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太龙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更具复杂性和独特价值，它“不仅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推进，还关乎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繁荣与发展以及国家的边防安全与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认同”。(1)刘华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现状与展望——基于CSSCI文献的分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88-100页。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已卓有成效，而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强大精神力量，更应补齐短板、齐头并进，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从而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源动力。乡村教师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主体和宝贵资源，他们接受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不仅思维活跃，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而且极富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现代教育制度和新兴技术的最大受益人。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2)《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20年7月31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l,2022年5月10日。那么，在文化振兴成为全面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的关键时期，作为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和互存关系，理应肩负起艰巨而光荣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应有的力量。

一、乡村教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囿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掣肘，城强乡弱、城优乡劣一直是城乡之间的整体印象和鲜明比照。虽然脱贫攻坚战略的顺利完成让民族地区乡村的物质环境和经济水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但面对乡村社会发展空心化、乡村人才大量抽离、城市文化不断侵入的困厄，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精神面貌更让人忧心忡忡，“现阶段乡村文化式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是当前乡村振兴的最大制约因素。”(3)李军明、向轼:《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95-103页。

(一)乡村文化自信日渐衰微

乡村文化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容构成和重要目标，也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05页。乡村文化自信是指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独特价值和生命力的高度认可、情感依恋和如磐信心，它直接影响乡村民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当下，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正随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急剧转型而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迁，城镇化、现代化、资本下乡在让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日益非农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民的价值逻辑、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乡村文化也变得越来越非乡土化，在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碰撞对比中出现了自信危机，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城镇转向。一是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抽离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本就为数不多的优秀人力资源，精英外流十分严重，导致乡村社会“空心化”、乡村住户“空巢化”、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恶化，乡村文化活力衰退，这不仅动摇和改变了乡村文化生存与建设的主体根基，而且也折射出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不接受、不认同和不自信；二是城市文化的强势介入挤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导致乡村文化边缘化，乡村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等都出现了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其乡村文化认同被消解，乡村文化自信被削弱。“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以其独特的诱惑像漩涡一样肆意侵蚀着乡村文明，将乡村文化从乡土场域中抽离出来。”(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三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自身转化创新不足导致其难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从而丧失了永葆生机活力的因子，降低了乡村民众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二)乡村文化传承难以为继

乡村文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于后继有人，人才的缺乏和流失是掣肘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的最大障碍。当前，由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人口流动、乡村教育转型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建设面临着难以为继、青黄不接的断层危机，这种危机又主要表现在三类传承主体身上。其一，老一辈传承人尽管拥有乡土文化体验和记忆，是乡土文化传承的最佳人选，但在新型城镇化、城市文化“下乡”的猛烈冲击下，他们被迫离农进城，彻底斩断了与乡村文化根脉的天然联系，即便留守乡村，也因传承对象的阙如或不足而“英雄无用功之地”，更多表现出了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其二，大量有学识、有技能的优秀乡村青年不断流向城镇，加剧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人口稀疏化、老龄化现象，能将乡村文化赓续下去的晚辈后生越来越少，乡村文化的代际传承失去了基石。而且，乡村青年的城市化特征增加了代际间的文化鸿沟和观念隔阂，削弱了他们的乡土情感和乡土文化价值认同，“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记忆是碎片化的、表象化的，缺乏父辈对乡土文化与生命相连的完整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体验。”(6)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4-10页。其三，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的空间布局调整导致乡村社会失去了乡村学校这一文化高地，乡村文化传承的教育基础被削弱，乡村文化的学习主体与乡村时空隔离开来而“不在场”，其严重后果就是乡村学生无形中深受城镇文化的影响，缺乏乡土文化资源的浸润和涵育，而乡土教育缺失又是乡土文化断裂的孪生物，这又从根本上加剧了乡村文化传承的困境。

