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筑慧 蒋宜洵

一、“工业下乡”与熟人社会工厂

“这个工业的时代，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瞬间，并不像伏尔泰的第一部戏剧或者楠塔基特(Nantucket)的捕鲸船那样久远。”(1)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李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3页。但正是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世界上的社会变革、文化融合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如果我们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计算，人类的工业时代才走过不到300年时间。而工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家们把工厂开到了世界各地，深入城镇和乡村社会。为了充分利用当地潜在的劳动力资源，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工厂的形式和运行逻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中国，“工业下乡”在近现代以来就已出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开启了民族学社会学对乡村工业的研究，也开启了农村现代化道路之探索，而《云南三村》则是学界早期对内地乡村工业研究的典范。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探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也就此对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孝通先生，他的《乡土重建》(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14-115页。《小城镇，大问题》(3)费孝通先生于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小城镇大问题”发言。随后由沈关宝整理了发言稿，并经费先生审阅订正。翌年9月，在《瞭望》杂志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以及《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页。等著作，是该时期中国农村工业研究的经典。这段时期以及之后的农村工业化探索，基本上延续了费老所提出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工厂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之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是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盛，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农村的日益衰微。学者的视角随着这一发展态势逐渐关注农村衰微、农业流动人口、乡村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对农村工业化的关注渐趋式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随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红利逐年下降、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涨、生态环境变迁、国际市场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向等客观因素影响，沿海地区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开始向中西部地区逐渐转移。2013年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之后各级政府为实现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给回流农民工提供“家门口”就业的机会，纷纷与东部沿海地区工厂建立合作关系。同时，一些返乡精英也通过自己的熟人网络与外地资方取得联系，他们负责在当地搭建厂房、招聘工人，外地资方则负责提供原材料、技术培训等，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通过这种订单外包的形式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利润，从而促进了小型工厂(车间)或扶贫车间(5)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扶贫车间项目运营管理规范》【(GB/Z35040-2018)，2018年】，扶贫车间是指建设在乡、村，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为生产经营活动场所，以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目的，以从事农产品初加工、手工业、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就近就业扶贫模式。在熟人社会的纷纷建立。据统计，至2020年，我国不同类型的扶贫车间已达32 688个,吸纳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43.7万人。(6)《中国就业扶贫成效显著 5年累计建扶贫车间32688个》，《上海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第48页。本文将这种由返乡精英建立的小型工厂(车间)称为“熟人社会工厂”，又因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这些小型车间只要按照政策要求吸收一定数量的建档立卡户，便可以申报“扶贫车间”，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因而，在中西部农村，熟人社会工厂与扶贫车间的重叠性较高。与建立在沿海地区的密集型大工厂不同，“熟人社会工厂”一是规模较小，主要进行来料加工，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二是建立在以“人情”连接的熟人乡土社会，其需要“本土化”，即为了适应乡土文化，在日常运行实践中，渐渐发展出一套适宜于中国农村的“非正式”运行制度，这套制度的逻辑不仅体现了人情社会的“地方性知识”，更反映出乡村“人”的现代化路径。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乡村工业的研究逐渐转向“扶贫车间”。从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扶贫车间的模式和路径(7)康佳稀、郭超利、纳慧：《乡村振兴中扶贫车间发展的模式选择和路径启示——以甘肃省为例》，《财会研究》2022年第6期，第68-73页；文超、梁健德：《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车间实施路径探究——以N市为例》，《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22期，第64-65页。、扶贫车间的推进与发展、扶贫车间的运行和管理方式，以及扶贫车间与就业、扶贫车间与乡土关系等问题，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或对策。(8)窦娟芳：《西部贫困农村扶贫车间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农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79-82页；何阳、俞竹平：《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扶贫车间对策研究——以天水市为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97-100页；钟政：《贫困地区扶贫车间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长沙：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35页；岑家峰：《后脱贫时代扶贫车间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以广西为例》，《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5期，第40-45页；张友鹏：《扶贫车间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当代农村财经》2021年第4期，第25-28页；张晓颖、王小林：《扶贫车间:行为体、驱动力及持续性讨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0-139页；何阳：《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05-113页；李超海：《扶贫车间：嵌入政策的劳动管理何以可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58-70页；肖婧：《扶贫车间的类型及其运作机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49页。笔者发现，虽然扶贫车间建立在熟人社会，但上述研究对“人情”的关注不够，对扶贫车间的运行或管理研究鲜少涉及“情感资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情感资本是学术界近年来新的理论视角，国外的研究多用于探讨其在心理学、教育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中的运用。而国内关于这一概念的研究与运用相对较少，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者伊娃·依鲁兹(Eva Illouz)认为，经济关系已经变得深刻情感化，而亲密关系也越来越涉及谈判、交换及公平的经济与政治模式范畴，这种与经济关系相互定义且彼此塑造的双重过程即为“情感资本主义”。(9)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7，pp.5-6.换言之，人在工商业的互动中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情感，这种情感又对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作为一种资本参与工商业的运行中，于是有了“情感资本”这一概念。如伊娃·依鲁兹所言，人的情感能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成为情感资本。(10)转引自余双双：《伊娃·依鲁兹“情感资本主义”理论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2-33页。建立在乡土“人情”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工厂”，其模式显然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不同，而“情感资本”是以何种方式在扶贫车间的运行和管理中发挥其效用的呢？或者说，“情感资本”如何嵌入乡土熟人社会的小型工厂中并成为其运行的重要方式，这对于探讨工业下乡的路径、运行及可持续发展有一定意义。本文通过对湘西一扶贫车间(Y厂)的调查，发现该厂在运行和管理中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将“情感资本”与车间制度和日常生活融在一起，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互联互动，乡土社会文化也由此得到承接与延续。

