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保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1966年之后（包括1966年）陈映真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有很重要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九六六年，陈映真开始寄稿于《文学季刊》，此后他的风格有了突兀的改变……契诃夫的忧郁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过去长期以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1]对于1966年陈映真创作的转变，较少有研究者深入讨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和逻辑。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对陈映真早期的创作有精到的分析，也论及部分中期作品比如《六月里的玫瑰花》和《第一件差事》，阐释作品中的反帝和身份认同等主题（正文中会进一步提及）。赵刚的长处在于把作品和陈映真的思想以及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所以有很多创见，但是没有深入探讨陈映真特殊的思想结构以及历时性的重大变化对于他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影响。对此，陈映真自己曾经说：“六六年，他写了《最后的夏日》，六七年，他写《唐倩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都明显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显。”[2]因为风格问题笔者已经在其他论文中有所探讨[3]，本文将就题材问题深入阐释陈映真的思想结构的特点，探讨“文革”风潮和他的思想结构、创作题材的联动关系，以及陈映真的“中间物”意识对于其创作的支配性的意义。

一、陈映真“中间物”意识的嬗变与中期思想结构

纵观陈映真的写作历程，无论陈映真本人的批判资源和批判对象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性的挑战和变动，批判精神永远是陈映真面对外在世界的主旋律。正如《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中所说的：他“掀起日本批评、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4]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能显示出陈映真批判的广度，但是更能显示出思想批判的深度的，却是他的向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陈映真的批判风格是：在批判的同时能坦率承认对方的合理之处，在建立自己的批判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却又保持着内省。陈映真批判思想的辩证性贯穿着他的批判历程的始终。可以说，这种辩证性的批判和批判的辩证性，体现了陈映真批判思想的彻底性。所以有研究者称陈映真为“台湾的鲁迅”。

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因为他意识到传统对于自身的渗透是不可消磨的，因此，对于传统的最彻底的批判必然包含自身。“只有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的难以割断的联系，才有可能产生鲁迅的包含着自我否定的‘中间物’意识。”[5]

从类似的视角来观察陈映真的思想文化实践，陈映真呈现出和鲁迅相似的特质。纵观陈映真的写作和批判历程，他的思想结构始终以“中间物”意识作为线索贯穿始终，并且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结构性的嬗变。以结构性的嬗变为标志，陈映真的创作也因此形成了阶段性的变化。这里的变化不仅包括题材、素材，也包含风格与文体。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把陈映真的写作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早期创作从1959年到1965年，发表小说17篇。中期从1966年到1978年，发表小说9篇，其中1966年创作的3篇（《最后的夏日》《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1967年发表的3篇《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以及1978年的三篇《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后期的小说从1979年开始，包括1980年的《云》，1982年的《万商帝君》，以及1983年之后的两部三部曲：白死恐怖三部曲（《铃璫花》《山路》《赵南栋》）和归乡三部曲（《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

早期的创作中，陈映真政治理念上的觉醒和左翼身份感的确立，给青年陈映真带上了一副具有透视功能的眼镜，使他能够以独特的眼光和视角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和历史。因此，左翼青年作为主要人物类型成为在青年陈映真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图谱。在陈映真笔下，有两种类型的左翼青年。一种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陈映真自身的投影。另一种是裹挟着历史的风雷，带着政治禁忌的台湾历史中的左翼力量的代表。前者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为典型，后者以《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故乡》中的哥哥为典型。我们发现，青年陈映真笔下的左翼主体往往处于双重紧张状态：一方面来自于外界的现实政治的压力，另一种来自于内部的左翼思想本身的巨大紧张。陈映真通过康雄等人的死亡所揭示的是他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思想死结和两难困境：左翼的理念和资源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愿景，然而这个乌托邦主体的含混的道德性质却是这个完美的乌托邦所不能抹去的暗影。在这样一个纠结的关系中，基督教的影响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使他能够接受左翼理念的公平、正义以及人类解放的远景。然而，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又使他对于左翼乌托邦脱离“日常道德判断”的“真理”性质深感怀疑。这是六十年代前期的陈映真所不能解决的，也是一直深刻困扰他的问题。早期小说中的的左翼青年的纷纷自戕就是早期“中间物”意识的表征。

