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健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70)

夜市作为日市的重要延续、补充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提升、城镇商业繁荣的产物。两汉之际，中国西北、西南和南部地区的个别贸易集散地已经出现夜市的雏形。[1]唐后期以来，商业交换频繁，并且逐步突破政府管制，夜市得到长足发展，至两宋呈现出规模化趋势。[2]明清以降，集餐饮、娱乐、休闲与商品聚散于一体的综合型夜市数量迅速增多，个别夜市出现货币兑换和某大宗商品离柜交易，且市场形态成熟、美誉度高、文化因素浓郁，总体规模与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3]目前，学界对于明清夜市的研究，主要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城镇或地区的夜市为研究个案，阐释其对市场管控、商业经济、社会文明的重要折射作用，成果颇丰。①对于明清夜市普遍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以及诸多安全隐患，则缺少整体的解读和探究。基于此，本文拟以明清夜市普遍的安全隐患为切入点，对其与国家法令、基层治理、商品经济、社会风俗、民众观念之间的关系特征进行揭示。

1 享乐放逸之所

对于古人来说，“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不可否认，酒也是其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宴饮和娱乐中活跃气氛的辅助品，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文化。从明清夜市中酒肆、酒铺、酒馆、酒店、酒楼等饮酒场所的密集程度和文化氛围来看，这一时期的饮酒之风，不输“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的盛唐，亦不逊“身闲惟有酒，试问清游首”的赵宋。华灯初上的京津地区，“高楼一带酒帘挑，笋鸡肥猪须现烧。日下繁华推肉市，果然夜夜似元宵”[4]145；“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5]六七月间的江南水乡，“朱阑跨岸，绿杨盈堤，酒帘掩映”[6]240，每到“夕阳晚红，烟出景暮，遂饮阁中。酒三巡，或拇战，或独酌，或歌，或饭，听客之所为”[7]。除了星罗棋布的饮酒场所，夜市中的画舫、澡堂、戏园，也是市民极尽欢娱的好去处。

经济繁荣、水运便利的苏、杭、扬、益诸地，素有乘画舫夜游江河湖泊的习俗，尤其受富商大贾、地方士绅的欢迎。画舫分“市”与“会”，“春为梅花、桃花二市，夏为牡丹、芍药、荷花三市，秋为桂花、芙蓉二市。又正月财神会市，三月清明市，五月龙船市，六月观音香市，七月盂兰市，九月重阳市。每市，游人多，船价数倍”[6]251。画舫通常配置有酒水、米食、温酒器、棋牌、乐器以及竹篙等，以供取食、嬉戏和娱乐。舫内游客“有倚槛而坐者，有俯视流水者，有茗战者，有对奕者，有从旁而谛视者，有怜其技之不工而为之指画者，有捻须而浩叹者，有讼成败于局外者。于是一局甫终，一局又起，颠倒得失，转相战斗。有脱足者，有歌者、和者，有顾盼指点者，有隔座目语者，有隔舟相呼应者，纵横位次，席不暇暖”[6]271。

江南各地“浴池之风”盛行，澡堂也成为富裕市民在夜间享受短暂欢悦的绝佳场所。各处澡堂“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匮，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6]26。另据林苏门《邗江三百吟》记载，似苏州、扬州这种大城市，城内外的澡堂数以百计，“堂内之池取乎洁，用白矾石界为三四池，水之温凉，各池不同”；堂外不仅有站箱、暖房，还有坐箱、凉池以及茶汤、剃头、修脚之处。[8]可见当时澡堂设施完备、环境整洁、流程齐全、服务周到，足以使洗澡人心满意足、流连忘返。

许多夜市中，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彼此交融的特性、酒楼茶馆与勾栏戏园相邻或者兼营的现实，打破了城镇生活中“向无夜戏”的传统。从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帝都北京“霜降节后则设夜座。昼间城内游人散后，掌灯则皆城南贸易归人，入园饮酌，俗谓‘听夜八出’。酒阑更尽乃归，散时主人各赠一灯，哄然百队，什五成群，灿若列星，亦太平景象也。”[9]此后，夜戏逐渐风行京、津、冀地区，“各班均以义务开演，争奇斗胜，日盛月增，此夜夜演唱，不复禁止”[4]288。南方广大地区亦兴此风。扬州张氏容园有“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10]。再如，《儒林外史》中崔按察病故后，鲍文卿便在南京做起了唱夜戏的生计，原文写道：“鲍文卿仍旧领了班子，在南京城里做戏。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散了戏，戏子和箱都先进城来了。”[11]

