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谢元春

（1.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2.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大凡是正常的人，都会十分注重跟他人进行交流沟通的效果。因而，在达意传情时，也就必然会注重在语言文字上经营努力。“这种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修辞’”[1]。

修辞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社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社会的人，时刻都要直面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主动或非主动地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交际活动自然就丰富多彩，其修辞也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对他们的修辞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其所凭借的媒介，将之分为口语修辞、书面语修辞；也可以根据其所涉及的行业，将之分为外交修辞、商业修辞、教学修辞，等等；还可以根据其目的倾向，将之分为游说修辞、论辩修辞、谈判修辞，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交际者的政治身份，将所有人区分为两大类：政治人与自然人，那么分类就简单多了，只有“政治修辞”与“非政治修辞”两类。非政治修辞，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日常修辞”。

所谓“政治修辞”，是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1]。日常修辞，是自然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提升传情达意的效果而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有所努力”的言语活动[2]。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从本质上说，“政治修辞跟日常修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3]。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即使是使用同一种修辞手法建构修辞文本，在所追求的目标预期上也会有所区别”[3]。

比方说，同样是以呼告法建构的修辞文本，政治人与自然人所追求的目标预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以呼告法建构修辞文本，主要是为了凸显其强烈的情思，希冀以此激发出接受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演讲的场合，政治人以呼告法建构修辞文本，除了要凸显其强烈的情思，激发接受者的情感共鸣外，往往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带动现场气氛，营造一种交流互动的效果，从而使政治修辞的效果趋于最大化。

一、呼告的类别及其修辞功能

呼告，是一种在虚拟语境或现实语境中由交际者直接向受交际者称名呼告的修辞手法。以呼告手法建构的文本，称为呼告修辞文本。

以往的修辞学者对呼告这种修辞手法的认知，多停留在虚拟语境的层面，没有考虑到现实语境的层面。因此，通常将呼告分为“比拟呼告”与“示现呼告”两类。如陈望道对呼告的定义是：“话中撇了对话的听者或读者，突然直呼话中的人或物来说话的，名叫呼告辞。呼告也同比拟和示现一样发生在情感急剧处，而且常常带有比拟或示现的性质。如有必要，不妨随它带有的性质分为比拟呼告和示现呼告两类。”[4]其实，在现实语境层面，还有一种呼告，就是真实语言生活中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对话中直呼对方名姓的情况，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直面呼告”。

比拟呼告，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比拟呼告的修辞文本建构非常普遍。比方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孩子跟小狗、小猫说话：“小狗，过来过来，跟我玩会儿吧！”“小猫，别调皮了，别把我的宝贝弄坏了！”“小鸟，小鸟，你快下来歇会儿，别飞了！”这些在成人听来觉得十分可笑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以“比拟呼告”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因为这些说话的孩子都是将非人类的动物当成了人类，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物我一同的移情心理状态的呈现，属于比拟修辞行为。

除了现实语境中有比拟呼告修辞文本的建构，在文学作品所构拟的虚拟语境中，比拟呼告修辞文本的建构也较为普遍。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举了如下一个例子：

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说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得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哪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一回）

上引这段写贾宝玉钓鱼的情节中，其中写到贾宝玉跟鱼儿说话的文字：“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比拟呼告”修辞文本。因为贾宝玉说这话时，正在一边跟李绮、岫烟、探春等人说话，一边抡竿钓鱼。因为没耐心，钓了一会儿没钓上，贾宝玉便一时心急情生，进入物我一同的移情心理状态，突然撇下同伴李绮、岫烟、探春等人，直呼水中的鱼儿，这明显是将鱼儿当成了人，属于比拟。所以，贾宝玉直呼鱼儿的说话是一个“比拟呼告”修辞文本。从修辞的视角看，这一文本是作者曹雪芹为了生动地呈现贾宝玉天真痴萌的形象而有意建构出来的，是虚拟语境中的“比拟呼告”。因为贾宝玉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是作者小说中所塑造的文学形象。

