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200）

方言乃语言的支派和变体①见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页。本文所说方言，包括少量的土语和俗语。下引方言学的一般知识，如地域方言、社会方言的概念等，多出《汉语方言学导论》。，是特定地域或行业/行当的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特别景观，客观上具备民俗事象的若干特征；民歌同样如此，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传播的带有民族/地域与人文风格特色的徒歌或合乐的韵文。民间、民俗是方言与民歌的共通点，二者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民歌中充斥大量的方言，方言成为民歌反映特定地域或行业/行当民众生活与情绪的外在标志，另一方面，方言亦借民歌这一载体，得以广泛持久地保存传扬。民歌是方言梳理与方言史研究的宝库，反过来，方言对于民歌整理与民歌学研究也具有同等的价值，尤其可作民歌语言学、民歌地理学、民歌民俗学等研究的重要参考。

民歌中方言的基本形态

方言可分地域方言与社会（行业/行当）方言两种。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变体，是方言的主流，“方言”之“方”，即是“地方”的意思；社会方言则指通行于某一阶层或行业/行当人群中的特殊语言。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亦有兼具地域与社会双重身份的另类方言。此两类方言，在民歌中大量存在，甚至成为民歌语言的特色之一。

一是地域方言。如道光间北京民歌集《时调雅曲初集》中《带靶马头调·雏嫩的妞儿》云：

有一个雏嫩的妞儿乍出门子刚十五，喜相端庄长的一督。不爱浓妆天然的素，微搽点儿胭粉淡而不俗。茉莉花儿戴一嘟噜，越显的头发墨锭乌。穿一身姣嫡滴儿的洋蓝布，拾朵的狠干古。要是有客儿来时，他替你把汤儿出。或喝酒或喝茶或是开铺，你要净打白仗儿，那可算不了一出。你要走他往你动一点儿，米汤开一点儿，唙咕，你可就上了他的鬼画符，一睁眼他就有了主心骨。你若是来打糠灯，他也会指东说西，嘴头儿刻薄狠挖苦，不怕你心里犯思乎。再不然酒瓶子把你泡起来，动了那子咧子腔儿大气，数一句给你六晆不舒服，你好似怯粮斛的谷子坐不住，走道儿罢别在这儿假买熟。他的那玩艺儿真不少，会唱曲合二簧琵琶弦子掸了飞熟。[1]72-73

歌中“一督”“一嘟噜”“墨锭乌”“拾朵（掇）”“干古”“打糠灯”“犯思乎”等等，均是北京/北方方言，“怯粮斛的谷子坐不住”则是俗语，俗语亦可归入方言的大类。如“打糠灯”，资料指“糠灯”为一种照明用具，以苏子油渣杂粟糠抟在蓬梗上点燃，旧时吉林民间多用之。金周昂《边俗》诗云：“木杵舂晨急，糠灯照夜多。”清昭梿《啸亭杂录·盛京先朝旧物》云：“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2]民间、宫内，均有糠灯，是以京人得以识之。“打糠灯”为北京方言，指说话不着调、胡扯，“拿我打糠灯”“拿我打镲”“拿我开涮”等，均是“拿我不当回事”“和我胡扯”意。“你若是来打糠灯，他也会指东说西”，上下对举，其意实一，均指胡扯忽悠。如“一嘟噜”，意为一挂、一串，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中婆子语云：“我在这里赶蜜蜂儿。今年三伏里雨水少，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瘌流星的掉了好些下来。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3]或是看中了“一嘟噜”的方言色彩，续书《红楼真梦》第六十三回《奉亲舍手规梦蝶庄 题真境敕赐蟠龙榜》宝玉亦曰：“若把儿子、媳妇、孙子、孙子媳妇、重孙子、重孙子媳妇，还有女儿、女婿、孙女儿、孙女婿，搭上滴里搭拉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子、外孙女儿，一对一对都凑齐了，一嘟噜一串儿的都来上寿，他老人家必定高兴的。”[4]

北方民歌如是，南方民歌亦然。扬州鸿文堂唱本《孟姜女（过关唱歌）》有云：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人家夫妻团圆叙，孟姜丈夫造长城。二月里来暖洋洋，双双燕子到南方，新窝做得端端正，对对双双配鸳鸯。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正当新，人家坟上飘白纸，孟姜坟上冷清清。四月里来养蚕忙，姑嫂双双去采桑，桑篮挂在桑枝上，粗把眼泪采把桑。五月里来是黄梅，黄梅发水半边天，家家都把黄秧种，孟姜田中是草堆。六月里来热难当，蚊子飞飞哭断肠，能可吃奴千滴血，莫食我夫万喜良。①作者本人收藏唱本。本文引用民歌唱本，多系作者个人收藏，为行文简洁与存真计，不一一出注，文字讹误，亦不径改。

