麻痹人民，使其完全服从统治。由于寺院免役调租税的特权，长期处于战乱中的人民为了逃避繁重的杂税、徭役，宁愿出家当和尚或者成为寺院的依附民。到梁武帝时期，寺院的僧侣加上依附民，甚至达到了天下人口的一半，官府所能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财政收入也大量减少。当时的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开始取缔佛教寺院，开展了一系列的灭佛运动。其中，魏太武帝听取崔浩之劝谏，认为“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1]，遂于公元446年下令尽诛长安沙门，焚毁佛经、造像，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元574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2]并于公元577年毁灭当时佛教实体，摧毁佛寺4万余座，强制300多万僧、尼还俗。这两次灭佛运动使中土佛教濒临灭亡，信仰佛教的僧俗众人对此深怀忧虑，为保护佛家经典不至于毁灭殆尽，也为能在现世与后世继续传播佛教思想，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护法运动。为了使佛教经典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佛教众人认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遂改变以前传统的经书传播方式，直接把经书大字刻于崖壁之上，让经文与山崖融为一体，使佛法永远流传，造就了传世的佛家经典，也同时造就了独特的四山摩崖刻经。

2.时代社会现状

北朝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繁，促进了当时文学艺术与民族宗教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对当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战乱影响，政府加大征税力度，并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军事，国库年年亏空，人民入不敷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时的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对黑暗现实社会的绝望导致了人民对宗教信仰的依赖，他们期盼着佛教教义中救苦救难的救世主出现。这一时期，佛教教徒不断增加。这也为后期大量的佛教刻经提供了人力资源条件。当时人民为求得平稳康乐的精神慰藉，不惜耗费自身的财力、物力镌刻了众多的摩崖刻经，其中包括邹城四山摩崖刻经。

二、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的艺术风格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书法审美开始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用笔与结体也打破了秦到汉以来单一的程式。在这一时期，篆书、隶书、楷书笔法相互融合，字形结构变化多样，虽然有些杂乱无章，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内容风格类型丰富。

（一）书体、笔法的多样性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从书体分类来看，大致可分为篆书、隶书、隶楷书、楷书四种。

1.篆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篆书已经脱离日常实际生活，碑刻正文多用隶书或楷书，篆书则更多地被使用于碑额、志盖铭文之中。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中的篆书数量极少，但我们从寥寥数字中仍然能看出北朝时期篆书书法的基本风格。几字均以小篆为基础，在小篆字形特点的基础上再对点画进行装饰、增减。直线的起收笔方截硬朗，曲线的起收笔尖锐而有锋芒。用笔粗壮，笔画重叠，起收笔有明显的“鸟虫状”的波挑，既有汉代的风格传承，又有新的发展。（图1—图3）

图1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篆书例字一

图2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篆书例字二

图3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篆书例字三

2.隶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隶法大变，其书法正处于隶书与楷书的蜕变时期。虽然如此，但此时隶书仍多少受《熹平石经》的影响，大多在风格和笔法上与之类似，某些碑刻字形甚至在《熹平石经》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方正，某些笔法特征更加突出。例如在《公卿将军上尊号碑》《三体石经》等碑刻中出现的“折刀头”笔法，与传统汉隶有了很大的区别。（图4—图6）

图4 公卿将军上尊号碑（局部）

图5 三体石经（局部）

图6 熹平石经（局部）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刻于北周、北齐时期。其书体丰富，不同书体笔法杂糅。但在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典型隶书和汉代传统隶书的继承，如“佛”“以”“思”“之”（图7—图10）这四字的书写仍旧保持了传统隶书的用笔与结体，起笔“逆锋平收”。与《熹平石经》的方正结体不同，四山摩崖刻经中的隶书结体宽博而取横势，其用笔飘逸顺畅又内含沉涩。线条粗细均匀，特别是字内大主笔的表现更显得浑穆简练而富有张力，保留了隶书结构的横势，宽博舒展，古朴大气。

图7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书例字一

图8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书例字二

图9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书例字三

图10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书例字四

3.隶楷书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刻于北周、北齐时期。此时书法正处于由隶入楷的转化时期，隶楷书作为此时的代表性过渡书体，在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中随处可见。其用笔隶法、楷法兼具，两种笔法有机融合在一体，给人似隶非隶、似真非真的感觉。大部分用笔摆脱了隶书“蚕头燕尾”的固定模式，笔画与笔画之间出现了连绵笔意。其结体由扁平走向方正，却又显得随意，摆脱了标准隶书的庄严感，开始走向自由与放松。例如“拾”字（图11）的捺画由细到粗，逐渐开始形成节奏意识，起收笔棱角清晰，已完全具有了楷书的形态；“明”字（图12）的转折已由“笔笔断断而后起”的隶书搭接转变为连贯的楷书转折。字形姿态虽然仍旧留有浓重的隶书意味，但也能看到楷书的雏形，两者杂糅到一起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具有独特的书法意趣。

图11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楷书例字一

图12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隶楷书例字二

4.楷书

隋唐是楷书的成熟与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期间，书法字体虽然仍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但四山摩崖刻经中已出现成熟的楷书字体。从笔法上来看，笔画起、行、收已经非常明确，整个运笔过程已与隶书的运笔完全不同。其笔画两头稍粗，中间略有起伏，这已然是楷书的写法。故力倡碑学的康有为把四山摩崖刻经归为“魏碑”一类。“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3]（图13—图14）