以“文革”的爆发为标志和分界线，陈映真思想结构中的上述核心问题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道德主义”“禁欲主义”以及“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观确乎是以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形态和理路高调出现并传播出去的。对于以近乎西方左派的理想主义的视角对“文革”进行理想化想象的陈映真来说，这种以斗争和自我斗争、批评与自我批判为主要形式的“道德主义”对于他六十年代中期关于左翼理想的困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毛泽东思想对道德主义的强调以及“文化大革命”所展示的形式和逻辑非常契合这个他一直困惑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之道：“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的精神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简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6]“文革”对于他所一直隐忧的“改革运动的道德性质”似乎确实提供了现实的解决办法。

“文革”对于陈映真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强化了他早期的阶级与民族的相互勾连的身份认同；第二，解决了他早期思想结构中关于革命与左翼主体的道德维度之间的困惑。大陆“文革”的爆发对于陈映真的思想结构内部矛盾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的作用，这种作用也直接导致了他1966年以后的写作风格、素材、文体等方面的变化，特别是1966到1967年创作的六篇小说。在这种影响之下，陈映真的“中间物”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左翼主体的道德困惑找到了解决之道，原来精神上的双重矛盾此时简化为一种，也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伴随着“中间物”意识的变化，陈映真的创作进入第二个时期。1968年，陈映真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创作中断，一直到1975年才出狱，出狱后于1978年继续发表了三篇小说。

随着“文革”的结束，从1979年开始，陈映真接受到的关于“文革”的信息和陈映真“想象中的文革”形成的巨大落差，伴随着这种震荡的，是陈映真“中间物”意识的重构。在此过程中，陈映真体验了类似于鲁迅的“中间物”的文化心理状态：1978年之后的杂文中对“文革”多有批判，然而自始至终，陈映真都一直坚持自己的左翼立场。同时，对于1978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陈映真的心态也矛盾而复杂。他批判“文革”却坚守左翼立场，他承认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以及经济体系的必要性，但同时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抱有审慎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重构之后的“中间物”意识的内涵，也是陈映真后期创作的主要的思想基础。

二、由自省到批判——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独裁统治

基于“中间物”意识的变化，1966年之后题材的变化，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前期主要题材被新的题材所代替，另一方面是前期隐藏的次要题材成为着力铺陈的重点，得到明朗和深化。左翼知识分子是前期作品的主要人物，左翼青年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是这段时期的主要主题。1966年以后，到1968年因为组织读书会被台湾当局抓捕入狱之前（1975年陈映真获释以后，面临新的时代环境，创作的三篇小说的主题基本在于台湾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冲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所发表的六篇小说来看，《永恒的大地》和《某一个日午》是对在台国民党官僚及其统治的批判，《最后的夏日》和《唐倩的喜剧》是对六十年代台湾知识界及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讽刺，《第一件差事》是以大陆来台人士也即“外省人”在台的生活和境遇为题材，而《六月里的玫瑰花》则是越战期间赴台休养的黑人美军士兵为主人公。因此，首要的变化是，早期的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题材消失，被新的面目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所代替。取代康雄、“哥哥”、阿都尼斯、犹大等左翼青年的，是怀揣各种“哲学”与“主义”的台湾六十年代流行一时的主流知识分子老莫、罗仲其、周宏达。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带有自传性的悲剧命运的忧伤描写以及自指性的自我反思，被尖锐的讽刺、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代替。