其中“粗把眼泪采把桑”之“粗”，是扬州/苏北方言，《扬州方言词典》曰为“用布、毛巾等擦拭使干净”，[5]实则不若作“用手、布、毛巾等擦拭使干净”，旧时民众生活困窘，“布、毛巾”不易得，多是以手“粗泪”，俗语“一把鼻涕一把泪”，亦即此意。“桑篮挂在桑枝上，粗把眼泪采把桑”，凄惨情景，可以想见。“粗”的本字，或当为“杵”，舂米或捶衣的木棒。《说文解字》：“杵，舂杵也。”段玉裁注：“舂，捣粟也。其器曰杵。《系辞》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6]引申为捣义。江淮方言，又引申为以手或布、毛巾蘸水来回搓脸为“杵”。

二是社会方言。《汉语方言学导论》以为，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地域方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语用环境、个人风格等的不同，语言、措词、谈吐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而形成的只在性质相近相同群体中使用的方言，称为社会方言。著者并将存活于某一行业/行当的俗语、习语、隐语称作社会方言，如山西理发行业称头发为“苗儿”，鼻子为“气筒”。[7]3特殊行业/行当中人确实好用隐语。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会党类》有《三合会》云：

三合会员与盗贼往来，有怪文以之为暗号，今略揭大要如下：公所曰红花亭，曰松柏林。新入会曰入圈，曰拜正，曰出世。集会曰开台，曰放马。会员曰香，曰洪英，曰豪杰。外人曰风，曰疯子，曰鹧鸪。新会员曰新丁。到会曰去睇戏。会中之秘书曰衫仔。会员之凭票曰腰平，曰八角招牌，曰八卦。发曰青丝。豚曰毛瓜，豚肉曰白瓜，已燔之豚肉曰金瓜，曰红瓜。牛肉曰大菜，盐牛肉曰一把菜。狗曰蚊。鱼曰穿浪，曰摆尾，盐鱼曰咸筝，曰丫环。米曰沙，煮饭曰打沙，吃饭曰耕沙。鸦片曰云游，吃鸦片曰咬云。茶曰青莲。水曰三河。油曰洪顺。茶碗曰莲蕋。酒杯曰莲米。线香曰桂枝，蜡烛曰古树。蚊帐曰灯笼。明代服曰袈裟，套袴曰菱角，靴曰铁板，帽子曰云盖，曰万笠。洋伞曰洪头，曰独脚，曰乌云。道路曰线，旅行曰游线。家曰甲子。祖先公馆曰马桶。船曰平，乘船曰搭平。剑曰橘板，曰绉纱。小刀曰狮子。大炮曰黑狗，火药曰狗粪，大炮声曰狗吠。银圆曰瓜子，铜钱曰芝麻。手曰五爪龙，耳曰顺风。斩首曰洗面。海曰大天。密会所曰三尺六，曰古松。扇曰弯月。木斗曰木杨城。[8]

说唱亦为一专门行业/行当，有其专用习语、隐语，即所谓社会方言。如《江湖丛谈》云“江湖人管唱大鼓的行儿调侃叫柳海轰的”，[9]385“柳海轰”即是隐语，也即说唱行的社会方言。

民歌是说唱的一种，其中同样多有社会方言。如民国北京小曲《探清水河》云：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青满天，在其位的明公细听我来言。此事出在京西蓝甸厂，蓝甸厂火器营有个长青万字松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所生一个女婵娟。女儿年长一十六岁，起了个乳名荷花万字叫大莲。二老爹娘去逛庙，抛下小奴把家看。眼看黑了天，太阳落西山。奴好比一朵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眼看黑了天，太阳落西山。奴好比一朵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奴好比刁蝉 思吕布，又好比婆惜想张三。六儿好比花蝴蝶，飞过来飞过去把奴家缠。

歌中“长青万字松老三”“荷花万字叫大莲”之“万字”，《北平俗曲略》指其为青楼业隐语，是“只在妓院里通用”的社会方言，《俗曲略》因此将《探清水河》列为“窑调”。[10]

另如上海文益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三集）》有《上海特别花界五更调节节高》云：

一更一点白洋洋，上海来白相，呀呀的哙，真真好闹忙，小东门兜转洋泾浜，皆是花烟间，立路喊道，都是好姣娘，呀呀的哙，真真好白相。二更二点月正西，法界多野鸡，呀呀的哙，野鸡真客气，看见客人拉进去，叫娘姨，买香烟呀请你住来哩，呀呀的哙，用掉一块二。三更三点月有光，唱唱咸肉庄，呀呀的哙，咸肉活洋庄，一块瘦来一块壮，三块洋钿马上去同房，呀呀的哙，咸肉落过汤。四更四点月正高，么二六跌倒，呀呀的哙，就此娘姨叫，昏昏道道开口叫呀，叫声杨大少，呀呀的哙，洋钿多用掉。五更五点月东升，长三清倌人，呀呀的哙，鸦片烟应酬品呀，碰和吃酒真开心，叫堂差呀随时唱戏文，呀呀的哙，死之也开心。五更五点月西沉，再唱《反五更》，呀呀的哙，奉劝花界们，花界姊妹要当心，上海地方滑头多得紧，呀呀的哙，侬看阎瑞生。[11]

