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展，曾耀岚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08）

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富裕目标原则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视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作为一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于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更表明了落实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势在必行［3］。

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4］。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模式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模式。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模式，也不同于以往包干到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经济模式［5］。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就是要在坚持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变的前提下，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推进适度的规模经营，增强集体经济比重，确保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原则。

一、发展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引导农业农村走适度规模经营、高质量发展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道路，具备了“第二次飞跃”的现实条件。

（一）农业基础设施的强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为新型集体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为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积累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是农业基础建设逐步完善。农业水利设施建设逐年推进，水库数由1990年的83387座增加到2019年的98112座，增长17．7%；治涝和灌溉能力随之提升，除涝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持续增加；农村发电设备容量跟随现代化进程实现跃升，由1990年的1397．8万千瓦增加到2020年的8133．8万千瓦，增长482%［6］394，极大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电需要；同时，全国农村道路进村入户的畅通工程稳步落地，便农利农。二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2020年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实现历史性突破［7］。1978年至2021年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1749．9万千瓦增加到105622．1万千瓦，增长799%。以最具代表性的拖拉机为例，大中型拖拉机数量由55．7万台增加到477．3万台［6］391，增长757%。①相关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和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计算而得。三是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2020年，中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95%以上［8］。全国农村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发展迅猛，农村生产托管服务公司正不断构筑小农民和现代农业之间的新桥梁。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总数已超90万家，农业生产托管经营服务面积达到16亿亩次，服务带动中小农户超7000万人次［9］。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大幅提升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农村基层治理的加强为新型集体经济准备了组织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相比小农经济，不仅需要现代化农业的物质基础，作为高级形态的经济模式，更需要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的强化，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准备了基层治理的组织机制。

中共十八大以来，农村在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发挥村级经济社会的治理效能和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是驻村第一书记机制在提高农村组织的思想政治素养、训练农村干部市场驾驭能力、协调村民经济利益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最大限度发挥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性和群众性组织的基层治理作用。在过去20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过程中，许多村镇的村委会实际承担了当地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充当政府、涉农企业、村民之间的合作经济桥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号召和组织职能作用。此外，农村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的治理模式，初步形成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机制。

（三）各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为新型集体经济积累了丰富经验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运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直接载体，现行的组织结构和实现形式能为集体经济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自2003年以来，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根基，许多村镇在原有的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以承包地、林地种植作物、畜牧等入股方式，以专业化生产与加工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成立各种专业化合作组织，探索实施适度的规模经营，面向市场进行农产品规模化生产与加工，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与应变力。

目前，全国超过50万个村领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10］；有部分村镇虽然没有设立集体经济机构，但在乡村改造的过程中，村委会和村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部分功能，如对农村土地实施发包、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和开展集体积累等经营管理活动。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的有益探索，成为今后壮大农业集体实力、发展更高层次集体经济的实践基础。同时，在近20年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由于过分注重强调农民自愿选择，而没有及时有效地组建村级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导致在与龙头企业合作过程中，以农民自发方式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与资本下乡的市场议价过程中，因缺乏话语权而使合作社内部农民利益受损的状况一再出现，也使得农民切实感受到组建更高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性。

（四）群众对发展集体经济有一定意愿

在自然经济的小农时代，农民仅仅在土地上劳作就能实现丰衣足食，过上体面生活。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农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家庭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随着种植成本上升和销售利润压缩，种粮比较效益持续降低，绝大多数秉持以家庭或个人为劳作单位的传统农民难以单纯依靠土地耕作来提升生活质量，甚至没有办法保障农民的基础生活。广大农民获得比较利益是其参与集体经济的根本动力［11］，改善自身生活是直接目的，渴望被尊重被认可是精神需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较之分散的农民，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和更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其规模经营的优势更能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并能更进一步彰显农民群体的主人翁地位，因此农民对其具有较强烈的支持倾向和发展意愿。

在中国，农民作为相当大基数的存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仍有5亿多人［12］，其生存问题和发展难题亟待解决，尤其在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农民权益更应得到及时保障和有效改善，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势在必行。在当前中国农村体制下，全体农户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的再度赋能和农户生存水平的改善有着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富裕程度高、贫富差距小的百强乡镇，恰是集体经济组织比较成功的乡镇。集体经济的壮大，不仅意味着农户压力的缓解、收入的提高，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农户生存生活权益的提高。因此，广大农民在贵州塘约村、河南南街村等一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富裕生活的示范效应下，对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抱有实践意愿。

