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波，王 洪

（1．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一、绪论

（一）年谱简论

“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1］一部翔实、完备的年谱，是研究一个作家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基石，也是全方位观照某一文学、学术流派乃至某一朝代的阶梯。年谱从第一手文献着眼，通过搜集爬梳家谱、地方志、时人文集、评论、手札等相关文献，融“编纂、甄综、考证”为一体，准确叙述其人其学，力求对谱主一生行实做出客观公正、具体详尽的整理和评价，展现其宗族家世、生平交游、学术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因此，编撰年谱能够详谱系、考居官、列敦行、采文章，有效推进研究对象各方面研究的开展。以秉笔直书为基本原则的年谱撰写，既是对志传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是新时期进行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方向。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年谱即是通过对作家地域、家族、官履、友朋的全面梳理，努力还原人物的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使其“遭逢之坎坷，情志之怫逆”一览无余。作家生活的展开、文学的创作及学术的精进，皆是基于地缘、血缘、学缘、人缘等因素。以年谱编撰为基础，对作家生平家世、往来交游的梳理与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有力支撑，至关重要。同时，年谱编撰以搜集整理、考订编辑为基本着力点，是对“知人论世”理论原则的彻底贯彻，使研究者能够更为准确地论析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因由等问题。以张惠言为例，作为典型的乾嘉常州学士文人，张惠言研经精深，苦学有成，厕身乾嘉儒林文苑而不愧。学界对张惠言文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常州词派、阳湖文派相关问题，而对张惠言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反而疏于考证，这与张惠言年寿不永、交游不广、文学作品及生平家世文献存世不多等情况，有很大关系，也反映了张惠言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缺失，留下了不少待发覆之疑。正因如此，编撰《张惠言年谱》，将是深化张惠言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和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张惠言文学研究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常州武进人。作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张惠言在经学、文学两方面皆成就卓异。经学方面，张惠言《易》主虞氏，《礼》主郑氏，著作等身，世所称道。古文方面，源于桐城，而自出机杼，与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别为一派，世称阳湖文派，其《茗柯文》版本较多，流布甚广。词学方面，张惠言被尊为常州词派奠基者，所著《茗柯词》、所编《词选》成为其后常州词派的重要文献，对道光词坛乃至清后期词坛皆影响深远。张惠言多方面的创作和理论成就，足使之在乾嘉学林文苑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及民国时期，对张惠言经学成就及地位的关注与研究，远胜于张惠言文学。现今学界对张惠言的研究，从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180余篇）中可见，往往从经学、古文、词学方面纵向展开，横向贯串的研究少。近年的几篇学位论文虽有总括，却显粗疏，在原始文献搜集与整理方面少有用力。各类文学史提及张惠言，均主要集中在常州词派与阳湖文派上，对于张惠言宗族家世、生平交游问题基本没有论述；对其词学、文章的分析，皆泛泛而谈，一带而过。总体而言，对张惠言的经学、文学研究，远胜于对其作品的搜集与整理；对张惠言古文、词学的研究，远胜于对其家世生平、行止交游的研究；对常州词派、阳湖文派的研究，远胜于对张惠言个人创作的研究。也即，现今学界对张惠言文学的研究，提到了一定高度，但对张惠言个人生平的梳理与研讨、文学创作的整理与精研，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迄今没有一部较为详尽的《张惠言年谱》，这与张惠言在清代经学史、文学史、学术史的成就与地位，殊不相称。谢忱《张惠言先生年谱》［2］，简明扼要，学界多有引述，惜其未密。《张惠言年谱》的编订与撰写，亟待进行，这对于张惠言文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推进张惠言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展开。《张惠言年谱》的编撰，不仅能够解答张惠言文学研究中关于张惠言是否有诗、张惠言如何进行文体选择等具体问题，亦能进一步梳理张惠言文学创作及交游，从而使其文学面貌更加生动完满，使其文学研究更加客观翔实。