二、熟人社会工厂中的情感资本

彼德·布劳认为，大部分人类情感的根都扎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的许多痛苦和幸福，都根源于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11)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4-141页。“情感是活生生的，它的生存和跃动依附于社会互动过程。”(12)郭景萍：《涂尔干: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学术论坛》2006年第3期，第129-133页。虽然企业管理强调理性、制度、规章，但作为社会中的人，情感并非都是洪水猛兽，它在合适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促进个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带有先天的血缘和亲缘特性”(13)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51-58页。，小到“夫妻店”大到家族企业，越是封闭的地区，人们在创办事业时越容易从亲缘关系网络中去吸收个体加入，这其中既有小地方人力资源匮乏的客观因素，也有“打虎亲兄弟”的“关系”考量。可见，情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而中国的乡土社会被认为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来说，其人际关系有着独特的表达与运用，我们可以把乡土中的关系总和看作情感资本在熟人社会工厂产生的重要前提。不同于城市大工厂严苛的制度管理，Y厂得益于“熟人社会”原生的人际关系基础，在工作场所、工人之间孕育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文化，这种情感文化产生于日常人际关系，渗透进工厂的人员管理，对工厂的日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情感文化就是情感资本。同时，在Y厂情感资本的产生和运用中，乡土社会文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下文将对Y厂中情感资本的产生路径及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描述，并分析乡土社会传统与现代性在Y厂的互渗。

(一)田野点简介

Y厂位于湘西保靖县G村，建立于2017年1月，前身为一家庭作坊，主要从事成衣来料加工，计件收取加工费，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工厂”。工厂主石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为返乡创业人员，两人于2010年在家乡创办了一家幼儿园。Y厂所在的G村是李先生的家乡，夫妻俩乐于助人、诚信经营，在G村有口皆碑，李先生也在村民的支持下当选为村支书。在开办幼儿园后，石女士发现，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教育，无法外出打工挣钱，其中大多数为女性，且全职在家，靠以前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外出务工养家。在攀谈中，石女士了解到这些村民希望能在家门口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自己赚钱自己花，还可以补贴家用，减轻丈夫们在外务工的压力。对此，有过下岗经历的石女士深有体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本村的同宗兄弟李F处了解到，随着近年“用工荒”现象的加剧，福建的服装厂一直向内地派单，于是石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商量后，到了福建等地考察，寻找合适的上家。在一切准备妥当后，石女士便租用了丈夫同宗兄弟李CP家的地下室，于2017年在那里建立了Y厂。

