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铭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41）

沈亚之，字下贤，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诗人、小说家，与德宗之母沈太后、中唐小说家沈既济同出吴兴沈氏，以诗文驰誉中晚唐间，世称“下贤体”。元和七年科场落第东归，诗人李贺作《送沈亚之歌》饯行，赞之为“吴兴才人”。沈亚之虽出身名门大族，且自许高才，然纵观其一生行迹，可谓科举坎坷，仕路艰辛，屈居下僚，怀才不遇，抑郁终身。因之，其作品多从切身经历，独特视角，摅写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和感喟，尤其是表达对其时官场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在唐代小说史上，就拥有单篇作品数量而言，沈亚之可与李公佐并称大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学界公认的传世作品《冯燕传》《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皆是唐代小说中的名作，其中《异梦录》尤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传统评论称沈亚之小说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认为具有唯美特点，价值主要在艺术，不在思想。

关于《异梦录》，研究者也多认为小说仍是以演绎诗歌为故事中心，以抒发难以言表的情绪为叙事基调，以营造迷离恍惚的意境为审美追求，在思想内容上则别无寄寓。“是引述诗作，使诗的意境、内容更易为人体会了解。”[1]172-173“是为了引出他那些精心撰制的诗歌，为它们做环境、气氛的铺垫烘托罢了。”[2]525“用故事写出某种抒情诗的境界。”[3]254“一种朦胧迷离的抒情诗意。”[4]478-479“颇有情致，诗意较浓。”[5]362“事简而情味具足，实抒情小说。”[6]390“是以诗意的笔触，营造出一种卓立世外的凄怨迷离、怅惘幻灭的诗意氛围。”[7]383这些观点皆有其道理，然深入考察沈亚之小说可见，其实并非只是艺术出色，思想内容也同样可圈可点，只是因为其用笔过于婉转，寄寓过于深邃，往往不易被理解和认识。笔者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文本内容，借助典籍文献佐证，联系史实解读分析，就如何概括其思想主题略陈管见。

一、写作背景与起因

文学作品思想主题的确立和表达，无不与作者写作及作品内容背景有密切关联。以故事为视角，《异梦录》的叙事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梦境，但虚幻的梦境却是被置于现实时空有序和有目的展开的，这就使得看似无谓的梦境具有了特定的现实指向和意味。

梦境讲述时间具有特定性。两个梦境发生的时间不同，一个是“事在贞元中”，另一个是“元和初，夕梦游吴”。“贞元”是德宗李适在位年号，前后21年，按照古代史家采用“初”“中”“末”之时间概念编年记事的习惯，所谓“贞元中”当指贞元年号纪年的中间时段，亦即贞元七年至贞元十四年（791—798）左右。王炎，小说云“本太原人也”，是中唐时期著名兄弟宰相王播之弟和王起之兄，“其先太原人，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遂家焉。”[8]5115，因后来其兄弟皆至台辅，亦大知名于时。《旧唐书·王炎传》云：“炎，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9]4278根据兄王播与弟王起的生卒年，即可大致推断出王炎之梦发生的时间范围。《旧唐书·王起传》载：“大中元年，卒于镇，时年八十八。”[9]4280-4281以卒年倒推，王起生于肃宗乾元二年（759），炎为起兄，即便兄弟孪生，其生年也不会晚于乾元二年（759）。五十而亡，肯定不是唐人所谓“早世”。就算王炎五十岁辞世，在元和三年（808）前也应已作古。据此，小说所谓王炎“元和初，夕梦游吴”，应是在元和元年至元和三年之间。这也就意味着两个梦境时间，相隔至少十年以上。

两个梦境本无交集，却被作者拈来一并放在“元和十年”这一时间平台上，这就使二者因作者主观作用而建立起逻辑与意味上的联系。史载沈亚之“元和十年，侍郎崔群下进士。泾原李汇辟为掌书记。”[10]88此是其入仕之始。是年，第一梦讲述者李汇出镇泾原，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节度使，全面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然持节不久即卒于镇。“十年春，加左散骑常侍拜节帅泾原。……七月十二日薨。”（沈亚之《泾原节度使李常侍墓志铭》）是年，第二梦讲述者姚合是既无功名，又未入仕的“白身人”，至翌年始登第，“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举进士。”（《郡斋读书志》卷4）“宪皇十一祀，共得春闱书。”（姚合《赠任士曹》）

