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文

（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盐城 224000）

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年）所处的时期是希腊强盛以后又渐渐凋敝的时期，公元前500 年至公元前359 年是城邦的黄金时期，史称古典时期的希腊；公元前359 年至公元前27 年是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不再是纯粹的城邦国家，其开始走向世界[1]，所谓希腊化含义正是“整个世界利用希腊的文化，并向它索取”[2]282。亚里士多德经历了这两个时期，其主要作品是在希腊化时期完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生根发芽于希腊思想自由的环境中，该环境赋予了其自由创作的可能。但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各城邦间因争夺领导权而战争不断，道德出现了严重的滑坡，人们对道德的认识亦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正是对当时争夺领导权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的重新审视。他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幸福生活、哪些现实活动是通往幸福的，力图提出一种新的幸福理论，从而矫正人们扭曲的道德观念，帮助人们重新获得真正的现实幸福。

一、思想自由的希腊环境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思想自由的希腊环境之中，自由与闲暇是希腊哲学产生的重要前提[3]。他出生于希腊雅典城以北的一个小城邦，当时是属于马其顿的管辖之下，其一生的主要著作是在希腊的雅典完成的[4]。雅典是希腊的大城邦，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民主制。梭伦改革打开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开端，克里斯提尼改革建立和增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时期民主制达到了顶峰。在民主制的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公民大会，主要的公职人员也是由选举产生的。虽然具有选举资格的人大部分是贵族，但是相对于寡头制来说，在雅典的民主制中不存在“君临于万方或自比天神的君主”[5]，其更具有“主权在民”的色彩，这样的民主政治促进了希腊人思想自由的成长。

除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希腊人的自由思想还与其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有关，这种特殊的宗教环境没有将人们的头脑禁锢在教条式的思想之中。

其一，在希腊，神和凡人一样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存在着，“希腊的诸神都是一群充满了此岸性的、富于肉感和人情味的、活生生的神”[6]122，神人是同形同性的。古希腊的神有着与人同样的外形、类似的情感，人是可以真实地与神相遇的，这在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例如《奥赛德》中的奥德修斯在归途中就充满着神的阻挡和帮助，海神波塞冬不喜欢奥德修斯就对其百般刁难，但是雅典娜女神却很喜爱机智勇敢的奥德修斯，所以在其归途中给予其不断的帮助。古希腊的神有着人性的情感因素，神会为了自己喜欢的英雄针锋相对，并且人也可以分有神性，与神相遇，因此人是可以用其神性的部分过上现实的幸福生活。人们对神的生活的描述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之上的，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接近神的幸福生活。

其二，希腊人信奉的是多神，每个神都有其分管的领域。比如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战神阿瑞斯等等，神之间不分伯仲，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哪个神，而不像古埃及的人（古埃及人将唯一的太阳神奉为最高的神）。多神崇拜给予了人们选择信奉何种神的自由，也使得希腊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的权威教义。

其三，“希腊宗教虽然仪式庆典繁多，神庙林立，但由于希腊人泛神的世界观和多神崇拜的传统，故而在希腊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垄断宗教大权的祭司集团”[6]141。祭司的职司只在于祭奠的主持典礼、治理神庙等事务，其他方面并无触及，于是也就“没有出现一个钳制人们自由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5]144-150。

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使得古希腊人思想比较自由，没有受到禁锢。人们对神的崇拜也是与尘世生活息息相关的，认为诸神是充满彼岸性的，而不是崇奉来世幸福，人们相信幸福就在当世，所乐意追寻的是现实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即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希腊，思想自由的环境给予了他自由创作的可能，其神学观、幸福观与这种环境下的希腊思想也是一脉相连的。

二、争夺领导权带来的道德滑坡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主要时期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统领希腊的时期，其父亲尼各马科是马其顿王国的御医，所以亚里士多德从小就跟随父亲在宫廷里生活，这也使得其从小就接触了各种医学教育，培养了注重实践与经验事实的性情。马其顿原本是一个没有任何优势的小城邦，“从荷马时期以来，马其顿就是一潭死水，看上去毫无发展，其人口主要是由高地牧民和散居在低地的农民组成”[7]57。马其顿在菲利普的统治下后期崛起成为希腊的主人，这在希腊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在马其顿统治的前后时期内，希腊世界一直处在争夺抢斗的战争阴霾之中，外有波斯入侵，内有城邦争夺，内斗外斗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只想统治国家，利用希腊的环境，并没有想把他们自己紧紧地束缚在什么信条上面……大多数人只是去追求享乐，很多人就像做买卖那样地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可以付出足够钱财的有权有势的人”[2]360，这就是公元前4 世纪希腊的整体特征。

