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陈立新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多种多样，现代性或是表达为对传统观念的拒斥，象征着人与旧时代的决裂；或是彰显为时间层面上的年代断裂，认为1500年前后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或是体现为对现代世界的本质判断，指出现代性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无论对现代性的认识多么纷繁复杂，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西方通过暴力、殖民和剥削的手段最先开始现代化历程，并不断地扩展其边界和势力范围，妄图使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遵循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甚至表现得更加猖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情已经表明西方现代性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使人丧失了本真的存在，影响着人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必须谨慎且智慧地来思考我们需要何种未来的现代性。

一、西方现代性批判：以资本原则为主导

马歇尔·伯曼从体验的角度把现代性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告诫我们19世纪的现代性是丰富的、深刻的、辩证的，它与孕育它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广泛、密切、深刻的联系，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又具有批判、反思、纠正、干预现实的能力。有必要从过去的现代性中重新审视现代之根，认清过去的现代精神，帮助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换言之，在现代化经历了如此之久的发展历程，其理论探讨已如此丰富的情况下，我们仍有必要回到作为19世纪现代性的突出声音——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求帮助。作为研究现代性极具深度和广度的思想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探讨走得更远，他的见地更明智、更真实。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关，现代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指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采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且成就斐然，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激发出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高的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成果，使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放弃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他同样指出了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难题：个人处于受抽象统治的异化存在状态，“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1]，人与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发生颠倒，人服从于“物”，而非“物”服务于人，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总之，现代社会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不得不使人遭受抽象成为统治的境遇。

面对如此这般的现代性，马克思“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2]528，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入分析，发现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文明与野蛮的复杂交织，全然在于资本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入手进行分析，考察了商品的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由于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的交换，必定内含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而这种共同的东西必然不会是两种商品的自然属性，这样就排除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具有量的差别，可以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交换，“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3]49。如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其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被撇开，它们的质的差别被忽视，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不再是桌子、课本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对象性的产物，是一定的劳动力耗费的结晶，只是被看作价值。那么，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是其必然的表现形式。如此，只有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并通过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由此，马克思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就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成为一般等价物，取得特权地位，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然而，在现代社会，不再是为买而卖的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而是为卖而买的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这时货币作为资本而存在，其目的在于获得价值增值。可以“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价值总体，其目的是‘价值增值’既获得盈利”[4]，现实社会中抽象的统治正是从这里发生的。由于资本的这种增值本性，资本无止境地追逐交换价值或价值的增值，这种强大的同一性力量使资本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为抽象的“交换价值”，服务于资本的增值，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作辩护，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此，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因素，是支配一切的强制力量，为现代社会奠定基础，构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换言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31-32，资本原则完成了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普遍统治。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生存难题这两种看似悖论的景象都与资本原则有关，它们背后都受资本原则的操纵。由于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资本成为商品世界的统治者，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及其增值，满足自身的增值欲望，资本“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资本社会才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使得“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98，彰显着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历史意义。同时，“抽象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杰作”[6]，“抽象”无非就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也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资本。恰恰也是由于资本成为现代社会里控制一切的上帝，现代社会变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5]940，使得人在突破“神圣形象”的控制之后，资本作为“非神圣的形象”统治着人，造成“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7]46。由此可见，西方现代性是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性难题是现代社会以资本为主导原则而导致的难题。

时至今日，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使得人的生存境遇更加窘迫。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科技内嵌于现代社会之中，资本和科技的联姻，使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增值。为极大地促进资本扩张，为更高速地实现资本增值，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工具理性在社会蔓延，一切领域都变成可计算，只有量的考量，没有质的特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根据“可计算性”来调节和安排，所有不能被计算的东西都被“剔除”出去或不被承认，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自动的合规律的商品生产过程，它们不需要从人这里寻求支撑和动力，人对其只能采取“直观”的态度即强调沉思的、无创造性的生活。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156，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人所珍视的一切神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消解，甚至丧失了自我意识。如此这般的现实，把人类引向的是何种境况呢？一味迷信资本增值的神话，忽视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遗忘对人类本真存在的思考，实际带来的是人的存在的无意义，把人引向虚无和绝望。如果说马克思和尼采在19世纪所宣扬的“一切坚固东西的烟消云散”和“上帝死了”就是对价值和意义丧失的呼唤，那么，在20世纪弗洛姆更是直言“19 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8]。如今，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吉登斯也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9]可见，西方现代性漠视人的生存境遇，给人以无意义的体验，已造成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代性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治愈自己的创伤”[10]。