梦境讲述空间具有特定性。小说中的梦境讲述地及人物活动地均被限定在泾州安定城，亦即泾原节度使理所。泾原节度使的全称是“泾原四镇北庭行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管辖范围为“兼泾州刺史，领泾、原、渭、武四州。”[11]55是中晚唐50多个藩镇中辖域比较大、实力也比较强的一个藩镇。据《元和郡县图志》，元和时仅治下的泾州府就有“户一千九百九十，乡三十。”[12]55可谓土广民庶，兵强赋足。中晚唐节度使位高权重，除州县官必须由朝廷任命外，使府中的判官、掌书记、巡官、推官、参谋等百十员从官属吏，其去留进退无不由其一人决定，享有相当独立的军事、行政及用人权。因之，藩镇作为地方建制俨然古之受分封的诸侯国，节度使则不啻古之诸侯王。小说中的两个梦境就是以泾原节度使辖区为现实空间，以一方主宰李汇为故事中心而展开的。

梦境讲述契机具有特定性。小说交代：“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明日，客有后至者，……复集于明玉泉。”于是乃有李汇讲述第一个梦境以及姚合讲述第二个梦境故事的相继发生。《旧唐书·宪宗本纪》所谓“以羽林郎李汇为泾原节度使。”[9]452事在元和十年二月，亦即沈亚之所撰墓志铭所云之“十年春，加左散骑常侍拜节帅泾原。”在此之前，李汇历事汾阳王郭子仪、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宣武军节度使李勉、临淮军节度使哥舒耀以及义成军节度使贾耽等，但皆为裨将。直至贞元九年始入朝为左神策军佐将，元和九年为右羽林将军。年五十九才得以持节泾原，坐镇方岳。沈亚之在进士中第后迅即受聘李汇，进入幕府。依据唐代科举惯例，即“大抵举选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归。”[13]420“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13]360以及小说“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之表述可知，沈亚之是从京师跟随李汇一同前往泾原的，亦即沈亚之入幕与李汇上任，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古史家所谓“春”的概念一般是指每年的1-3月。另据唐史，元和九年至十年间未有重大事件发生，其年科举属于“常选”，其放榜日一般为3月末。泾州“东南至上都四百八十里。”[12]56以当时的道路与交通工具水平，从长安至泾州至少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假若李汇一行是四月初启程，到达泾州时也要接近四月中旬。准此，小说所言之“五月十八日”及其“明日”乃是李汇到任不久，亦即正值李汇幕府的初创用人之际。此前李汇未曾担任清要之职，门生故吏无多，故而可用之人也必然有限，对向往入仕的文人士子们而言，客观上存在机遇。而在甫受任命时即把富有文名的沈亚之招致麾下，委以重任，也在无形中释放出一种积极的用人信号与导向。于是，乃有一批长期困守长安，入仕无路，又求官心切的文人士子们闻风而动，紧随而至。小说开篇交代的故事缘起，即就此而言。

“元和十年，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前后两句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因有“陇西公军泾州”，并有“沈亚之以记室从”，才有长安贤士的“皆来客之”，是前面有因，后面有果。这个交代，是故事的前提，述梦的契机，小说思想内容方面上的全部玄机奥妙就建立在这个交代上。谁是客，谁又是主，是谁之客，又是为何而客？这些都是不能不格外注意的问题。此中的“主”，是指李汇，他既是幕府主宰，也是宴客的主人，是小说情节赖以展开的核心和人物交谈的话题。沈亚之与李汇相比，不但本身是入幕未久的僚佐，且在李汇没有到场的明玉泉聚会中也仅是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一般参与者，在两次讲述梦境时更是一言未发的普通听众。这些都决定了他的身份也是“客”，不是士子们要投奔的“主”。所谓“客”，主要还是指分两个批次远道而来的那些“长安贤士”。他们不惜一路风尘劳顿，专程造访泾州，或者说干谒刚刚到任的节度使“陇西公”，目的当然是希望也能得到如同沈亚之一样的入幕机会。小说中为因应这样特定的契机而展示的两个梦境，可以说代表着讲述者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作者沈亚之貌似客观而实寓玄机的记录，也是通过一种隐忍不发的春秋笔法来婉转表达他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小说通篇未有只言片语的议论，而实际上不乏议论褒贬在其中。

二、人物类别与关系

人是社会主体，人物是小说主体，小说中的一切情节、场面，特别是矛盾冲突，实质上都是其人物与人物关系对象化的产物。由此，也决定了解读小说，必须以理解人物及其关系为根本。