《永恒的大地》和《某一个日午》所代表的题材，是对于国民党政权及其官僚的深刻的直接的批判。相比上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的题材的消失，新题材的出现，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批判并不是一个崭新的题材。也就是说，在1959年到1965年的作品中，这是已经出现的非常重要的题材。实际上，在前期的以左翼青年的命运为题材的作品中，凸显在前台的左翼青年的忧郁、感伤、疯狂与死亡，难以掩盖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压抑的社会现实的黑暗底色。换句话说，左翼青年的萎谢，恰恰在于对于压抑的独裁统治的社会现实的不满。由于当时的严苛的政治环境，对于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秩序的正面批判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左翼青年的身份也是隐藏着的，作为一种危险的身份，陈映真不得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手法进行暗示和透露。无论是康雄、阿都尼斯、吴锦翔还是“哥哥”、犹大，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暧昧不明的，只有经过不同途径的密码破译，才能得以领会。同时，相应地，曾经的对于左翼力量的肃清和打击，也不得不通过隐喻或象征的方式来暗示。比如《祖父与伞》中的“两个新的春天过去了，尤加里树林开始有砍伐的人”[7]。《猎人之死》中的“因此我一直被宙斯和他们的仆从追狩着，像一只猎物一样。”[8]

相对来说，以《永恒的大地》和《某一个日午》为代表的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则完全由前期的间接批判转变为锋芒毕露的直接批判。如《永恒的大地》，相对于早期作品中的无处不在的令左翼青年窒息的高压统治，在此处却已经开始显出崩溃的迹象：“然而他只是兴奋地摇着抓紧了伊的头发的手，伊的头也跟着胡乱摇着。他用一种很低微的声音急促地说：‘他的日子，我的日子，都不长久了！”[9]252虽然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在台湾垮台，红旗也没有插上台湾岛，然而陈映真却清晰地预见到外省第二代不得不转向本土以维持统治的倾向：“‘楼上的人，他要回家，就让他回去吧！’他凶猛地说，‘可是我要好好活。这样活着。你好好地跟着我活着吧！”[9]253陈映真以“妓女”的形象来比喻台湾，并没有对台湾失敬的意思，只是以此来深刻形容台湾在近现代史上屡遭分割、压迫和殖民的历史。而且国民党对于台湾的态度原本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这种不平等贯穿着他们在台统治的始终：“我只要你，我只有你，不要忘了是我花了钱从那臭窑子里得了你来。”[9]254虽然仍是是架空历史的寓言形式，然而由于寓意的过于明显，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隐喻的伪装意义，因此这篇小说实际上当时并没能发表。

如果说《永恒的大地》表现了“陈映真所看到的反共亲美的国民党中生代外省菁英的衰落、背德、看来强暴实则羸弱的没落气象。”[10]那么在《某一个日午》中则把这种揭露落实到“现实人物”之上并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陈映真把思考和批判的触角深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历史的演进之中。这也许正是因为他“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11]值得注意的是，“恭行”是透视国民党政权的历史性的堕落、腐败的一个窗口，而对恭行的塑造俨然是早期小说中左翼青年的模式：父辈的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自身与丑恶现实的深度关联最终促使他以自杀的方式进行自我的否定，并以这种否定更彻底地否定了国民党政权。同早期的找不到出路的左翼青年一样，恭行同样表现出历史的“中间物”的特征。早期作品的内指性的自我批判是陈映真彻底的批判性的体现，在1966年的作品中，这种自指性的批判模式被置换到以“恭行”——外省第二代为代表的国民党菁英的精神结构之中，表现了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批判的彻底性。因此，总的来说，间接的批判转变为直接的批判，是关于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批判这个题材的处理的最重要的变化。