二、超越西方现代性：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

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使人受到不以他人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资本的限制，遭遇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资本的命运，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面对这种把人类引向危机的西方现代性，我们不禁要问：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进程到底在哪里？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认为现代性的出路是超越西方现代性，既然资本是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范畴和主导原则，离开了对资本原则的批判，就无法进入现实社会生活领域，无法切中问题的实质。因此，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方案在于改变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使现代社会的性质朝着人的发展的目标转变。这一超越之路因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必将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前景。

首先，不同于其他的拯救现代性的方案，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出路是超越西方现代性。面对如此这般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方案是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本真存在，使“人诗意般地栖居”；哈贝马斯认为应通过完善理性的内涵来限制现代性的毁灭力量；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提出拒绝“元叙事”，反对这个充满危机的霸权主义的现代社会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哈贝马斯倡导的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的交往模式只是呈现为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进行的构想；后现代主义的结果也只会带来没有判断标准的虚无，造成社会的无序化状态。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目标不停止，我们就无法直接拒绝现代性或完全解构现代性，只能理解并重建现代性。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性地重构现代性并不是对其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正确地指明现代性的未来前进方向，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道路，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基于关注现实生活过程的基本立场，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认为西方现代性的生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结果。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难题，马克思既不是历史悲观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而是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182。这也就意味着，离开对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扬弃，期望实现现实生活的合理化仅仅是一种幻想，必须积极地扬弃西方现代性，在吸取西方现代性成果的同时克服其缺陷，换言之，现代性的出路是超越西方现代性，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也即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才能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此才算是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

其次，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关键在于，现代社会主导原则从资本到劳动的转变。现代社会变革的核心是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变更，亦即资本原则的退位和劳动原则的出场。那么，何为劳动原则？其一，劳动原则的实质是弘扬以人为本。劳动关乎人的本质与人的生成，人的特性和创生在于其生命活动的性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因此，劳动本身构成人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坚持劳动原则能使人获得本质力量的展现和确证，使人自身得到丰富和完善。那么，不同于资本原则以价值增值为导向、坚持以物为本、使人受到物的支配和奴役，劳动原则使物服务于人，致力于人的发展，根本上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其二，劳动原则的核心是以劳动引领资本。依据“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1]这一科学说明，从资本原则到劳动原则的变更，要求变革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关系，促使整个现代社会性质的转变。因此，不同于资本原则之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劳动原则要求劳动对资本的引领和控制，充分吸收并合理发挥资本的作用，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其三，劳动原则的要求是迈向共产主义阶段。超越“物的依赖性”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然需要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是私有财产得到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185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能够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使人的活动得到自由发展。二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从资本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不再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不再表现为仿佛是资本天然的生产力，而是展现出劳动本身的巨大能力。三是自由和平等皆得到发展。资本原则主导下的西方现代性使得“自由”得到推动和张扬，但“平等”未有相应发展，劳动原则要求依据自由与平等同源同构的本来性质，重塑文明叙事，让自由与平等同在。

再次，从资本原则到劳动原则的变更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一方面，从资本原则到劳动原则的变更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是资本的历史使命是促使人进入“劳动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方面在于创造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待剩余劳动，以至剩余劳动本身成为人的普遍需要；资本的增值本性驱使劳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以至生产的科学化使人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并且可以不再从事那种能够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此时，资本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促使人从资本社会进入“劳动的社会”，资本的这种过渡性质使得资本的历史使命一旦完结，资本原则的统治也就结束了。二是资本具有其无法克服的界限。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在于：必要劳动是活劳动交换能力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些界限是与资本概念的本质规定一致的，然后，资本同样具有增值的本性，资本会不可遏制地突破其界限，当“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5]91。这种限制与扩张所导致的矛盾，会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预示着资本原则的不可持存。另一方面，从资本原则到劳动原则的变更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是“劳动”是资本原则得以维系的秘密。这里的“劳动”准确说是雇佣劳动，在资本原则占主导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值依赖于“劳动”，资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形成对劳动的支配，通过榨取剩余劳动而使自身增值，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积累的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结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7]46。因此，资本得以不断增值、无限扩张的根源就在于“劳动”，“劳动”本身是资本无限增值的动力源，促使资本统治不断巩固。二是“劳动”使人背离资本原则，走向劳动原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正是这种以雇佣劳动为表现形式的异化劳动，使得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需要，人越来越依附于片面的、异化的、机器般的劳动并失去自我，由此必然会引起人对异化劳动的反抗，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换言之，在资本原则之下，“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资本作为客体化的劳动，是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当“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172，促使现代社会从资本原则到劳动原则的转变。