《异梦录》篇幅不长，故事亦不繁琐，却出人意外地设置了与之不甚对称的众多人物，尤其是安排了众多看似无关的听众。着加分析，又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并非随意安插，无序摆放，而是大体上归属三个类别、两个层级，即，梦境中人物、现实中人物、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人物，以及“主”与“客”或者叫作“主公”与“宾客”这样两个层级。长安少女、吴王、西施是梦境中人物，陇西公、沈亚之、独孤铉等九位长安访客以及泾原监军使、宾府郡佐等是现实中人物，两次梦境的实际经历者邢凤、王炎是兼有梦境与现实双重身份的人物，他们出现在梦境，同时也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其中，现实中人物共有十几位，是小说人物构成的绝对多数和主体，说明叙事的着眼点还是重在现实，或曰是立足现实而托言梦幻。邢凤、王炎这两个双重身份人物的作用主要是打通梦幻与现实的界限，并使梦幻成为现实的影子，从而自然融入现实之中。三类人物的身份地位并不平等，除去监军使身份不够明朗，其余人物莫不分别处在“主公”或“宾客”这样的层级位置上。其中居于“主公”位置者是少数，仅有陇西公、邢凤、吴王三人而已，其余皆属“宾客”，由此在人物之间形成了“主”与“主”、“客”与“客”，以及最终的“主”与“客”关系。这样层级分明、立场与利益各不相同的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必然蕴含着矛盾冲突，以及被矛盾冲突所反映与体现的思想倾向和思想内涵。

“凤，帅家子，无他能。”陇西公对邢凤的评价，寓意有二。其一，告诉人们，其人出身武夫之家，与斯文天然隔膜；其二，告诉人们，其人不通诗书，除身世显赫，再无长技。

小说中葬西施的吴王乃指春秋末年作为诸侯国之一的吴国国君夫差。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稗官野史，因其“淫而好色”（《吴越春秋》），越王勾践遂选国中绝色美女西施、郑旦以献，夫差悦受，并为之筑姑苏台、馆娃宫储之，终日沉湎其中，乃尽废政事，勾践遂乘机灭之，夫差因国破被俘而自刎。吴王夫差向以好色误国闻名史上，至唐亦时有著文赋诗叹惋者，“一行霸勾践，再顾倾夫差。”（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皮日休《馆娃宫怀古》）

邢凤与吴王这两个人物皆与李汇有某些类似之处，或曰均寓有比拟与影射之意。首先，李汇亦帅家子，与邢凤有相同的出身。汇父李光弼与郭子仪并称中兴名将，先后出任过河东、范阳、朔方、晋绛等镇节度使，并曾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和初，……光弼有遗爱，擢汇为刺史。”[8]4590李汇的出仕、晋升与其父的荫庇影响有直接关系。其次，李汇亦一方主宰，其地位与权力可与古诸侯王夫差相侔。唐人认为藩镇节度使“自天宝之后，……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因之，以“诸侯”称呼藩镇节度使是中唐直至唐亡朝野间的普遍现象。唐宪宗《授裴度彰义军节度使制》：“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14]5471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王建侯，侯建庙，庙有器，器有铭，……天下征镇，淮海为大，非公作帅，不足以长东诸侯。”[15]1490-1492沈亚之本人也习惯称节度使为“诸侯”：“适鄜，将假贷于诸侯门。”（《与潞鄜州书》）与此相应，节度使与幕僚之间的关系也被视为如同古之诸侯国的君臣关系，幕府僚佐多呼其幕主为“主公”或“主君”，如梁肃《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粤我主公，牧扬州，领东诸侯。”[14]5262符载《送卢端公归巴陵兼往江夏谒何大夫序》：“乙卯岁，主君以清净之理，治洪州之三年也。”[14]7071幕僚则被称为“从事”“宾佐”“西宾”“西席”等，其中“幕客”是更为普遍的称谓，《太平广记·李光颜》（卷497）：“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无可《送灵武李侍御》“灵州天一涯，幕客似还家。”当时“主公”“主君”“幕客”“从事”等称谓，既反映出了节度使与幕僚的主从地位与关系，也证明了沈亚之小说写作的现实依据与针对性。

包括姚合在内的九位长安访客，籍贯族望天南地北，各不相同，然有三个方面却高度一致与契合。一是皆属尚未入仕的“白身”人。仅以姚合为例，“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贡举，有夙好，因拔泥途，郑解榜及第。”[10]117后又经数年，始授武功主簿，再历富平、万年尉。（《唐诗纪事》卷49）二是皆客居长安。除“京兆韦谅”，其余都不属长安人，长期留滞京华，说明皆是求名逐利受挫者。三是与泾原节度使李汇都是主客关系。他们皆清楚此行目的，以及他们到来后东道主李汇所持立场与态度。

