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扬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4）

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工作理论的最新重大创新成果。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是党的民族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核心，着眼历史和现实维度把握党的民族工作发展脉络和客观需要，深刻领会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将有利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源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124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发展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马克思曾指出，“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性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与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3]67他将无产阶级描述为一个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性而出现的革命阶级。将民族性归为资产阶级固有属性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促使殖民地间经济往来不断密切，在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的同时，催生了民族意识觉醒。资产阶级为谋求自身发展，将民族觉醒演化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导致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胜利必须脱离其民族属性，用“阶级斗争”取代“民族问题”。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背景是各民族处于遭受殖民体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殖民体系时期，脱离特定历史环境则需结合具体国情深入分析。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框架。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139他在《论民族自决》中将民族问题置于从属位置，认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相比较，只有从属的意义”[5]349。他指出：“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6]512，基于此理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将“民族自决”作为民族国家成立的前提。但该理论混淆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混淆了特定环境。脱离殖民体系而空谈“民族自决”，一方面没有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性，脱离了具体国情；另一方面对于原本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自决”不具备合法性且与国家属性相违背。二是曲解了民族平等。列宁为赢得各民族信任，将“民族自决”等同于民族平等。将主体民族放在较低位置，主张用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让步来换取国家的建立和对各民族的尊重。如布哈林所说：“只有将自己人为地置于比别人更低的地位并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我们真正的信任。”[7]69-70他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性，将民族平等进行了形而上的诠释，致使后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忽视了民族工作。苏联民族问题渐渐失去了原则，突破了底线，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环。至今，民族问题仍是困扰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一大现实难题。

二、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境界

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发展的认识过程。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8]3直到党的二大宣言指出：“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8]18其间主要强调阶级斗争。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8]133虽触及民族因素，但仍是不分民族无区别的阶级斗争。1934年的《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指出：“一切诚实的中国公民，所有不愿意当亡国奴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们！不分党派、职业、民族、性别、信仰都团结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8]219“反帝统一战线”的提出突显了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对于民族工作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标志事件是1934年提出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其指出：“不决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不求过早的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来破坏我们同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一致行动。”[8]245对民族工作重视源于红军长征期间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一是曾经少数民族长期遭受汉族反动阶级剥削压迫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汉族有着固有的“仇视”，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内部团结。二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导致内部未明显出现阶级分化，少数民族内部土司管事等仍具较高威望。三是在反对民族剥削压迫中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所具有的革命性因素。由此，团结各族爱国群众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正如毛泽东所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9]569。其突破了“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本国无产阶级”[3]287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固有思维，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1992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首创性的开启了以“中央工作会议”的方式来研究民族工作，并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民族工作的重点。这次会议分析了我国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明确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携手奋进。1999年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吹响了号角。2005年的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中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同步推进。2014年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站在历史全局高度，总结了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问题，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提出了党的民族工作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提出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有机统一于同步推进党的民族工作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工作创新发展开启了重要征程。

三、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升了党的民族理论工作新高度

（一）思想理念的新高度

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形成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工作创新发展的新高度。将党的民族工作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一方面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形成是党的民族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融合了我国具体国情，开创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系统构建了做好民族工作的“中国模式”。另一方面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将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对党的民族工作进行精细化分层和具体化落地。在重要思想的“十二个必须”中，前三个“必须”位于统领地位，第十二个“必须”处于核心位置，其余八个“必须”则是对党的民族工作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要求。[10]45即蕴含理论高度又具有实践维度，对于全面把握和深入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既有站位的高远又具实践的深邃。

（二）持续发展的新高度

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为党的民族工作重要任务。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体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征程中“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另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而言，现代化发展要统筹全局、系统谋划。此外，既要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又要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发展范畴，尤其要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保障效应不仅辐射到城市各民族群体，而且将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民族地区，对于提升民族地区群众对党的民族工作的关注度和认同度意义重大。通过城市民族工作，将原本处于不同地理位置、语言文化、价值认同的各民族紧密相连，将进一步提高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的整体水平。

（三）制度保障的新高度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进一步提升党的民族工作制度化水平。一方面对各民族权利权益保障全面化、制度化。全方位的平等要以制度为保障，真正的平等是规则的一致性而非结果平等。只有规则的一致才能保证公平正义的切实落地，而这种规则的一致是在同等发展条件下的规则一致，而非空泛的简单一致。另一方面“一律平等”是具体而非抽象平等，与少数民族政策不冲突。《哥达纲领批判》指出“资产阶级法权”将“统一标准”应用到本就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主体劳动者身上，却并非考虑到主体的不平等性。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1]14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各民族自然禀赋存在差异。理论上绝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不发达地区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既要依据现实发展状况，针对少数民族的需要在财力、物力、设备、技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12]28-29，又要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少数民族政策，不断拉近各民族间由于历史现实因素导致的“后天差距”。同时，通过制度化保障“统一”与“自治”有机融合[10]43，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有机统一。

（四）价值认同的新高度

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实现各民族价值追求、彼此认同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的政治保证。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作史就是一部党的民族工作发展史。战争年代，民族工作历经了初识到认知到实践的过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确保了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和平时期，各民族群众、各民族地区的权益得到不断保障和提升。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得到空前发展，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党的民族工作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彰显了党对民族事务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重视和不断成熟。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的价值驱动。各民族最大公约数的凝聚为民族工作提供了强大的价值驱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实现经济发展与精神引领的有机融合，不断实现各民族由理想信念到情感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各民族发展迈入新阶段。党的领导将夯实正确的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强大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只有以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为基础，将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既注重目标的高质量，又着眼过程的高质量，才能更好促进各民族人心汇聚、价值凝聚，以高质量的全过程发展实现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