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萌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44)

伴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诞生了生态伦理学,它是伦理学的一场革命。 在《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中,戴斯·贾丁斯将生态伦理定义为“系统而全面地说明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学说。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对自然界的行为是能够且可以用道德规范来调节的。 因而,一种生态伦理学理论必须要说明这些规范是什么；说明人对何物负有责任；证明这些责任的合理性”①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12 页。。 然而,当下的生态伦理学似乎没有将对自然界道德责任的探讨建立在人之为人,即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这就造成了当下的生态伦理学缺少稳固的哲学基础——自由。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人类自诩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人,对其进行无止境地开发利用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但事实表明,现代人自由支配自然界的同时却变得越发的不自由。 这一悖论引发人们无尽的思考:到底什么是人类真实的自由?人类自由是否真的实现了? 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健康持续的? 追求人类的自由一定是高居万物之上的状态吗? 所有这些疑问和反思都向人们显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现阶段人类普遍追求的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的全部自由,单纯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实质上并不全面也不真实。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探求人类自由的真实形态和实现路径,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维度重新审视自由。

一、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统一

黑格尔哲学的起点是绝对精神,其实质就是论述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绝对精神从出现到外化再到返回自身,这个过程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内涵。 绝对精神外化的落脚点是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精神发现自己,因为精神的自由,所以自然界也享有与精神一样的自由。 “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1 页。所以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界的自由事实上是绝对精神的自由,是绝对精神自由发展的结果,虽然“自由”发生在自然界中,但自由的主体依然是绝对精神。

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强调自由的主体是人,自然界与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人的自由与自然界密不可分,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是人类现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存在的状态与人类自由的程度息息相关。 马克思始终坚持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对自然界和自然存在做了本体论的肯定。 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辩证统一地联系在一起。 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类社会存在,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个体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界之间历史性的实践关系出发,把自然界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种划分得益于他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 一般的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作抽象的唯物主义,它把脱离一切感性事物的“抽象的物质”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然而这种所谓的抽象物质事实上是一种虚无,因为它根本不会存在。 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的物质,它是无形、无味、无影的,我们无法通过感官感受到它,它也只能是我们的头脑中一种想象中的存在,真正存在着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事物。 马克思试图通过对感性世界的描述反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说法,这一想法首先在他对自然界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前就客观存在的,人类只能在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中进行适度的劳动,人类的出现对自然界的存在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220 页。。 真正的自然界不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头脑中幻想出来的自然界,而是在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与人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历史性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只有具有历史性的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才是脱离了空谈抽象的人和纯粹客观的自然界的新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抽象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是注重从每一个时代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维度去探讨人类的发展问题,这就有了马克思所理解的“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

自在自然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或者不受人类活动的干涉,其存在和发展都是客观规律的作用,因此自在自然是客观实在的,具有先在性。 人化自然则是人类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作用于自然界形成的刻有人类活动烙印的自然界,是社会化了的自然界。 具体地说,人化自然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从自在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土壤种植农作物待到成熟制成粮食供人类食用,砍伐树木造成房屋,等等。 其次,我们可以改造自然界的形态和内部结构以方便人类生活,例如我们在水底或者山中修隧道,可以填湖、填海、造路,等等。 第三,我们甚至可以改变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和条件,例如修建温室大棚、修筑水库等都是在熟知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适当改造。 “人化”的意义在于将人类意志作用于自在自然,使自在自然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无论“人化”的程度多高,“人化”的范围多广,自然界始终要接受自然律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基础。