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虽然当前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模式向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次飞跃”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但受主客观因素限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还面临不少困难。

（一）思想认知困境

目前，中国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认识不足，在观念上也还存在一定偏差。

一方面，一些村干部对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缺乏正确认识。部分村干部把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和高度集体化模式混为一谈，将前者视作计划经济的发展范式，认为如果再搞集体经济，就会回归“大锅饭”的年代，不可能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一些村干部由于当地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中存在诸多限制因素，诸如集体积累匮乏、组织基础涣散，从而对推动其发展的积极主动性不高；有的村干部对于发展集体经济存在一定顾虑，认为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而不敢轻易付诸实践；有的村干部因个人能力有限而不敢有所作为，存在求稳心理，在行动上表现为“无为而治”、畏惧发展；有的村干部空有发展想法，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发展思路和规划，而未能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持怀疑的态度。有的村民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信心，害怕重走老路，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有的村民对于村干部领导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能力和专业素质持怀疑态度；还有一些村民担心村干部以公谋私，侵占集体财产，损害个人权益。正因为人们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时代含义和功能还没有清晰的理解，使得多元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得不到关注与支持，从而抑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二）参与主体困境

伴随城市化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导致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且呈现相对老龄化结构，持续稳定的经营管理人才供给不足。

第一，村干部领导能力和管理素质参差不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企业等）法人多由村干部（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兼任，因其年龄偏大、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缺乏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系统谋划与创新思考，无法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有效指导；部分领导偏向经验主义和拍脑袋决策，驾驭市场经济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而行政管理老经验不足以应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时代发展诉求，更难以领导集体经济组织在面向市场经济时取得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缺少强有力的领导。

第二，农民欠缺集体参与主动性和积极性。自包干到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农民将生产重心放到了自已的一亩三分地，越发实际地追求短期利益来改善自家经济条件，计较个人得失，难以接受集体发展带来的可能的潜在的不利后果，更倾向于避险保守。同时，农民被安排、被代替行使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和管理的权力，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没有参与感，逐渐消磨了农民的自主性，甚至形成了寄生思维，即自身不参与不付出，寄希望于政府或他人的努力为自己带来好处，只愿意享受集体实力壮大带来的便利，回避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投入，不愿意从大局出发去承担自身在集体当中的责任。这种行为客观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降低了合作效率，也不利于其内在力量的“觉醒”。没有农民的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就失去了其精髓和内核。

第三，各类型涉农专业人才的供给缺口较大。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才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要想不脱离于现代经济社会大势，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形成和打造核心竞争优势，就亟须组建一支多元化、多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当前，随着大量农业精英人才外流，农村建设所需的现代人才“下乡”还远远不够，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农业专门的技术管理人才后备不足，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素能需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是缺乏管理型人才，即高素能、懂市场、善经营的能够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人才难请。二是缺乏专业型人才，即扎根农村、服务集体经济的精通财会、税务、金融、法律等业务的专业型人才难找。三是缺乏技能型人才，即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现代农民难留。这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而难以实现其现代化管理的转型。

（三）经营管理困境

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管理存在一定的依赖性、随意性和盲目性，阻滞了其充分发展。

一方面，创收渠道单一，良性运行能力较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高级的经济形态，其经营管理本应多管齐下，收入来源理应多点开花。然而，当下的窘境就是集体经济创收渠道狭窄，营收思路保守，大多选择相对稳定且易于操作的发包和租赁集体资源的方式来获取收益，但处在价值链的底端，收益不高，容易导致集体经济积累缓慢，甚至还有集体经济严重依赖国家财政资金的输血喂养，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公开数据显示，在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的大环境下，虽然集体经济总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经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却由2010年的41．6%下降到2017年的32．3%，同期的补助收入占比却从2010年的14．5%［13］上升到2017年的24．4%［14］，同比增幅最大。①相关数据由作者根据《2011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支情况》和《中国农业年鉴2018》整理计算而得。这说明集体经济没有借助全国经济大发展的东风来实现自身的独立运行，对国家政策补助的依赖性还较大。