(三)乡村文化设施利用缺位

乡村文化设施是乡村公共活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开展文化活动必不可少的场所，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对于提高村民文化素质、重构乡村生活秩序和改善乡村精神面貌意义重大。然而，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化性质，疏远了村民之间的生活联系和人际交往，加剧了乡村社会原子化和私人化的趋势，最终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断式微，文化服务设施的运行现状不甚理想，出现了建设不对路、管理不到位、使用不充分的三重困境。首先，依托政府和市场等外部力量的外源型和项目制建设思路缺乏特色与个性，陷入了盲目效仿和直接照搬城市风格的现实误区，导致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内生性和适应性不够，缺乏文化服务设施的精准识别和靶向供给，偏离了广大乡村民众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真实文化需求和日常生活实践；其次，“行政主导型”乡村治理模式所衍生的压力传导和数字化政绩行为使得一些基层领导和管理机构非常重视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却忽视乡村文化设施的管理、维护和监督，加之读书会、非遗传承会、习俗研究会等村民文化自治组织的缺失，导致出现文化设施弃之不用、年久失修、挪作他用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设施的功能发挥；最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资源投入形式较为单一，忽视了村民的主动参与和利益关切，对村民的文化诉求观照不够、回应不准，无法将文化建设的内容贯穿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7)崔盼盼:《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再造与路径创新——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1-110页。，简单的文化下乡或城市文化产品的直接移植淡化了民族地区和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乡土底色，很容易导致供给的文化产品与乡村文化生态水土不服，难以得到有效利用。(8)夏小华、雷志佳:《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中州学刊》2021年第2期，第73-79页。

(四)乡村民众思想有待改造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调动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激活他们创造幸福生活的主体性、积极性和自觉性，营造积极、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态，因为“没有精神健康的农民，文明乡风和乡村振兴都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木之本。”(9)刘文阁:《倡导文明乡风 破除陈规陋习》,《经济日报》2020年10月13日,第10版。当前，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民众的物质环境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升，但相比之下，乡村民众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素质距离乡村全面振兴和新时代农民的目标还相差较远，乡村文化振兴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方面，一些不良风气、陈规陋习和特殊习俗在乡村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村民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游手好闲、封建迷信、赌博盛行、逞强斗勇、以邻为壑、鄙视读书等现象，缺乏现代社会的进取精神、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科学素养。而且，在城镇化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土地流转、现代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加持下，乡村社会所需的农业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但乡村民众的闲暇时间利用存在效率低下、娱乐失当、文化品位不高、不利于身心健康的问题，缺乏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乡村生活质量有待提升(10)王乐、涂艳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闲暇危机与教育支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61-68页。；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观念相对陈旧，习惯于蜷缩于得过且过的舒适地带，普遍关注的是家庭和个人利益，不愿意参与村中公共事务，既缺乏积极进取、不甘落后的奋斗精神，贪图一时安逸，舍弃长远发展，又对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缺乏感恩情怀，不能将输血式的外来帮助转化为造血式的自主发展。更有甚者，随着扶贫资源的持续增加和倾斜政策的加大供给，部分农民出现了争当贫困户、依赖“等、靠、要”等内源性贫困的现象。(11)卢飞:《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18-128页。由此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民众的思想亟待改造，需要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扶勤不扶懒”的政策宣传、《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具体落实，以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来丰富和提升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乡村教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期待

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属性、文化资本优势和安身立命之特殊场域决定了他们不能局限于知识传递者的价值定位和角色期待，而应在此基础上超越传统的角色认知缺憾，实现从知识传递者向文化建设者的华丽转身，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和排头兵。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振兴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的当下，乡村教师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和文化人，更要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传递与创新及现代文化的引入、传播和融合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12)容中逵:《新时代乡村教师发展的逻辑起点》,《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20期，第3页。，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文化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优秀乡村文化的传承者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和落地见效，不仅需要由外向内输入先进思想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也要由内向外输出优秀乡村文化和地方特色资源，做好乡村文化和传统民俗的科学传承工作。乡村教师除了是一艘装载现代科学技术和城市文明的巨轮之外，更应是乡土文化的发掘者、传承者和转化者，在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1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而这种乡土性由于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文化上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地方性与特殊性，各民族、各地域都有其独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礼节习俗、民族服饰和特色文化。一方面，乡村教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威，引导广大村民发自内心地理解、认同、热爱和发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与此同时，要发挥自己的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借助新型市场化手段和科技手段向外界展示和传播优秀乡土文化，实现优秀乡土文化传播形态多样化、传播时间全天候和传播效果立体化，带领优秀乡村文化走出去，打造出彰显民族特色和乡愁记忆的优秀文化标识和品牌。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要在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开掘民族地区的历史底蕴、特色资源和乡村社会的优秀文化与环境优势，“要对多种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凝炼，使其成为教学资源，使学生在获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对乡村文化的代际传承。”(14)顾玉军:《乡村振兴中乡村教师助力乡村文化传承路径探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3期，第47-50页。