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存在的前提,人化自然是人类在自在自然中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93 页。。 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相互转化。 一方面,人化自然的前提是人的需求。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需求停留在填饱肚子的阶段,对自然界的要求和在其中劳作的目的是为了温饱,因此对自在自然界的干预范围很小。 随着人类吃穿住行等更多更高的需求的出现,之前被人化的自然不能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要求了,人化自然的范围随之变大。 另一方面,人化自然的中介是劳动。自在自然是未经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如果没有人类劳动的参与,自在自然只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只能按照自然规律指引的方向发展、变化。 劳动者是人化自然的创造者,在创造的过程中彰显着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劳动是人化自然的中介,但不同的劳动性质将会得到不同的劳动结果:如果人们是在自身需求指导下并且不违背自然规律的运行法则人化了自然界,那么,这种人化的自然就是在自然规律范围内满足人类需求的人化自然；如果人们在违背了自然规律或者在偏离了自然规律运行的前提下人化自然,那么这种被人化了的自然事实上就已经失去了为人类生存持续提供物质资料的能力了。 因此,劳动的性质对于人化自然的结果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框架和基础的同时也规定了其范围和约束。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是被人化了的自然,甚至供人类欣赏的自然风景都不能逃脱人类的印记。 所以,无论“人化”的程度多高,人化自然仍然无法挣脱客观世界中存在着的自然规律,无法摆脱自然秩序的限制。

二、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的统一

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二者相依而生,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馈赠,自然界的良序存在也离不开人类的精心守护。 无论是生产力极度落后的远古时代,还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近现代,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未改变过。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在创造自身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整个自然界,自然界在存续发展的过程中也在成全着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 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生产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自然人化的过程。 这是一个由抽象的自然界向现实的自然界转化的过程,在生产实践中,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界中,自然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就有了人的价值属性,只有这样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人的自然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由于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和转变而造成人类和人类社会打上自然界烙印的现象。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时间上,二者是同时发生的,自然界被人化的同时人也在被自然化；在逻辑上,人的自然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引发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的自然化,“人化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界,使人能够在自然界中看到自身；而人的自然化,则使人成为表现和确证自然界本质的人,在人自身中能够直观自然界的自然”②曹孟勤:《人向自然的生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212 页。。 自然人化的过程就是把自然界转化为人类自身存在的一部分,使人的本质性力量在自然界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才说,“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象化人,另一方面,人也受到对象的制约和规定。 如果对象是自然,自然人化而人也自然化；如果对象是人,则人与人相互影响相互塑造”①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10 页。。 人的自然化的过程,就是人类通过在自然界中劳动实践,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界中去的过程。 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循环往复,永不间断地进行。

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之所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过程,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象性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主体是人并且主体自由的实现要在与客体即自然界的统一和互动中才能实现。 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获得彼此的规定,“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211 页。。 只有主体成为主体的时候,客体才能成为客体,客体也才有存在的价值,主客体的统一显现为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 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实现主体目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主体自觉为主体、并发挥主动性对客体否定的过程,它具有扬弃主客体对立赢得与自己统一的性质。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界是不同的存在物,遵循不同的必然性,因此二者是对立的；但人和自然界又是相互生成的,因此二者又是统一的整体,二者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扬弃主客矛盾达到自我实现的对象性关系。

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只有“人”才是主体,因为人可以主动地与自然发生“关系”,自然却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或者说就自然来看,没有主动的关系的存在③陈文珍:《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多维审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70 页。,所以自然界只能是人与自然关系范畴中的客体。 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33 页。因此,自由的实现主体必然是有能动性的人,而人类自由的实现必然依托作为客体存在的自然界,这种对象性的互动是实现自由的正确途径。 “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62 页。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基本的表述,这个命题表明了人在认识能力基础上可以对自然界进行适当的改造。 同时,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双方的彼此限制,意味着人类自由的实现不仅是发挥自身主动性的过程。 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化自然的程度随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断加深。 虽然自然界对于人而言是一个敞开着的领域,但人的认识能力只是无限接近自然界的真理却无法穷尽,因此人类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受到自然界的限制。 就此而言,自然界不仅为人的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客观的场所,更在事实上限制着自由的实现。 同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以及在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关照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界存在得以确证的场所,是人与自然界互相生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充分显示出人和自然界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整体性存在。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决定了人必须通过在自然界中进行感性的生命活动来反观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自然界,人类所追求的一切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同样的,自然界只有在与人类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然界。

