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在汉魏六朝历史上,曹植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早年的贵公子到后来的政治失败者,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其悲剧性的人生,集中体现在他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中,他将人生与文学创作集中在愁怨的抒写面上,创作出《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优秀作品。南朝刘宋时的江淹作有《恨赋》《别赋》,曹植的《释愁文》《九愁赋》等,堪与江淹这两篇名赋并肩。曹植的创作彰显了魏晋六朝文学心物交融、善写意象的特点。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含义是指诗赋等文学作品中意在言外、主客一体的形象单元,后来引入书画等造型艺术领域。其哲学来源是先秦时的《庄子》《周易》,但文学创作中的成熟则是在汉魏时期,其中曹植贡献最大,要了解中国美学与文学的意象创构,曹植的作品是不能不重点探讨的。近年来,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不能仅止于理论层面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相反,通过对曹植创作实践的探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意象创构是如何进行的,从而有助于对意象理论的真正理解。

一、曹植愁思的形成与类别

曹植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的愁怨与这种奇特的人生历程紧密相关。曹植诗赋前后期差别很大,前期诗歌主要铺叙宴游盛况,作品多抒写对前途充满信心、乐观上进的心态;后期辞赋多抒写现实及心灵的困境,加之理想无法实现的愁苦。

《说文解字》:“愁,忧也,从心,秋声。”可见,愁是从心里头产生的一种情感意绪。《庄子·庚桑楚》指出:“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1]423也就是说,不仁者会害人,仁者有道德负担,所以有忧愁,近代秋瑾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说明了这种忧愁来自于道德担当。从美学上来说,愁是内心与外界冲突所致的情感与意绪,当人们面临着困难而又无奈之际,忧愁就产生了,同时,往往伴随着悲怨等情感。愁思往往通过文学写作而获得释放与宣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2]47王逸认为,屈原的《离骚》是作者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内忧悲愁而作,他将愁思与忧悲结合起来,导致作者上天下地,求索问道。借助于想象获得寄托与象喻,意象的创构由此而产生。王逸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2]7王逸认为,屈原创作《离骚》等作品时,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营构一系列纷至沓来、人神一体的意象,突破了《诗经》所创造的意象创作模式。曹植的文学创作继承了《诗经》与《楚辞》托物寓象、比兴寄喻的传统,又加以创变。在抒写愁怨与意象营构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曹植之愁与他特殊的人生遭际有关,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

(一)巨大的人生失落带来的愁苦

曹植早年因其才华出众、下笔敏捷,再加上通脱自然、任性而行、不事雕饰的风度与为人,与乃父颇有几分相似,受到曹操的赏识和喜欢。曹植在二十岁之前,多次随父亲出征。曹操曾几度考虑将他立为太子。但“成也文才,败也文才”,曹植任性而行,不拘礼度,好酒误事,再加上身边杨修、丁仪兄弟等文士策划的与曹丕争夺太子的明争暗斗,使曹操暗生怀疑。曹丕在党羽的策划下,善于矫饰伪装,渐渐取得曹操的信任,夺得太子之位。曹操死后,曹丕顺利即位,曹丕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成为魏国的皇帝。曹植在曹操死后,一直生活在忧愁恐怖之中,他曾自述“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3]卷2,第503页。曹丕死后,甄氏的儿子曹睿即位,他对于曹植的态度稍微好了一些,曹植的文人习性故态复萌,以为可以解除管制,大展宏图,上书要求魏明帝重用,实现早年的政治志向,完成魏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曹睿对他存有深深的猜忌与防范,对于他的上书只是应付,骨子里依然加以防范与疏远。生活待遇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曹植晚期万念俱灰,写出了一系列以愁思为主题的诗赋,这些作品情兼雅怨、凄婉感人,也是曹植作品的精髓。

(二)骨肉分离造成的宗亲之愁

曹丕对于宗室中人刻薄寡恩,为了防范宗亲,不惜派监国使者对曹植等人进行管制,曹植在曹丕即位后备受打击,他与诸兄弟之间的通问受到严密管控,精神受到极大压抑,郁郁寡欢,造成了他愁苦难言的处境。他曾叙说这方面的遭遇与愁思:

