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茂峰 傅慧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加以强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用“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高政治力量”“最可靠主心骨”等字句突出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关键作用，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密码。在新的赶考路上，从学理纵深处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实践中自觉运用这条历史经验，对持续强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确保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具有深远意义。

一、理论之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革命运动的考察，实现了他们从人本主义转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他们改变了以往哲学家们从观念层面解释世界的主观偏好，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功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确证了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时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页。这里的“思想”内蕴着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内在统一。在这一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其中，并使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建构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理论成果来应对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复杂性和持续性任务，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次结合”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但彼时其影响局限在欧洲。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引起国内苦苦寻求救国图强之路的有志之士的重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以较大规模从欧洲、日本等地传入中国，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也相继成立，他们通过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度和跨越时空的强大影响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我们党拥有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百余年的历史解答和实践检验，深刻演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催生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伟大创造的历史图景，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关系。

李大钊通过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研究，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必然面临着由盛转衰的命运，形象地称“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②《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页。。毛泽东指出，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3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刻总结和全面阐述我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中国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这一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飞跃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肇始，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和目标任务的改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阐发，明确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并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战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势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中国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21世纪。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尽管所聚焦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有所侧重，但都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探索和开拓出的系统完备、逻辑严密且相对独立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些探索又可以归结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加快实现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上。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聚焦，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续探索中创立了具有丰富内涵和时代意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思想体系使建设社会主义与实现现代化成为紧密相连的一体化进程、一体化事业，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

（三）新的历史方位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互动的时代叙事下产生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大时代课题。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实质具有同源性，表征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中国，又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自觉，意味着当代中国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地和理论策源地。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既着眼自我的主体性，又兼顾“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党又破解事关当今世界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何种事实性描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内蕴着理论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特质，处处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其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回应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理论命题。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召力，正是由于它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科学思想体系，在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次次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既能坚守其理论内在的真谛，又能以“发展着的理论”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的姿态与具体的情境相融合，体现时代精神和实践精华。实践有力昭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我们要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价值之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强调要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这一观点明确划清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阶级界限，突出了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鲜明底色与价值旨归。

（一）从本体论视角看，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哲学范畴。对主体性问题的考量是确认人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首要命题。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史关于主体命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点，实现了人由精神主体向现实主体的历史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主体存在物，是聚合意识、思维和精神属性的现实个人。也只有在实践中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才能体现出其属性和价值。从这一层面而言，对人民政治主体价值和地位的确证是巩固政党基础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巴黎公社：“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可见，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的首要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主体、权利主体、利益主体、评价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多维主体角色。

中国共产党一直牢牢立足中国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逻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将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用科学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国家决策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正因如此，我们党才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制定和实施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二）从价值论视角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恩格斯曾评价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等一系列社会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这就为我们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社会作为各个财产所有者的权益的集合体或利益的共同体，其多样化的利益价值诉求只有得到普遍性认可并与公共意志相统一，才能进入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体系中。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主要矛盾在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研判和把握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全方位激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强调“软需求”，呈现出鲜明的递增性特征，即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种类的需要之间的梯次递增，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每种需要的单项递增。不同种类需要间的梯次递增表现为需要越低级就越强烈，因而也就越优先；越高级就越淡泊，因而也就越后置。高级需要是低级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即低级需要会渐次向较高一级的需要发展。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②《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57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交相辉映。二者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立场，共蕴发展的主线和人民的逻辑起点，呈现了思想维度互补、时间跨度涵盖和发展向度承继的契合关联性和发展脉络。正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大事，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因而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三）从目标论视角看，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于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复归。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人的发展的条件与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人的发展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质上强调的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与发展。无产阶级通过掌握“批判的武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挣脱受奴役和受剥削的制度枷锁，使自身得到解放和发展。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去理解发展的实践维度和价值旨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复强调党的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切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尺，都应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在实践中，我们党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持续探索，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以脱贫攻坚为例，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如期在中华大地实现了全民小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 日报》2021年3月13日。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提了出来，并聚焦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要求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正是因为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路径之维：科学机制、科学规划和科学方法的系统运用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他实际上是强调在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关系与深层互动中，必须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正是紧密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中通过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制定科学发展规划、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回应和解决现实发展问题，我们党才经受住各种磨难和考验，锻造为走在时代前列的百年大党。