出现在邢凤梦境中的“美人”具有三重身份。第一，是未婚女子。《春阳曲》为美人自制诗，同时也是美人自述身世诗。“妾好诗，而常缀此。”“长安少女踏春阳”之所谓“少女”为美人之自称。古代一般称十五岁左右之未婚女子为“少女”，已婚则要称“少妇”。已婚女子，即使年龄少小，亦不妄称“少女”，如《云溪友议·名义士》：“少妇及夫，坚意拜上。”[16]1306另外，从美人之“高鬟长眉”“绣带修绅”等妆扮上亦可看出其未婚身份。鬟与髻是唐代女子两种常见发式，髻是已婚女子发式，鬟是未婚女子发式。《游仙窟》中五嫂是“髻后龙盘”，杨贵妃是“以假髻为首饰。”（阮阅《诗话总龟》）[16]981见于唐典中鬟的具体式样包括高鬟、低鬟、短鬟、单鬟、双鬟、三鬟等，但无论何种式样，只要是梳鬟就证明是未婚身份，这是“鬟”的特殊文化功用。杜甫《负薪行》以梳“鬟”来表现一个山中白发老妇的处女情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绣带修绅”是指刺有花绣的帔帛，而帔帛，也是唐代未婚女性的专享服饰。其材质一般为绢帛等轻薄丝织品，形制为幅面窄长，佩戴方式通常是搭于颈，垂于胸，分别缠绕于双臂上，最后垂及小腿或地面。已婚女子的同类饰品则称作“帔子”，形制为幅面宽短，佩戴方法是仅搭于两肩背，分别过上臂内侧而垂于臂弯。五代马鉴《续事始》有云：“《实录》云，三代无帔子之说，至今加披帛以为礼节，尚以缣帛为之。至汉即以罗，西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开元内，令披帛，士庶之家女子，在室帔帛；出适人，则披帔子。”（《说郛》卷10）“在室”即未嫁时，古称未婚女为“在室女”。梦中美人梳鬟，帔帛，又自称“少女”，其未婚待嫁身份，再明确不过。

第二，是秦汉女子。小说强调美人“为古装”，表明非唐时人。《春阳曲》中美人自称“长安少女”，而“长安”之称谓最早出现在秦末。《元和郡县图志》：“初，楚怀王封项羽为长安侯，则长安久矣，非始于汉。”[12]4以建城史论，前有西汉都城名“长安”，《汉书·地理志》：“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后则为唐代西京之名。能以“长安少女”自称，说明其生活时代非秦即汉。

第三，是贵族女子。声称价逾“百万”的“洞门曲房之第”，为“此妾家也”，这样的口气既表明过去的主人身份，也表明昔日的贵族地位。接下来“妾傅年父母使教妾为此舞”的交代则更进一步明确了她尊贵的出身。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内有保母，外有傅父。”《谷粱传·襄公三十年》：“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傅年父母”是“傅父”与“傅母”的合称，指的是古代贵族家庭聘请的专门负责保育、教授贵族子女的老年有德男女。其中男称“傅父”，授于外；女称“傅母”，教于内。侍妾、女婢等贵族家庭中的奴婢等是没有资格接受这种教育的。又，古时称十岁为“就傅之年”，《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由此可知，美女是言其幼时有傅父傅母专授舞蹈，“弓弯”舞即彼时所学。然则，至唐代之“贞元中”，其贵族与主人身份皆成旧事，面对平康里第寝东房、坐东床的新主人邢凤，特别是“自西楹来”“坐西床”的事实，决定她只有接受作为宾客的身份。“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因话录》）[16]865-866小说在宾主相见的场面描写中，着意置邢凤于东位，置美人于西位，也是要突出和强调彼此不相同的地位与关系。“长安少女”虽为古时高贵美人，但此时面对邢凤的身份属性，与“长安贤士”面对李汇时那种“客”的身份属性已无二致，这就使他们之间具有了某种可以相提并论的一致性。

出现在王炎梦境中的西施是享有很高历史和文化知名度的符号性人物，在中华文化中一向作为绝世美貌与绝色美女的代名词。小说中的美女西施是后宫美色的代表，受到吴王非同寻常的宠爱，生荣死哀，但她与吴王的君臣关系并未改变。

梦境经历者王炎，在梦境里是“侍吴王久”的“词客”，与吴王之间的君臣、上下关系更为分明。史上王炎“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旧唐书·王炎传》）是现实中位卑命短、怀才不遇的一个典型。

泾原监军使、宾府郡佐等是故事的见证人，他们的存在，既用以证明故事的实有与可信，同时也代表潜在的社会舆论。沈亚之则是以既是见证人又是当事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小说中，是看似置身是非之外，实则又贯穿故事始终的真正核心人物。

