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铁钉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60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依次达到2.5亿和1.7亿，分别占到社会总人口的18.1%和12.6%[1]。预计到2025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进一步增至3 亿，届时中国将成为超老龄化国家[2]。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早在2010 年就已高达11.9%，2018 年又进一步增至16.8%[3]，社会养老负担失调的矛盾日益突出。

虽然2002—2017 年间政府不断加大对养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单年补贴额从408 亿元增至8004 亿元。20 年累积补贴4.1 万亿元之巨，但依然没能阻止住养老金亏空的持续扩大。仅2018 年一年就增加了4504 亿元新亏空[4]。相关数据表明，要消化掉历年积累起来的养老金亏空，大概要花掉的财政资金相当于2012年全年GDP的75%[5]。

理论及实证分析表明，养老金亏空与退休年龄有关。同欧美国家65—67岁的退休年龄相比，中国男性60 岁、女性50 岁退休显然属于低龄退休行为①。近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6]，调整退休年龄的呼声越来越高。

部分学者对延迟退休缓解养老金亏空的积极作用作了量化分析，认为每延迟退休1年，养老金支出可减少160亿元，养老金收入可增长40亿元，两相比较最终可减少养老金亏空200亿元[7]。

但受就业挤出效应的影响，延迟退休的时机选择需要慎重。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约1300万，能落实的不到1000万，如让每年600 万—700 万的退休人员延迟退休，就会挤占掉60%—70%的新增就业岗位[8]，必然加剧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延迟退休还得考虑不同阶层的偏好，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减轻改革阻力。当前各阶层对待延迟退休的态度各异，处于社会底层占人口多数的体力劳动者持反对立场，拥有较高地位从事理论研究、技术开发以及体制内的从业人员持支持立场[9]。

总之，以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亏空和劳动力短缺为背景，构建以OLG模型为核心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出发，综合评价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得到新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启示。

二、延迟退休的动因及影响因素

学界对延迟退休的探讨，多以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为引子，重点关注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收支、就业、家庭生活、个人健康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由于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储蓄以及就业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养老金又同工资一样具有较强的刚性难以调整，都不适合作为政策工具；所以在不改变基本养老保险参数、确保各方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延迟退休便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与养儿防老、自养等方式并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提高老年人经济独立性和减少对子女依赖的同时，也对个体闲暇和劳动偏好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大小各异的退休激励。虽然现收现付制的退休年龄标准相同，但养老金替代率通常以个人平均工资率和社会平均工资率的加权平均和为基准，只要工作年限累积达到要求，便可申请退休，这给经济发展和养老财政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如果将养老金与在岗劳动力离法定退休年龄的距离关联起来，为延迟退休者提供财政补贴，将大大减少延迟退休的改革阻力[10]。但养老金水平的变化会对个体退休行为产生影响，其中收入效应激励提前退休，替代效应激励延迟退休。

然而，仅仅简单考虑工作年限、退休时间和法定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11]。如把教育经历、技术熟练程度、工作性质、性别、健康、家庭财产、工资水平以及对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预期考虑进来，养老保险制度对退休行为的激励可能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教育、技术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提前退休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通常，学历越低的个体越愿意早退休，学历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晚退休。至于技术熟练程度的影响则要分类讨论，通常是吃青春饭的体力劳动者倾向于早退休，而依赖于知识、技术和工作经验的脑力劳动者则倾向于晚退休。

其次，工作性质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参保者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成就感对个体退休行为产生影响。像医生、教师、科学家这类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工作成就感的职业，对待延迟退休的态度比较积极。而像建筑工人、长途货运司机、机械装配工、保姆这类社会地位较低、缺乏工作成就感的职业，对延迟退休就不那么积极。

再次，性别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生理、婚后家庭分工以及国家政策安排上的差异，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实质退休年龄都要比男性低[12]，受社会女权运动和女性教育普及的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意愿逐年提升，适当延迟她们的退休年龄不但阻力小，也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个体职业需求。