其中“野鸡““长三”“咸肉庄”“花界”等等，亦是专用于青楼业的社会方言。如“花界”即“青楼界”，张鸿《续孽海花》第三十—回《送丧车神龙惊破壁 开赈会彩凤悔随鸦》有云：“过了几天，恰好上海地方人士，发起了一个华洋义赈会，联合了中外官商各家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以及花界中姊妹们，有的担任演剧，有的担任弹唱，有的担任钢琴音乐，其余卖花泡茶，以及各种贩卖杂物，统由各界女士担任，门票每张一元。上海人顶喜欢新鲜事体，顿时哄动了社会。”[12]花界人士与“中外官商各家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同台参与义赈，热心公益，乃其时显眼的社会风景。“野鸡”“长三”等等，均是青楼业中专用名词，史料有述云：

海上妓院林立，最上等的曰“长三”，如北平之清音小班。次等的曰“幺二”，曰“咸肉”。再次曰“雉妓”，曰“烟妓”。……海上之三等娼妓，亦犹平津之下处，然一般群众口中不称“下处”，都呼“野鸡”（即雉妓），此与平津不同。按鸡为禽类，在家豢养的曰家鸡，在郊野中自由生活的曰野鸡，毛羽较家鸡尤美丽，性喜翱翔，尝四出觅食，行止靡定。今人称此类娼妓为“野鸡”者，因外表服饰之鲜华，其美相若。而深宵傍晚往往徜徉路旁或往返茶室间，川流不息，厥状很忙，似和在山陬荒僻中天然之野鸡相类。此所以呼三等娼妓为“野鸡”，义即指此。[13]

文学源于生活，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与符号，是以此种根植于社会现实的方言，不独民歌，近现代其他文学作品中亦普遍存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即云：“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译过几章《死魂灵》，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14]民歌及其他文学作品中多有与青楼业有关的社会方言，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反映，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屈辱多难底色正相吻合。

民歌中方言的作用与功能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既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显现，使文学实现物化，又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生成的重要条件。[15]17也就是说，文学与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者不可分离，近现代民歌中的方言，因之有着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其一，民歌中的地域方言，可为民歌溯源与流行流转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起源与流行流转路径的梳理确认，是民歌发生学、民歌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方言学理论以为，方言是地方文化认同的最重要的标志，曾经离开故乡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旅途或异乡听到乡音，亲切和欣慰之感就会油然而生，异乡也正是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条件，语言学的大量材料也说明，各地方言是有差异的。[7]38此种显在性的“差异”，使得方言成为民歌发生学、民歌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抓手。如京津小曲《老妈开嗙》《天津开嗙》，“嗙”为京津方言，意为“吹牛”“忽悠”“胡扯”，老舍小说《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三十七云：“他很谨慎的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嗙。”[16]民歌中有此“嗙”字，即可基本确定其北方土产的身份。《天津开嗙》云：

春季里有热客正月闲逛着玩，思想起侯家后花貌女婵娟。到明天吃春酒前去把他看，跟我的众朋友随我帮闲跟我喝香边。贵相知留我住梳洗巧打扮，入罗帐鸳鸯枕好一是并头莲。正月里去逛灯侯家后把会看，二月十九观音报福寿宫三月三。夏季里热客说天气正晴和，叫把什到了外边雇上两辆东洋车，三条石把茶喝落马湖逛荡窑窝。四月里城隍庙看会在神棚坐，二十九上逢窝海大道跑快车。五月里老爷会看会盐坨路过，六月里暑伏热天华井把茶喝。去看火轮车，铁路公司一过河。秋季里盂蓝会秋风阵阵凉，思想起贵相知只得换夹衣裳。八月里中秋节我也把家上，说十五到十六昨晚上共衣光，舍不得了美貌姑娘。九月九去登高玉皇阁把楼上，怪不得黛玉悲秋美景凄凉。常言说人有生死物有损坏，看起来年轻人还有几日美时光，还不如去从良。①见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风陵文库(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bunko19/bunko19_f0400_z0619/index.html)。下引《老妈有意彪》《反挑眼》等亦见该库。

与“嗙”形成互证的，是歌中“侯家后”“三条石”等京津土著耳熟能详的地名，地名之外，另有“香边”，疑当作“香片”，京津民众多称茉莉花茶为香片花茶，张天翼小说《春风》有云：“十分钟之后佟老师踱了出来，手里捧着一杯香片茶。据说他这是从天津学来的习惯。”[17]“从天津学来的习惯”，恰与《天津开嗙》相映成趣。

民歌中常见的与“嗙”类似的北方地区方言，还有“彪”。北方方言，“彪”有“吹牛”“显摆”“臭美”等意，字未定形，又作“标”“漂”“飘”等。清末民初京津唱本《老妈有意彪》有云：

正月里来老妈有意彪，主人面前会效勤劳，新年新节把脸绞哇，三寸的金莲小，鞋上花扎的好嗐，令人可睄，哇呼嗐。老爷太太恩情本不薄，零钱工钱一概存着，拜年外得钱几吊哇，本男人要来找，拴驴车足够了嗐，不用担挑把鼓儿敲，哇呼嗐，不用担挑把鼓儿敲，哇呼嗐。二月里来老妈有意彪，常哄阿哥门前站着，不擦官粉自来俏哇，小夹袄里边套，蓝布衫外边罩嗐，过往佳人见魂飞九霄，哇呼嗐，过往佳人见魂飞九霄，哇呼嗐。春分节令冷气渐渐消，早晚上街不是一遭，手提篮子在年少哇，好些人暗谈笑，都说是好大嫂嗐，老东老西夜难睡着，哇呼嗐，老东老西夜难睡着，哇呼嗐。