建厂初期不过10余人，大部分是石女士的妯娌等亲戚，有着天然的血缘和地缘“人情”关系。正因为如此，借助于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情感文化也在Y厂不断滋长。为扩大生产，工人们利用各自的人际关系网络帮助寻找合适的劳动力，使工厂的规模得到一定的扩大。建厂员工之初的订单来源比较单一，工厂常常因为没有订单而停工。后来通过工厂管理人员介绍，石女士认识了L县的张老板，张老板的妻子是B村人，距离G村仅4千米，她与服装厂的李FY是初中同学。张老板早年曾在深圳、广州等地的工厂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熟悉服装厂的经营套路，并且订单资源丰富，经常拿到服装大厂的一手订单(即直接与服装销售部门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工价较高)。有了张老板的帮助，Y厂的订单量趋于稳定，工价也有所提高。同时石女士在当地的好口碑也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Y厂搬离了最初的地下室，建立了标准化的厂房，工厂运行也逐渐进入正轨。

(二)情感资本产生的路径

某种意义上而言，“熟人社会”的人情特征与相互缠绕的人际关系，使得情感资本更容易在“熟人社会工厂”中孕育。通过访谈，笔者发现Y厂员工的情感文化浓厚。工厂成立初期的数十名员工，仍有大部分留在厂里。她们有的在外出务工后又回到厂里，有的则一直留在Y厂，是“元老级”员工。提起石女士，不同于大众刻板印象中的劳资关系，员工们认为她态度热情、善解人意，与大家也不存在森严的等级关系；对于Y厂，工人们则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使其发展壮大。于是，借助于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乡土文化规约以及人情管理制度，工人们的情感与能力融入了工厂的生产运行中，形成了情感资本，并在无形中巩固和壮大了Y厂。

1.血缘与地缘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

G村是一个位于武陵山区的非工业化村落，交通不算便利，人员流动较少，人力资源也不丰富，这导致Y厂的招工不得不依靠石女士夫妇和员工在当地的人际关系网络。Y厂员工的人际关系结构呈现一个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多中心网络差序，这个网络的中心是石女士及管理核心人员。在对工厂员工进行访谈后，笔者发现除了少部分由于“流动性”而处于人际关系外围的工人外，余下的工人几乎都可以以工厂的管理核心人员为中心，并以地缘、血缘或业缘关系连接起来，形成多中心网络，即以工厂主石女士及其丈夫为中心，包括其同宗族亲属(含王家冲方宠支系、王家冲湾里方馨支系、对门寨方荣支系)所构成的血缘关系；以老厂和新厂管理人员及工人为中心构成的业缘关系；还有在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中嵌套的地缘关系(以G村、R村为主)。其所描述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反映出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脉络。在中国乡村，人们习惯在办事创业时从血缘、地缘网络中吸纳个体加入，体现了中国乡土工商业与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互嵌互构，也反映了乡村工商业具备先天的亲缘特性。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对主人翁黄东林湖口店铺发展的描述也佐证了这一点。(14)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9-97、158-166页。可以看到，乡土社会原生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情感资本在Y厂产生的重要路径之一；反过来，情感资本也使得Y厂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表现得更为紧密，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也在熟人社会工厂里得以交融，传统与现代于此链接起来。

从上述三种人际关系网络还可以看出，服装厂的分工有着朴素的三层结构，即工厂主—管理人员—工人。虽然工厂主是工厂运行的核心，但她与管理人员、工人之间复杂交错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层级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也正是这种人情关系，服装厂的工人往往能够动用自己的人脉为工厂带来更多和更稳定的劳动力，管理人员在此基础上则依靠技术帮助工厂正常运行，而工厂主在工人的支持下，获得经济收益。从服装厂职权分配层面来看，Y厂有“厂长—管理人员—普通工人”的等级之分，并由此产生收入分配的差距。但工厂在实际运营中并非是完全依靠上级拍板，也没有严格的考勤管理制度，工人收入往往视生产的部件多寡而定。同时，尽管工厂主、管理人员拥有任免和分工的权力，但她们身处乡土社会也须考虑人情关系；工人们看似处于科层的下级，但却囿于乡土社会的人情、面子以及稳定员工的考量，工厂主常常在劳动时间、劳动方式上做变通，这不仅体现情感资本对熟人社会工厂的渗透，也反映了乡土社会传统对现代性的制约。