(二)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者

乡村振兴的最终实现和长久保持，人才是关键。作为人类文明在乡村社会的诠释者和传承者，乡村教师要做民族地区优秀乡村人才的培育者，这是其文化身份赋予的本职工作。乡村学生是未来乡村文化振兴的后备力量和宝贵资源，乡村教师应立足长远，放眼未来，在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传播主流城市文化的同时，广泛撷取可以丰盈精神世界、增加文化资本的民族文化和乡土知识(15)王中华、贾颖:《论新生代乡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建构》,《教育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85-90页。，开发凸显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传承民间技艺，传播特色文化，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厚植乡村学生的乡土情怀。而且，乡村教师自身就属于乡村振兴人才，他们可以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乡土情愫和切实行动来彰显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学生，增强其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除此之外，乡村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村中各项事务，为乡村振兴、乡民致富、乡村发展挥洒青春汗水，其身上体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奋发有为的思想状态、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会持久深远地影响民族地区乡村中的其他社会成员，有利于激发村民努力奋斗、自力更生的热情和动力，营造一个积极进取的乡土文化氛围，从而培育出更多的乡村优秀人才。

(三)村中各项事务的参与者

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担任着“乡贤”角色，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启赋予了乡村教师新的角色定位和时代使命。作为“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师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乡村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不能仅仅局限于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一校之师”，而应延伸其服务范围，丰富其角色定位，主动担当起培育乡村产业人才、传播乡村生态文明、守护乡风文明、协助治理乡村和领导乡民改造生活等重要社会角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16)肖正德:《论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角色》,《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35-144页。，努力成为符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的“一村之师”。乡村教师既要将现代文化与科学技术传递给广大乡民，提高他们的劳作技术、文化水平和创业能力，同时也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村民思想政治素质，促进民族地区文明乡村建设。此外，作为有觉悟、有学识、有素养和有威望的文化人和新乡贤，乡村教师还是协调乡里关系、维护乡土稳定的重要力量，应积极为村民解答疑难问题，帮助村民解决生活困扰，在乡村社会发挥乡村公共事务与政治秩序协调平衡、乡村公共道德濡染的重要作用，促进和谐乡村建设。(17)冯璇坤、刘春雷:《失落与纾解:论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第36-39页。

(四)乡村落后思想的阻断者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教师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也在不断丰富。除了履行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外，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改造和转化民族地区乡村民众的落后思想、陈旧观念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民众的人生态度、进取精神、价值取向和道德素质都应在乡村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得到提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和最终成效。乡村教师既是现代文明的受益人，也是先进文化在乡村社会的承载者、辐射源和播撒机，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带领乡村民众感受新时代优秀文化，同时还可以对民族文化和乡土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繁荣传统民族文化，做好乡村落后思想的阻断者，从而塑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而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是，乡村教师除了传播先进文明和改造落后思想外，更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乡村孩子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帮助他们开拓知识视野，充盈精神世界，涵育科学素养。概言之，乡村教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从小到大”“从上到下”开展教育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营造规矩守本、爱老慈幼、举止文雅的文明乡村新风尚。

三、乡村教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路径

当前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不仅遭遇着外来城市文化的侵袭和碾压，而且自身内部也面临着衰败化明显、脱域化严重、碎片化突出的现实困境，这不仅表明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艰难性和必要性，也彰显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紧迫性。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精英人才的缺失和流失问题已非常严重，而乡村教师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与乡村文化建设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具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智库成员的先天优势，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最佳人选。因此，乡村教师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认同自身的文化使命和角色定位，更要付诸实践、见之行动，发挥其知识精英的引领作用。