城邦间的纷争从希波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存在于希腊内部，争夺的焦点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其中争夺控制权最激烈的当属雅典与斯巴达（希腊的两个大城邦）。从公元前490 年至公元前479 年的希波战争结束之后，这两大城邦一直处于斗争之中。在公元前431 年，希腊世界起了一场争夺霸权的大烽火，即历时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 年），最终斯巴达获胜，雅典全军覆没。斯巴达所崇尚的是贵族政体，雅典奉行的是民主制，因而雅典的战败也就意味着民主制的衰落。“此时的民主政治已经开始堕落成为党派斗争的手段、个别有野心人士操纵的工具，也是民众发泄各种不满、愤恨的途径，而不再是为全体公民、整个城邦谋利益的最佳政体”[6]106。

这场战争给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并且在这期间雅典还爆发了3 年的瘟疫，可怕迅速的瘟疫使得人们将“如何存活下去”作为当务之急，人们不再将神庙、神当做神圣之物。很多雅典乡村居民为了躲避斯巴达人的进攻，举家搬至城市，这使得原本就人口紧张的城市更加不堪重负。原本不能住人的庙宇、神殿等都住满了人，人们的生活状况十分的糟糕，这也反过来加速了瘟疫的蔓延。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在其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到，原本就生活在战争之下的居民，面对瘟疫显得更加不堪一击，不管是恶人、好人最终还是死亡了。人们认为神貌似并没有什么用，其没有保护好人，惩戒恶人，也拯救不了处于水深火热的居民，人们开始怀疑神、不再信神。雅典的战败及瘟疫“导致了道德的崩溃，致使人们对法律、宗教以及规范应有的服从都消失殆尽了，人们在为一时之利而争斗”[6]109，雅典的道德风气严重败坏。

当然，不仅仅是战败的雅典受到了影响，其他城邦（包括斯巴达）也因为这场耗时27 年的战争陷入了民穷财尽的困境。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的道德崩溃，传统的道德观念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人们缺乏共同的行为准则，不再有稳固的信仰，整个希腊世界面临着“城邦危机”。人们质疑神的权威，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被打破，城邦同一的公共生活逐渐离散，公民共同体意识日趋淡化，公民责任感日益削弱，城邦的理想开始幻灭，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6]111。

在斯巴达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时代，城邦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斯巴达主导控制下的小城邦频频爆发不满，城邦间的战争不分昼夜，不分季节，一触即发。到公元前4 世纪50 年代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开始崭露头角，其凭借着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天赋，一举成为了希腊的主人，至此希腊也从古典时代进入了希腊化时代[7]58-59。然而马其顿作为希腊主人的时期，城邦之间还是处于不断地争斗之中。菲利普对外一直致力于夺取对波斯的控制权，对内想要征服各个城邦，成为最大的霸主。公元前336 年，菲利普被刺身亡，但是其征服亚洲的梦想由其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经过了一连串的战争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在公元前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于高烧[7]59-62。

亚里士多德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内外争斗不断的时代，为了争夺控制权，各个城邦“接力奋战”。可想而知，当时的希腊世界是何其动荡不安，国家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的极速滑坡。人们开始怀疑神，放松了道德束缚，不知怎样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面对事情时，也不知该如何去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亚里士多德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正当的事”、“德性是什么”等等。由于那个时候对神已经产生了某种质疑，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多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现实活动、现实幸福中，特别是其幸福论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还是论述了神的权威性，毕竟希腊的宗教观具有很久远的历史，是不可轻易撼动的。亚里士多德没有用消极悲观的态度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而是用积极、人类可望可及的方式去重新探寻人类有德性的理性幸福生活，力图为道德滑坡的希腊社会重塑追逐幸福的正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