2.乡土文化在熟人社会工厂的渗入

扎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土社会，有着浓厚的人情、面子文化和集体主义思想，它们在无形中对资方的行为产生规约，并为情感资本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在熟人社会创办事业建立工厂，“讲人情”“有感情”“重面子”既是习惯也是规范，更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与准则。如果个体在熟人社会创办企业时只顾自我收益，不讲乡土社会的“礼俗”，无视工人的情感需求，那么其所在的圈子就会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以此表明他的“不尽人情”“不懂规矩”而遭到排斥。石女士对待工人讲人情，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也会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以感情为纽带管理工厂。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获得了老员工的称赞和信任，亦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从而吸引了大量潜在劳动力的加入。

给工人“小恩小惠”看似是很简单的情感管理方式，但实施起来则需要工厂主有一定的肚量和智慧，即便是身处人情味浓厚的熟人社会，也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能领会适应乡土文化的重要性，A厂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沿海服装厂的大量订单向农村服装厂汇聚，所以在中西部农村像Y厂这样的服装厂并不少见。邻村的A厂就是和Y厂规模相当的服装厂，且成立时间早于Y厂。但由于A厂的老板娘为人高傲，斤斤计较，而且在工价上常常暗自克扣，所以在2021年年初，A厂的工人集体出走来到Y厂。虽然最后A厂的老板娘通过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挽回了一些工人，但还是流失了一定的劳动力。这件事也传遍了当地，成为街坊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对比A厂老板娘，Y厂的石女士不仅逢年过节给员工们发些生活用品，带工人们出去聚餐、游玩等，对于加班工人她还会给大家准备泡面、香肠等零食作为宵夜。可见，石女士深谙熟人社会的相处之道，懂得在经营赚钱的同时，顾及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与人方便，赢得认同，同时也给了自己获利的机会和空间。

在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里，劳资双方的“明争暗斗”是普遍现象，老板往往成为赢家。但在乡土社会，角色却发生了改变，熟人社会工厂的老板在面对工人的“合理挑战”或要求时，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深知乡土社会文化对个人立足的重要性，也明白流言蜚语对工厂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他们而言，自己的情感投入不仅体现在工厂管理中，也表现在对工人生活实践的理解上，以及对乡土社会人情世故的认知上。从工人角度来说，工厂主的好与善解人意不能不领受，这种领受反映在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对工厂的认同上，彼此间的情感互惠于是转化成情感资本，成为熟人社会工厂管理的一种必要策略。

3.人情化的弹性管理制度

对于以追求效率为主的沿海大工厂来说，考虑人情关系的弹性管理机制无疑是舍本逐末，但对于农村“熟人社会工厂”来说却是合情合理的选择。Y厂的人情管理制度既是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产物，又在无形中滋长了工人间的情感文化。Y厂雇用的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这些劳动力具有很强的“非正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些劳动力往往是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其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而展开。比如在Y厂上班的工人，多是30～40岁的中青年妇女，她们需要承担照料子女、老人以及从事大量家务劳动的责任。对于其中大部分工人来说，进厂打工只是她们的“副业”，在服装厂的收入也仅仅用以贴补家用或满足个人额外支出，并非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次，这些留守的家庭辅助型劳动力不仅要照顾孩子和老人，还需要维系整个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交往。比如，在远亲近邻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中，她们需要去“打平和”(帮忙办酒席)等。这些活动常常与工厂的工作时间相冲突，造成工作时间的“碎片化”。

如果工厂主在管理机制上不考虑工人们的“非正规”诉求，这些辅助劳动力大多数会选择回归家庭，不赚这份“闲钱”。所以，机械照搬现代工厂的严格考勤和上下班时间制度在熟人社会工厂里往往是行不通的。换言之，在熟人社会工厂，那种规范的管理制度、固化的工作时间难以“规训”这些闲散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石女士只能调整其管理方式，采取制度与人情互嵌的弹性管理机制，适应工人的“作息”，如上下班时间灵活自由，可以把孩子带来工厂，红白喜事随时请假等。弹性管理机制以灵活的方式将这些劳动力的碎片化时间整合进工厂车间中。同时，感情的付出向来是双向的，特别是在熟人社会，人们通过各种熟人关系串联成交互网络，在你来我往中慷慨付出并期待回报。Y厂这种考虑工人家庭需求的弹性制度，让工人们记在心里，对日常工作更有主动性，乡土文化对大家行为的规约在这里也得以彰显。