回顾上述的1966年以后对于题材方面的处理的变化的不完全分析，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方面是左翼知识分子题材的消失，另一方面是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批判的方式的变化。陈映真精神结构以及身份认同的变化，重点在于内在于精神结构的困惑或者问题的解决。陈映真早期（1959—1965）精神结构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左翼主体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另一方面来自于左翼主体精神世界内部的矛盾与张力。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间物”的意识特征。而第二个方面是早期创作题材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凡以左翼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这个问题。无论是陈映真自身的投射，如康雄、阿都尼斯，还是老一辈左翼的历史追忆，如“哥哥”、吴锦翔，他们的自戕虽然有外在现实环境的因素，然而最核心的原因，仍然是内心精神矛盾的激化所致。而往往有突发的起因导致这种矛盾的激化和集中爆发，以至于左翼主体再难以承受这种无法承受之重。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这种突发的起因的特点在于：最大程度地召唤出左翼主体在正常状态下所忽视、潜藏乃至掩饰的人性的某些方面。如无爱的性之对于康雄、阿都尼斯，把学生送上战场的送行酒宴之对于吴锦翔，无论是对于与爱脱钩的本能的性的沉沦，还是极端状态下的吃人肉，陈映真总是把对人性的挖掘深入到最真实和极致的深处。在陈映真看来，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主体对于自身的阶级身份的建构是何种类型，主体自身持何种理想、理念或者意识形态，都无法自动取消人的本性之中就有“恶”的因素的事实。左翼青年并不能因为自身的乌托邦的理想和广博的同情心就能宣称自己和人性之恶划清界限。因此，在陈映真早期的精神结构之中，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心的善恶斗争是他的核心关切，写作的主题围绕这一题材展开，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陈映真那里，既然长期纠结的困惑得到了消除，也就是说，左翼主体的道德状况、左翼主体和人性中恶的因素的关联，在一种想象性的框架中有了解决的可能性。那么，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的张力就不再是陈映真的核心关切和“问题意识”，于此相关的主体和题材的消失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另一方面，相较于之前陈映真精神结构的两个问题意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左翼主体精神结构内部的矛盾的相互交织，1966年之后陈映真的思想结构就显得更加“单纯”，也就是说简化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直接矛盾。因此，之前的间接性的、主要通过左翼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状态进行的对于社会现实以及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批判，此时成为主要的问题和关切。所以，在1966年之后的小说中对于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力度更大，形式也更加直接。1968年，陈映真后来直接走上把思想付诸实践之路，作为“民主台湾联盟”的成员而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也是基于思想结构的变化。

三、题材的拓展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批判

相应于六十年代台湾的复杂的社会现实，陈映真展开的批判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不仅有对于在台国民党官僚的正面批判，也有对于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尖刻讽刺，还有以《六月里的玫瑰花》为代表的以六十年代驻台休养的越战美军为题材的对于越战、帝国主义的反思。同时期还有一篇以外省人在台湾的命运的小说——《第一件差事》。在同一时期的创作题材的多元化，并不代表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结构和创作关切的零散化，而是从同一视角出发的对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全景扫描。

由于获得了自身内在精神结构的稳定性，陈映真得以以一种自信、笃定的态度面对前期一直不能明示的社会反叛意识。因此，他的社会批判不仅获得了深度，也获得了广度。深度体现在《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等文本中。而广度则体现在《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等文本中。陈映真进行的不仅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以对于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形成一种社会批判。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讽刺、还是来台美军的越战题材、还是外省人的自杀命运，都无法回避台湾在六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批判的特点，也是它的深度和广度的原因所在。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把个体召唤(interpellate，质询、询问或叫喊)为主体。”[12]主体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从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召唤，到个体接受并屈从这种召唤，再到主体间及主体自我的识别，再到把自己想象成自己认同的对象，并依照想象性对象去行动。“从中不难看出，主体的建构、主体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化与培育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13]