(一)传承性：树立特色差异思维，提振教育自信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然离不开乡土文化的精神引领，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和传承源于内生性的乡村教育自信，乡村教育自信的重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和作用更具根本性和持久性，有学者认为“推进乡土文化教育自信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18)纪德奎、张卓:《乡村振兴战略中乡土文化教育的自觉与自信》,《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7期，第25-29页。然而，由于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乡村社会的衰败、教育价值取向的“离农”驱使、主流文化的挤压以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当前乡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自信危机，缺乏价值认同，产生了自卑心理，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形成了向城市教育看齐的单向崇拜和仰视心理，而乡村教育现代化也是在“城强乡弱”“城优乡劣”的语境下展开的，是在城市教育的无形规制和硬性标准下所进行的脱嵌于乡村社会的“文化苦旅”，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城市教育是现代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乡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着力改造的对象。”(19)邬志辉:《乡村教育现代化三问》,《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第53-56页。

乡村教育自信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是重塑乡村社会精神基因和文化命脉的基础。乡村教师要实现从优劣思维向特色差异思维转变，立足地域优势，挖掘民族元素，利用本土特色，传承优秀乡土文化，提振乡村教育自信。在思想观念上，应坚持文化相对性原则，正确认识乡村社会、乡村教育、民族文化和乡土资源的合理价值和独特优势，对不同文化的教育效用进行重新审视和有效利用，避免对城市文化的过度迷恋、盲目追逐和简单移植；在教学实践中，秉持“兼农”的教育价值取向，防止乡村教育脱离乡村社会发展与乡村学生成长需求不适应的问题，在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传承乡土知识、培育乡土情感、强化乡土皈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培养乡村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重要的是，乡村教师要善于发现并充分利用乡村社会和民族地区的独特优势，从安身立命之所生发出源源不断的教育自信。比如，乡村学校的小规模更利于将因材施教和个性化教学理念落到实处、乡村学校与自然环境的天然融合更便于开展自然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民族地区学校拥有更多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资源禀赋等等。(20)王瑜、马小婷、吴艳梅:《民族地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与主要原则——基于“意识三态观”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第37-46页。在乡村文化振兴上，要发挥教育的乡土文化传承功能，乡村教师不能将其工作环境简单地视为偏僻落后的封闭环境，而要视其为有别于城市的异质性社会空间，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使命和角色担当，激发广大乡村民众再造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性、凝聚力和创造力。

(二)创造性：挖掘乡土资源禀赋，开发校本课程

民族地区乡村学校所处的特殊空间决定了它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教育的特色发展之路，在传播现代文明成果和前沿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对乡土资源和民族文化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开发和编制融合民族特色文化、契合乡村社会结构、弥合乡村学生体验的校本课程(21)吴彦彤:《乡土课程建设:现实起点、时空规约与实践旨向》,《当代教育科学》2020年第7期，第23-29页。，否则就可能引发将城市文化简单移植而出现的“水土不服”、城乡文化互相抵牾、乡土资源弃置等问题。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而言，充满乡土特色的校本课程是国家三级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地域性、多样性、情境性和生成性特征增强了整个课程对民族地区和乡村社会的观照度、适应性和融入度，有利于保持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的合理张力和适度平衡。而在乡村文化建设处于相对弱势的宏观背景下，乡土资源的开掘和乡土课程的开发则更加凸显出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有助于“传承乡土文化，弥补乡土文化缺失；健全乡村学生人格，树立其终身发展的精神支柱；复兴乡土文明，激活乡村社会生活。”(22)袁利平、温双:《乡土课程开发的文化价值与实践选择》,《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5期，第80-85页。

民族地区的乡村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大宝库，蕴含着物种生态、自然景观、生活经验、风土人情、乡规民约、民族文化等丰富多样的资源禀赋，凝结着广大乡村民众的智慧，这既为乡村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乡村学校的特色化教学创造了无限可能。当前，新生代乡村教师已成为整个乡村教师队伍的主力军，那么，作为新课改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他们在校本课程的概念理解、价值定位、开发原则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比老一辈乡村教师更具优势，理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将乡村社会的丰富资源和自身的课程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三个“统一”。一是推进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新生代乡村教师要系统全面地了解当地特色文化，梳理民族地区的传统习俗，夯实乡土知识，在比较鉴别中扬长避短，在多维观照下审慎选择，构建既赓续乡土文脉又面向现代文明的乡土课程；二是达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统一，新生代乡村教师要辩证对待不同的文化类型，避免全盘接受或盲目排外的非此即彼式的线性思维，构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乡土课程体系；三是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统一，新生代乡村教师除了宣讲书本上的地方性文化知识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户外教学实践，把课堂延伸至整个乡村社会，实现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协同育人，让学生切身感受乡土课程的别样魅力，在不知不觉中涵育学生的恋乡情愫，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