从上文可以看到，无视熟人社会的情感需求，机械照搬现代工厂管理模式，会导致“熟人社会工厂”走向衰落甚至倒闭。在Y厂的日常运行中，生产管理是简单而基础的，情感管理则是微妙而重要的。石女士善于管理工人的情感，并获得了工人的回馈，给工厂带来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情感资本运用的效益

在判断情感资本对个人或组织产生影响的程度时，我们可以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了解。在经济效益方面，根据2019年Y厂申报扶贫车间的文件来看，2018年Y厂生产量已经达到10多万件，产值近100万元，当时厂里共有33名工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6人，残疾人2人。2019年，服装厂扩建征地1200多平方米，新建标准化厂房，机器设备增加到40台。2019年8月底，新建厂房投入使用，年产量达20万件，年销售收入达200多万元，工厂人员最多时达到4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在20人左右。2020年Y厂搬迁到G村易地扶贫安置点，建筑面积扩大到2000多平方米，并为搬迁户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解决村民就业人数60人以上，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20人左右。年销售收入达300多万元，其中学徒工月平均工资1200元，熟练工月工资在2000～4000元。在社会效益方面，由于Y厂经营良好，且信守承诺优先解决当地贫困户就业，在当地有口皆碑。故2020年时，镇政府再次找到石女士合作，希望她租用G村易地扶贫安置点的厂房，把服装厂迁到那里，为安置点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虽然搬迁会给石女士带来管理上的不便(厂址离G村远，一部分工人选择留在旧厂工作)以及额外的租金，但石女士为了让更多的村民有就业机会，还是同意把厂房搬到安置点。

情感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必然会产生逐利性，但情感之特性以及乡土社会关系又反过来对资本逐利行为进行约束，在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意社会效益的平衡，不断地维系各类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当下，情感资本的维系越发重要。企业无国界，企业家却有国界，也是有情感的个体。得益于“熟人社会”的人情特征与相互缠绕的人际关系，情感资本更容易在“熟人社会工厂”中孕育。但也并非所有的管理者都能明白情感管理的重要性，抑或明白但不知道如何操作。Y厂发展壮大的经验可以说明，熟人社会工厂需要建设情感资本，增强工人之间的“粘性”，从而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行。当然，熟人社会工厂的建立，也为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提供一种关系的新面相和互动的平台。在Y厂情感资本的实践中，处处有着乡土社会文化的影子，它既是人际关系网络，又是人情管理制度，也是村民心中衡量别人的那杆秤，其传统与现代性在工业化的产物——工厂中嵌入，你来我往、互联互动。

三、“情感资本”运用的价值：传统与现代的互联互动

Y厂的建立，为G村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使得G村一些人口不再外流、家庭得以稳定。同时，现代文化与乡土人情在小小的熟人社会工厂里相互裹挟和碰撞，形成了独具乡土特色的运行逻辑。虽然现代化的市场原则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秩序，使得乡村社会个体化，但我们不得不感叹乡土文化价值的韧性与智慧。从Y厂的经验可以看到，熟人社会工厂并不是建立在乡土社会结构瓦解的基础上；相反，乡村工业维系了生产中共同体成员的互相依赖，村民互动的场域由共同劳作的田间、红白喜事的仪式扩大到共同劳动的车间。在这里，乡土社会的行事逻辑并未发生断裂，反而制约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无序扩张，由此也体现“情感资本”在熟人社会工厂中的运用价值。

(一)离土不离乡与家庭不离散

从关系的角度来看，离土不离乡呈现另一种乡土关系，代表着农村人口、社会关系的保留与维系。熟人社会工厂承载的离土不离乡的意义，除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外，还包括维系家族情感、和睦邻里关系、商议村集体事务等。乡土社会对礼俗的认同、对关系的维护，使其成为重视人情和关系维护的熟人社会的另一空间。“作为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一切都靠民间的约定俗成。”(1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页。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许多乡土社会中的“礼俗”被迫中断或者改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因婚丧嫁娶而产生的红白喜事。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工厂的建立，工人们不仅可以重新参与红白喜事的仪式，维护固有的人情关系，而且工厂的工作也扩大了工人的交际网络，满足了乡土社会“攀关系、重交情”的情感需求。除了参与人情往来的酒席，人们还可以参与发展村集体事业的商讨中。这些80后、90后工人与他们的父辈有所不同，九年制义务教育给予他们理解、接受新思想的平台，文化资源的积累又使得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他们敢做敢想并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他们不再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这些回流的青年农民在村集体的事业中，往往提供新点子，也勇于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乡村建设也因此焕发出新的活力，有利于乡村的未来发展。在G村治理的“院坝会”中，就能见到这些回流青年活跃的身影。