从1949年国民党迁台以来，国民党政权以“亲美反共”为主要的施政方针，并以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六十年代之后，台湾经济在美国主导的经济框架内获得腾飞，更增强了岛内的亲美情绪。台湾社会的亲西方、亲美的情绪和理念在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最后的夏日》中的主要人物邓铭光就是这种“亲美”的意识形态下的被“征召、质询”的典型案例。意识形态的“征召”和召唤从来就不是以一种强迫的形式进行的，相反，它从来都是以积极、先进、美好等正面的性质和形态出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一种“现代化理论”为核心，不断地以社会发展的最高级形式自居，向全世界扩散和传播资本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化”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它包含了一整套的物质生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达的科学技术、丰裕的物质财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人化、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形成一个不断自我证明、自我美化的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网络。因此，在非西方，然而又“亲西方”“亲美”的其他地区的个人必然以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为正面和积极的认同对象，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自我塑造的标准，并积极投身其中。其中，语言的模仿就是一个典型的窗口。英语作为美国的语言，在台湾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为一种高级语言，而对英语的熟练操演与其说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识别和自我认同，是一种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想象和积极实践。这种想象和实践是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塑造的不可忽视的表征。如上文我们提到的邓铭光的中英文的习惯性地混杂使用：“对了！——god damned，我竟给忘了呢！我请你喝Johnny Walker。”“Johnson!Damn you!它不咬人，不怕，不怕。”[14]如果说邓铭光还处在一种对于认同对象的憧憬之中，那么《唐倩的喜剧》中的周宏达作为“一个十分体面的留美的青年绅士”，则已经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对象“无缝对接”，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后地区的人们所嫉妒的对象。……我们也该知道，这种开明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有充分的容忍，再假以时日，是一定能在世界各个地方实现的。”[15]181对于乔治·H.D.周来说，美国作为“现代化”的样板，已经成为他的全身心皈依的对象，他对美国的一切都充满了“自己人”的自豪。美国是如此地金光灿烂，仅有一条：他不是完全的美国人。这是乔治·H.D.周唯一的遗憾。在唐倩的追问下，他说：“Well，不能说没有差别吧。可是除了这一点，那边的每一件事都叫你舒服：那种自由的生活，是不曾去过的人所没法想象的。”[15]183在周宏达所代表的“富裕、先进、文明”的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面前，唐倩之前经历的老莫、罗仲其们所代表的西方哲学的二道贩子——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吸引力了。

《唐倩的喜剧》中对于周宏达、唐倩的讽刺，还只是对于台湾知识分子的“亲美”倾向的讽刺，《六月里的玫瑰花》便是直接地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小说以越战期间来台休整（实际上是买春）的黑人美军士兵巴尼为主角，黑人巴尼身受双重压迫和残害：巴尼并不只是受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残害，他比万千无辜牺牲的白人士兵还多了一道深刻的种族主义残害。这种种族主义的压迫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已经成功地使帝国与“白人”成为黑人巴尼的认同对象：“有一次我偷偷地想用肥皂拼命地洗脸，希望把肤色洗白——耶稣基督！”[16]236巴尼的升职来自于在战场上的残杀无辜（甚至对一个抱着断臂娃娃的小女孩开枪），他的人性使他力图关闭这道记忆的闸门以回避自身的罪恶，而帝国以精神医疗的技术体系成功“治疗”了他的“病症”，使他卸去因为屠杀而来的自责，心无旁骛地能够重上战场。最终：“他为无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为合众国传统的正义和信念而捐躯。”[16]243同样的题材出现在1978年发表的《贺大哥》中，贺大哥是一个在美华人，1967年十月加入美军，赴越南加入查理兵团，归国之后患上了躁郁症和遗忘症。小说中以文本拼贴的形式呈现了贺大哥退伍之后接受心理治疗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反映了美军在越南制造的臭名昭著的屠杀平民的“美莱事件”。

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黑人巴尼）屈从于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召唤，“以征服者的意象想象他自己，并企图遗忘他原来的自己，都争先恐后地往那个白晃晃的隧道终点奔去。”[17]178而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如《唐倩的喜剧》中的老莫、罗仲其，则同样以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标志和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他们的自我的空洞不仅表现在以欧美的过时的哲学和思潮自我标榜，还表现在他们对世界政治和时局的看法完全遵循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老莫对于越战的看法是如此地“亲美”，以至于和他的偶像罗素也发生了矛盾。“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绝不是像罗素所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们’，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15]171