图13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楷书例字一

图14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楷书例字二

（二）内容与镌刻形式的多样性

邹城的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峄山摩崖刻经，是北齐、北周时期许多著名僧侣书法家镌刻在花岗岩石壁的佛经和题跋文字。四山摩崖刻经不仅在书体、笔法上多样而丰富，在书法的形式上也多种多样，依内容与镌刻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散刻大字、散刻小字、整幅刻经、佛号佛名。

1.散刻大字

散刻大字是四山摩崖刻经中的常见镌刻形式，其代表为邹城东郊6公里尖山东侧的“大空王佛”（图15）四大字。“大空王佛”每字直径2米左右，包世臣谓其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刻经字体隶楷相间，书风浑穆苍古。

图15 大空王佛

2.散刻小字

散刻小字与散刻大字的不同之处就是字的面积较小。其代表为岗山兰花谷中自东向西散刻在三十余块花岗岩石壁上的刻经作品。例如《入楞伽经·请佛品》，楷意结体，方正规矩，字径20厘米左右；又《佛说观无量寿经》，以隶意为主，朴实丰茂，圆腴敦厚，神韵飞动，字径15厘米左右。但由于山水冲蚀和地震，有少量刻经倒伏倾斜，大部分刻经保存完整，刻字清晰。

3.整幅刻经

整幅刻经整体篇幅较长，内容较完整，一般有题字。如峄山五华峰“光风霁月”石上与山腰乌龙石妖精洞侧两处刻经。五华峰刻经纵2.5米，横6.2米，7行，共98字，由于风化，现存72字，内容为《文殊般若经》。妖精洞刻经，面东，高4.5米，宽3.1米，经文7行，98字，现存75字，内容亦为《文殊般若经》。其右上角有题字一行“斛律太保家客邑主董珍陀”。两篇刻经以隶意为主，结体严谨，章法完整，雄浑简穆，端整古秀。

4.佛号佛名

四山摩崖刻经多是擘窠大字，佛号佛名在山林掩映中更是以气势夺人。由于字大，岩石质地较软，所以刻工能将书法和刀法巧妙结合，把书丹者高超的水平完全呈现出来。

在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中，除岗山外，铁山、葛山、尖山摩崖刻经的书法艺术面貌都比较接近。铁山、葛山、尖山摩崖刻经形成时期相近——都处于隶楷过渡时期，它们均各体兼备，相互交融，多样而丰富。用笔基本上以圆为主，极个别的地方可见方笔。书丹者将全身之力贯于毫端，以篆法行笔，使线条看起来沉着有力，古朴飘逸且粗细均匀，筋骨内含，特别字中的主笔，简练而富有张力。这一点，是南北朝其他类型的碑刻中少见的。

从结字上来看，四山摩崖刻经书法的结体总的来说以方正为主，部分字体也呈横势展开，有外紧内松者，亦有外松内紧者。虽然排列构形手段多种多样，有的讲究主从向背，穿插揖让，有的则互不相让，头重脚轻，但不管如何，最后整体都能协调一致，令人拍案叫绝。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整体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不仅书法艺术得到创新性发展，同时也使佛教经典融入自然而得以保存。这种天地人合一的精神通过文字这一载体融入书法艺术，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的研究意义

（一）邹城四山摩崖刻经对后世的影响

1.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作为重要的佛教石刻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它丰富了佛教经典传播的形式，在灭佛运动当中作为载体保存了重要的佛教经典并使其继续传播，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体资料。

2.对后世大字榜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作为北朝大字榜书的代表作以及刻石艺术的瑰宝，清代魏源赞其“字大如斗，雄逸高大”。 康有为讲：“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深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这是康有为作为榜书大家从书写实践的角度对此作出的品评，这也确立了四山摩崖刻经作为榜书代表的地位。自魏晋至清前期，在“二王”书风的笼罩下，遗留下来的大字墨迹是极少的，在古人的书论中也很少专门去论及大字的书写方法。在仅有的石刻资料和古人著述中，我们推知大字榜书在古代有特殊的用途——或题匾额或用以刻经，真正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欣赏和创作大字书法是清朝金石学兴起之后的事了。大字书写发展得缓慢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书写的困难，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榜书书写有专门的总结：“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榜书从执笔到运管，从结体到取法都难，但最难的还在于气势。而四山摩崖刻经却以“高深简穆”的气势取胜，所以说它在大字创作中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的历史地位

邹城四山摩崖刻经在书法史上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旧的书写规范被打破，新的书写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四山摩崖刻经将各书体中的元素解构、重塑，并且在拆、组以及取舍的过程中取各家之所长，将几种书体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对后世的书法创作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的用笔上承篆法，以圆为主，飘中有沉，畅中有涩，筋骨内含，体势简练而富有张力，体现出书体隶楷演变的时代风貌，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美。四山摩崖刻经书体独特、体势宽博、气势恢宏。它不仅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审美方式，还继承了篆法，创造了新法，各体兼备，互相交融，在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书法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