示现呼告，在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中都有。现实语境中，如果我们留心一下民间哭坟者或哭灵者的语言表现，就非常清楚了。无论是哭坟者，还是哭灵者，都会有一个哭诉的对象。因此，在哭坟者或哭灵者的哭诉中，哭诉的对象就是哭诉者虚拟的受交际者。哭诉者在哭诉的过程中，一定会时不时地提到死者的名字，提及死者生前跟自己一起生活的诸多往事，或是死者生前跟自己约定的未竟之事。这些哭诉内容，就是典型的“示现呼告”修辞文本。前者属于“追述的示现”，后者属于“预言的示现”，都是跟哭诉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呼告内容。虚拟语境中的示现呼告修辞文本建构，在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一般都是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推进。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也曾举了一个例子：

且不言他三人战斗，却说那长老在洞里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泪道：“悟能啊，不知你在哪个村中逢了善友，贪着斋供；悟净啊，你又不知在哪里寻他，可能得会？岂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难！几时得会你们，脱了大难，早赴灵山。”正当悲啼烦恼，只见那洞里走出一个妇人来……（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九回）

上引故事情节中唐僧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当着两个徒弟八戒（悟能）、沙僧（悟净）的面说的，因为此时二人正在洞外与黄袍怪打得难解难分。唐僧被关在洞中，不知两个徒弟的下落，所以才有上述的一番自言自语。唐僧所说八戒逢善友、贪斋供，沙僧到处寻找八戒，都不是事实，而是想象，属于一种悬想的示现。因为这示现是结合着“悟能啊”“悟净啊”的呼唤，所以属于“示现呼告”。因为唐僧是作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的故事属于虚拟，因此这种示现呼告文本从本质上说属于虚拟语境中的呼告。

直面呼告，在现实语境中经常出现，主要发生于演讲的场合。例如：

诸君！你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个“民国”。什么叫做“民国”？就是这个国是“民”的国；为“民”而立的国；也就是“民”所立的国；换句话说，就是“民有”的，“民享”的，“民治”的意思。“民”是谁？就是我们“老百姓”们。但是这些大多数的“老百姓”们在哪里？（傅葆琛《为什么要办乡村平民教育》）

上引文字，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爱国民主教育家傅葆琛在1924年11月所作的一次演讲的开头语[5]。其中，演讲开篇的“诸君”一语，跟随后的几个设问句结合，就是一个典型的“直面呼告”的修辞文本。这一文本的建构，因为有了开篇一个简单的称谓“诸君”，遂使演讲听来别具一种亲切感，让听众觉得演讲者不是在给他们上课，而是在跟他们讨论互动。很明显，这种直面呼告对于提升演讲的效果是有助益的。如果没有这个直面呼告的称谓，那么演讲者接下来的演讲内容，就会有一种给听众上课的味道。这样，对提升演讲效果肯定是不利的。可见，直面呼告在诸如演讲这种场合是很有作用的，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修辞技巧。

二、政治修辞中的呼告文本建构

无论是比拟呼告，还是示现呼告，或是直面呼告，在日常语言表达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太过于普遍而又普通，以致于会让人忽略其存在。其实，从修辞的视角看，呼告修辞手法在语言表达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说来，在日常修辞中，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可以抒发说写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并引起听读者强烈的感悟共鸣。”[6]而在政治修辞中，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可以有效地拉近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有助于突破接受者的心防。在政治演讲的场合，适当地运用呼告手法，还可以带动现场气氛，营造一种交流互动的效果，有利于激发接受者的情绪，使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使政治修辞的效果趋于最大化。

事实上，古往今来有经验的政治人，为了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往往都是非常重视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的。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诗经·魏风·硕鼠》）