二、通过年谱编撰，解答具体问题

（一）关于张惠言是否有诗

编撰《张惠言年谱》，首要就是对张惠言相关资料作全面的搜集。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张惠言诗的论述，如金武祥《粟香五笔》卷二《茗柯诗》有云：“武进张皋文编修惠言，以经术、文章名，刊有经学丛书十余种及《茗柯文》四编。惟诗无传本，近得其古体诗十二首，皆应酬之作，非所惬意也。爰录存二首，以补其阙。”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丙集亦有相关论述。同时，1983年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九辑中，有庄鹤礽藏《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一书。该书由《茗柯文》《茗柯词》《茗柯应酬诗》三部分组成。《茗柯应酬诗》共14首，其中馆课试帖诗5首，应酬题赠诗9首［3］65－66。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张惠言所处时代、地域文化、家族传承、友朋影响、学术交游、科举需要诸因素，可知，张惠言于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张惠言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经师而非文士身份，且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以诗歌立身传世，加之其一贯秉持的“事事第一流”标准，故而未在诗歌创作上倾尽心力，转而选择古文、词作为自己的文学专攻。“骨性非诗人”，是张惠言本人对此最深刻的解释和概括。“茗柯应酬诗”之“应酬”二字，其态度即显而易见。这种主观上的选择和态度，是其诗作甚少、鲜有流传的根本原因。张惠言诗未能如《茗柯词》一般，附《茗柯文》后以行世，于是逐渐湮没在浩繁庞杂的文学历史里，成为历来研究的盲点，乃至绝大部分论者直言“张惠言无诗”［3］69。张惠言自言：“余年十八九时，始求友，最先得云珊。时余姐之婿董超然与云珊锐意为诗。三人者，居相迩，朝夕相过，过即论诗。余心好两人诗，未暇学业。其后三四年，各以衣食奔走南北，率数年乃一得见，见辄出新诗各盈卷。而余学诗，久之无所得，遂绝意不复为。”［4］118严迪昌《清词史》言：“张氏一生未有诗作。”［5］张惠言以经学传世，所著《周易虞氏义》《仪礼图》以博达精严备受推崇，而其《茗柯文》《茗柯词》流布甚广，影响甚巨，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张惠言无诗”的印象。

《张惠言年谱》的编撰，基于《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之“茗柯应酬诗”开展论述，可对“张氏一生未有诗作”“张惠言无诗”等观点进行辨正。也即，张惠言虽然放弃了对诗的精研，但他可以作诗。不但有诗，而且所作之诗，颇有可观之处。现存《茗柯应酬诗》，大略反映了张惠言诗歌文质彬彬、清净峻拔的特点。对张惠言诗歌的发掘、考订，能够展示更为清晰客观的张惠言文学面貌，更可以借此对张惠言文学成就、交游唱和进行更细密的考订和梳理［3］70。可见，编撰《张惠言年谱》，将最大限度对所有张惠言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从中可以发现很多过往研究未曾关注的“新”文献，进而对张惠言文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或辨析。

（二）关于张惠言的文体选择

张惠言以文、词蜚声后世文坛，然而张惠言亦擅赋能诗，几种文体在张惠言文学中地位如何，这是编撰《张惠言年谱》需要解决、并且能够解决的问题。

张惠言《杨云珊览辉阁诗序》有云：“往时尝戏谓超然、云珊：‘仆不作诗，诸君诗集成，要当仆序之。’”［4］119张惠言弃诗不为，专力为文，对擅诗的友朋戏言以后会为他们的诗集作序，足见张惠言在为文方面的自信。《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文”部分，前有“皋文传世之作”六字，注曰：“此签先生自题。”［6］“为世传人”是乾嘉常州学者的学术理想，而张惠言认为自己在为文上可以实现，胸中自信，可见一斑。至于词学，作为词派开山者，张惠言所编《词选》、所著《茗柯词》，历来被看作常州词派的奠基性文件，备受重视。龙沐勋《论常州词派》有言：“迨张氏《词选》刊行之后，户诵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闻风景从，南传岭表，波靡两浙，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7］然查考《词选》的创作原因，张琦《重刻词选序》有云：“嘉庆二年，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距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8］也就是说，教导金氏子弟的现实需要，推动了张惠言词学的研习总结，《词选》应运而生。张琦所言“先兄（张惠言）以为词虽小道”，足见张惠言为词，乃以“余力及之”，实未有开宗立派的想法。《茗柯词》多附《茗柯文》后行世，且仅存40余首，亦是旁证。至于诗，前已有言，张惠言自言“骨性非诗人”，且以“应酬”名之，弃诗不为，最不重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惠言任官学教习，居京师，与鲍桂星时时研讨文艺，共学为赋。张惠言学赋的过程，鲍桂星《拟江文通丽色赋》文末自记有云：“乾隆壬子，与亡友张皋文旅京师，共学为赋。因相与甲乙秦汉以来赋家，皋文断自荀卿至子山而止，为《七十家赋选》。其所作沉博绝丽，力追子云。……后同入词垣，皋文犹以古笔雄擅，余……其实造诣止此，不足望亡友万一也。”［9］790张惠言评鲍《拟江文通丽色赋》，曰：“精思丽藻，突过文通。”［9］790总之，在乾隆末年这段时期，张惠言对赋体进行研习，并选编了《七十家赋钞》。张惠言赋，以《游黄山赋》《黄山赋》为代表，二赋被当时及其后的众多作者与选家重视。李祖望《锲不舍斋文集》卷三《汪孟慈先生海外墨缘册子答问十六则》第十一则，有云：“以张氏皋文，可异焉。余尝读《游黄山》前后二赋，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孙兴公之《天台》，王师叔之《灵光》，兼而有之。其他诸篇，亦足以步趣齐梁。彬彬乎，古之徒也。”［10］《游黄山赋》《黄山赋》二赋，洋洋洒洒、舂容大雅，足见张惠言赋笔之妙。陈寿祺《左海乙集》卷一载《武进张皋文题词》云：“骈偶之制，导源邹枚。东汉两晋，其正声也。梁陈之流，四六始作。徐庾擅妙，古体遂衰。下至初唐，镂金刺木，虽绚藻满目，其神索然。燕许以高气振之，遂为绝特。太白之清逸，玉溪之绮丽，亦其次也。原其佳者，要须得西汉沉博绝丽之意，体格有变，精理不渝。宋以后轻率浮动，宗风坠矣。同年陈恭甫作，清丽似梁人，温润条畼，质有其文，任彦升之俦，特古朴少逊之耳乎。《台诗序》一篇，格律止是唐人，而其雄伟卓跞，若骏马在衔，罄控如舞，拟之燕许，何多让焉。武进张惠言。”［11］由此亦可知，张惠言对赋体，颇为重视，且深谙其道。综上，对于诗、词、文、赋，张惠言最重古文，以之传世，其次是赋，再次是词，最后是诗。