此处“老妈有意彪”，即是老妈有意显摆、臭美意。“老妈”也是方言，又作“老妈子”，指中老年女佣。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五回《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云：“他便侧着身子，在床面前一张凳子上坐下。叫老妈把太太的右手请了出来，放在三本书上，他却闭着眼，低着头，用三个指头按准寸、关、尺三步脉位，足足把了一刻钟的时候。一只把完，又把那一只左手换了出来，照样把了半天。然后叫老妈去看太太的舌苔。”[18]其中“老妈”“老妈子”，即是中老年女佣。

“嗙”“彪”是北方方言。苏州唱本《十劝郎》云：

姐在房里巧梳妆，香水瓶相对镙花缸，十指尖尖拿起团圆镜，团圆镜照姐姐照郎。花花蝴蝶飞过房，水望东来姐望郎，弗唱闲言并闲语，听唱小姐私情十劝郎。第一劝郎勿要轧流氓淘，轧子流氓弗为好，若逢官府来拿捉，刁尽刁绝剃歪毛。第二劝郎勿要吃洋烟，吃子洋烟要吾铜钱，到爷娘门前去寻相骂，再要到奴奴门前来打吪显。第三劝郎勿要吃过量酒，吃子酒来练拳头，练子拳头身要伤，身伤私情弗长久。第四劝郎凑成双，小奴奴买子胭脂花粉妆，情哥哥着子衣衫街坊上去走，奴奴身上有威光。

歌中“弗”“淘”“打吪显”“吃子”“威光”等等，则是南方吴中方言。如“打吪显”，苏州方言作“打忽显”，为“打哈欠”的讹音。“淘”，为“一起”“一群”“伙伴”意，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四十八回《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云：

荔甫忍不住，翻转脸喝道：“陆里来一淘小把戏，得罪我朋友，喊本家上来问声俚看！俚开个把势，阿晓得规矩？”外场见机，含糊答应，暗暗努嘴，催清倌人快走。秀林笑而排解道：“去罢，去罢，覅来里瞎缠哉。倪吃酒个客人还勿曾齐，倒先要紧叫局。”这些清倌人一场没趣，讪讪走开。[19]413

“一淘”即一伙。“劝郎勿要轧流氓淘”，乃“劝郎不要和流氓交朋友”意，“轧淘”亦是方言，指交友。《十劝郎》南北多有流传，“第一劝郎勿要轧流氓淘，轧子流氓弗为好”云云，是吴中特产的特色标志。

又民国苏州秀姑书社梓行《江北歌儿劝丈夫》云：

姐在呀房中气鼓鼓，我手抱着娃娃劝丈夫，劝你是不要去赌，哎呀哎仔唷，你鸦片烟不要去呼。昨天呀输了二百五，你今天又输了八百多，我家里是没得摇钱树，哎呀哎仔唷，不应该当脱我的小怪裤。所有呀一间茅草屋，我又要烧饭又要搭铺，床底下养了一只猪，哎呀哎仔唷，我是忙而不得过，劝你呀不赌你偏要赌。我剃头削发做尼姑，我看你赌不赌，哎呀哎仔唷，你鸦片烟呼不呼。叫你呀不赌你定要赌，你老婆的心里头正难过，我想想要跳河，哎呀哎仔唷，趁早待我寻死路。杀千刀你不听话，将来的日子真难过，你没得生意自叹苦，你只好去卖屁股，哎呀哎仔唷，贴张招子卖老婆。

歌中“小怪裤”乃江淮（江北）方言“小褂裤”（多指贴身衣服）的讹音，江北“小褂裤”到了江南，变为不明所以的“小怪裤”，此种变异性方言，是考察民歌迁徙流转情形的特殊语料。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符号，方言是文明符号中的小众式存在。万勿小觑此种小众式存在，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方言在，“天津时调”“北京小曲”“吴歌”“扬州小调”“粤讴”之名，始能得以轻易落实；有关某一特定题材、体式民歌起源和流行流转地的讨论，亦因此有了坚实的内在语料支撑。

其二，民歌中的社会方言，赋予了民歌以强烈的“社会相”色彩。

“社会相”即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貌。刘歆《六艺略》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谓“观风俗，知薄厚”，其时王者通过民歌所观“风俗”、所欲知晓的“得失”“薄厚”，即近于此处所谓“社会相”。近现代“社会相”题材民歌的内容极为丰饶，以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风陵文库藏中国民歌而言，与烟花有关者均是，如《妓女告状》《妓女吃醋》《妓女伤怀》《妓女上坟》等，多达数十种，另如鸦片题材民歌、兵/匪难题材民歌、灾荒题材民歌、童养媳题材民歌，均可从中窥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多苦多难底色，是处可见的社会方言，则构成“社会相”民歌言说风格与内容呈现的主要特色。