其二,从根本上说,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源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对立征服的,而是统一和谐的。 虽然人与自然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但二者关系在本质上是统一和谐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为二者存在秩序的合理以及价值关系的对等:一方面,人与自然存在不同,二者的存在法则有所差异,但是人类要在自然中生存又无法回避自然规律的影响,所以人类生存秩序的建立必须考虑自然法则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生存秩序的建立对自然规律的影响。 只有人类生存秩序的建立不违背生态规律,人的生存才不会受到干预和影响,同时,合乎生态规律地建立人类的生存秩序也是确保秩序持存的必要因素。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有序的价值关系,它内在地规定了人和自然各自的价值地位和权利,人与自然的和谐赋予自然界享受人类道德关怀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和谐”规定了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自然享有人类的道德关怀是实现其价值的前提,同时,自然向人类提供物质资料的过程也是人类价值得以体现不可或缺的条件。 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和谐平等的关系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生成,而这种相互生成的过程正是人与自然界一体的具体体现。

三、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是自由的主体,主体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就是自由实现的过程。 黑格尔把自由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绝对精神异化自身到自然界而又扬弃异化的过程,自然界只是绝对精神认识自由的一个必经阶段。 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是自由精神的发展过程,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 在世界历史中,个人融入国家,国家是自由的定在,国家作为普遍的意志构成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成为历史的主体,世界历史就是民族精神变迁和交替的巨大画卷①刘伟:《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第55 页。。 黑格尔并不是从现实的具体的国家来阐释国家,而是预设了一个“国家”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和解。 这个“国家”实际上就变成了在思辨基础上杜撰的虚幻共同体。 黑格尔把精神看作自由的主体,这不仅否定了人是认识自由的主体,也否认了人创造历史的主体性。 他阐释了自由从抽象走向具体的历史过程,但是这种具体仍然是抽象的、思维的自由,无论是作为自由定在的国家还是自由实现路径的历史,都无法逃脱将自由抽象化的窠臼,自由的最终归宿始终难逃唯心主义的命运。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人的自由解放不仅是在人类历史中的自由解放,同时也是在自然史中的自由解放,人的自由实现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中,他确证自由的真实主体以及实现自由的真实途径,这是马克思对自由理论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马克思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成“自然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生存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首先要遵循的是自然必然性。 与此同时“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 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40 页。。 当人类的活动范围变大、对自然界的需求变多的时候就要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交换。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它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所以人类历史的发展还受到历史必然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历史必然性看作是自然必然性的衍生形式。 马克思主张历史的发展受历史必然性的影响,但是他更在意现实的个人自由,而所谓的现实的个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20 页。所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必须以现实的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首先要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所以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必须改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自由人的联合体 ”即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85 页。据此,马克思认为,不但尘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的生活,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最终实现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具体地说,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其实现的根本途径是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统一。但是普遍的异化却成为阻碍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因而要实现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统一就要扬弃异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37 页。“自由”在马克思哲学中不仅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诉求,更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原则,是一种现实性的、历史性的活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密切相连的部分——自然史和人类史,并且,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自然史和人类是彼此相互制约的。 自由在历史中的实现包含了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

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着的宇宙或者自然界的历史,而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有人类印记的“人化自然”,人在自然界中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人化自然的过程。 与此同时,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是人发挥能动性将人的意志外化到自然界中的过程,人不是精神性的、超自然的存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成的过程,人类的生存根基在自然界中。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活动与自身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却不是直接同一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作用于自然界,让人类的意志影响自然界,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91 页。自然界中有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人类社会中也有自然界对人产生的影响,二者互为对象性的存在。 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四、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的的,资本的不断扩张给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在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消失殆尽,人不再遵从自身目的和意愿而是被资本奴役,自然界不再是单纯的感性存在,它只能在人的压榨下不断产出以满足人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产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人和自然界都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牢牢控制了,人与自然界的自由更是无从谈起。 马克思说:“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90 页。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界的真正和解的前提是,人可以按照自然界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处并开展实践活动。