而家庭不离散则是一种家庭关系的维系，代表着人伦，包括抚育与赡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础的情感表达。即使当代社会面临剧烈变迁，但中国最基础的社会结构仍没有变化。家不仅是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的最理想切入点，也是大部分中国人行为逻辑的出发点与核心。传统的农民工回流研究认为，城市的压力和对土地的眷恋，是造成农民工回流的两股强劲的力量。(16)张宗益、周勇：《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统计研究》2007年第12期，第9-15页。但对于在Y厂工作的工人们来说，出现了新的情况。与父辈不同，她们更多是从事技术或服务型的工作，突破了自身与土地的羁绊。访谈中，Y厂这些中青年农民工回乡的主要原因是放不下与家庭的连接。得益于近年社会各界的报道和呼吁，二代农民工对于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赡养重视度有所提升。而且二代农民工中大部分人曾有过留守的经历，明白其中的孤单对成长的影响，所以她们宁愿收入少一些，也要留下来陪伴孩子。除此之外，赡养老人也是劳动力留下的重要原因。

熟人社会工厂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化解了乡土社会潜藏的矛盾与冲突。在Y厂劳作的过程中，工人们得以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这不仅提升了她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保证了核心家庭的稳固和团结，为人的情感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平台。

(二)现代与传统的互动

当Y厂在G村那间狭窄的地下室开工时，这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村庄就缓慢开启了工业化的进程。Y厂为G村带来的不仅仅是“离土不离乡、家庭不离散”的情感联结，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将工业化与乡土性互嵌，为相对封闭的乡村带来新的思想。从性别角色的角度来看，Y厂为G村留守妇女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空间，传播了“妇女顶起半边天”的思想。在农村，受到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出现了大量适龄女性在结婚后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归家庭的现象。农村妇女被禁锢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以及抚幼、照料老人等活计。“没有拖累的话，谁也愿意出外面去工作，在这里上班的也就是那些有孩子的出不去的人”“留下来的更多是舍不得孩子的人”。可是这些为了照料家庭而放弃工作机会的妇女并没有完全得到家庭的认可，她们的家庭性劳动价值也没有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注，甚至有时候连她们自己也并不认为“我”也是为家庭发展出力的一方。“那我觉得男的在外面打拼还是辛苦些，我们在家里带小孩还是舒服点”“那当然还是我们男的辛苦点啦，现在在外面赚钱多不容易”。在访谈中，这样的声音时常出现。Y厂的建立，逐渐打破了G村这一传统认知的局面，不仅给了这些留守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也改变村民对“女性就应该留在家中从事家务”的看法。虽然最开始的招工阻力重重，很多劳动力都持观望的态度，一方面是她们对服装行业没有经验，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另一方面，照料家庭的责任，村里的闲言碎语，使得她们无法“轻松上阵”。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那些观望的女性发现和她们有一样处境的工人在这里也能很好地兼顾家庭与工作，于是她们选择进入工厂劳动。渐渐的，Y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辅助型劳动力加入，她们有的也许会因为经济收入的原因选择再次外出务工，但Y厂一定意义上成为她们在家时获得自己一份收入的场所，使她们的劳动价值重新得到认可，同时G村传统的性别对立的劳动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