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3]卷3,第650页

这段文字生动地叙说了自己从小受到《诗经》中人伦之美的熏陶,深慕忠孝友悌之风,但是目前的处境却等同于隔离,每到佳节,身边唯有仆隶与妻子,备感寂寞与愁闷。面对宗亲受到迫害与摧残,他内心由愁转为悲苦,继而变为愤怒,《赠白马王彪》便是这种由愁苦变为愤怒的爆发:“苍蝇间白黑,谗巧(令)〔反〕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3]卷2,第441页东晋孙盛在评曹植晚期的遭际时,也为之鸣不平:“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4]卷19,第576-577页孙盛批评曹丕父子对于藩侯的待遇太过刻薄,丧失了政权的屏障,乃至于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时宗藩无人帮助,是自毁长城。

曹植还有一篇《叙愁赋》,他在序中写道:“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赋曰。”[3]卷1,第91页曹操为了自己的目的,竟然将两个女儿送给汉献帝,曹植虽然不能反对父亲的决定,但他在赋中描写了两个妹妹的悲惨遭遇,她们嫁给傀儡皇帝,远离父母兄弟,骨肉分离,内心的哀愁可以想见。曹植此赋题为《叙愁赋》,可见其对于愁的抒写与宗亲内容有很大的关系。

(三)建功立业与现实之间冲突造成的愁闷

曹植文采斐然,又兼以随父作战的经验,早年确曾赢得曹操的欢心并欲立之为太子。曹植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也使其将建功立业是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曹植的诗歌,多处都有这种情感的显示。曹丕代汉建魏后,曹植在《圣皇篇》中向曹丕婉言生离之悲,“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3]卷2,第481页,表达自己夙愿未成的痛苦以及渴望驱身报国的决心。曹丕死后,他在给魏明帝的上书中,自谓:“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3]卷1,第227-228页从这封上书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志向是在政治上的立德立功,只有在这些志向都不能实现后,才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

然而,曹植的这些志向在政治斗争中,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受到无情的摧残。为了保全性命,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自劾自责,心理压抑惊惧,与此同时,他的忧生之嗟与愁苦,成为他晚期诗文的主要内容。“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傍;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3]卷4,第765页曹植这首失题诗表达出了内心的忧惧。黄初四年(223)曹植朝京师,先有曹丕拒见,后有胞兄曹彰(任城王)暴薨,其忧愤不已中只得以诗文浇其心中块垒。哀愁情绪在《洛神赋》与《赠白马王彪》中均有体现,也是曹植最困顿颠踬之时的心境表露。

二、愁的意象抒写

曹植对于悲愁等情感与心绪的抒写,有的是通过建安文学直抒胸臆的手法展现,有的则是采用深婉的象征与寄托的手法表现,其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洛神赋》。这篇赋继承了楚辞中的寄托手法,用洛神与自己的相遇相识而终因神人道殊而不得不惆怅分离的悲婉故事,抒发自己的愁怨。这种愁怨,并非是传说中的与曹丕因争夺甄氏失败而产生的悲怨,而是因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实现而形成的无以言表的哀愁。曹植此赋的成就,在于发展和创新了古老的香草美人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表达愁怨的意象。以往研究此赋的人往往强调它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示,这是从赋体文文章的结构、美人意象承袭的角度而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赋受到张衡《四愁诗》的影响,突出了愁的意象主旨,并将之加以创变。在《楚辞》中,屈原的愁苦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采用香草美人的意象来传达,在汉魏六朝文学创作中,演变成一种模式,张衡的《四愁诗》就是这样的作品。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和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四章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文选》卷29录张衡《四愁诗》自《序》:“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5]414从这些记载来看,张衡的《四愁诗》继承屈原的美人意象,用以指称时局,表达自己的忧国情怀。这首奇特的诗,借用屈原赋作中的美人意象而又加以大胆创变:“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5]414李善注:“太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诗中直接用泰山、梁父比喻君王与小人。第三四句也充满奇谲:“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5]414也是借用金错刀与琼瑶的意象来比喻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一首的最后两句:“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5]414则抒发了自己报君之念无由致达的惆怅。张衡《四愁诗》通篇借用意象来抒写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产生的愁苦,其手法上承《楚辞》,又启发了魏晋时期的诗文创作。