另一方面，管理监督不规范、不到位、不及时。农村集体资产是村集体经济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群众密切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国家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随着国家财政拨入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的增加，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难度和复杂性日益加大。由于农村基层缺乏农经财务人才和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监管机制，极易出现账务处理不及时、程序手续不规范、账面混乱有漏洞、财务信息不透明等现象，为部分村干部随意管理财务收支、利用管理漏洞侵占集体利益等埋下隐患，容易导致集体资产的损毁和流失。很多村庄更换一个村官就折腾变卖一次集体所有资产，开发创新反而坐吃山空，从而造成了集体原始资源资产折损甚至丧失。部分村集体“两委”成员和农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法规意识淡薄、专业财会知识缺乏等导致了“三资”管理失职现象，严重侵害了农村集体及农民的财产权益。尽管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但在实践和落地过程中，有些政策难以与新型集体经济对接，导致政策悬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改善。

（四）发展环境困境

基于中国农村体量庞大以及各地情况的复杂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环境存在一些隐患。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内部分化严重。一方面，地区发展不均衡，东中西部差距较大。由于全国各地资源禀赋悬殊，使得全国各地区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地域划分上来看，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实力大致呈现“6、2、2”分布格局，东部地区集体资产约占总资产的64．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资产则大体相当［15］。例如，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可以与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部分村镇已经向产业现代化转型，集体经济积累雄厚，人均幸福指数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村镇集体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则与当地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缺乏集体经济和现代农业所需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对政策帮扶和财政支持依赖性极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发展条件受限，村庄之间资产分布失衡，两极分化现象严重。2017年，经核算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数量为563 225个，无经营收益的村数高达261 747个，占比46．5%；有经营收益的村数为301 478个，占比53．5%。在有经营收益的村庄，收益达到50万元及以上的只有36 977个，占比12．7%。①相关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农业年鉴2018》整理计算而得。而到了2019年，只有10．4%的村收益在5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的村庄［15］。典型如江苏华西村、山东曹县等“明星村”，其集体年总收入均已过亿。可见，部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并长期探索和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地区，在具有一定先天优势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集体经济实力，其集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许多偏远的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发展基础不强，其集体经济发展效能较低。这种地域上、组织间的分化如果不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寻找到长效处理方案，就极不利于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更有悖于共同富裕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遵循。

二是配套措施缺位，政策效果不明显。受诸多因素限制，某些利好集体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措施未能得以有效贯彻。在这些问题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土地政策的实施。为了发展中心城区和乡村经济，部分村庄的农业用地和住宅基地都遭受了地方土地政策的不利影响，出现耕地被占用乃至大幅减少的情况。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结果显示，2019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从“三调”数据看，自2009年来，十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13亿亩［16］。这意味着集体经济中土地要素资源不断流失，经济基础不断削弱。此外，一些政策的设立初衷是希望为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发展提供助力，但其实际执行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例如，为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赋能农村集体经济，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惠农项目扶持，对农业予以资金扶持和财政补贴。然而，在项目对接落地过程中，集体难以满足项目条件，更谈不上惠及集体成员。即使项目对接成功，其资金支用过于零碎，甚至存在挪用、截留等问题。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以产生良好的政策帮扶效应，还容易造成农村地区对政策扶持的外部依赖性，削弱其发展的自主能动性和内生动力。

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蕴含着深厚的共同体本质属性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意蕴，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遵循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弥合城乡发展差距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进路。

（一）盘活要素资源、激发内生动能的重要引擎

与只“统”不“分”的人民公社集体经营模式下各要素资源无法发挥作用，以及“分”的过多、“统”的不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模式下各要素资源无法充分涌流的情况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弥补了传统模式的不足，能够盘活各要素资源，形成资源叠加效应，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在中国乡村普遍已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农村建设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首先可以整合要素资源。一方面，一旦农村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生态资源、环境资源、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等利用率得到提高，催化农村资源转变为农村资本，入股集体产业，推动集体产业发展壮大、村企互助共赢，就能有效实现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积累增加。另一方面，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只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将各种要素资源整合、盘活，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里取得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话语权，最终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次，可以提高农村生产力。一方面，集体经济依托要素资源禀赋、资金资产基础和内生性制度优势，能够实现分散小农户的组织化和土地资源的整合经营，释放发展潜能。另一方面，集体经济不同于分散的小农户只能在生产领域投入劳动，而是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发展势能。

