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卜绍基

广东画院美术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委员

内容提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美术创作可划分为三部分：首先，启蒙、探索阶段，即1921—1937年，主题为推翻旧的国家体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为主线；其次，1937—1949年，是“艺术为大众”时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推翻反动统治为主线；最后，1949—1980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遵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崭新的一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期，即1921年至20世纪80年代，这数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国内矛盾、民族矛盾、新旧国家体制的更替等。这个时期的美术，也因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一直备受美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诚如英国学者苏立文所说，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最基本的不同是，中国艺术家始终关注“社会意识和伦理观念等非艺术的问题”[1]，因为“即使是最激进的中国美术家也依然受到不能脱离社会的传统观念的约束。传统观念要求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不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如何，艺术家都必须具有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美术创作更彰显了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美术创作可划分为三部分：首先，启蒙、探索阶段，即1921—1937年，主题为推翻旧的国家体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为主线；其次，1937—1949年，是“艺术为大众”时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推翻反动统治为主线；最后，1949—1980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遵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一、启蒙与探索

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早在16、17世纪，就已显露端倪，其标志是“文人画”的极度繁盛。因为“文人画”超越了唐宋绘画讲求形似、注重制作、强调群体意识的从属社会的功利作用，更多地注重艺术形式的绘画性、艺术表现内容的个性和艺术作品的主体性，将“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新的艺术层面，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绘画，面临新文化对旧的艺术形态的挑战。正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称其时的美术状态是“枯笔如草，味同嚼蜡”。油画，尤其是写实油画不是一个材料或者风格问题，而是改变观念的革命。此时的绘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广大民众，而“美术”应该是与科学、民主与大众生活广泛联系的文化艺术中的一部分。

经历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的洗礼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开始了改革中国社会的探索。他们认为，“‘救国’实在重要，以至所有文化艺术都应该成为实现‘救国’的致用工具”。于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批判意义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为大众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等主张，在蔡元培、鲁迅、徐悲鸿、林风眠以及赵望云、蒋兆和等人的言论和行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鲁迅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苏俄新兴革命美术的介绍，影响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兴版画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和作品，如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张望的《负伤的头》、江丰的《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郑野夫的《黎明》、李桦的《怒吼吧，中国》等。这些大多也应算作“红色作品”，代表着这个时期的美术走向。

二、“为大众而艺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人们希望艺术能够对抗日救亡的宣传有所作用。这样，木刻、漫画以及用写实绘画手法表现抗战内容的宣传品成为有力的文化武器。

蒋兆和 流民图（局部）纸本 200cm×1202cm1941—1943 中国美术馆藏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中国革命美术也不再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相联系，而更多地接受苏联革命美术的影响。1942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存在的思想问题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等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也指出：“把新老少文化人进一步动员起来，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胜利，更好地深入斗争生活，进行创作，为群众服务。”[2]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木刻取得了质的飞跃。广大爱国的美术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创作出不少反映抗日斗争和劳动人民题材的作品。如古元的《减租会》《离婚诉》、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力群的《饮》、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等。木刻创作和民间美术相结合，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关注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命运。新文化运动以来，“为大众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等成为许多革命先驱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并在延安木刻中转变为现实。这样，中国现代美术也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除延安的版画家外，油画家、国画家在这个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都有所表现。有采用象征手法寄托感情的作品，如何香凝的《雄狮》、徐悲鸿的《飞将军从天而降》，张善孖的《怒吼吧，中国》、张安治的《后羿射日》等；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司徒乔、徐悲鸿以当时流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为题创作的油画，冯法祀的《平型关大战》以及蒋兆和的《流民图》等。其中，《流民图》创作于1941年至1943年日军侵占北平期间，画高2米，长约12米，塑造了各阶层众多人物形象，更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特点就是作品有力度，充满阳刚之气。其中不少也成为“红色经典”。

三、“为工农兵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

经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年较量，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与艺术的基本方针；1958年又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原则，中国在苏联美术的影响下走出自己的道路。

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画的创作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延安整风报告》《地道战》、胡一川的《前夜》、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高虹的《决战前夕》、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王式廓的《血衣》、孙滋溪的《天安门前》、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蔡亮的《延安火炬》、潘世勋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恽圻苍的《洪湖黎明》、温葆的《四个姑娘》、王文彬的《夯歌》等。

杨力舟、王迎春 太行铁壁200cm×200cm1984

在中国画方面，如何突破中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如何创造新的国画，是当时的主题。其中，艾青等提出了“新国画”的概念，要求内容新、形式新。自此，歌颂新农村，以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诗词为创作主题的大量作品纷纷涌现。代表性的作品有李可染的《万山红遍》、钱松喦的《红岩》、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杨之光的《毛主席与农讲所学员》、石鲁的《转战陕北》、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黄胄的《洪荒风雪》等。雕塑方面则有潘鹤的《艰苦岁月》、中央美院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以及唐大禧的《欧阳海》等。

1949—1966年的美术，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时开始出现抒情、歌颂、明朗、乐观、幸福的风格形态，所以，革命性、理想性可谓是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

在表现手法上，这期间的美术创作借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段和形式，以及浪漫理想主义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虽然当时的作品创作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影响了作品的高度；但不可否认，那种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崇高追求所展现出的高昂激越、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是今天不少美术作品所缺乏的极其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强烈力量。

1966—1976年，文化艺术创作被“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左右。经过美术家艰苦的、不断与困扰抗争的努力，此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有影响、有分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红色经典”，如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何孔德的《古田会议》《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汤小铭的《永不休战》、陈丹青的《泪水洒满丰收田》等油画，关山月的《俏不争春》、周思聪的《长白青松》等中国画，以及唐大禧的雕塑《群山欢笑》等。它们的诞生尽管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但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岁月中，依旧显得难能可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艺术复苏，迎来了美术的春天。美术家心情舒畅地投入创作，此时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堪称新时期的红色经典主题创作。其中如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攻占总统府》，肖峰、宋轫的《拂晓》，罗中立的《父亲》等油画作品，以及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杨力舟、王迎春的《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等中国画。

中国绘画走过了这段红色的历程，留下了一批有分量、有力度、有时代特色的主题性创作，它们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红色美术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洗礼，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笔具有深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珍贵财富，也为以后的美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经验。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美术创作，对于美术本身而言也是一种革命与建设。然而，大江东去，其中有未尽如人意也罢，震撼人心也罢，它仍旧留给我们，留给历史，留给美术史一个深刻的印记，一个长长的屐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