这种将内心的愁思加以创变的诗思,在《洛神赋》中获得传承。不同的是,曹植在《洛神赋》中的创变更加独特而新颖。赋中将张衡《四愁诗》中具体的物件舍弃了,而代之以人物故事。作为意象的主体,主人公是作者自拟的君王与洛神,通过神人之间的交接与对话,传达出深深的愁思。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指出:“篇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实际上已经透露了哀怨之所自来,即来自作者与曹丕的隔阂和不能互相沟通。然而此赋着重写了这一流程的后半,即哀愁的存在状态。君王是哀愁之王,洛神既是美丽女神,也是哀愁女神。”[6]83这一观点是十分中肯的。

曹植此赋的意象抒写从艺术高度来说,就是将屈原与张衡作品中美人意象的抽象单调,变成美丽动人、虚实相映的意象,鲜明地体现出魏晋时代以形写神的观念。从意象创构来说,洛神早已摆脱了《楚辞》中美人的模式,变得更加丰满可感,形神兼备,“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6]83,在这里将自然界的游龙与惊鸿用来比喻洛神,又用秋菊与春松来形容洛神神态之美。“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6]83,直接写洛神的形体,与人间美女无异,增加了这位女神的尘世感,不再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仙。然而,最后终因人神之间的疏隔而无以交接,引起无穷的愁绪: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6]83

这种神人之间欲交接而终不可能的严酷现实,使得悲愁的意蕴得以深化,留下了无尽的哀怨:

遗情想象,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泝。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3]卷2,第421页

其中“遗情想象,顾望怀愁”二句,点出了作者对于洛神绵绵不尽的想念与愁绪,李善注:“《楚辞》曰:思旧故而想象。傅毅《七激》曰:无物可乐,顾望怀愁。”[5]271点明了其中的来源。

曹植的赋中以美女作为愁思的意象指称,还有《静思赋》,这篇赋中的美女是一位艳丽的女性,与《洛神赋》中女性半人半神的形象不同:“夫何美女之娴妖,红颜晔而流光。卓特出而无匹,呈才好其莫当。性通畅以聪惠,行靡密而妍详。荫高岑以翳日,临绿水之清流。秋风起于中林,离鸟鸣而相求。愁惨惨以增伤悲,予安能乎淹留。”[3]卷1,第55页这首赋虽然没有《洛神赋》写得那么起伏跌宕,但也描绘了一位风姿绰约的美女,她可望而不可即,作者目睹后,“愁惨惨兮增伤悲”,怅然若失。

曹植既有《洛神赋》那样借助女神的意象而寄托的作品,将爱与愁思融合在一起,也有对邪恶进行诅咒的抒写,从而创造出新的意象群。《赠白马王彪》中的意象营构便是如此。诗中写道:“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3]卷2,第473页可知此诗是曹植于黄初四年(223)与诸王京师朝会后回封国的遭遇,他的内心由愁怨转为愤慨,诗中斥言: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难进)〔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鸮鸣衡軏,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反〕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3]卷2,第441页

李善注:“《毛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郑玄曰: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5]340“鸱鸮豺狼,以喻小人也。”[5]340从李善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诗中的鸱鸮、豺狼、苍蝇的意象直接用来比喻那些坏人。诗中流露出因骨肉分离带来的思念之情,“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李善注:“《楚辞》曰:原假簧以舒忧,志纡郁其难释。王逸曰:纡,屈也。郁,愁也。”[5]340可见,“我思郁以纡”,指的是曹植无法排谴的愁苦与郁闷。这种愁思来自现实中残酷的迫害。