从工厂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Y厂出现了资本逐利与乡土人情相协调的新局面。虽然有一份感恩和回馈故土的情怀，但熟人社会工厂的老板们也希望借助投资带来收益和回报。有学者指出，资本毕竟作为一种外来的、具有逐利性的要素进入乡村，可能会在利益格局上排斥结构松散的农民，需要政府一定的监督和关注。(17)王守智：《新乡贤“返场”的当代价值、现实际遇与未来走向——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分析背景》，《新疆社科论坛》2021年第1期，第64-70页。但这些农村工厂实际运行的经验却说明，乡土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的过分“压榨”，熟人社会自有的一套行事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资本对人性的“物化”。所以，过分追求利益，照搬现代化工厂的管理逻辑，在乡村社会显然行不通，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从管理者的层面来看，熟人社会的工厂主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中也有人曾经离开故地到城市谋生，但在农村仍然有亲戚朋友，有人情关系的羁绊。他们很难变身为马克思笔下“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资本家，农村的人情关系和他们的良心都使他们在运营和管理工厂时，不得不优先考虑工人的需求，如石女士所言：“在农村开厂，重要的就是了解工人们的要求。这边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小孩上学要接送，老人有个三病两痛要去照料，如果把时间卡得太死，就招不到工人，大家都希望时间自由。因为这个原因，工厂也只能搞计件制，搞底薪的话根本控制不到工人。”从舆论角度看，如果工厂里发生了“不合理”的事情，在熟人社会工厂工作的员工更容易将这样的消息传播开来，此后任何当地人在要加入这样的工厂时都会掂量曾经发生的事情。而且工人们在本地有着“联络皆有亲”的关系网络，如果她们联合起来，不仅是一股不小的舆论压力，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冲突事件。

“离土不离乡、家庭不离散”是工业化现代化助力乡土社会存续的一种方式，“资本逐利与乡土人情的协调”则是乡土社会制约资本无序扩张的表现。在评判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时，除了计算经济效益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熟人社会工厂也为乡土社会传统和现代的互联互动提供了极好平台。Y厂的实践经验既证明工业文明和乡土文化自洽对乡土社会存续带来积极影响，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工业化与乡土社会融合的一种可能。

四、结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消除或减少贫困也是各国政府努力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思路出现了重大变化，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逐渐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开发力度。在扶贫道路的探索中，“产业扶贫”因其具有的“造血功能”而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路径。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地区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逐渐向东南亚及中国中西部转移，内生型“熟人社会工厂”(扶贫车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成为解决地方贫困人口问题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扶贫车间一个重要特点是就近就地就业，并与解决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相结合，村民们离土不离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这一特点也显示“工业下乡”与城市大型工厂在管理、运行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建立在熟人社会，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且以“人情”形成“差序格局”的关系；后者是以严苛的制度和规章管理来自不同区域的工人，彼此间缺少先天性的亲缘关系，如此就使得“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带有先天的血缘和亲缘特性”(18)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51-58页。，而这一特性又是以“情感”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当“情感”作为一种资本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便成为“情感资本”。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先天的“人情”底蕴，熟人社会工厂的建立，不仅开启了中西部非工业化乡村的工业化进程，也成为孕育“情感资本”的极佳场所。通过人情化管理机制及初步的企业文化机制，工厂与村庄的社会网络、利益联结、观念认知互相渗透，并以此实现扶贫产业的“本土化”运行。在Y厂的实践中，我们能看到乡土人情关系与情感资本在熟人社会工厂中相互勾连、相辅相成，并赋予其人情管理的逻辑、平稳运行的保障、扩大发展的动力等。这也为未来农村产业兴旺的发展目标提供一定的经验，即依托乡土社会文化，合理利用当地的人际关系、培养工人对工厂的认同感并嵌入乡土社会，从而促进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发展，并为乡村传统文化的接续提供新的平台。可见，现代性工厂并不一定遵循严苛制度规训下的运行机制，作为人类本能的一种状态——情感，当其作为一种“资本”被合理运用到工厂的管理中时，亦能产生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尤其是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乡土社会，往往会增强人们对工厂的归属感，形成有机团结，从而维系工厂的有序运转。

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互相连接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依托此基础生长的情感资本，虽然赋予工厂在资源获取上的便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熟人社会工厂的进一步扩大，陷入发展的困境。在Y厂的实践中，出现了管理上制度与情感的两难选择以及工人和老板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杂糅混合，这些困境即体现出乡土社会的人情特征，也说明农村工业的发展需要迎接新的机遇。此外，在道路的选择上，农村熟人社会工厂的本质是东部沿海工厂的产业转移，是简单的对这些工厂订单的承接。没有资本话语权的熟人社会工厂，只是产业链中最基础的一环，如何提升熟人社会工厂的发展路径，拓宽其产品市场，且在传承乡土文化之时又能增强现代性，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和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