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燕 左洋旭 孙 芮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 巴南 400054）

统一战线理论及其相关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斗争而诞生的重要理论精髓，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联合”必要性的阐述：“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270统一战线在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法宝”与突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2]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的充分发挥得益于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需要并及时转变统战工作的战略定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定位：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略

1840年，恩格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批判宗教虔诚主义的《［不来梅通讯］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中首现“统一战线”的理念，恩格斯所论的“统一战线”是为了联合所有宗教黑暗势力的对立势力共同进行斗争，是具有十足革命性的理论概念；马克思曾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3]马克思恩格斯将统一战线作为政治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瞬间转圜双方力量的强力武器，具有浓厚革命色彩。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正式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以划分敌我阵营为主题、以武装斗争为手段、以暴力革命救亡图存为使命而进行的。1921年党的一大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建立政权的鲜明主张与建立联盟的诉求体现。1922年党的二大上，综合国内复杂局势指出我国的革命性质属于民主主义革命，党内讨论分析革命态势以及受党派力量对比悬殊的限制，认为需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共同推翻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并与国民党确立起民主联合战线，“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4]，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并规定允许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功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时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达成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以期达到两个目的：首先广泛吸纳全国有志之士进革命救亡统一战线中来；其次是借此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借助广泛的统一战线推行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并在国民党左派中广泛吸纳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此时中共统一战线正式作为中国近代革命良性向前的推动力之一，加速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达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后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校培育大批军事人才、为北伐战争的胜利铺垫人才后备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重创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随着北伐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党的政治力量，国民党也从地方执政党迅速壮大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1926年，蒋介石等人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在领导机构中对共产党人进行排挤和诋毁，逐渐独揽革命统一战线大权，原本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屠杀，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也由此宣告破裂。

大革命失败后，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移到乡村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中共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并强调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形成农村地区广泛统一战线。在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我们党联合群众开展游击战、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地区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加强军队建设、扩大起基层组织、建设起苏维埃政权，极大改善了苏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得以深深地扎根农村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与鼎力支持，形成了苏区群众广泛的共抵反动派的赤色围墙，令国民党反动派长达数十年的围剿屡屡失败。此时的统一战线是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是为了迅速的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联盟。

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数年发展自身实力逐渐增强、理论实践日益成熟，在审视与国民党合作中如何把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得出“反蒋抗日”“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的全新理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拉开序幕———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部分大资产阶级与地主等所有愿投身爱国救亡中的人们共同组成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的统一战线显示出空前广泛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统战政策，毛泽东指出：“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5]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广泛吸纳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与中等资产阶级等中间分子共同打击外敌，改变了中共苏区时期与瑞金时期纯粹“清一色”的局面，成功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曙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敌我关系的准确把握和灵活变通，使两党从十年对抗走向合作共抗外敌，同时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我们党多番安抚与遏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试图倒戈的反共浪潮，才得以让中国抗战迎来胜利。但1946年，按捺不住的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以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全面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启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统一战线是除“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6]之外所有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令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让蒋介石彻底成为孤家寡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结成得气魄宏伟的联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革命武器在传入中国后的第一阶段仍是延续了其“革命性”，此时的统一战线是为革命服务的武器、是转圜敌我力量结构最迅速的博弈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统一战线走过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四阶段皆是为了与当下革命局势相匹配、社会态势相适应而诞生。在“统一战线”的逻辑范畴中，即使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表达方式略有差别，但不变的是它的诞生及运用都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革命性”的逻辑表达，是始终为革命服务的战略武器及“有力法宝”。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定位：巩固新生政权的卫国战略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278马克思理论中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无产者为资产阶级敲响丧钟。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世界东方的建立使其恐惧慌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遂千方百计要将新中国以及领导她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仍拥有合法席位为借口；部分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美国通过操纵联合国以达到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北约各国拒绝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试图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军事上，美国军援台湾、支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以朝鲜为跳板扰乱中国东北边境妄图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国际方面，为摆脱部分国家对我国各方面的联合打压与掣肘，中共领导集体提出“联苏抗美”与“一边倒”的战略思路，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帝国主义邪恶势力，在《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7]1950年，我国与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与苏联盟友关系。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首次无殖民国家参与的亚非等国独立商谈发展与合作的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以求和平、谋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统一战线。

国内方面，统一战线仍是党内工作重点，在各级人民政府中都要求必须配备一定数目的非党内人士，并将此作为政府部门考核指标之一旨在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对统一战线范畴作出新的阐释：“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由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联合组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运动，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爱国教育宣讲，揭露美帝国主义丑恶嘴脸；同时爱国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积极为战争筹款捐款。各民主党派在关键时刻的积极参与得益于我们党始终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激发了国内外华人爱国热潮，更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4年，统一战线工作路线被正式写入宪法，“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8]263，标志着统一战线工作路线正式成为我们党政治工作的指导路线。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提出要“加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8]398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此时，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已转变为：为维护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百废待兴的中国赢得发展空隙与相对稳定的环境，是具有卫国色彩、以稳固政权为目的、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蓝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定位：促进经济腾飞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开启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统一战线工作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掣肘后焕发出全新的光彩。经历“文革”后的中国，国民经济受到重创，1977年世界银行对2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统计，中国被分在第二类“贫困国家与地区”的行列之中。国内各项工作百废待举，经济水平发展落后、人民思想封闭僵化、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此时迫切需要改革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9]党中央也敏锐地察觉到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与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契机。