另外，健康状况也是重要因素。通常体质越健康的个体提供有效劳动的时间越长，可以将工作年限延长得更长一些；如果体弱多病，无法胜任工作岗位，可以提前退休[13]。但事实上，随着个体劳动跨越体力边界融入脑力因素后，健康状况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就不再是单纯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了。

当然，家庭财产的影响也得考虑。一般家境殷实的个体喜欢闲暇，退休意愿更强烈[14]。但现实并非都如此，好逸恶劳也不是富人的标配，他们甚至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勤奋和积极进取。比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褚时健、宗庆后等商家巨贾，年逾古稀仍躬耕于企业经营，退休时间就比普通人晚得多。

最后，还得考虑工资率和就业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如果劳动报酬不断提高，且增长的速度快于养老金上升的速度，个体当然更愿意延迟退休。而对未来就业环境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则相反，越乐观，越倾向于晚退休；越悲观，越倾向于早退休。

当前中国男性60岁、女性50岁的退休年龄，同欧美国家65—70 岁的退休年龄相比显然较低。加之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前退休行为盛行，催生出一大批低龄退休人员，早在1998 年数量就超过了27万，占到当时全部退休人员的18.9%，到2017 年进一步提高至30%[15]。若再加上人数超过2.5亿、年龄在60岁以上的庞大老年人口，养老财政支出的压力不言而喻。

三、延迟退休的养老财政稳定作用

如果不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出现入不敷出的支付危机，延迟退休也不会被如此关注。造成养老金缺口的成因有三：一是出生率下降和新增劳动力减少，减少了筹措养老金的税费来源；二是税负上行和福利下行的刚性，导致养老保险缴费收入赶不上养老金支出增长的速度[16]；三是低龄及提前退休行为盛行，进一步恶化了养老金收支结构。

在应对措施方面，现实情形比较复杂。首先，在较多国家退休者的养老金与经济发展状况高度关联，随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动态上调，其增幅一般不会低于同期社会平均工资率。其次，为减轻改革阻力，政府也会根据时间长短为延退者提供数量不等的财政补贴。如此一来，延迟退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基于此，部分学者提出了疑问，认为即使延迟退休在短期内有效，也不能确保其在长期内一定有效[16]，以至于延迟退休是治标之策还是治本之策的争论延续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由于延迟退休提高了分布于不同年龄段参保者的退休年龄，在延长个体缴费年限的同时，也减少了养老金领取年限，或多或少还是能发挥一定的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田月红等运用蒙特卡洛随机模拟方法测算中国未来75年养老金收支状况证实了这一观点，分析表明如果把法定退休年龄往后推迟5 年，养老金首次出现赤字的年份将至少延后17 年，预计到2085 年将累计减少55%的养老金亏空[17]。

至于具体改革措施，应把握好延迟退休的力度，注重改革对养老金预算平衡的实际效果，从各国实践经验来看轻度延迟退休的效果要好于深度延迟退休。当然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减轻改革阻力和更好地发挥其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还得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综合考虑个体在年龄、性别、教育经历、行业职业以及收入与消费水平上的差异，科学合理地规划设计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

学界在延迟退休预算平衡作用上的分歧，和对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行业职业发展差异以及宏观就业环境的认知偏差有关。从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就业环境出发，构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对影响延迟退休发挥预算平衡作用的因素展开综合分析，将能得到更逼近现实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启示。

四、延迟退休的就业挤出效应

延迟退休实际上是在调整一个人一生中劳动和休闲的时间占比，当个体劳动时间占比被提高后，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结构将被改变。熟练劳动力供应量的非正常增加，势必加剧新旧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如果经济无法在短期内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对新生劳动力就容易形成就业挤出效应。

老年劳动力由于体力下降、技术老化方面的原因，个体劳动参与意愿和被市场接纳的程度都不会太高，就业挤出效应主要影响的是新生劳动力，而非老年劳动力。考虑到就业挤出效应的存在，得依据宏观就业形势慎重选择延迟退休的政策实施时机[18]。

