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华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时下对文化自信研究多围绕理论渊源、基本内涵、根本要求以及现实价值而展开，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让人觉得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当下的现实问题”。其实不然，文化自信既是当代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年的现实问题。基于此，需要用历史眼光看待之，如此才能对文化自信的“当年”与“当代”——从近代之前的文化自满，中经文化自卑、文化自省、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到当下的文化自信——及其历史间距有一个有力地解释。

一、联系、发展、全面：看待文化自信生成心路的正确历史眼光

研究文化自信的生成心路问题，不宜就文化转型讨论文化转型、就文化自信讨论文化自信。如果人们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观念的变迁过程和发展脉络，也就不可能知道为何现在的中国要坚持文化自信，进而容易形成妄自尊大的论调——“我自信，我就是自信”，或者是妄自菲薄的论调——“因为不自信才倡导自信”。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文化自信的生成心路，要用联系的眼光而不是孤立的眼光看待之。人们确实需要弄清楚各个阶段文化的心理特征，需要弄清楚各个阶段具体的文化事件，但是面对这些孤立的、单个的文化事件，必须将其置放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史甚至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作发展情况、影响程度的评价，置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中作前因后果的分析，方可真正揭示隐藏在具体文化事件背后的本质内容和历史价值。讨论文化自信生成的心路历程，必须是从大处着眼，将其置放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此背景下，人们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从鸦片战争之前的自满，经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卑、民国时期的自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自立、改革开放之后的自觉，再到新时代的自信，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世界，与其他民族文化齐头并进的。

第二，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文化自信的生成心路，要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之。历史眼光本来就蕴含有历史发展的观念，是体现发展的眼光。众所周知，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现实都是历史的现实；不知晓过往历史就不能知晓当下现实，也就不可能知晓未来趋向。总结历史，以史为鉴，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揭示历史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规律，用以指导现实、开辟未来，一切都是“向前看”的。如此，对文化自信生成的心路历程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应始终体现着时代性。如此，面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若干静态事件和何炳松、毛泽东、唐君毅、牟宗三等历史人物，有且仅有用发展的眼光，方能审视出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并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中进行开掘。倘若缺失这种历史发展的眼光，就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源于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180多年民族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源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踏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70余年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文化自信的生成心路，要用全面的眼光而不是片面的眼光看待之。一般说来，应该把区域史放在整体史中考察，将断代史放在通史中考察，将民族史放在世界史中考察。如果过分强调某一区域、某一阶段、某一民族、某一领域历史的特殊性，没有把其放在整个历史时代、整个世界体系中加以分析，往往是缺乏全球视野和贯通气势的。当然，如果过分强调整个历史时代、整个世界体系，而忽视区域史、断代史、民族史、专门史的特殊性，也就无法真正深入地了解该区域、该阶段、该民族、该领域了。任何片面的眼光都不可能让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规律，更不可能利用历史规律去开辟美好未来。讨论文化转型的路径是多样化的，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就是在丰富世界文明。当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也是在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化发展道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作出相应选择的。现如今，需要立足于国情，以全面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言之，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清别人走过的路究竟是荆棘丛生的茅草道还是一帆风顺的康庄道？他们为什么会是荆棘丛生或者一帆风顺的？自己能否从荆棘丛生的茅草道走出万丈光芒来？基于此等思考，以自身的发展赢得世界的目光，并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自己应有地位，努力实现对世界发展的关照。全面的眼光还包括中国文化发展应该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协同发展，不但文化要转型发展，而且经济要转型发展，民主法制要健全，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综合素养要提升，社会要形成公序良俗。

强调“历史的”，并不意味着没有“逻辑的”。恰恰相反，“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因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302。但近些年来，很多人在讨论文化自信生成的心路历程时，基本聚焦于具体历史事件。讨论文化自卑时，多会说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讨论文化自省时，多会说到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的三论“信心与反省”，说到“科玄论战”“中国文化论战”“东西文化论战”，或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讨论文化自立时，多会说到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讨论文化自觉时，多会说到费孝通先生的哪篇文章、哪本著作，或是《甲申文化宣言》；讨论文化自信时，多会说到2014年2月14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论断，说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说到十九大报告。其实，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个能够解释其前因后果的基本情势在发挥作用，而情势生成、演化，又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如此，可以从历史事件、历史情势、社会形态这三重视角分析文化自信生成的心路历程。