（一）得益于党进行改革决策的科学机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在执政实践中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具体国情，遵循科学的决策机制制定各项改革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历史主题和时代大局，通过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强化政策执行、评估和监督，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等，促进了共识形成以及政策创新。同时，党中央各项决策都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注重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优良作风，在广泛调查研究并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反复论证后确定。

2001年9月26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制度。”①《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96页。这也是党进行重大问题决策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继续坚持“四个服从”②“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5页。，积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这些举措克服了片面发扬民主和片面强调集中的问题，有力防止了决策的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了决策不当以及由此对党和人民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凭此，我们党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决策机制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不断提升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极大提高了各项制度的科学性。

（二）得益于党谋划改革布局的科学规划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国家动员与配置全社会资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治理方式，是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安排。

迄今，我国已经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宏观发展层面的统筹协调。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立足国内并以全球视野看待问题，注重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既强调全面推进又突出重点，既注重战略性又关注操作性，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之产生疑惑、甚至逐渐减少或取消编制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坚定不移完善编制和实施中长期规划制度。由此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如此科学地制定国家每一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

纵览历次五年规划（计划），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计划演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而成为囊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规划，其目标、内容、体系与机制基本上适应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有序递进、接续奋斗的梯次发展过程，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西方一些政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以相互攻伐的党争和轮流坐庄为特征的不负责任的权力，并由此导致政党功能退化特别是政党代表性功能弱化甚至空心化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中长期规划制度彰显出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劲的治理实效。

（三）得益于党推进改革事业的科学方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还在于不论是什么时期，党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决策者在维护和巩固政治权威、保持根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坚持通过持续的实践与实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不是照搬他国的经验或抽象的理论。这样就避免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剧烈冲突，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发展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始终遵循渐进式发展的逻辑，不断探索改革的条件，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进行全国性部署之前先进行试点，在局部试点成熟基础上渐进转化为更大范围内的政策试点，进而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政策或立法，不断寻求切实可行的政策模式和制度选项。这就是分级试验的改革模式。

在关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问题上，一方面，党采取边试验、边改进的办法，允许失败曲折。对涉及面广且后果难以预估的诸多复杂问题，先从比较容易推进并能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入手，不断在更多地区尝试，用更长时间试验，进行更广民意咨询。这样自下而上、由易到难，在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基础上逐步向前推进，形成一点带四方、部分带全局的效应。另一方面，注重战略指导和顶层设计，加强对各领域改革制度的关联性和系统性研判，努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渐进与突破相促进。由此，党就能够预估并合理控制改革风险，不仅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方面保持了动态平衡，维系了广泛的发展激励，而且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方面，也展示出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和稳健的战略定力。

四、自我之维：勇于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勇于且善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围绕自身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优良传统和最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赢得历史主动的成功之道。

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锻造于无产阶级现实的革命运动中，并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持久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作为一种新型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始终引领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我们党时刻需要警惕和防范社会中其他利益集团以及掌握权力的部门或个体的以权谋私行为。这些行为的产生，正是由于政治权力具有自我利益扩张的特性。面对权力、荣誉、社会地位和财富等引诱，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产生利用公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的欲念和行为，因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③[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一旦执政党内部因权力诱惑而导致权力腐败，必然会“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6页。，进而销蚀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因此，必须着力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视域下，不同阶段我们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历史任务和自身的成熟度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互动演绎中，党自我革命的天然禀赋得以塑造。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程始终交织在一起，坚持自我革命是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的伟大创举”⑥房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重解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党的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了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财务纪律要求。党的二大党章将“纪律”单独作为其中一章，体现了党对纪律的重视。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我们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1927年党的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首次规定了在中央、省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积极组建了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展了整党运动和“三反”运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纯洁了党的组织肌体。改革开放以来，党先后出台了加强党自我革命的一系列党内法规，以制度来解决党内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特别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七个有之”①“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参见《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顽瘴痼疾，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的使命担当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出了系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有效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的“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也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一个颇富张力与解释空间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嵌套于复杂的立体时空结构中不断生长与深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赶考路上，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理论奥秘与深层机理，既是对党的百年历史的礼敬，又昭示着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