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虽然国内学界对于后现代史学依然存在一定的排斥,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后现代史学的了解基本局限于历史研究并不能揭示所谓的“历史事实”这一基本层面上；而即使是这一点,很多研究者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能转化为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 在我看来,对于一种思想,读了不一定了解,了解了不一定会用,会用了不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思考方式。 因此,为了后文叙述的需要,在这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后现代史学的这一基本层面进行简要介绍。

就科学哲学史而言,大致在“否证主义”之前,主要讨论的是演绎法和归纳法,这两者针对的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普遍陈述”,也即真理。 然而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比如无法证明归纳法的有效性,因此也就无法达成验证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普遍陈述”的目的。 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样的问题,由此才有了“否证主义”。 “否证主义”,也可以称为“证伪法”,即用个别经验的事实否定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 这一方法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归纳法的缺陷而提出的,即由于科学理论是普遍陈述,同时理论上只有通过完全归纳才可以证明这种普遍陈述的有效性,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此“否证主义”提出的方案就是,由于普遍陈述可以被个别经验事实所证伪,也即证明是错误的,因此通过了证伪的普遍陈述就应当是成立的。 注意是“应当成立的”,但不代表其就是成立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也许是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可以“否证”这一普遍陈述的个案。 但这样一来,科学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也就从追求普遍有效性的“普遍陈述”,降低到了追求在当前看起来成立的“普遍陈述”。 而且,“否证主义”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因为任何个别经验事实都是基于观察得到的,而观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观察者所持有的“普遍陈述”之上,这种“普遍陈述”显然同样是需要进行检验的,由此“否证主义”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验证中。

“否证主义”之后出现的就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的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科学的范式”之前,关于科学哲学的讨论,基本都集中于具体的哲学方法。 然而,从库恩开始,科学哲学的主流放弃了对具体方法的讨论,开始关注“范式”,如库恩之后的伊姆雷·拉卡托的“研究纲领”等,虽然目前有学者重新开始讨论方法,但影响力还未展现出来。 显而易见的是,“范式”与“方法”完全是两回事情,“范式”讨论的是科学领域 “范式”的变化及其原因,而不涉及具体的方法。 这里引用吴国盛的总结:“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 只有在传统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他自传里所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①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序言第7 页。也即不仅终极的或者唯一的“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而且“科学”范式的更替都不是“科学”的,是“非理性的”。 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主流的科学哲学放弃了对探索“真相”的方法的讨论,至少当前看来是如此。 简言之,如果说“否证主义”退缩到了只是追求一种在当前看来成立的普遍陈述且以此追求在探索真理上的进步的话,那么,“科学的范式”则进一步退缩到只是追求被当前接受的普遍陈述,已经不再强调其在方法上是否进步了,即使谈及“进步”也是工具理性层面上的。 简言之,就目前的科学哲学而言,科学并不能保证揭示“真相”。

科学哲学都不能保证揭示“真相”,那么作为具体应用学科的历史学,又何敢妄言“求真”呢? 如果了解量子物理学的话,那么通过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认知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有些学者将后现代史学归结于历史研究就是叙事,在我看来,当历史学不再以求真为目的时,那么所有历史研究必然也就成了一种叙事。 不过,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学的冲击不仅于此。最为直接的就是,就传统的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或者“科学”历史学而言,如果历史研究达不成求真的目的,那么其与评书、历史小说,甚至“民科”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 谈到这里,可能一些研究者会说,现代历史学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学科规范,可以保证自己研究的严谨性,至少比“民科”更能接近真相。 提出这样的质疑的学者,还是应该去重新学习和思考一下科学哲学的问题,尤其是库恩的范式；或者简单的反驳就是,既然科学哲学不能保证达到真相,那么这套所谓的规范显然也不能保证达到真相；不仅如此,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这套所谓的学科规范会保证我们能更接近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建立的一些所谓学科规范难道就是成立的吗? 比如一手史料要优于二手史料,用好的版本,以及通过所谓的注释来保证某种“严谨性”。 在我们看来,现代史学建立起来的一些学科规范所能达到的只是在这个科学主义时代,让学者的研究比评书、小说和“民科”看起来更具有说服力,但显然看起来更具有说服力与真相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历史学的学科规范除了在专业人士周围竖立起一道学科壁垒之外,是否有着其他学术意义? 回想起来,我们古代那些史学名著似乎也没有什么学科规范之类的东西。 到了这里,传统的历史学存在的基础是否也彻底被动摇了呢? 当然,这种传统史学只是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之下的传统史学。 一些接受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者可能会提出,确实历史学不能揭示“真相”,但历史学是一门解释历史的学科,且这种解释是多元的,由此可以让我们更为多元地看待历史。 这当然没有问题。 但这一解释同样回答不了上面的问题,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评书、历史小说和“民科”对于历史的认知也是一种认知,既然我们认为对于历史的认知应该是多元的,那么所谓历史学者的认知与评书、历史小说和“民科”的认知是否存在高下之分?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不能求真,且我们也无法判断历史解释是否是真相的话,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 其背后,又隐约浮现着所谓的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以及价值判断的问题。