当然，延迟退休也有促进就业的一面。比如新旧劳动力之间的传帮带文化和干中学效应，通过促进创新、带动投资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发挥重要的就业促进作用。而老年劳动力随着工资收入和积累的养老金财富的增加，拥有更高的消费支出规模和储蓄规模，从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社会就业。

学界对延迟退休的就业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王竹等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就业不但没有抑制年轻人就业，反而促进了年轻人就业[19]。姚东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背景，利用两部类就业竞争模型进行分析，同样证实了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的积极影响[20]。王天宇等运用搜索匹配模型分析发现，1—2 年的轻度延迟退休，并不会导致社会失业率大幅上升，就个体而言只是增加一些就业搜索成本而已[21]。郭凯明等的观点更为激进，其借助统一增长理论分析发现，延迟退休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所产生的就业影响，已不再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而是社会劳动力短缺和用工荒的问题[22]。若在分析中再加入适龄劳动力等指标，甚至还可以得出延迟退休能降低社会失业率的判断。

另一些学者从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出发，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认为批发零售、建筑等行业由于对个体健康状况要求比较高，所以受到的影响比较大；而教育、医疗、研发等行业更看重个体在智力、学识和工作经验方面的因素，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23]。

就业挤出效应和劳动力的弱异质性和强同质性有关，延迟退休在中国对就业的影响要比欧美国家大的原因就在此，只不过中国因为经济体量和增长空间比较大，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工作岗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

延迟退休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就业影响差异，隐含着各国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异。在设计政策方案时，应从教育经历、职业技能、工作经验和行业职业的匹配性出发，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的差异性，以减少政策调整对社会就业的负面冲击。

由于就业挤出效应在人力资本要求和技术门槛都低的行业要大于二者都高的行业，对于都高的行业要深度延迟退休，都低的行业要轻度延迟退休。也就是说，延迟退休在不同行业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否则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

此外，基于目前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不一致以及女性劳动参与意愿不断提高的现实，适当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正当其时，但也得考虑到女性在生理特征和家庭分工中的不同，以避免延迟退休引起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对女性就业冲击的进一步加剧。

结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依据性别、技能、经验等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差别化设计延迟退休方案，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遭受更少的阻力。

五、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延迟退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改善养老金收支状况[24]；二是减轻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25]；三是增加社会劳动力供给，缓解局部用工荒，规避刘易斯拐点；四是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变增长方式[20]。

为减轻改革阻力，提高延迟退休的合理性和政策效果，可采用如下策略：一是按出生年龄和个体意愿渐进实施延迟退休[26]；二是按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地区、分行业推进延迟退休[20]；三是按生理特征和婚后家庭分工分性别推进延迟退休[27]；四是制定配套政策体系支持延迟退休。

当然，学界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诸多疑问。一项短期有效的政策并不意味着长期一定有效，加之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当经济下行时，就业挤出效应将非常明显，增收减支的养老财政稳定作用就会被削弱，个体收入、储蓄及投资行为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波动[25]。

延迟退休之所以被质疑，是因为其在短期内的预算平衡作用是以牺牲年轻人的就业为代价，岗位被生产效率不如年轻人的延迟退休者占领，将对养老金筹措的税源形成巨大损害，加之养老金会随通货膨胀率动态上调，延迟退休的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并不被看好。另外，如果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延迟退休就会对教育和技能训练不足的低端劳动力形成极强的就业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将变得更为尖锐。

前者质疑的是延迟退休的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后者质疑的是延迟退休的经济环境局限性。如果不把对财政和就业的影响同时考虑进来，贸然推进延迟退休改革，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会被扭曲，不但难以实现养老财政稳定目标，还会冲击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最终影响到稳增长、保就业、促民生等宏观调控目标。