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原则的伟大实践

现代性是多元的，不存在一元的现代性方案，也就是说，“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12]，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以及民族特色发展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方案，为我们寻求现代性的正确出路提供了现实指导，中国始终主张在享受西方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在消化西方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能够超越西方现代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党带领人民通过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努力超越资本原则，积极坚持劳动原则的伟大实践，“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展开过程是人的异化过程，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则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13]。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一种新型现代性，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具有深远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强制力量，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把一切民族都卷入这种文明中来，使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按照自己的样子建构出一个新世界。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以资本原则为导向，企图使一切国家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来运行，然而，“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4]。中国式现代化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历史境遇中突围，立足本国国情和实际，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式现代化”，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沿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建构现代性。可以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明确中国走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15]。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下的政党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外殖民和对内剥削，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之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私有制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坚持宣称资本主义是天然的和永恒的，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已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满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始终是迈进共产主义，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国式现代化所构建的“两个十五年”的未来发展目标，正在为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过渡作出准备，将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站在新的起点。总之，“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应有追求，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来引领资本。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使一切都资本化了，资本成为绝对的统治力量，人的解放也是针对消除资本的强制而言的，然而，资本原则的退位，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资本或让资本消失不见，更不意味着放弃资本的文明面。毕竟“‘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527，需要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社会支撑，不经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充分发展，结果只能是社会普遍化的极端贫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劳动原则来开展现代生活，以劳动引领资本，要求资本复归为劳动的条件和手段，使得经济的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解放创造动力而非奴役；要求劳动克服资本的支配最大限度地复归为人的自由活动，使得人的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趋向统一而非对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下，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扬弃，我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逐步接纳、利用并规范资本，资本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地位。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作用物，在其合适的界限内发挥有效功能：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来激活社会活力、提高生产效率、激发发展潜力，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利用资本解决“物”的问题的同时，遏制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解决“人”的问题。具体而言是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尊重劳动，充分释放劳动活力，高扬劳动的优先性；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进行资本增值，并使资本增值所吸纳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复归于人，助力于人的发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重塑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生活，以劳动引领资本，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造出了物的丰裕与人的发展相互协调的新景象。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否致力于人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的最大不同。西方现代性以追求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把资本唯一化、至高化，说到底是以资本为本、以物为本。如此，人受到资本的统治和剥削，成为创造资本增值的工具，人的发展受制于资本增值逻辑，只是得到片面发展的“物化”的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为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7]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正确的现代化观，现代化发展的最终旨趣乃是人。中国能在人民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作出人民至上的果断抉择，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人为尺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使物质文明发展服务于人，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奠定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换言之，“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8]，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人不是物，不是德波所批判的商品堆积的“景观社会”，也非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我们追求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89。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使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2]223，不断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资本原则为主导、以资本扩张为目的所展开的西方现代化的征服道路，是伴随着民族与民族间的殖民、战乱与暴动的，并且，以西方现代性为模式所构建的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不过是虚假共同体。这种虚假共同体是在资本原则支配下以利益为基础，以互利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对于个体来说，每个原子式的个人都自发地逐利，以获利为其行为准则，无法完成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对于国家来说，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并以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不自由、不平等。对于世界来说，西方发达国家把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为普世的人类发展道路强加给一切国家，全然不顾各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色，并非真正的尊重包容、多元发展。基于真正共同体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彻底解放的精神实质与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时代发展条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国人民之间的利益、责任和命运休戚与共，是共荣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注重全世界人民的整体性发展，使现代化道路更好地造福全世界人民。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19]。面对传染疾病、自然灾害、难民危机、国际战争等全球性危机，当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其趋利避害的本性，立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解决问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美好的新出路。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使人类更加确信只有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守望相助，才能共克时艰，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