诚如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所言：“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12]25人性本就有好逸恶劳、享乐纵欲的一面，这也就能解释历史上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权力和财富的帝王宗藩、勋戚贵族、达官显宦，大都过着酒肉池林、“奢靡相尚”的生活。虽然他们经常打着“节俭养德”的幌子，以显示“王道”和“圣德”，实际生活的奢靡程度却远超民众的千万倍。当然，通过自律和自我约束，对个人行为进行严格规范，也是自古流传的优良传统。胡安国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13]。孟子提出“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等，都是世俗社会中“大不孝”的表现。[14]嵇康面对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的问难，答复道：“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12]26。可谓是对“嗜欲”与“正道”之间关系最准确的表述。大多数的统治阶者自身虽然做不到清心寡欲、戒奢尚俭，但也深知贪乐之欲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身心的强烈腐蚀，于是通过法律约束、道德教化等方式，要求社会民众切戒耽溺于耳、目、身、心之欲，勤俭持家、安于清简。

明清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封建帝制逐步走向终结的阶段。在此背景下，统治阶层对民众贪乐之欲的管控，呈现出约束积极、收效甚微的矛盾局面。首先，明清统治者都颁行过“禁酒”举措，但很快流于形式。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曾两次颁行“禁酒令”：至正十八年(1358)，“发仓赈宁越贫民，下令禁酒”[15]74；至正二十六年(1366)，“曩以民间造酒醴，糜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15]264。明建国以后，“禁酒令”废弛，宣德三年(1428)虽有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请遂禁酒”[16]，但并未被宣宗采纳，饮酒之风在明代盛行起来。清代统治者面对愈演愈烈的饮酒风气，从崇德年间至乾隆后期，几度强力“禁酒”，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体成效不彰。[17]至嘉庆朝，统治者面对酿酒、饮酒屡禁不止的现实，认识到禁酒已不可能，被迫作出让步，“除原有烧锅之外，不得再有增添，俾米粟不致虚耗，以裕粒食而厚民生”[18]。至此，明清的酒禁政策正式破产。其次，明清统治者也曾尝试通过道德教化，断绝民众放逸享乐的欲念，以维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明武宗几度榜谕全国：“风俗侈靡，日甚一日，此非治世所宜有也。”[19]明神宗常以“躬行节俭，方能养性；崇尚侈靡，必至丧德”[20]之言训诫官民。乾隆元年(1736)，刚即大位的清高宗诏谕秦中百姓，“崇节俭以厚储蓄”[21]547；四年(1739)劝民“加谨盖藏”，“守礼节俭，毋事奢靡，为经久计”[21]560；二十九年(1764)诏谕四海，“夫四民之所以自谋其生理，亦已勤矣。农耕于野，工商勤于市，士虽不逐逐然，其所以为仰事俯育之资者，亦必有谋焉。”[21]865却因自身言行不一、无法起到表率作用，或过分苛责、违反人性等主客观因素而宣告失败，以致时人发出“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22]的感叹。

城镇夜市中以饮酒场所、澡堂、画舫、戏园等为代表的“放逸享乐之所”，其发展状况往往是国家酒禁政策和民众教化成效的一角侧影。前文所述，明清夜市中酒肆、酒铺、酒馆、酒店、酒楼的分布密度、文化氛围，完全不逊唐宋风流，澡堂、画舫、戏园的发展规模、经营理念，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既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的贪乐之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直观反映。以饮酒场所为中心，辐射画舫、澡堂、戏园等娱乐场所的蓬勃发展，显然与明清政府的禁酒法令以及世间公认的的生活习惯、崇尚意识背道而驰。但由于政府的酒禁政策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纸空言”，并未发挥到令行禁止的效果，统治阶层通过道德教化来断绝民众贪乐之欲的尝试，也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所以这些娱乐场所自然也就为社会所普遍“默认”，堂而皇之地公行于世了。

2 黄赌毒汇聚之地

明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国家商业经济日益繁荣，“金钱主义”“纵欲主义”开始影响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城镇生活也渐趋奢靡起来，许多市民对其贪图享乐的欲念不加节制，一味追求安逸、纵情声色，甚至变本加厉，嫖娼、赌博、抽大烟，无所不为，夜市中的妓院、赌场、烟馆成为城镇中黄赌毒的汇聚之地。

翻开世情小说《金瓶梅》可以发现，主人公西门庆不论和朋友们喝酒、过生日，还是谈生意、结交官员，很多都发生在妓院或存在妓女陪同的情况，妓院成为明清城镇生活中极为“特殊”的存在。而夜市中的妓院，似乎更能征明这一点：秦淮两岸，优娼乐妓云集，“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踏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23]。香艳之风可与“十里秦淮”相提并论的，还有北京的“八大胡同”。时人有诗云：“饭馆娼窑次第排，万家灯火耀花街。从知世界崇商战，八大胡同生意佳”[4]287-289。晚明名士张岱则认为，扬州邗沟尚存杜牧所言“二十四桥风月”之遗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闭灭于其间，疤戾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24]。