另如江浙民歌唱本《新刻青阳扇调打茶会》云：

一更一点月正明，去开心，呀得会，想去开心。上下衣衫件件新，住街坊，急急行，出了城门，呀得会，出了城门。拱宸桥边闹音音，灯火又明，呀得会，灯火又明。只见官人门前等，稍眼精，笑音音，进了院门，呀得会，进了院门。二更二点月光辉，打个茶会，呀得会，打个茶会。进了堂子身坐定，见官人，叫娘姨，快泡香茗，呀得会，快泡香茗。请教姓名虚闲文，开只烟灯，呀得会，开只烟灯。面对面来情义深，说不尽，知心语，把急得紧，呀得会，把急得紧。……五更五点天色明，即要起身，呀得会，即要起身。孤单独自出院门，回头来，看一看，迎接别人，呀得会，迎接别人。摸摸腰边用干净，无人亲近，呀得会，无人亲近。回到家里气沉沉，想想看，没取相，啥个要紧，呀得会，啥个要紧。

标题“打茶会”通作“打茶围”，是典型的社会方言，指至风月场所品茗饮酒取乐。清蕊珠旧史《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薄》曰：“入伎馆闲游者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话者亦曰打茶围。”[2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十七回《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曰：“阿金去后，双玉方回。随后又有一群打茶会客人拥至双玉房里，说说笑笑，热闹得很。”[19]136《新刻青阳扇调打茶会》所说，即是风流客在伎（妓）馆品茗饮酒取乐场景，歌中“拱宸桥边闹音音，灯火又明”云云，可作“打茶会”的佐证。拱宸桥地处杭州，1920年代，拱宸桥地区有妓馆200多家，从业妓女400多人。史料有云：

自周知事颁布建筑公娼房屋条例，将以杭城私娼及拱宸桥妓女，移置其间。一股机关报，颇怂恿之，谓斯政策实足以振兴市面。嗣由省教育会、青年会各业团体等起而抗议，自道德、风俗、卫生、经济种种方面立言，当局者始悟其非计，且经旅浙西人婉告朱将军，遂有致巡按使公文废止前议。大好湖山，不致因之被污，山灵湖神，实呵护之。[21]

上说“老妈”“老妈子”，既是地域方言（北方），也是社会方言（雇工、佣人也是一种行业/行当）。《老妈上京》《老妈回乡》《老妈开嗙》《老妈后悔》直至《枪毙老妈》是一个系列，反映的是因天灾而不得不进城务工谋生的农村妇女的可怜命运，道光刻本《时调雅曲二集》中《湖广调 叹老妈》交待了故事的缘起：

姐在房中不耐烦，叹惜自己好伤残。这样日子无经惯，可叹奴家命罢哟咳咳，命苦似黄连。又。无有地上少田园，偏偏发水贱了年，每日吃糠把土来咽，刀尖上的日子罢哟咳咳，实在叫人难。又。天长日久别当玩，等到上秋还得半年，越过越窄越有限。变上个方法罢哟咳咳，好去赚大钱。又。京城地面好人烟，财主又多活又清闲，奴何必苦苦把家乡恋。叫了声当家罢哟咳咳，听我对你言。又。奴有主意离家园，省的咱夫妻受饥寒。上京不过一天半，奴虽是个女流罢哟咳咳，走道不费难。又。当家的闻听怪喜欢，贤妻说话对我胃脘。烙上点子干粮好当饭，打点完了包袱罢哟咳咳，凑兑了几百盘缠。又。背起包袱奔阳关，拜辞了街坊女共男，款动金莲疾如箭。那日抬头罢哟咳咳，通州在面前。[1]91

“无有地上少田园，偏偏发水贱了年，每日吃糠把土来咽”，《老妈后悔》所说的背景，则是“那一年三河县遭了荒旱，蚂蚱蝗虫一扫儿光”，水旱不同，灾害实一，此乃民歌传播接受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变与不变，“老妈”的悲剧人生，反映的则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特征的“风俗”与“得失”。

民歌中方言的价值与意义

民歌中羼入方言，或曰方言参与民歌传播与接受全过程，对民歌与方言双方而言，有多重意义。

从方言角度看，一是丰富、完善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内容，验证了语言学理论的若干观点。

如语言学理论以为，人类生活在符号的世界，语言是最为复杂、最为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而民族性是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语言符号是各个民族约定俗成的，它始终植根于与之同生共长的民族大众之中，并同该民族产生了血肉相依的关系，民族精神的一些因子，无不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民族的母语之中，语言中充盈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创造。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表征，是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云：“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5]58-61近现代民歌中无处不在的方言，体现的正是与国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这种“风俗及精神文化”，依附于具体的某一地域、某一行业/行当，依附于血肉丰满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更依附于民族文化这个集具象与抽象于一身的宏大母体。如上海民歌唱本《十二月滑稽新闻》云：