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是统一的,一方面是因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整体性和对象性关系决定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 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的观念事实上与控制人同样存在着不可分割性。 威廉·莱斯承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这种现象背后却是“控制自然”的观念在作祟。 在各种神话故事和宗教中都能找到“控制自然”的影子,就像《创世纪》中所写到的:神把大地赐予你们,你们要治理好这地,要管理好海里的鱼和地上的动物,你们不必畏惧地上的走兽和飞鸟,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 人被要求敬畏上帝却不必要敬畏自然,即便人做错事,也仍然有对自然界和动植物的统治权,因为人是被上帝赋予了精神的存在物,人可以控制自然界正是得益于上帝赋予的精神。 到了近代西方,“控制自然”的观念加速发展起来,其主要代表就是培根,“培根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心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②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年,第44 页。。 培根向人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们对自然界的控制是上帝赋予的权力和责任,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控制自然界并不妨碍上帝对世界的发展计划,控制自然界不会动摇对上帝信仰的基础。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控制的日益加强,控制自然的观念也变成了改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救命稻草,似乎人类只要做到了控制自然就能获取支配自然界的绝对自由。 但是,“当控制自然的观念被彻底世俗化的时候,包含上帝和人之间契约的道德约束以及人类的获准的对地球的部分统治就失去了它们的效力”③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50 页。。

人对自然界控制的权力和责任就由“天赋的人权”变成了“无冕之王”,人对自然界的控制逐渐演变成对人本身的控制。 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冲突是人对自然界控制和对人控制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莱斯进一步分析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的活动范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更多的限制,“害怕被阻止获得生活资料是社会进化中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在前机械化农业经济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得屈从对自然的极度俭省的制度:比较低下的劳动生产力,贫乏的经济剩余,很少的商品积存,都牵制了帝权的意图或至少使对内的对外的权威非常不稳定”。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对人类自身的控制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人的劳动的可能剥削的强度直接依赖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④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39 页。。 所以对自然控制的程度越深对人自身的控制就越严重,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界的程度成正相关的状态。 人类试图通过控制自然界获取的自由与控制人所失去的自由是一样的,人类并没有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收获这种自由。 一部分人对自然界控制能力强于另一部分人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往往就会演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 因此,人类想要得到解放就不得不把自然界的解放纳入人的解放的条件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解放与自然界的解放是统一的。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自然界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维度,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社会,“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87 页。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就是指自然界的解放。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唯一目标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自然界是资本掠夺的对象,所以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执着于对自然界进行无休止的掠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才能缓解直至统一和谐。 针对这一事实,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进行“革命的实践”,即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完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8-929 页。。 当然,“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97 页。。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发展的必然目标,它只是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不是人的解放的最终环节。

马克思把人的解放分为三个部分: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和人的个性的解放。 居于首位的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因为无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还是人的个性的解放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条件。 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如果想要实现自身的解放,或者确切地说,要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解放,就要实现生产力的解放。 历史活动的第一要义是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进行着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因此,我们说人的生产能力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自然界的解放。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63 页。人通过对象化自己到自然界中来确证自己的本质性存在并且将其展现在劳动产品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程离不开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于自然界中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他们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所以,人要获得解放就要让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生产力回到人自身,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而谋求人和自然界的双重解放。

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时候写道: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 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 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 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342 页。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人”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的哲学也是关于人的哲学,其哲学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人的发展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部分:自由的发展和全面的发展。 个体是社会活动中最小的单位,“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19 页。。 没有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和活动,社会也不可能存在,个体是全部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没有个体也就无所谓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人才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 但单个人的自由不代表整体的自由,只有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联合体中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 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想要成为“自由人”就要从对人和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自由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人,而是由单个人组成的“联合体”。 马克思指出,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社会范畴,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和控制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实现在不违背自然界客观存在基础上的现实的自由。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第928 页。

人类自由实现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控制下,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是可以实现人类自由的劳动,在从事这种劳动的过程中,人们摆脱了异化的生活、回归了自己的本质并且发挥了自己的个性,实现了人之为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