赌博“公行于都市”，是明清社会的常态。一方面，赌博继承了古代博戏强大的娱乐性，且很大程度能够满足赌徒的胜负欲、金钱欲和幸胜心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赌博也符合明清时期物欲横流，人们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发泄式消费理念。社会赌博现象泛滥的同时，其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隐蔽性”[25]，也决定了赌徒在夜市中的活跃性。嘉定街头，无赖懒汉闲散无事，“率尚赌博，夜聚晓散，在在成伙，釀成奸盗”[26]。成都地区，一大批职业赌棍极其擅长诱导市民进入赌场，“银烛高烧，相将入局，或始败以为有底之计，或合伙以为赚财之谋，务使罄其腰橐而已”[27]。上海城镇间的赌场，更是赌术繁杂，花样百出，时时推陈出新：“铜旗蝶梦斗花和，牌九新行顺手拖。头罐不多赢者贴，夜来催酒唤云娥”；“口口昌洋并大通，眼光齐注骰盆中。阿谁手气今年旺，起快偏偏垫不同”；“元宝高呼送进来，财东今夜又招财。鲤鱼不跳龙门去，也逐金银上供台”。[4]788特别在仪征南部的河西、庙后、中街、草巷诸路，赌风最为炽烈，市民“若下河埠代，下及箕捆、脚驳，除掣捆外，别无所事，藉赌消闲，而又多财，趋承者众，遂相习成风，虽在深闺，亦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在陈家湾以下，如拖板桥、三棵柳等地，“放出河者，宴船老贩于家，喝锥呼卢，其赌尤甚，故城外茶肆常扰扰焉”[28]。

鸦片自唐朝传入中国，本作为医学药品使用；明清之际，随着吸食法的出现和流行，鸦片彻底沦落为一种毒品。[29]清中后期，南北各地烟馆林立、大量民众吸食鸦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浙江台州是鸦片战争前后，全国最有名的鸦片产地，“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30]。同时，台州地区还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专门销售、倒卖鸦片的夜市，白天无人出没，夜间热闹非凡，民间俗称“鬼市”。如“黄岩一县，贫富吸烟。杲杲出日，阒其无人。宵静灯红，乃开鬼市。通商之后，烟禁大开，鬼市将成”[31]。山东菏泽一带，种植罂粟成为地方风气，民间素有“罂粟饭”的饮食传统。[32]贵州桐梓县内，“二百余家茶、酒、烟馆，哗至夜午”，鸦片“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商人之贩运出关，与楚商之拥重赀而来者，向望于道，年纳厘金约数拾万两”[33]。台湾诸府县，“无赖人多和咽吸之，谓可助精神，彻宵不寐。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地，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口为率。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棕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掏成壶卢样，空其中以火煆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壶卢首，烟止少许，吸之一口立尽，格格有声”[34]。

黄赌毒的危害性显而易见，其不仅严重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破坏社会的和谐安定，甚至其能毁邦灭国，典型的如明末清初一度盛行的“明亡于马吊”[35]之说。明清统治者也都认识到了黄赌毒的危害性，或严或弛，对其多是谴责的，在法律上也是禁止的。

其一，禁止狎妓宿娼。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设官妓富乐院，“尽起妓女赴京入院”，但规定“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36]，开明清禁止统治阶层嫖娼之先声。宣德以后，严禁官吏狎娼，情节严重者至“罢职不叙”，“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但由于官妓以外私娼盛行，官吏嫖妓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不知凡几。[37]如最为热衷“扬州瘦马”“大同婆姨”者，除各地的富商大贾外，便是达官显贵、地方官吏了。清承明制，严禁官吏士人狎妓宿娼，“凡狎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38]。此外，顺治九年(1652)，清政府颁行“禁良为娼”令，“以丧乱后良家女子被掠，辗转流落乐籍。世祖特有是命，其误落于娼家者，许平价赎归，都下甚快”[39]。康熙初年，虽以立法的形式废除了唐宋以来的官妓制度，私娼却彻底兴盛起来，至康熙中后期出现“娼妓布满天下”的局面。[40]

其二，禁止赌博。明建国伊始，明太祖朱元璋以赌博为“耗乱之阶、盗贼之源也”，大施“肉刑”，严禁官民赌博，按洪武二十二年(1389)圣旨：“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41]。因为酷刑峻法，赌博现象一度衰止。明中叶以来，赌博之风余烬复燃，“日滋月炽”。统治阶层陆续颁行过流刑、充军、杖责、贬职、革禄、枷号、禁锢、告赌、诫谕等禁赌之法，在一些耄耋老人和开明乡绅的推动下，民间也自发刮起了一股禁赌风暴，但最终“流于姑息”，赌博现象难以遏制，出现“博塞成风”的社会局面。[42]清代禁赌法规细致全面，又极为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预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止赌具的生产和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43]。但由于禁赌法令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政府对娱乐活动和赌博行为不加区分、统治阶层带头赌博且相互之间包庇护持等综合因素，禁赌法令最终废驰。