进入新时期后党中央提出建设“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0]156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目标所指清晰可见即全力以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团结力量。此时，资金、人才、技术的不足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痛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推行仍持怀疑心理、保持持续观望的态度，邓小平提出以“爱国”为圆心、以“民族感情”画同心圆吸引华侨华裔回国投资兴业，“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0]152。将爱国主义这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中最深情的底色作为承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载体，扩大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维度。对于知识分子、高素质人才的广泛吸纳是党统战工作的百年不变的重要部分。江泽民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尤其要重点做好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11]统一战线工作要做到广泛吸纳人才、重视人才、善用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10]158。邓小平巧妙地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与冲突，认为即使无法达成政治关系层面上的认同也不妨碍共同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贡献。同时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华人都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畴中，争取通过港澳台打开与国际各方密切交往的窗口。“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统战工作应当开阔眼界，走向世界。要走出去，请进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做好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12]逐步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从联合中国人民到联合所有爱国华人华侨再到提出建设国际爱国统一战线的体量扩充，使新时代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为改革开放的推行与贯彻广泛吸纳人才与资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铺设坦途。

此时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战略职能的转换，从革命战略、卫国战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经济腾飞的发展战略，是以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为根基、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准则、以爱国情怀为主题、以建设发展祖国为同心圆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四、进入新世纪至十八大之前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定位：维护社会和谐的调节战略

20世纪末党中央分派调查员深入基层对社会各方面现状进行走访调查，汇总完成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调研情况综述》中记述道：随着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导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冲突及群体性事件暗流涌动，出现矛盾多发易发的不良态势；国际国内妄图分裂中国的势力按捺不住的开始策划实施恐怖事件，意图挑起民族矛盾，鼓噪民族仇恨欲从民族问题上分裂中国。

胡锦涛指出：“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13]274，要“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13]274，这是党中央对进入新世纪后党内工作重心的圈画，即不仅重视“经济建设”同时也将“社会建设”放在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胡锦涛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新领域”[13]482，表明要以基层党组织的纽带联结作用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其认同党的理念、配合党的工作、支持党的决策，融洽不同阶层之间关系，引导其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正面积极的贡献。“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13]471宗教问题及民族问题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了各民族能够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更是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发让少数民族人民享受良好亲善的民族关系并拥有稳定幸福富足的美好生活，各族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

2006年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统一战线具有显著的社会性。”胡锦涛同志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统一战线工作思路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持续推进进行的统战工作科学布局。进入新世纪的统一战线工作被赋予建设和谐社会、钝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战略职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关系紧密团结、保持社会环境和谐安全的重要稳定器。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定位：谋求复兴之路的建设战略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4]进入新时代，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党理论与实践良性交互运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了繁荣复兴。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统一战线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体发展规划中的战略地位。其一，统一战线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统一战线工作过去的总结、当下的感悟和未来的期盼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其地位作用做了新阐释。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统一战线地位和作用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这是对统一战线工作大致发展阶段的递进表达、是统一战线工作新时代特色的彰显。其二，新时代开启了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针对如何巩固、如何发展统一战线做出了新的指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是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这表明新时代对统一战线的需要和要求已经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统一战线”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统一战线”。

其次，统一战线工作肩负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我们坚信，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15]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指示，是党中央立足时代之基、把握大局之势、遵循规律之道作出的科学的战略定位。

再次，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世界话语权的提升。文化强国相关论述是2011年党中央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以文化发展大繁荣为目标的亮眼新表述，文化强国事业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履新起便一贯重视的重点建设工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习近平总书记用朴素言语揭示隐藏在现代社会文明面纱下最真实的“丛林法则”般的残酷真相，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从挨打到站起来、从挨饿到富起来的伟大篇章，但目前仍未完全解决挨骂问题。加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握其主导权、扩大其广泛性、增强其说服力。统一战线要深入社会各界，敏锐把握社会阶层变动变化并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牢牢吸引在党中央的周围，对其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引导使其认同支持并主动宣传党的主张；要巩固并协调好民族、宗教、侨务、港澳台等相关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到能在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并造舆论之势时有效的发挥统一战线工作对于联结民族团结、净化舆论杂音的重要作用；通过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持续深入构建以增强中华文化的渗透力、提升社会主义话语权，做到使中国声音被听见、中国思想被接纳、中国主张被认同。

统一战线理论被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并发展至今已是百年，逐渐呈现出大战略、大胸襟、大思维的鲜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入新时代的同时统一战线工作也在新时代开辟了新战场、被赋予了新战略，持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实现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劳动者、拥护者、爱国者以及所有愿与中国共进步、同发展的国际力量之间最广泛的团结，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