二、历史事件、历史情势、社会形态：分析文化自信生成心路的总体史视角

在近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甚至统治数百年，但仅仅是改朝换代，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化依旧占据高势位，依其高势能“用夏变夷”，从未因政权更迭而“用夷变夏”。但文化势能的高低是相对的。在近代，殖民东方社会的西方列强都是一些发展程度远超东方社会的现代国家，他们殖民东方社会时，因自身发展程度高而不受殖民地文明影响。如此，曾经非常灵验的“用夏变夷”招数不但失灵，反而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用夷变夏”的危机。中国近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高势能文化面前，不管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何顽固地抵制“洋夷”，也不管全盘西化主义者如何坚决地照搬“洋夷”，中国文化或被迫或主动地走向了“用夷变夏”的历史潮流。在此历史进程中，有表征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生成心路历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有体现其发展动向的阶段性历史情势，有制约其发展走向的社会形态。

发生在历史中的那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可以分为“历史的事件”和“历史性事件”两类。“历史的事件”是指那些结果既定不变的事情，它从属过去又是结果；“历史性事件”是指那些发生在过去却指向未来的事情，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因此，“历史的事件”与“历史性事件”根本不是一回事，不管是时间向度还是形态维度上都是大相径庭的：一是“历史的事件”只从属于过去，而“历史性事件”还指向未来；二是“历史的事件”作为结果不再有任何变化，而“历史性事件”既是过去的结果又是未来的起始；三是“历史的事件”多是自然性举动，而“历史性事件”多是必然性表现。正是这些内在的差异，使得“历史的事件”在历史中的发生要比“历史性事件”多得多。

就文化自信的生成来说，就有鸦片战争、《海国图志》的出版、《资政新篇》的刊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科举制度的废除、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延安整风运动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五八宣言》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发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出台、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召开等事件在历史中发生过。但“历史性事件”却是非常有限的。依其对文化自信生成的影响程度来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首先当属鸦片战争。从总体上进行判断，在鸦片战争之前，国人基本上是保持一种“文化自满”的心理状态。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旧中国从此深陷政治与文化双重危机之中，而文化危机是更广泛、更根本的危机。正如贺麟先生所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2]。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入侵、殖民这一外在力量的严重冲击引起当时国人普遍存在着“惟新是求”的心理焦虑，从而陷入文化心态严重失衡的状态[3]。鸦片战争就是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他们所看到的未来。其次是新文化运动。因为这个短时段事件成了当时国内掀起文化启蒙思潮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契机，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先后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与“马先生”，并以此来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革故鼎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再次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短时段事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既标志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事业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又表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将面临着深刻改变，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将面临着深刻改变。最后是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共十九大，使文化自信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道成为自信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位”，使自信中国话语体系的“总体性”在结构上得以完整[4]。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虽然引人注目，但具体历史（性）事件得以生发、历史（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演化是有情势基础的。历史情势，主要是指特定社会在中时段内影响历史事件发生的特殊历史条件。例如马克思曾在《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自己写作目的就是要解释当时法国所面临的特殊的历史情势。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情势就是“活的历史”最为基本的历史表征。

从历史情势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暴力地裹入现代化浪潮之中，在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迫切要求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高度期许“让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历史的亲历者一直在思变。对鸦片战争失败思考的结果是中国“技不如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先进技术，于是轰轰烈烈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后来船坚炮利的中国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战争惨败于倭寇，人们看到办洋务仍然不济于事，于是继续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中国“制不如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先进体制，于是轰轰烈烈搞维新，“变法自强”。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仅百余日就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再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中国“思不如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先进思想观念，于是轰轰烈烈搞新文化运动，用新的社会思潮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革故鼎新。这一过程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持续至今，期间经历无数波折——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建设之争……但其中的情势是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省，即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汇通西方文化之精华。正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5]。这种自省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自立、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自觉和进入新时代后的文化自信之基础。

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为什么所信仰的对象总是处于不断转换之中呢？即从“技术”经由“制度”再到“思想”，而思想文化又从“中国化”到“去中国化”再到“再中国化”。这就需要用“长命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形态来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思想文化结构等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6]591；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一个长时段；在诸种结构中，经济结构对某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消亡起到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因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不单单是一个体现历时性的范畴，更是一个体现总体性的范畴。因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思想文化结构等构成的有机体，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总体”。这种总体性首先就体现为结构性总体，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思想文化结构等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其次是一种空间性总体，即存在于地球上每一个民族国家以及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需要的满足都凭借于整个世界。