正月里来是新春，诸葛亮嬲着一个程咬金，二人要把梆子吊，诸葛亮看中王莲英。二月杏花朵朵开，白娘娘新开一爿花烟间，赵五娘相邦皮条拉，接着一个洋盘袁世凯。三月桃花是清明，蒋老五寻夫到长城，一到长城寻不着，蒋老五看中文必正。四月蔷薇开得济，姜太公到骂路打野鸡，把子巡捕来看见，一把拉到巡捕房里去。五月石榴养蚕忙，万喜良本是拆白党，把子牛皋来捉奸，胡大海请他吃耳光。六月荷花飘水香，孙传芳复国走南阳，关公大战东三省，唐伯虎手托千斤石。七月风仙七秋凉，张飞三笑点秋香，张飞的儿子张士贵，张士贵阿哥张加祥。八月桂花是中秋，潘金连同城隍老爷嬲拼头，常遇春要把奸来捉，阎瑞生要做硬出豆。九月菊花是重阳，刁刘氏要想吕纯阳，铁拐李要把错来吃，何仙姑相邦打园场。十月芙蓉引小春，孟姜女心里要嫁人，嫁人嫁把包文正，红头阿三相邦做媒人。十一月水仙开得黄，观音娘娘开爿腌肉庄，老寿星进去宿一夜，生到一身杨梅疮。十二月花样唱完城，曹操别足到上海城，上海逢着郑子明，反出五关赵匡胤。

歌中“嬲”“梆（膀）子吊”“花烟间（烟花间）”“皮条拉（拉皮条）”“洋盘”“打野鸡”“拆白党”“腌肉庄”“杨梅疮”等等，均是方言，既有地域方言，如“嬲”“梆（膀）子吊”“洋盘”；也有社会方言，如“花烟间（烟花间）”“皮条拉（拉皮条）”“打野鸡”“腌肉庄”；更有兼具地域与社会双重特色的特殊方言，如“拆白党”。此类方言的存在，一方面，很好地验证了民歌流行流传的地域（上海/吴语区）与时代（近现代）特征，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由方言这一特别的语言符号所呈现出的“风俗及精神文化”姿采。如“嬲”，通释为“相戏嬉，相纠缠”，但是在不同方言区，有完全不同的语意，如广州指生气，潮州指奇怪或玩耍，[7]199吴方言包括江淮方言中的“嬲”，则多契合字的本义（男+女+男），带有异性间相互挑逗（多为男挑逗女）的意味，“诸葛亮嬲着一个程咬金”的下句，为“二人要把梆子吊”，即是此意——“梆子吊”当作“膀子吊”，乃“吊膀子”的倒语，吴语指调情，常指调戏勾引妇女，鲁迅《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三）》云：“‘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22]另如“拆白党”，或曰乃“赤膊党”的讹字，近现代上海方言。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会党类》有云：

拆白党，上海有之，有男党，有女党。盖无业之人，结合而成团体，以诈欺取财物，男骗女，女骗男。以所骗者皆富贵之人，故无不盛妆自炫，使其不疑。其始以甘言厚币诱之，稍不遂意，则继之以横暴。盖与在官人役通同一气，始能有恃而无恐。且男党多于女党者，则以妇女知识恒较男子为低下，易受欺骗，见有薰香剃面美如冠玉之少年，谄笑逢迎，初诱以卑靡之辞，继被以内媚之术，挟其种种魔力以摄之，自无不入其彀中，而倾吐肝胆，愿共生死也。①徐珂：《清稗类钞》，第1320页。《类钞》将“拆白党”归入“会党类”，与“天地会”“三合会”并列，并不妥当，“拆白党”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或团体，而是民众对社会上不务正业招摇撞骗者的统称。

“上海有之”“结合而成团体”云云，指其兼具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的双重身份，“男骗女，女骗男”云云，包含了显明的道德评价，证实了近现代民歌中的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一种，并不只是刻板的无生气的工具体系，其中“充盈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创造”，确实“是民族文化的表征，是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而因为“皮条拉（拉皮条）”“洋盘”“打野鸡”“拆白党”“腌肉庄”等符号性方言的规模介入，本来纯以“滑稽”（调笑）为旨归的民歌，客观上具有了契合近现代中国社会特质的“文化历史民俗”的异样价值。

二是民歌中的方言，丰富了“民歌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与细节研究。

研究者以为，文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语言的相互关系，是文学语言的表达、表现方式及其特点、规律；相应地，“中国民歌学”场景下的民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歌与语言的相互关系，以及民歌语言的表达、表现方式及其特点、规律。通识以为，语言分为三种，曰文学语言，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超越了语言规范的活生生的具有内容性的语言，是熔铸着作家情思与睿智的特殊话语系统，是从作家心中炼制出来的，是一切艺术感觉、审美经验、文学形象的表现者”，[15]73一言以蔽之，文学语言的最基本特征，是陌生化，是对日常语言的重塑、形变，以及因重塑、形变而附生的审美。日常语言则为未经雕饰的原生态语言，交际工具是其根本属性。上云方言是语言的支派与变体，其中“语言”，指“日常语言”，方言是日常语言中的另类。民歌是文学样式的一种，民歌语言例属文学语言，但是通常所谓文学，只指由文人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之类，可名之为显性的文学、文人文学、雅文学；民歌处于文学的边缘区域，属于隐性的文学、民众文学、俗文学阵营，具有静态（纸本、文献形态）与活态（表演、实践形态）的双重性特征，因此民歌所用语言，介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实即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杂糅体，方言恰好充当了此一“杂糅体”的代言者角色。如民国北京民歌《反挑眼》（别名《妓女吃醋》，用“凄凉调”）有云：