这首诗表面是写先秦时代的农民痛恨田鼠偷吃他们粮食的愤怒之情，实则是一首政治诗，表达的是对奴隶主阶级不劳而获、残酷剥削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强烈否定与批判。从逻辑语义上看，硕鼠是一种隐喻，暗指奴隶主或统治者。从修辞的视角看，全诗每章开头都以呼告“硕鼠硕鼠”开始，明显是将硕鼠当作人来看，属于比拟。因此，从结构形式上看，全诗三章各是一个比拟呼告修辞文本。这三个修辞文本，结构相同，所表达的语义也相同，因而在表达上便有了反复其辞的效果，不仅强烈地凸显了广大奴隶对奴隶主（或统治者）不劳而获、无情侵吞他们劳动果实的无比愤恨之情，强化了接受者（读诗人）的接受印象，而且还让接受者在其强烈的情绪感染下深受感动，进而反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人读这首诗都会为诗人满腔的愤激之情所感染，跟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共鸣，同情先秦时代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痛恨先秦时代的奴隶主与统治者。可见，诗人以比拟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事实上实现了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在现代，虽然仍然有很多政治人在诗歌中建构修辞文本，以此来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但已经很少有人是通过建构呼告修辞文本来进行了。相反，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形势，通过在政治演讲中建构呼告修辞文本，从而实现其特定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则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越来越普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例现代政治人在这方面的政治修辞实践。

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在里头，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哈哈！不通诚然是不通，但这个不通题目，并非我梁某人杜撰出来。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不通，我不过照实说，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罢了。

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什么叫做人？”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梁某只怕疯了！这问题有什么难解？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这个答案错了。这个答案只能解释自然界“人”字的意义，并不能解释历史上“人”字的意义。历史上的人，其初范围是很窄的，一百个“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之中，顶多有三几个够得上做“人”，其余都够不上！换一句话说：从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历史慢慢开展，“人格人”才渐渐多起来。

诸君，听这番话，只怕越听越糊涂了。别着急，等我逐层解剖出来。同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权，我也该享有。是不是呢？着啊，果然应该如此。但是从历史上看来，却大大不然。无论何国历史，最初总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隶”。奴隶岂不也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吗？然而那些非奴隶的人，只认他们是货物，不认他们是人。诸君读过西洋历史，谅来都知道古代希腊和雅典，号称“全民政治”，说是个个人都平等都自由。又应该知道有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是主张共和政体的老祖宗。不错，柏拉图说，凡人都应该参与政治，但奴隶却不许。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并不是人！雅典城里几万人，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参与政治。为什么说是全民政治呢？因为他们公认是“人”的都已参与了，剩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隶，本来认做货物不认做人。（梁启超《人权与女权》）

上引三段文字，是梁启超1922年1月6日所作的一篇题为《人权与女权》的政治演讲的片断。演讲者梁启超，是众所周知的政治人物，属于政治修辞学意义上典型的政治人。他演讲的内容是讲人权与女权的，是典型的政治话题。因此，他的这篇政治演讲自然是政治修辞的性质，而不是日常生活中跟朋友在公开场合的闲聊天。既然是政治修辞，自然是有其要实现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从上引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启超这篇政治演讲的目标预期非常明确，就是要向中国社会大众宣传普及人权与女权的现代理念。由于中国政治史上自古以来就无人权与女权的概念，因此如何让听众明白这两个来自西方现代政治的概念，并让大家认同接受，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努力争取自己的人权与女权，就需要演讲人有一定的修辞技巧。不然，恐怕很难让听众明白其所要宣达的意思。事实上，梁启超作为演讲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演讲中作了很多修辞上的努力。除了在遣词造句上用心，尽力使用口语词，造短句，大量使用设问修辞手法，等等，还适应了演讲语体的修辞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了呼告手法建构了很多呼告修辞文本，以此有效地拉近了与听众的心理距离，活跃了演讲的气氛，从而大大提升了演讲的感染力，使其演讲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得以顺利实现。