尽管延迟退休遭到了一些质疑，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在短期内还是能发挥一定的增收减支作用，也没有对新生劳动力形成大的冲击[21]，甚至在部分行业还产生了就业促进作用[20]。理论界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和对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的认知偏差有关，若能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考虑这两方面的影响，将能得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六、延迟退休的动态研究方法评价

从研究技术看，以代际交叠模型（OLG）为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有助于评价不同延迟退休方案的政策效果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自1958年萨缪尔森提出纯交换OLG模型以来，1965年戴蒙德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将模型扩展为包含消费和生产的两部门模型，用于分析人口新老交替下的动态经济运行、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

Auerbach等以戴蒙德的研究为基础，将OLG模型扩展为包含养老保险体系的动态生命周期模型，用于分析人口结构、就业、劳动工资率、经济增长同养老金预算平衡的长期动态关系[28]。Casamatta 等则在OLG模型中加入了个体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标，用于分析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18]。

Hirazawa 等在人口结构变动外生给定的情形下，分别从分散竞争均衡和计划最优两个角度，利用OLG 模型研究了养老金预算平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29]。Schoonbroodt 等在人口结构内生变动的情形下，运用OLG模型分析了人口和政策参数变动对养老金预算平衡的影响[30]。Haan 等在OLG模型中加入了退休年龄变量，重点研究延迟退休对养老金亏空的缓解作用[31]。

而Michel 等则利用OLG 模型深入考察了人口结构动态演变对养老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政策变动对劳动力市场和个体就业的影响。当然，也可运用OLG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延迟退休对个体劳动偏好以及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32]。而Haan 等则从宏观层面，在局部均衡框架下运用OLG 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劳动报酬的影响[31]。

与从劳动供给角度运用OLG 模型研究延迟退休不同的是，Heer 将就业信息以及就业搜索-匹配机制嵌入OLG模型，从劳动需求角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用工行为展开静态一般均衡分析[33]。而Fisher 等将生命周期假说、就业搜索匹配机制融合到OLG模型中，从动态一般均衡角度系统考察延迟退休对个体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影响[34]。

同前述理论研究不同的是，Neher 在具体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代际养老的影响时，就在OLG模型中考虑了亲代对子代的利他性投资[35]。Rangel将反映时间特性的贬值函数引入OLG模型，从动态一般均衡角度分析了代际间的利他性投资和赡养行为[36]。

国内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运用OLG 模型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作了深入探讨，但从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出发，将生命周期理论、代际预算平衡思想和就业搜索-匹配机制融入OLG模型，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就业影响展开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并不多见。

以个体效用函数及其预算约束为核心的OLG模型，已被国内外经典文献广泛采用，被证明非常适合于研究延迟退休问题。基于此，可构建以三期OLG模型为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综合评价延迟退休的养老金预算平衡作用和就业挤出效应，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为背景，系统评价了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动态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受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影响，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三期OLG模型为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有利于客观评价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本文的论证思路及理论新意为：从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出发，多维度分析延迟退休对不同学历、不同技术熟练程度、不同性别和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差异化影响，以个体薪酬待遇、工作成就感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化演变为参照，分析预判大众的预期偏好和改革阻力，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最终得出“事关社会公平和所有人利益的延迟退休改革，应在综合考虑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就业环境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慎重选择实施时机”的结论。

通过文献梳理、经验事实对比和逻辑分析判断，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理论认知和政策启示。

（1）现有文献从个体成本收益、代际预算平衡以及劳动力供求角度，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作了较多探讨，分析所用的理论及实证模型已经相对成熟。但从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就业环境出发，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理论论证的并不多见，若以此为突破口，将有可能得到新的研究发现。

（2）由于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存在显著的城乡、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分割特征，加之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构架和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在不给就业带来冲击的前提下，为充分发挥延迟退休的养老财政稳定作用和减少其就业挤出效应，应充分认识到个体理性选择和市场自发秩序的重要性，更要积极发挥公有制经济、土地财政以及政府强大社会资源动员方面的优势。

注释：

①国务院于1978年颁发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