（二）巩固基层政权、增强制度自信的基本要求

建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可以巩固党在基层治理中的轴心地位，又能通过党建引领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第一，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随着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扩大，在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更有条件、更有动力去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并在执行好相关政策管理工作部署、促进各项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上下功力、见成效。第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集体经济的壮大，不仅意味着村集体拥有可观的集体收益去改善村镇人居环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而且意味着村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比较收益去改善自身生活。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充分保障了农民群体的合理权益和主人翁地位，农民反过来也会对党组织产生认同感，极大提升了党组织的向心力。第三，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硬实力。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雄厚，能有效推动农村基层组织规范化、科学化运作。村级集体实力提升使基层组织有充足能力吸纳和保留人才，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综合水平。而农户则在投身集体经济的建设中，增强权责观念，从而反过来督促基层组织，帮助其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确保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第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集体实力薄弱的基层组织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来开展工作，更谈不上创新农村发展管理活动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干群关系更为和谐，官民齐心，为各项方针政策的上通下达和能人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营造了良好的村社环境。

（三）增强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在地资源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价值认同优势、制度架构优势，与实现共同富裕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内涵高度契合，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客观而论，由于中国农业技术水平总体滞后，各区域之间及各区域内的各个农村之间发展并不均衡，农民不可能同步致富。在个体农民之间的综合条件特别是经济基础条件不同，加上中国各地自然资源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要想达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就需要依靠集体的合力来带领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一是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鉴于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建设状况各不相同，中央政府不可能包办和全程帮扶各地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改善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机械化耕作等农业生产条件。二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追求的“利润最大化”，而是集体积累的丰厚和集体成员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强烈的福利和保障性质。集体经济收入所得并不是直接投入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而是在留存部分收益以便长效增收后，将多数收益用于提高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提升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民对集体经济的认同和信心。三是新型集体经济能够优化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协调机制。集体经济组织中涵摄不同参与主体，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相互联系、紧密交织。作为联结不同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的核心组织，新型集体经济坚持“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原则，通过对不同主体的参与方式及占股比重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在加强集中经营和集体积累的基础上充分照顾到组织成员的合理权益，既能增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又能加快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可能路径

立足于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有针对性地探索可能性与可行性兼备的提升路径，才能够实现其高效发展。

（一）普及常态化的农村现代化培训，增进思想共识和技能提升

针对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的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需要重点普及常态化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训，推进思想政治素养和现代化生产经营技能的学习培训，最大限度提高乡村干部群众思想共识。

一方面，加强村干部综合素能建设。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事关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又涉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市场适应性选择。如果缺乏对制度自信和农业现代化知识的深刻理解，就难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集体经济新气象。因此，推进乡村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拓展教育、现代化技能培训的常态化制度化是解决当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之重要思想基础。通过学习培训，一是使乡村干部掌握新型集体经济的未来趋势、必要性和对农民的普惠性，助力推进共同富裕；二是增强干部主动担当意识，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理解、执行并主动宣讲党和政府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带头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形式。

另一方面，开展形式多元的群众宣传动员工作。一是可以依托电视、微信、微视频、抖音、客户端、快手等时新、便捷的网络平台，多渠道宣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相关政策方针。二是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观摩会或印发典型案例资料等形式，对一些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村进行推介宣传展示，让农民在开阔眼界的同时，逐渐消除疑虑，增进农民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和认可。三是以党建为引领，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特色乡村文化活动及其他集体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增强大家的集体观念，培养思想共识。

（二）构建共同富裕原则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新格局

新型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得以在农村地区实现的重要保障。建设共同家园、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乡镇干部、本地村民、返乡青年专业人才、乡村各类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能否形成权、责、利相适宜的共治格局，直接影响到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质量和水平。