从社会形态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肌体，有着简单再循环的自然经济、专治独裁的封建政治、法古崇圣的封建文化，是一个外防夷夏、内讲尊卑的封闭社会。这个“长命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脉相传且不断强化。因此，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历史发生的起义运动、变法运动“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如此，“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8]。帝国主义入侵后，旧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全面确立并不断完善。通过这个社会结构面和历史长时段相结合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遭遇前现代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共时性出场，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生成过程中强调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根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长时段中的“马中西”关系

由于文化自信的出场语境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交往碰撞的时代，如此一来，对它的讨论还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对其作出分析。

差异是绝对的，差异律是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人的价值观念同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差异生成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化生成，既源于自身场域又源于自身进化状况。在民族历史尚未生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类都是以一种分离的状态——自觉的群体而又自发的类的形式——栖居于地球，在这种分离状态下形成了各民族、各国家彼此差异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如布罗代尔指出：“在15世纪前，特别是在更靠前的各个世纪，人类被分割成不同的星球。各个星球庇护一种独特的文明或文化，各个文明或文化又各有其长时段的特性和选择”[9]668。但在16世纪前后，发生了诸如“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第一次环球航行”、西方向美洲殖民、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等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形成历史合力，促成了殖民入侵、启蒙运动等历史情势，并导致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思想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用“世界历史”一词来概括该时代的特征[10]。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35，并且，彼此相对孤立发展的文明旧格局演化成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36的新局面。从全球价值观念的坐标系来看，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西方文化霸权为特征的世界历史“长时段”。如此，在帝国主义入侵旧中国后，那种依傍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文化霸权主义便大行其道，带着所谓“开创世界历史使命”，开始传播所谓的“进步文化”。进而，文化自信的生成也就无法规避世界历史洪流的席卷，并带来传统文化的变革。尔后发生的《资政新篇》的刊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科举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西两种社会形态交集的结果。

历史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广大劳动群众从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走出来，但随即又陷入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方式中，为资本主义所奴役。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因为，西方文明开起的世界历史好似一场全球性的文化启蒙运动：以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重塑东方文明！这好似一场人类的精神解放运动：用西方文明之光普照黑暗的东方大地！孰不知，这是一场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的文化重构！孰不知，这是一次假“文明”之名、借“野蛮”手段开展的文化霸权活动！孰不知，这是一回同化东方文化、皈依西方价值、力图使东方人成为“黄皮白心香蕉人”的文化侵略！因此，以往那种以介绍东方文化为主要的“东学西传”很快就变成了以“开化”“解放”那片“野蛮”东方的“西学东渐”。事实上，西方在东方所做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6]689，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归人民所有，只不过要让东方国家丧失其独立性。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应运而生。与资本主义“长时段结构”[9]72相吻合的则是持续至今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超越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从理想变为现实；在随后的实践中，又从一国到多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虽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它们既受中、外历史情势所影响，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交汇的结果。

当然，对于文化自信生成的心路历程的讨论，历史事件、历史情势、社会形态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才是剖析问题的根本依据。

从历史进程来看，国人在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所经历的就是一个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过程，即从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自卑，中经民国时期的文化自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自立，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自觉，进而是如今的文化自信。此过程的外显，便是从对民族文化的自满中醒悟过来，转向批判为皇权统治服务的封建文化，追求西方的制度与思想；然后又从西方的制度与思想的迷幻中醒悟过来，转向批判西方制度与思想的弊端，追求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然而，不管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区别有多大，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依然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受益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既定的条件在历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既定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本来，哪有未来？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不断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方可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在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困境中，它因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契合点和亲和性，能够担当起统一思想的重任，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工具而超越传统文化、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等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因为“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11]。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反封建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一双重任务成为批判封建文化后很快越过西方文化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依据。从理论依据看，一个民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被帝国殖民以前，是不可能收获殖民者“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6]690。因为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为他们的附庸国，文化殖民在于使民族丧失精神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阶级立场——人民的立场，提供了最高的价值理念——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策略——走群众路线。如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最深厚的理论根柢。

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讲文化自信，一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