三、主要内容与主题

擅于把议论文的应有内容写成叙事文体，把本该用议论言说的话语，换作生动的故事讲述与图景展示，是沈亚之小说艺术的突出特色，《秦梦记》《湘中怨解》如此，这篇小说也是如此。把握这个特色，就能把握它的内容与主题。

泾原节度使李汇讲述梦境是要表明他对才子贤士怀才不遇的理解和同情，而他贬低梦境经历者邢凤则是有意抬高自己。长安贤士来访，李汇置酒接风，但在所致欢迎辞时却出乎意料地为与宴宾客及幕僚们讲述了一个似乎与本次宴饮聚会风马牛不相及的梦境故事。

他着意强调这个梦境是别人讲给他的，其少年玩伴“帅之子”邢凤，是梦境的经历者。内容是，贞元年某日邢凤在其刚刚购得的平康里第昼寝入梦，见一自称“长安少女”的“古装”美人“自西楹来”，独自在厅堂中踱步吟诗。凤遂问所由来，又索其所持诗卷视之，并抄下诗卷首篇《春阳曲》：“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女自云好诗，凡有诗作辄书之卷上。凤览《春阳曲》，不详“弓弯”之意，女乃“整衣张袖，舞数拍”以示之。“既罢，美人泫然良久，即辞去。”忽然莫名悲泣，就这样自我纵情宣泄许久后，乃起身而去，任邢凤如何挽留都未停步。邢凤亦撒然梦觉，醒后则尽忘其梦。直至“更衣，于襟袖得其词”，见到了梦中抄录于纸笺的《春阳曲》，才“复醒所梦”。

当着一批文人士子的面贬低同为“帅之子”的昔年好友邢凤为不学无术的好色之徒，就是要表明他虽然也是“帅之子”，却并非不懂斯文的粗鄙之流。评价邢凤“无他能”，无非是强调自己很多能，嘲讽邢凤不解诗情，也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深知诗意。《春阳曲》为美人自制，又置于诗卷之首，与美人必有密切关联，且其中也确实透露出了其身世经历的端倪。读后即便不足以有共鸣，也足以引起好奇心。但邢凤的反应却是十分木讷冷漠，没有任何感觉，既不关心诗为何而写，也不问所写为何，唯独追问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语为何意。尤其是对美人之“泫然良久”的反常举动，竟能无动于衷。这些都在证明他只知倾慕美人容色，而根本不懂美人风情与诗才。美人不顾挽留，绝然离去，说明她已清楚所遇者并非知音。

《春阳曲》实乃是少女怀春思嫁诗，抒发的是妾有情郎无意的幽怨。逢春出游，是唐代的一个社会习俗和文化现象，尤以上巳日最为鼎盛，所谓“是日举家踏青去”（《北里志·张住住》）[16]1414。其时游春踏青的功能，一个是作为参与最广泛的一项社交活动而存在，如云“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刘驾《上巳日》）另一个是青年男女藉以近距离接触与相识相知相爱的机会。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所写即此。长安少女之《春阳曲》就是以当时盛行的踏青之风为背景，以“踏春阳”为起兴，记录下了她的一次游春经历和受到的影响。从深闺来到旷野，满目“春阳”令她格外新奇惊喜和难以忘怀。“断肠”，在唐代诗文中具有喜爱、爱慕、爱恋等含义，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春阳曲》中的“断肠”所用正是此意。“春阳”是不可逆转的季节轮替现象，一年一至，令少女思恋不忘或想断肠的“春阳”，肯定不会是只有自然属性的那个季节及其景物。以人情物理言之，她的弓弯舞不会为思念自然界一年一度的“春阳”而“浑忘却”，她的“罗衣”也不会为“春阳”的没有如期来临，即觉得是白白换上。显而易见，此处的“春阳”意有所指。她是在“春阳”中遇到了某位可以“嫁与一生休”的异性，于是，在少女意识中“春阳”就具有了人格，与她的所想所爱形成了完全可以称呼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就是她所爱的昵称隐语。

弓弯舞是少女年幼所习，堪称是最刻骨铭心的童子功，连这都可以浑然忘却，对少女而言唯独不忘的又能是什么呢？诗中虽然没有直接交代，但隐藏在后面情节中的答案又不言而喻。为解开邢凤对“弓弯”一词的困惑，少女即刻为之“整衣张袖，舞数拍”。既然已“浑然忘却”，怎么又能够马上做到“舞数拍”？如此不合逻辑的情节设计说明，少女非但未忘，且记忆甚深。她之所谓“舞袖弓弯浑忘却”，不过是一种相互对比映衬的表述，是藉此极言对其心仪之人的爱慕之深与思念之切耳。