目前中国乡村普遍已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农户手中同时拥有“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但当前绝大部分农村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中的资产仍为零。未来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农户手中的“两证”合一，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干部班子，主要体现在执行国家涉农方针政策、引导农民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保证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维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领头雁作用。而村民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主义新型集体经济条件下得到保障甚至于提升，其参与积极性主动性自然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引导农村承包地优先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整体流转，并在此基础上使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自觉走新型集体经济道路，同时着重保障村民在集体经济中的收益权，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丽乡村目标顺利推进和实现的根本保障。

乡村振兴缺乏人才，不仅缺乏涉农专业技术人才，更缺乏农村一二三产业的一线青年劳动力，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困境。针对人才困境，一方面需要靠政府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调动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科研成果的输送落地；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吸引青年人在农村创业的全过程环境，不仅要通过人才引进政策中的丰厚待遇留人，还应实现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留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便捷整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制、城乡平等的教育机会等要素变“政策引才”为“环境留才”，是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动力保障。

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和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各类社会组织包括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扶贫资金互助社等，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省近年来通过乡贤会，从省到市县直至乡村，逐层联络在外乡贤，充分发挥乡贤人才效用，助力家乡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笔者曾多次以乡贤身份，接受家乡政府部门召唤，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各类人才聚焦、智慧迸发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和有序竞争、有序合作的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将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持续动力。

（三）以科技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确保集体“三资”增值

农村集体“三资”是指集体所有制下农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其管理的有效性紧密关系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农民权益的实现程度。以科技助力，促进集体“三资”增值，是维护农民财产权益、实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良性运营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到新型集体经济的前途。例如，湖北潜江县以政府资金扶持、高校团队助推的“虾稻合作”合作模式，即围绕小龙虾养殖加工，实现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之成为当地年产180亿的支柱产业。

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做好产业引领。在“一村一品”规模生产和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探索以规模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价值链拓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做大、做优新型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当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遵循村民意愿、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立足村庄的区位条件、资产资源条件以及特色文化底蕴，充分挖掘并发挥不同村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兴村产业，科学选择多元化发展路径，实现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农民致富的良性互动，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健全“三资”管理、监督机制，提高新型集体经济的凝聚力。浙江省各地乡村近年来学习“枫桥经验”，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党建统领、人民主体、法治德治自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充分发动群众参与乡村管理和监督。这种广泛参与式的基层治理办法，适用于新型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集体“三资”使用明细和收益分配透明公开，接受村民监督，促使增产增收与共享共富同步发展，是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优化健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

整体来看，新时代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需要构建发展保障机制，突破发展瓶颈制约，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

一方面，要鼓励联合发展。针对区位、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关规划指导的研究制定应突破村际发展的空间制约，充分考虑村际资源的统筹协调，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自为政、分散开发的情况，发挥村际之间优势互补的作用，实现联村发展。为更好促进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政府应积极引导集体经济组织，打破地域、资源限制，汇聚集体经济发展合力，以大村带小村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丰富和集体积累较多的村庄，可以进一步积极探索创新性发展路径，提升自身发展竞争力；但发展经验不足、资源资金相对短缺、依赖政府帮扶的相对不发达村庄，应以发展稳健型产业为主，尽量避免参与竞争性较高、风险较大的产业。

另一方面，要做好统筹谋划。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设立由党委和政府负责的专项小组，把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纳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系统完备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体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制定出台县、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发展规划、扶持措施等，立足各自优势，将发展目标、对策与措施具体化，积极发挥政府的决策引导作用，确保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得到多方位支持。

2022年元旦，笔者带领团队调研福建省宁德市熙岭乡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业态。熙岭乡坚持以“生态立乡，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以本地的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平台，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乡村振兴研究院），引入北京小毛驴的社区支持农业（CSA）产消对接模式，推行村域空间资源高效开发和农林牧物能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体系，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农耕体验、户外拓展、康养疗愈、山居民宿等多元业态，促进三产融合与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同时，通过“新村民”新型就业创业方式、创新理念的植入，形成新老村民利益共同体。在人才引进方面，构建人才“引、用、育、留”体系，打造人才互动交流与综合实践服务平台。生态农业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取得明显效果，2019年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特色乡，2020年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总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大局，更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保证。积极探索和破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方可确保农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