不仅如此,如果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且解释具有多元性的话,那么紧随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多元认知的价值是什么? 比如在最近历史研究中热门的对于汉武帝以及胡亥继位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解释,在后现代史学看来,这些解释都无法被证明是真相,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地提出无数的解释。 那么这些解释除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之外,或者更为宏大一些,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认知是多元的之外,其价值是什么? 虽然让所有人了解到历史的认知是多元的,对于现实以及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多元的历史解释具有其价值。 就像对胡亥继位问题的讨论,除了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有可能不像《史记》中记载的那样,由此让我们“增广见闻”之外,还具有哪些意义呢? 虽然历史解释是一种解释,但由于众多历史解释都只是涉及过于久远的过去,人们看不到其对于今天有多大的价值,因此这种解释也就成了一种“知识”。 那么如果历史学仅仅是提供“知识”,且是无法被证明为“真相”的知识的话,这样的历史学显然不是众多学者所希望的历史学。

说到这里,可能一些研究者会提到,以这样的知识为基础,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但如果其中的“史”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我们构建出来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在“鉴”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我们头脑中希望看到的或者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出乎意料”的情况估计会很少,这样的“以史为鉴”又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要“以史为鉴”,那么必然要了解今天的社会需要从历史中看到什么,由此必然需要研究者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所了解: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必然要对今天的政治以及政治学有着深厚的理解,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必然要对今天的经济以及经济学有着充分的了解。 这里的问题就是,要对今天的经济以及经济学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必然要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现代经济学家,由此我们才能从历史中选择那些可以被用来“鉴”的史料以及历史解释；但这样一来,从事这一研究的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呢? 进行的研究是必然要属于历史学的吗? 而且,历史学并没有自己独有的材料、方法,甚至研究对象,经济学家学习历史似乎要比历史学家学习经济更为容易一些。 当前之所以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研究历史,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学习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能从久远的历史中获取的可以用来“鉴”的材料太少了,对他们而言,只关注最近几十年、一百年的历史可能就足够了。 不仅如此,在一些历史学家参与的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中,历史学家通常只能作为材料的解读者和提供者,而对于现实有意义的研究基本都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进行的,这是不是历史学的一种悲哀? 换一个角度考虑,在未来,当一些学科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久远历史的价值的话,那么历史学是否就会被各个学科肢解掉?

如果再悲观一点,久远的历史是否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价值? 鲁西奇在引用福柯的话“我确信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在时间过程中通过一生而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远少于我们通过联结着不同点、相互交叉的、混乱的网络所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提出“而人们从同时共存的世界获取知识、经验与思想,较之从历史中获取知识、经验和思想,也可能越来越多和越重要”①Michel Foucault,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16(1), 1986. 转引自鲁西奇:《空间的历史与历史的空间》,《澳门理工学报》2021 年第1 期。。 随着“历史”在人类知识、经验和思想中重要性的降低,历史学的重要性也必然会随之降低,由此也会动摇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意义。

还要提到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历史解释是多元的,但通过对历史的多元认知,由此认识到历史的更为多样的侧面,最终可以达成对历史真相的接近。 显然,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真正理解后现代史学,解释起来也并不麻烦。 由于我们的每一种认知都不是真相,因此再多的这种非真相的认知也无法达成对于真相的认知以及接近,如果认知和接近真相那么容易的话,科学哲学也就不会那么苦恼了。 总体而言,后现代史学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认知方式。 当前,中国史学主流并未真正了解和掌握这种认知方式,同时即使是了解这种认知方法的一些学者也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一认知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种认知方式对历史学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学科规范,甚至其作为学科存在的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当然在挑战的同时也使得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历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