曹植对于这种迫害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愤然抗议。他在诗中将离间他们兄弟感情的监国使者比喻为鸱鸮、豺狼、苍蝇,创造了三组坏人的意象,托名贾岛《二南密旨》中指出:“骚者,愁也,始乎屈原。为君昏暗时,龙乎谗佞之臣。含忠抱素,进于逆耳之谏,君暗不纳,放之汀南,遂为《离骚经》。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变风而入其骚刺之旨,正其风而归于化也。”[7]175曹植的这首诗,超越了屈原《离骚》的比喻,直接将挑拨离间的谗邪小人比作苍蝇,这一意象是他的独创。通过这一意象营构,形象地展现了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以及那些邪恶奸险小人的嘴脸。从屈原作品中的飘风云霓,到曹植作品中的苍蝇鸱鸮豺狼,诗赋意象的抒写也在不断创变与发展,突破了儒家诗学“温柔敦厚”的模式,变而为激愤亢厉的情感。在曹植诗赋中,愁思的意象往往伴随着孤独凄清的色彩,呈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这些意象营构将社会政治现象与个体经历真实充分地融汇在一起,愈品而愈真。锺嵘《诗品》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8]6,这些文学成就,与曹植善于营造意象的技巧是分不开的。在《赠白马王彪》其四中,作者写道:“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3]卷2,第442页诗中描写了自己在相思无极之中,面对秋风寒蝉而平添的愁思。而归鸟、孤兽这两组意象,抓取了作者此时的心境,将其孤苦伶仃、愁苦难销的情境写了出来。在曹植的诗赋中,这类意象经常出现,构成其特定的表达方式。

曹植之愁在《九愁赋》中写得淋漓尽致。这篇赋反映了曹植晚期的心境,赋中借用《楚辞》中的“九体”来写作,意在仿效“九体”的缠绵悱恻。此赋开头写道:“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越引领之徘徊。眷浮云以太息,顾攀登而无阶。匪徇荣而愉乐,信旧都之可怀。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顾,心怀愁而荒悴。”[3]卷2,第374页这一段写出了曹植愁怨的来由,当道者听信谗言流放忠臣,而作者只能在离别故都的无尽思念中抱怨哀伤,这种哀伤似乎只有登高陵才能解脱,“心怀愁而荒悴”,愁苦的来由在这里揭示得很清楚。赋中反映时俗之险恶,“念先宠之既隆,哀后施之不遂。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君之心。刈桂兰而秣马,舍余车于西林。愿接翼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3]卷2,第442页赋中出现的桂兰、归鸿这两组意象,来自《楚辞》,又引入愁苦的主题:“愁慊慊而继怀,怛惨惨而情挽。旷年载而不回,长去君兮悠远。”[3]卷2,第375页赋中的意象与长愁胶合在一起,很好地烘托出主题。赋的最后写道:

仆夫感以失声。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顾旋复之无(軏)〔轨〕,长自弃于遐滨。与麋鹿(以)〔而〕为群,宿林薮之葳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践蹊隧之危阻,登岧峣之高岑。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若〕回(忍)〔刃〕之在心。[3]卷2,第375页

此赋继承了屈原赋中的九死未悔精神,作者不断地强调自己与污浊世事相隔离的清高志向。《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1]卷1,第15页王逸注:“言我宁奄然而死,形体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为邪淫之态也。”[1]卷1,第15页屈原宁死不屈的刚直精神感召着曹植,他在文中明确表示“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宁作清水之沈泥,不为浊路之飞尘”[3]卷2,第375页,也因此招来了更多的诽谤与打击,他内心的愁苦与痛楚难以消解,“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3]卷2,第375页。赋中出现了失群之离兽,独栖之孤禽这两个意象,表现出曹植的处境与愁苦之心境。《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比则畜愤以斥言”[9]601“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9]601曹植诗赋善用比兴来抒发情感,寄托意蕴,他的愁绪与心境,也在意象的变创中不断地呈现出来。

通过抒写自己的愁思,曹植表达了自己希冀超脱尘世的想法。赋中的愁思与自然界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遥思惝恍兮若有遗。原野萧条兮烟无依,云高气静兮露凝(玑)〔衣〕。野草变色兮茎叶稀,鸣蜩抱木兮雁南飞。西风凄悷兮朝夕臻,扇箑屏弃兮絺绤捐。归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怀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迁,松乔难慕兮谁能仙?长短命也兮独何(愆)〔怨〕。”[3]卷3,第703-704页魏明帝太和年间,曹植作品中屡屡呈现漂泊之感,“转蓬”“浮萍”这类漂泊意象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闺情(二首)》:“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3]卷2,第462页《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叙随长风。”[3]卷3,第588页这些均表现自己身受蛮荒之境与君王猜忌的两种险恶情势。地位处境的急剧变化让诗人感到自身命运如同蓬草,漂泊无依。