(三)自觉性：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增强文化适应

独特的成长年代、教育经历和就业环境形塑了当前大多数乡村教师典型的城市化特征，他们不仅在居住空间、生活方式、育儿行为等方面向城市看齐，而且在主观情感和身份认同上也倾向于城市人身份。(23)姚岩、郑新蓉:《走向文化自觉: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农化困境及其应对》,《中小学管理》2019年第2期，第12-15页。这种“去农”“离农”的抽离式教育不仅造成大多数乡村教师缺乏必要的乡土知识和基本技能，难以顺利融入乡村社会，更严重的是削弱了他们的乡土情感和身份认同，使其在思想深处不愿意融入乡村社会，不经意间将自己与乡村社会区隔开来，斩断了二者本应具有的交融关系。如此一来，多数乡村教师选择蜷缩于乡村学校这一狭小空间，沦为工作在乡村社会的城里人，更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陌生人”和“局外人”。而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乡村教师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双向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这既关系到乡村教师能否“留得住”以及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长远发展。

乡村社会是乡村学校的寓身之所，也是乡村教师“作为成熟社会化个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关键性依存场所”(24)蹇世琼、彭寿清、冉隆锋:《由“他者”走向“我者”——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乡村社会融入困境与破解路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7-113页。，更是他们涵育乡土情怀、体味职业幸福、增值有限人生的空间场域。那么，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融入民族地区和乡村社会，增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黏性，就成为乡村教师践履其文化使命的重要根基。其一，乡村教师在观念上要从“类城市人”向“村中人”转变，通过在场式的专业发展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乡村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意义，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其二，乡村教师要积极进行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完善，不断学习乡土知识和民族特色文化，增强文化资本的地域性、情境性和适应性，以便更好地与村民打成一片，与乡村社会水乳交融，与乡村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价值共享和思想共振；其三，乡村教师要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饱含乡土情怀，履行文化使命，发挥出教导乡村民众、引导乡村社会风尚、维护乡村社会发展秩序的作用。(25)吉标、刘擎擎:《乡村教师乡贤形象的式微与重塑》,《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5期，第47-50+56页。为顺应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国家战略，乡村教师应主动对广大村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通过感恩教育激发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引导乡村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思想源头构建“返贫”防范机制。

(四)公共性：积极承担村中事务，担当“一村之师”

不同于一般教师，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双重身份和多重使命，他们不仅是投身乡村学校积极履行教育职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教育的“师者”，还是充分融入乡村建设共同体中的“村中人”和“当局者”，具备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特别属性。乡村教师除了将书本知识传授给当地学生外，还可以把先进的思想观念、前沿的科学知识、新兴的致富途径传递给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民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指出：“好的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2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教育均衡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师已不能简单地被定位于“教书先生”这一角色，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应当主动乘着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伟大浪潮，肩负起知识分子作为“一村之师”的角色责任和文化使命，积极发挥“新乡贤”的重要作用。

在传统社会里，乡村教师既承担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同时又凭借自身积累的文化资本，积极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27)伊娟、马飞:《新生代乡村教师乡土文化缺失的现实表征与重塑策略》,《当代教育科学》2021年第5期，第72-79页。如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教师“新乡贤”身份的登台返场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广阔的效用空间，乡村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来，为基层治理出谋划策，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放大和增值。一是因地制宜，转变发展理念，带领村民整合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优势，在国家政策和外来资源的激发和调动下，打造富有地域底色和民族特色的品牌文旅产业，推动乡村经济现代化转型，建设富饶乡村；二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带领村民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范和治理环境污染，打造生态宜居的优良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三是发挥乡村学校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功能，牵头组织主题多样、形式丰富、贴近大众的文艺活动，增加积极健康的乡村文化供给服务，帮助村民养成高雅的兴趣爱好，改变乡村社会的精神风貌，净化社会风气，建设文明乡村。总之，乡村教师要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瞄准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领域和业务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主动承担乡村事务，真正成为“村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