“卫女红妆薄，王孙白马肥。相将踏青去，不解惜罗衣。”（李嘉祐《春日淇上作》）“罗衣”是唐代少女游春的标配穿着，其颜色大体以红绿为主，其中红色、石榴红色又最为时尚流行，为仕女之首选。《游仙窟》五嫂的打扮是“迎风帔子郁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霍小玉传》霍小玉的穿戴是“着石榴裙”。《开元天宝遗事》也有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17]49

“九秋霜”喻指白色。“九秋”意同“三秋”，秋冬之交时，凝霜尤其洁白。以霜喻白，在唐代诗文中比较普遍，如李白《浣纱石上女》“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李端《襄阳曲》“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太平广记·郭翰》（卷68）则径称白色罗为“霜罗”：“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小说中“罗衣”与“九秋霜”相搭配是着意强调少女当时所穿罗衣的特别洁白。“罗衣空换九秋霜”的正常语序应该是“空换九秋霜罗衣”，意谓一次又一次换上那件具有标志性的白色罗衣等候思念之人的出现，结果却是年复一年空劳等待。此语意在表明倍感失望与失落的心境。

白衣女子身份在唐人小说中通常都被设定为鬼魅或精怪。《任氏传》中衣白衣的任氏乃“女妖也”，《宣室志》“立路旁”与“立于路隅”的白衣妇人也分别是狐精和猿精所幻化[16]1049-1053，《太平广记》卷470“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竟也都是白猪精“化白衣美女”[18]3874-3875。在女性普遍穿红着绿时代，一袭白衣自然是既醒目又与众不同，故长安少女认定白罗衣就是当时自己的特殊标志，认为对方一定会有深刻印象，所以每至“春阳”时，就会穿在身上。

《春阳曲》通篇是说，长安少女某年春游邂逅一位男子，少女一见生爱，终生不能释怀；当时少女衣白，特征鲜明，可能曾引起对方好感或注意，因之每至春游之际就会换上当年所穿的那件白色罗衣，期待心仪之人的再次现身。这是一个可爱但更可悲的爱情故事，少女的痴情等待，一等就是上千年，但妾有情而郎无意，这就是美人要为之“泫然良久”的缘故。

以美色比高才，以思嫁比求仕，是唐代诗文习用笔法。梦境中一厢多情的古代美人，显然是用来象征现实中求仕不偶、怀才不遇的文人士子。李汇所以要讲述这样一个梦境，用意显然在炫耀自己不仅理解与同情文人士子，还将其招致麾下，做了幕僚。

第二个梦境讲述者姚合是借梦境来表达对李汇的评价。读了沈亚之前一天所记录李汇讲述的梦境故事，在场的人本该有一番议论，至少也要有类似泾原幕府宴会在座者之“叹息”“可记”那样的反应，但意外的是竟然谁都没有发表意见。五位后至宾客当中只有姚合也为众人讲了一个有关梦境的故事。与李汇把发表一场议论变为讲述一个故事的路径相同，姚合对王炎梦境的讲述，实际上也是在用故事来发表他想要发表的议论和评价。他的议论和评价就隐含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之中；读懂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也就明白了他的议论和评价所在。

王炎虽“侍吴王久”，但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吴国的地位与职事仅是一个形同倡优的“词客”而已。“闻宫中出辇，鸣笳吹箫击鼓，言葬西施。”宠妃猝薨与营葬对任何一个朝廷都堪称为举国大事，君王之重臣与亲宠必会悉数与谋其事。然侍吴王“久”的王炎非但未被安排参与，连消息竟然都要从“闻”“言”这样典型的道听途说途径获取，说明王炎在吴国的地位不仅卑下，而且还比较边缘化。他在梦中所作的葬西施挽歌委婉表达了内心的不平与愤懑。

“西望吴王国”是说西施墓址选定在吴国都城之东面，诗人王炎跟随送葬队伍自西向东而行。“云书凤字牌”是说吴王居然以王后之礼这样的高规格营葬西施。龙凤图案在数千年封建社会一直作为帝王与王（皇）后服饰与威仪的专用符号，他人擅用即属僭礼逾制，犯上作乱，轻则受谴责，重则遭刑诛。此起首两联还只是必要的铺垫，更为关键的是后续六联。