春季里有妓女闷坐在烟花，思想起你是我的小热客，这两天不来所为什吗。莫非是昨夜晚说了几句笑玩开哏的话，也不知那一句我得罪你情愿意当着面受了你的罚。想当初奴家爱上你风流洒脱多磨雅典，如今动不动的你就吃醋恨的小奴咬碎银牙。奴热你见天见不留住客伙计老妈随活大了里外说闲话，塾开坎塾铺塾过了零花，说的什么装聋又装傻，装哑叭又得装瞎，招惹的冤家倒打了我一扒。夏季里有妓女一阵好悲伤，小热客抬了两句叔白扛没有良心改变心肠。再三再四对着你讲从良，跟着你走情愿跳出烟花巷。迷瞪小心眼你错会一点意，愣说奴家与你灌米汤。那一天同着你的朋友来抖抖精神恐怕失了场，沏茶摆酒探烟枪，说的什么喊了一声来了一大帮，十调大鼓西皮代二簧。只顾情人你听完了走，小奴与你开下了赏，手中无钱扒下镯子拿去给你赏。思一思想一想谁叫奴家落水，为了娼比比心眼平平天良。

歌中“热客（熟客）”“开哏”“倒打了我一扒（耙）”“灌米汤”等等，均是方言，“热客（熟客）”“灌米汤”之类，而且是地域性与社会性兼具的方言，“塾开坎塾铺塾过”“抬了两句叔白扛”等等，字有讹误，不能遽定，疑仍是方言。如“灌米汤”，青楼业专门用以比喻妓者以甜言蜜语奉承迷惑客人，以达到获取钱财的目的。南北均有流行的民歌《十杯酒》云：

一杯酒儿奴想情人，又只见情郎哥走进房门。双手扶郎在怀中坐，连叫了几声心腹上的人。郎说特意来辞行，定好日期就要登程。小奴闻听这句话，如同似凉水浇头怀抱一块冰。……四杯酒儿泪悲啼，奴与你虽然是露水夫妻，自从小奴相从了你，非是图银钱米汤郎君你。寒风起来冷凄凄，早晚行路穿上棉衣。劝郎保重千金体，有一点不自在谁来问问你。

“非是图银钱米汤郎君你”之“米汤”，即指以甜言蜜语、虚言假语奉承、迷惑对方。此类与“拆白党”等迥然不同而妇孺能解的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完美诠释了自《诗经》起，民歌语言始终如一的“浅近俚俗”特征。①冯梦龙辑《山歌》卷一《笑》云：“东南风起打斜来，好朵鲜花叶上开。后生娘子家没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里来。”冯有注：“凡生字，声字，争字，俱从俗谈叶入江阳韵。此类甚多，不能备载。吴人歌吴，譬诸打瓦抛钱，一方之戏，正不必如钦降文规，须行天下也。”“从俗”是民歌语言的基本特征，也是民歌文献记录、整理、研究的基本原则。民歌中是处可见的方言，很好地彰显了民歌语言与其他文学样式语言的不同风貌，强化放大了民歌本身的民间文化、底层文化、通俗文化色彩，民歌中的方言，亦因此成为民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民歌角度看，方言的介入，在强化民歌叙事能力、充实民歌内容、凸显民歌主题的同时，客观上让民歌担负起了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忠实的观察者记录者的角色。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15]21民歌中的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与民歌表达的内容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也即方言承担着确切明了的叙事功能，同时在客观上大大丰富了民歌的内涵，拓展了民歌的文学与文化外延。

如《新刻沈阳景致》云：

正月里新春哪水仙花香，关东城池属沈阳，周围九里□八步，四座塔按四方，外边城是土墙，哎嗐呀，内有八门八关项。二月里春分杏花丛头，忠心庙前头梳妆楼，左边靠着金鸾殿，碍瓦兽玻璃兽玻璃，见石面殿前头殿前头，四外鲜墙红粉勾。……十月里天寒花不开，万老二们进城来，只说小吕偷烟袋，不曾望油瓶摘，一回头绠绳开绠绳开，回头不见丢了烟袋。十一月隆冬雪花飘，西门街上好不热闹，说书唱曲《莲花闹》，治牙疼卖膏药，算卦的把命睄把命睄，掷骰看牌把馒头摇。十二月来正一年，大小铺口打算盘，只说他方是难住，过了年不妥当，捱算盘蹲火房蹲火房，得了份子喜气洋洋。十三月一年多，果言关东银钱多，只说沈阳银钱广，有时运赚的来，无时运却是白，士农工商都要发财。