其三，禁止吸食鸦片。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始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颁行《陆饷货物税则例》，“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第一次明令禁止鸦片，则发生于雍正七年(1729)，“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44]。乾隆以来，“因嗜者日众”，严禁鸦片成为清政府迫在眉睫之举。以“革新政治”形象继位的清仁宗，首先下令停征鸦片税，禁止其进口，并严禁官、军、商、民贩卖和吸食鸦片。清宣宗重申前朝禁令，陆续颁行《失察鸦片烟条例》《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严禁吸食条例》等，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45]咸丰八年(1858)，中英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规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即可公开入口。之后，随着朝堂“弛禁”鸦片的呼声日益高涨，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的现象遍及全国各地，成为社会的“鸩毒”。

明清夜市中妓院、赌场、烟馆的活跃程度，是政府禁治黄赌毒之成效的重要折射。前文所述，明清夜市中私娼盛行，出现了“十里秦淮”“八大胡同”等著名的香艳之地，且南方狎妓之风远盛于北方，这与明清严禁官吏嫖娼、且官妓的发展远不及私娼密切相关，特别是深受清康熙以来官妓废止、私娼独大的时代背景影响。夜市中赌场公行于都市，赌徒“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则是明中叶以来社会赌风愈演愈炽，政府制定的肉刑、流刑、杖刑、枷号、禁锢、告赌、诫谕、道德教化等一系列禁赌举措流于形式的主要表现。夜市中烟馆林立，官、商、军、民广泛吸食鸦片，特别是江浙部分地区出现了专门进行鸦片销售、倒卖的“鬼市”，这是道光、咸丰以来鸦片种植、贩卖、吸食之流毒，已经遍及城镇乡野的历史缩影。可以说，妓院、赌场、烟馆等“黄赌毒汇聚之地”，不仅是明清夜市中的巨大隐患，其发展与变迁，更是时代背景下国家法令运行不畅、商业经济畸形发展、基层治理漏洞百出、民众观念发生转变、社会风俗日渐浇浮的“风向标”。

3 结 语

夜市不仅是城镇商业繁荣的见证，也是展示政府社会管控、民众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本文以明清夜市中普遍的安全隐患为切入点，对饮酒场所、画舫、澡堂、戏园等“享乐放逸之所”，以及妓院、赌场、烟馆等“黄赌毒汇聚之地”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整体考证，对其与国家法令、商业经济、基层治理、民众观念、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特征进行了初步揭示——首先，夜市中饮酒场所的分布密度、文化氛围，完全不逊唐宋风流，澡堂、画舫、戏园的发展规模、经营理念，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既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的贪乐之欲在时代背景下的直观反映；同时也标志着明清统治者苦心经营的酒禁政策破产、民众教化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其次，夜市中私娼盛行，赌场公行于都市，各地烟馆林立、特别是江浙部分地区出现了专门倒卖鸦片的“鬼市”，这既是明清政府禁治黄赌毒之成效不彰的历史见证，也是国家法令运行不畅、商业经济畸形发展、基层治理漏洞百出、民众观念发生转变、社会风俗日渐浇浮的一角侧影。值得审视的是，近年来学界对于明清夜市的一系列个案研究和区域性考察，已充分显示其“共性”背后典型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如江南地区的夜市与他它地区的有较大不同，商业繁华、交通枢纽、运河沿线、南北二京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其夜市也各有特点。再如，明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夜市的迅速繁华，而明清易代、晚清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市场，也对夜市产生了深远影响。后续研究中，继续以明清夜市的安全隐患为出发点，在其普遍性(共性)的基础上，对其地域性、时段性以及城市类型的差异性(个性)进行系统考查，对其与国家法令、商业经济、基层治理、民众观念、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特征进行深度阐发，应是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注 释：

① 主要研究成果参见：陈学文：《明代杭州的夜市》，《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第106-111页；朱君：《清代成都夜市刍议》，《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72-74页；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经济的特殊形态——夜市和香市》，《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第31-40页；王茂华、王嘉川、张金花：《古代扬州城市经济生活特殊形态考察——明清扬州夜市考析》，《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第101-112页；张金花、王茂华：《历史视域下的京津冀夜市经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52-60页；王洪波：《清代朝鲜使者笔下的通州夜市》，《前线》2020年第8期，第9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