“连江起珠帐”，沿着江岸扎结起来的一座座白色帐篷有如长长的珍珠链，此喻送葬队伍的庞大。“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是言西施墓地环境之美与墓冢建造规格之高。“红心草”即红蓼，江南草泽滩涂多有生长，夏秋之际开花，连绵成片，蔚为壮观。“三层碧玉阶”是指用极为珍贵的碧玉砌成高三层的陵台（陵台之上为西施墓冢）。修砌陵台不足为奇，但陵台全以碧玉为之即非同寻常。“碧玉”，唐时又称“水碧”，在当时人眼中乃是极为珍贵稀缺的玉料，一般仅用以制作女性首饰，如李贺《老夫采玉歌》云：“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三层碧玉阶”所用之碧玉既要有足够多的数量又要有足够大的尺寸，这样的碧玉陵台，三层下来一定是价值连城。“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是言西施之死让吴王伤心欲绝。“无处所”，没有落脚停留的地方，即春风不再来，四季停止了轮回，世界没有了生机，相当于今语所谓“世界末日”。这样的变故和打击，当然会让吴王痛苦之极。这首挽歌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吴王丧美后的哀痛绝望心情，无怪乎“词进，王甚嘉之。”但也仅是“嘉之”而已，口惠而实未至，王炎的境遇并未由此而改变。“及寤，能记其事。”因事关切身，又与王炎在现实的处境有某种契合，故其梦后记忆的清晰深刻，与邢凤梦后的浑然忘却适成鲜明对比。

姚合所讲述的梦境故事内容，若以一言蔽之，无非是吴王能厚葬有色的西施，却薄待有才的王炎。重西施而轻王炎，王之好色轻才，信矣。李汇接纳了急于入仕的沈亚之，引来一批困守长安士子的接踵而至，但接纳与重用未必是一回事，因现实中身居高位者往往都是重色不重才之辈。梦境中的吴王意在比拟李汇，王炎则显然有影射沈亚之之意。李汇讥笑邢凤徒知悦色而无力悦才，姚合也是就重色与重才关系说开去，暗示像李汇这样类似古代诸侯王的人即便一时收留了贤才，到头来也未必就能给予重视与重用。

作为两个梦境及讲述情景之记录者的沈亚之，则是借记录来表达对自身未来和结局的深刻忧虑。孔子著《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把对人物的褒贬评价主要置于史实的选择与陈述中。沈亚之的记录也是在巧妙运用春秋笔法，对梦里梦外人物表现的刻画，情节的设计安排，场面的描述，特别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着意交代和强调，都不是仅仅作个记录，而是都不同程度地蕴藏他的褒贬意图与倾向。

小说交代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称作“便馆”，就不是“宾馆”“公馆”“驿馆”，即非“迟宾之馆”（《李娃传》）。于此处宴客，说明李汇没有把独孤铉等人视为座上宾，对他们的来访没有足够重视。“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中的诗句，历来被古人奉为礼贤接士的应有之道。相比之下，李汇与长安贤士的会面仅是在一个很不庄重的地方、举行了一次没有主题的宴会、讲了一番不着边际的闲话而已。虽强似闭门不见，但比之当时“援手接士，倒屣求贤”[11]4534的风尚，显然欠缺应有的诚敬之意。对于期望在此一见，能够获得其千金一诺的“长安贤士”而言，彼时的失望至极不难想象。

“明日，客有后至者……复集于明玉泉。”这样的交代告诉人们，是后至宾客们自行发起本次聚会活动，其中的“集”字点明了在此次活动中东道主李汇的缺位。从前一天“亚之退而著录”到翌日“出所著以示之”，这中间的一些内容显然被作者刻意作了跳空和省略处理。按照前文已有的交代，顺势推演，至少有两个方面内容应该是故事应有而篇中没有写出的情节。其一，独孤铉等人到来，陇西公李汇尚能“与客期”，及翌日姚合等继至，陇西公李汇却没再与访客见面，更没有设宴接待。其二，独孤铉等比姚合五人先到泾原，却没有参加此次聚会。李汇对后来者之不见、不请，意味着他对“皆来客之”之事的厌倦与厌烦；同属“长安中贤士”，独孤铉等未参加后至访客的聚会，其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未被李汇留用而先期离开了泾原。作者有意设置的这些“留白”，把李汇对待贤士态度的心口不一披露无遗，跟随这样不知道亲贤敬贤的幕主，肯定难有好的结果。受到慢待的姚合，结合眼前事实，通过梦境故事对李汇其人和沈亚之的前途作出一定评价和判断，可谓有感而发，顺理成章。