其中“万老二们进城来，只说小吕偷烟袋，不曾望油瓶摘”与“掷骰看牌把馒头摇”中的“万老二”“小吕”“摇馒头”等，是地域方言，也是社会方言。“万老二”当作“屯老二”，“小吕”通作“小绺”，《中国歌谣集成·辽宁卷》中《夸沈阳》云：“十月里天寒花不开，屯老二赶集进城来，只说小绺子偷烟袋，拔大鞭，油瓶摘，一回身，辫绳开，拐弯抹角丢了口袋。”《集成》有注：“屯老二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贬称，小绺子是小偷。”[23]许志新《东北方言解析》云：“挂油瓶：花轱辘车上的配具，铁质的、带有油刷的装油器，常用其给车轴浇油，使其减弱磨损，增加润滑。”[24]同书还有花轱辘车和大鞭子、纲绳等的介绍，由是可知“小吕偷烟袋，不曾望油瓶摘”云云，意指小偷偷赶车人的东西。二人转《浔阳楼》中，有一节观街景看到小绺偷盗的唱词云：“观罢多时往前走，眼前来在穷棒子街。几个小绺偷烟袋，几个小绺油瓶摘。庄稼老头把集赶，肩膀搭着破口袋，你说小绺怪不怪，剪子割口把钱掏出来。”连阔如《江湖丛谈》亦说及小绺云：

小绺门是专在人群里窃取他人财物的。社会的人士叫他们为“小绺”，彼辈每日三五成群去到火车上、轮船上、电车上、公园、市场、各庙会里作他们绺窃的事儿。凡是被他们窃过的人，每逢到娱乐场、杂技场，都有留神小绺的戒心。电车、火车、轮船、都悬挂着木牌，写着“留神小绺，谨防扒手”的字样。江湖人管他们小绺这行人调侃儿叫“老荣”，又叫“镊子把”。老荣是他们总名儿，虽然都是小绺，所吃的路线各有不同，计分：“轮子钱”，是专吃火车、电车上的旅客的；“朋友钱”，是专吃半熟脸的人；“黑钱”，是专在夜内偷的，白天不作活；“白钱”，是专在白天偷的，夜内不作活；“高买”，是专吃金珠店、绸缎店、银行银号的。社会里有一种半开眼的人管小绺叫“白钱”。敝人曾云游几个省，耳濡目睹，他们这行儿不拘在什么省市码头地方都有头儿，调侃儿叫“瓢把子”。地方小的只有一个“瓢把子”。大地方还有大头儿，叫“总瓢把子”，在总瓢把子之下还有许多小瓢把子。按他们的规律，是每个瓢把子管辖区域内，有小绺偷着了东西，不论是值钱不值钱，偷着的时候不能就卖就花，得将所偷的东西先叫他们的瓢把子收存三天。在这三天之内，若丢失的人有势力，找得很急，也好在三天之内货归原主；若是过了三天，没有动静，一定丢东西的人没有势力。若是东西物件往外一卖，将钱分着一花，调侃儿叫“挑喽啃杵，均杵头儿”。[9]324-325

另“馒头”也是方言，指骰子盅，“摇馒头”即摇骰子盅。凡此种种，都是活色生香的民风民俗，也是切实可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的文化行为，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一种语言都存在于它的方言中，方言才是具体的。民俗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岁时民俗、人生礼仪、民间文艺等，也有人把方言纳入民俗的范畴，中国的地方志往往把方言列在风俗卷之中，“方言与民俗都是地方文化，视为同类未始不可”。[25]215“万老二们进城来，只说小吕偷烟袋”等等，既是方言，也是民俗；既是地方文化，也是社会历史。民歌中的此类方言，与民歌这一文学样式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视觉美学理论以为，同构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新图形，这个新图形并不是原图形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超越或突变，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予观者丰富的心理感受。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同构并不为“视觉”“图形”独有，民歌与方言的结合，亦可视作文学同构叙事的范本，二者实现了超越或突变性的同构，经此同构，方言与整个民歌语言一起，构成“叙述作品”的“一个大句子”，民歌在客观上扮演了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忠实观察者记录者（“观风俗，知得失/薄厚”）的“鹰眼”角色。

综而言之，方言是特定地区或行业/行当的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特别景观，民俗事象则是民众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由是可知，方言客观上具备民俗事象的若干特征，可以归于民俗事象的范畴。民歌与特定地域或行业/行当民众生产生活的关系，同样极为紧密，宽泛而言，亦可列入民俗事象的阵营，以此之故，民歌与方言，亦是近亲，一方面，民歌中充斥大量的方言，方言成为民歌反映特定地域或行业/行当民众生活与情绪的外在标志，另一方面，方言亦借民歌这一载体，得以广泛持久地保存传扬，换言之，民歌对于方言梳理与方言史研究是最宝贵的材料，反过来，方言对于民歌与民歌学研究，也具有同等的价值。

民歌唱本文献中方言的存在历史与形态、体现的价值与意义，远超上说种种。如语言学家以为，以《诗经》、冯梦龙辑《山歌》等为代表的民歌文献，均成为“构拟古方言的极宝贵的材料”[25]101，本文所着重讨论的近现代民歌中的方言，则可充任人们从民间视角了解探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真实面目的别致锁钥。民歌中的方言，与其母体民歌一起，亦因之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华夏子民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与乡土情怀的理想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