上引三段文字，虽然字数不多，但每一段都有呼告修辞文本的建构。第一段中的“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第二段中的“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第三段中的“诸君，听这番话，只怕越听越糊涂了”，都是直面呼告的形式。因为这三个文本中的“诸君”在逻辑语义上都是独立的称谓语，而不是随后二句的主语。事实上，从逻辑语义上分析，这三个文本的第二、三两句都有主语，皆是“你们”，因为口语表达的原因，都一并省略了。如果按照口语表达的逻辑，将其省略成分补全，这三个文本的正式表达形式应该分别是：“诸君，你们看见我这题目，你们一定说梁某不通”，“诸君，你们听见我这话，你们一定又要说”，“诸君，你们听这番话，你们只怕越听越糊涂了”。事实上，梁启超没有这样中规中矩地说，而是巧妙地利用呼告语“诸君”，凭借“诸君”与其随后二句的内在语义逻辑，将二句应有的主语“你们”都一并省略了。这样，既使表达简洁明了，又突出了呼告语“诸君”的地位，让听众经由具有文言色彩的呼告语“诸君”感受到受尊重的温暖感与亲切感，由此自然拉近跟演讲者的心理距离，提升对演讲人演讲内容的认同度。可见，梁启超是一个擅长政治修辞的高手，其呼告修辞手法的运用非常有创意，对其宣传普及人权和女权理念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当代的例子。

某高校礼堂正在进行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参加竞选的三位教师中，两位竞选演讲已经完毕。尽管他们各自慷慨陈辞，但并没有引起台下师生太多反响。这时，第三位教师稳步走到台前，站定后稍作停顿，开始了他的竞选演讲：“尊敬的各位选民，大家好！”话音未落，台下便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对前两位的平淡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这位教师以绝对多数当选。

从实际情况看，第三位教师在学校并不比其他两位更有影响，演讲的内容也没有太大不同。那么是什么使他赢得了人心呢？一位参选同学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我们许多同学就是冲着‘尊敬的各位选民’这个称谓把票投给了他的。”（李国青《“选民”的称谓使我赢得了掌声》[7]）

上述这个故事，涉及的也是政治演说的话题。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大学教师是不具备政治人身份的。只是因为故事中的三位大学教师参与了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因而便在竞选活动这一特定情境下被临时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身份。因为要向选民陈述参选区人大代表的理由，三人演说的话题自然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于是，三位教师在校园里的竞选演说便具有了政治修辞的属性。

那么，同属于政治修辞的竞选演说，为什么前二位教师的说辞没有打动听众，而独独第三位上台的教师的说法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呢？其实，这其中的原因事后已经被参加选举投票的学生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我们许多同学就是冲着‘尊敬的各位选民’这个称谓把票投给了他的”。原来是因为第三位教师在修辞技巧上略胜一筹，演说一开始运用了“直面呼告”的修辞手法，以“尊敬的各位选民”称呼听众，不仅契合了人大代表选举的特定政治情境，而且准确定位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关系，因而能够在第一时间打动听众的心。众所周知，人大代表选举是一件神圣的政治活动，演讲者作为被选举人“这时用‘选民’相称所有的选举人自然是最神圣最有尊敬意味的。因为这一称谓语包含着神圣、平等的深刻含义，不管你在学校是校长，教师，还是学生，在选举人大代表的这一庄严时刻，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占学校人数最众的学生最易于接受这一称谓语的呼告了”[8]。正因为如此，在以票数多少定输赢的选举规则下，第三位上台的教师必然是最后的赢家。

结语

呼告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主要适用于对话交流的情境中。对话交流，从语言实践上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现实生活情境中交际者（即表达者）与受交际者（即接受者）的言语互动，二是虚拟生活情境（文学作品如小说、童话等故事情节）中交际者与受交际者（作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的言语互动。

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政治人，都会在人际言语互动中运用“直面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以此凸显强烈的情思，引发接受者的情感共鸣。不过，相对于自然人的日常修辞，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在建构呼告文本时，更倾向于在公共演讲的场合。因为这会带动现场气氛，营造一种交流互动的效果，有利于激发接受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使政治修辞的效果趋于最大化。

在虚拟生活情境中，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政治人，一般都不热衷于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通常情况下，热衷于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的，大都是文学家（包括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以呼告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主要不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强烈情思，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因此，虚拟生活情境中的呼告修辞文本建构，一般都是以“比拟呼告”与“示现呼告”的形式居多。如果不是立意在于塑造政治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作者的呼告修辞文本建构就不会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