《异梦录》的结构独具特色，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三层递进关系。做梦者有其梦，讲梦者知其梦，记梦者记其梦，前后包含，层层递进。讲与记的依据都是别人的述说，真正体现出了小说文体之“道听途说”（《汉书·艺文志》）的本义。先后两个梦境分别构成小说的两个叙事核心，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故事中又有故事，现时人物之下还有以往和古代人物，从而形成了双核包孕式这样一种独特的章法结构。小说中现时人物讲述梦境故事，都是立足当下而发言玄远，李汇将长安少女踏春阳置于秦汉，姚合亦将王炎为吴王撰挽歌推至春秋，这样的结构和这样的叙事手法，可以把作者的写作目的深深埋藏起来。妙处是如黄河九曲，风光无限，耐人寻味；问题是不易看清作者意图，难以整体把握故事脉络，从而带来解读上的困难。

关于小说写作时间，多数论者依据文本中交代的陇西公于元和十年五月十八日宴客以及亚之退而著录等内容，推定在元和十年五月，实则未必然。因为小说中还另外交代了一个重要时间范畴：“元和初，夕梦游吴……”古代文史典籍凡采用某年号之“初”“中”“末”为叙事时间者，皆表明此纪事是在该年号结束之后[19]，即已知该年号之“初”“中”“末”的具体所指情况下进行的。以此论之，小说的写作时间应是在宪宗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的时代，具体为哪一年则较难确认。同时，也可以大致断定，小说一定是作者有了太多的仕宦经历后，因眼前境遇的触动或有所希冀而写，故而使小说在叙述上呈现出既想表达，但又不肯表达得直白露骨这样一种两难状态。依据史实，进而还可以断定，小说也不会是单单针对李汇而写，李对亚之有知遇之恩，且一同共事时间不长，前后还不到半年，在如此之短时间内向其作这样的表达，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沈亚之一生三次入幕，元和十年为李汇掌书记，长庆四年事徐晦，为福建团练副使，大和三年事柏耆，为德州宣慰使判官，至于谋求入幕的次数可能会更多，熟知文人入幕的艰难与入幕府后的境遇，以及幕主们形形色色的表现。小说安排李汇讲述梦境与姚合讲述梦境，实际上不过是作者处身特定境遇时的一种夫子自道。尽管他的小说有意采取了托幻、托古、托他人等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尽量不与其自身建立直接的利害关系，刻意作了某些回避与掩饰，但他的求仕经历还是为他的小说作了最好的注解。

早在元和五年夏，亚之就曾以白身专程拜谒过鄜邡节度使路恕，目的是“来求臧否”“望其推引”，结果不仅被拒之门外，还见到了令其终生气愤不已的一幕：“乃见纳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陈。退居三日，不知所为。”（《与潞鄜州书》）回归寓所，在懊恼愤恨之余，写下了著名的《与潞鄜州书》，直言指斥路恕在“采取宾士之道，高下之等”上的势力与傲慢，劝谏“伏愿阁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贤愚明白阁下能知此。”可见，作者在进入李汇幕府前即已对当时幕主们的“接士之道”有比较深刻体验与认识。可悲的是，像路恕这样待士以及沈亚之这样的求仕遭遇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如同小说中王炎不幸遇到的重色轻才之主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徐泗节度使张建封对韩愈、李观、张籍和李景俭等时称“奇士”的冷遇怠慢。这些时贤先后都曾做过张建封的幕客，却都没有得到他的提拔重用，最后不得不另谋他就。这种现象，引发当时文人士子的极大愤慨，纷纷起而对幕主们口诛笔伐。“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虚华而已。”（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书》）[14]7019对韩愈等“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李翱《荐所知与徐州张仆射书》）[14]6417的遭遇深感不平，指出“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材，如勿用而已矣。”[14]6418同时，对张建封这类轻才好色，具有明显人格缺陷的幕主更是予以揭露和贬斥：“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将极其力而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14]6418

要言之，《异梦录》就是在贤士高才得不到执政掌权者重视和重用的时代背景下，以小说形式反映文人入幕的艰难与幕府仕途的黯淡。其主题是劝谏当政掌权者真心纳士用贤，能够奉行礼贤接士之道，对满怀憧憬登门求仕的文人士子给与充分尊重，对治下幕客能够充分重视并重用。

科举和入幕是唐代文人士子进入仕途的两大并行途径，科举入仕不易，入幕求官同样艰难。唐代小说反映科举的内容不多，反映文人入幕和幕府生活的内容就更少。《异梦录》则难能可贵地对这方面内容作了比较生动的描述和反映，这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更勿论它给予我们全面认识与研究那个时代的文人和文人生活状况的启发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