总的来说，1966年以后陈映真以文学的形式展开的社会批判是以国民党及台湾社会的“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因为“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台湾社会各个层面，在政治、知识、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扮演着霸权角色，因此，陈映真不仅在批判题材上多样化，而且各题材之间互相渗透，互相牵连。

陈映真展开的批判是多重维度的。他所批判的对象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老莫、罗大头等人所代表的在六十年代风靡台湾的流行思潮，虽然同样是“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并不自动地构成共谋关系。相反，“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是台湾秉承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思想武器。“逻辑实证论在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圈的风行，离不开台大哲学系教师殷海光……这么一套企图要取消西方传统哲学所有命题的全盘性思想武器，十分投合当时激进的知识青年，用它来反抗以文化道统自居的威权当局。”[18]354“存在主义”的流行也大抵如此。总的来说，“台湾六十年代是一个‘文艺复兴’年代。相较于西方文艺复兴从神权笼罩下解脱，台湾则是从1950年代严厉肃杀的禁制中松绑，而出现了创作与出版的荣景。”[18]348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知识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更丰富的思想倾向和对于威权统治的反叛意识，不能说没有其积极意义。陈映真也并非看不到其积极意义，但是因为思想结构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质不同，陈映真在看到国民党“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清晰地觉察到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反叛同样没有逾越“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框架。在李敖以“全盘西化”的姿态风靡文坛之时，以左翼作为思想结构的底色的陈映真所忧虑的，是他们在批判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同时，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公正”的意识形态的魅力之下，丧失自我的文化身份的反思与建构的能力。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件差事》，就能分辨出此文和1966年之前同样以来台的“外省人”为主人公的《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猫他们的祖母》之间的叙事模式的变化。如果和《将军族》进行对照的话，胡心保、包括文中的类似身份的配角储亦龙，都不是类似于三角脸（国民党老兵）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外省人，而是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旅馆少东刘瑞昌、国民党前安防官员储亦龙、他的情妇林碧珍，以他们对于胡心保的回忆，拼凑出这个事业有成、家庭富足的正值大好年华的外省人的死亡图谱。储亦龙：“他说：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份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他说的。”[19]通过《第一件差事》，围绕着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外省人的自杀，陈映真力图挖掘两岸分断体制对于主体的巨大伤害，以及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危机。通过外省人典型和叙事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到，陈映真由早期的专注于岛内的阶级压迫转向更广阔的世界冷战格局对于台湾政治生态、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危机的关注在1978年的《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强化。《第一件差事》呈现的是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无根状态，而《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表现的是台湾七十年代经济和文化与美国进一步深度绑定之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体和文化对于台湾人的文化身份的影响。可以看到，虽然入狱7年，但是陈映真仍然对此有强烈焦虑：在强势的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台湾人有丧失自己文化身份的危险。

陈映真基于思想重构之后的中期创作因为1968年的入狱而中断。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的特赦陈映真才被释放。中期的创作虽然时间短，但是题材却变得更加开阔，也非常地昂扬有力，一扫前期创作的忧郁、绝望的风格，不仅直接鞭挞台湾当局的独裁统治，而且对六十年代台湾全盘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尖锐的讽刺，目标直指台湾社会六十年代“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陈映真的批判思想独树一帜，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使他始终保持独立的批判意识，不仅在中期就通过文学创作以及开拓杂文、评论等文体进行批评性写作，并且在后期的创作中持续保持对台湾社会的清醒观察和独立思考，开拓出诸多被主流社会压抑和遮蔽的议题，比如白色恐怖历史的挖掘、台湾人民族身份的创伤，并参与很多重大问题比如乡土文学论战、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争论，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重要的参与和见证者，也是观察台湾文学和社会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