曹植赋的写愁在建安文学中独具匠心。《艺文类聚》“天部”中,选录了三篇《愁霖赋》入“雨类”,分别是曹植、曹丕、应玚所作。三人同处建安时期,都写雨天之哀愁,但三人作品中的“悲”“愁”之感却不尽相同。应玚写悲“还空床而寝息。梦白日之余晖。惕中而不效兮。意凄悷而增悲。”[10]卷6,第174页长夜漫漫,听闻雨声而空床难眠,徒增哀伤之感,这种悲是直白的,是作者直接说出的情感。曹丕、曹植的作品都作于东征孙权返回邺城之时,曹丕写《愁霖赋》言:“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玄云黯其四塞,雨蒙蒙而袭予。”[11]293其采用的是直白的笔触。曹植写“迎朔风而爰迈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阳之隐曜兮,怨北辰之潜精。车结辙以盘桓兮,马踯躅以悲鸣”[3]卷1,第78页融愁于景,与雨伴随而生的是挥之不去的愁思,车盘旋难行,马儿徘徊哀鸣,这两个意象的抒写,更具无我之境,这种由个人之悲扩展到万物之悲的意蕴显得凄凉悠远。

三、愁的释放与意象创构

曹植之愁不仅通过意象抒写得以表现,而且经过意象的创构,使愁绪获得释放,从而实现人生的超越,开创了稍后的曹魏正始时代阮籍、嵇康等人远大遥深文学风格的先河。这是曹植之愁与意象抒写另一值得重视的地方。

屈原低吟“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12]627(《悲回风》)。屈原以死明志,了却世间无尽的哀愁。曹植的人生立场有所不同。他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与人生的悲观,着意于向老庄来取法。与此相应,为了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对于道教也采取了更为亲近的态度。这与其早年所作《辨道论》,对道教持虚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曹植集题词》中感叹“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泫然悲之,以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属。既读《升天》《远游》《仙人》《飞龙》诸篇,又何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也”[3]附录3,第811页,指出了曹植思想在晚期的矛盾。他在愁苦心境驱使下,产生了逍遥的思想。《九愁赋》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听以失条。亮无怨而弃逐,乃余行之所招。”[3]卷2,第375页赋中写到自己的愁思无以消解,希冀在山水丛林中获得逍遥与解脱。他在江边悲啸,猿听后都感到惊恐。赋中出现的绿林、猿的意象,是诗人追求逍遥之境的寄托。曹植在《游仙诗》中吟叹:

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3]卷2,第393-394页

这首诗中的意象不再是孤鸿、归雁、离兽等现实中的物象,而是道教虚拟的意象。诗人想象自己犹如奋飞的仙鸟,来到紫霄之上,超脱凡俗,升仙飞升,其乐无比。他还想象如赤松子、王子乔等神仙一样登临鼎湖。诗中出现的紫虚、松乔、鼎湖、扶桑、弱水、玄天渚、丹丘这些意象,都是道教神仙的产物,并非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从意象的虚拟化过程中,亦可见出曹植晚期愁思与逍遥求仙之间关系的重构。《乐府诗集》卷63录有曹植《升天行》二首,《乐府题解》曰:“曹植又有《上仙箓》与《神游》《五游》《龙欲升天》等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13]卷63,第919页这两首诗咏叹:“乘蹻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颠。乘风忽登举,仿彿(一作彷徨)见众仙。”[13]卷63,第919页“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阳溪。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愿得纡阳辔,回日使东驰。”[13]卷63,第919-920页这两首诗采用的意象都是道教神仙的内容,与曹植早先诗歌中的现实意象迥然不同。后期游仙诗的大量出现,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深刻反映,勾画了诗人心中的理想图景。不论是《仙人篇》中“绿萝缘玉树”的美丽景致、《升天行》中以“扶桑”寄托对理想的徒然渴望、《桂之树行》中“桂树”超然淡泊的境界,抑或《平陵东》中采“灵芝”对长生的向往,都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谱写,是历经现实折磨后从外走向内心的回响。曹植前期的人生理想是“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他在魏文帝黄初时期被迫离开群体,兄长和大臣的猜忌让他疲于奔命,恐惧和孤独在大部分时候代替了理想。

曹植后期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内心的痛苦与悲愁无法排遣,正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所说:“人穷则反本”,他对于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采用老庄与道教思想,对于早年的思想进行了超越,他的《释愁文》便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篇专门针对愁思进行反省与自我解脱的文章中,他采用答问体,对于长期困扰自己的愁进行了反思,并给出了解脱的方法。文章写道:

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醉)〔焚〕。有玄(灵)〔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难退,其去也易追,临餐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嘶。”[3]卷3,第697-698页

这一段文字写出了作者的愁神苦思情状。他像屈原行吟泽畔一样,行吟路边,形容憔悴,忧心如酲。当先生问之何故时,作者自己回答是愁的缘故,然后生动地写出了愁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特点,“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这几句生动地写出了愁作为精神状态对人的摧残,是一种无法克服与排遣的心理状态。显然,对于这种深层的愁,不是简单地安慰所能奏效的,于是,我们在文章中看到:

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辩子之愁形,未知子愁何由为生,我独为子言其发矣。方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谘诹荣贵。坐不安席,食不终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薄,凋损正气。”[3]卷2,第689页

文章中的先生是作者对于人生彻底觉悟之后的假托人物,他指出作者描述的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未脱尘俗,为世俗之物所迷惑,“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谘趣荣贵”。而这一切,正是作者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东西,包括一生致力追求的建功立业、功名利禄等等,而一旦去掉这些,愁也就无从谈起:

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淡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携手而游〕,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生〕与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轻〕云以翱翔。于是精骇魂散,改心回趣,愿纳至言,仰崇玄度。众愁忽然,不辞而去。[3]卷2,第689页

这张方子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的无为之药、淡薄之汤、玄虚之针、淳朴之方、恢廓之宇、寂寞之床等等,是老子的人生哲学;王乔、黄公则是道教的神仙人物;庄子的养神之书,则是道家的养生术;老子的爱性之方,则是明哲保身哲学。这些方子使作者幡然醒悟,“精骇魂散,改心回趣”[3]卷2,第689页,于是“众愁忽然,不辞而去”[3]卷2,第698页,这篇文章标志着作者去世前已经信奉老庄与道教学说,人生观与哲学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开出的人生方子,已经包含着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思想。比如他提出的庄子“与子具养神之撰,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3]卷2,第698页,在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得到系统展开。他提出的王乔、黄公等神仙人物,也是阮籍《咏怀诗》与《大人先生传》中仰慕的对象。这篇文章中的意象如同《洛神赋》中的意象,是通过应答体中的两位人物来营构的,文中的意象大都为道教与老庄之学特有的术语,如无为之药、淡薄之汤、玄虚之针、淳朴之方、恢廓之宇、寂寞之床、王乔、黄公等等。此文从文体上来说,显然受到西汉枚乘《七发》的影响,但其中展现出来的对于政治的厌恶,对人生的失望,对于逍遥之境的追求,实质上已经开启了阮籍、嵇康所代表的正始之音的先河[14]。

四、小 结

曹植之愁与意象抒写,彰显了汉魏六朝意象营构的特点与成就。锺嵘《〈诗品〉序》称“陈思为建安之杰”。东汉晚期,文学从体物大赋与庙堂文学转向个体情志的书写,文学的心志得到展现。锺嵘《诗品》卷上指出《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意蕴与物象的融合是汉末文人诗的特点,例如“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诗中善用比兴,个体之意与物象的融合亲密无间。但是《古诗十九首》是无名氏的作品,其所表达的情思仍不免公式化的痕迹,而曹植赋愁则是个人的创作,带有独特的、不可移易的个体性,曹植抒写愁思的两篇代表作《洛神赋》《赠白马王彪》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曹植对于汉魏六朝文学意象的创变成就,首先出自他的这种独特遭际。意象是他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幻化与升华。

意象是中国美学与文论的重要范畴。它溯自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固有形态之中,曹植的文学创作,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意象营造,南朝梁沈约评价曹植的文学创作“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描述其文学构思:“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然后才是“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意象是在神与物游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曹植的意象创构来自他真实的包括愁怨在内的人生体验。这种真实的个体人生体验是意象创构的灵魂,故而《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象理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搭建起自己的意象理论特点。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建立在对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范例的反复理解与寻绎中,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清晰的意象学说发展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