《张惠言年谱》呈现的是张惠言文学、学术的各个方面，既包括文学、学术成就，更包括对其文学、学术渊源、地位及形成过程的追溯与探究，也即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呈现信息，力求独立并批判性地进行整理、汰择和分析，从中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据和判断。可以说，单纯就文学而研究文学，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更多的问题、更深入的认识，一定要与年谱撰写为主的生平研究密切结合。

三、通过年谱编撰深化文学研究

年谱的编撰不只着眼于搜集、整理，同样致力于塑造与创建。年谱把文学与作家所处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重构作家存在的时间线索、交游场景、生活环境、时代背景，使研究者有能力发现并分析关于作家的复杂信息和多样化证据，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方式与研究方式。

（一）挖掘张惠言的文学根柢与内核

乾嘉常州士人，多是兼学者与文士于一身，张惠言亦然。作为经师，其经学著作众多，《周易虞氏义》《仪礼图》尤为精核，为学界推重。众多论家有鉴于张惠言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将其列入《汉学师承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儒林传》等书，阮元《张皋文〈仪礼图〉序》有云：“其为学博而精，旁探百氏，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居母孺人忧，丧祭法《仪礼》，为时所推。”［12］作为文士，张惠言各体兼擅，文、词影响深远，被推尊为常州词派开山者、阳湖文派奠基人。从客观来看，张惠言经学地位高于文学地位，在当时及后世，对张惠言经学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从主观来讲，张惠言本人更看重自己“经师”而非“文士”身份。经学是张惠言文学的本源和内核，是其文学的根柢与依托。

张惠言对于自己的经师身份的看重，深受时代背景、学术环境影响，也与地域文化、自我定位息息相关。乾嘉之际，崇尚实学，治经研经成为主流。乾隆二十六年（1761），高宗以“崇尚经术”策试贡士，云：“朕崇尚经术，时与儒臣讲明理道，犹复广厉学官，蕲得经明行修之士而登之”［13］。江藩感叹乾隆朝经学盛况曰：“猗欤伟欤！何其盛也！盖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14］桂馥言治经对于学者的重要意义，有云：“凡人胸中不可无主，有主则客有所归。岱宗之下，诸峰罗列，而有岳为之主，则群山万壑皆归统摄，犹六艺之统摄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诚能持之以愚，敛之以虚，刊落世好，笃信师说，以彼经证此经，以训诂定文字，贯穿注疏，甄综秘要，终老不辍，发为心光，则其才尽于经，而不为虚生矣。”［15］可见，乾嘉时期，想在科举或学界脱颖而出，都需要丰厚的经学素养和底蕴。此外，江南为乾嘉学术重镇，经学昌盛，经师辈出。张惠言生于常州，与武进庄氏庄宇逵、庄曾仪、庄述祖、庄有可、庄绶甲等，往来密切；馆于徽州，又问学于金榜、丁杰，于是经学日进，终得大成。对张惠言而言，经学是其学术的核心与根基，更是其立身处世、经世致用之道。其经学素养及研经方法，势必对其文学创作与研究产生影响。

张惠言经学对文学的统摄作用，在其对文体的定义上，一目了然。他借用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中“意内而言外”句，云：“意内言外谓之词。”在《七十家赋钞目录序》文中，定义“赋”有云：“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4］18可见，张惠言对“词”“赋”两种文体的解释，皆来源于《易》学“意内言外”论。此外，阮元《茗柯文编序》有云：“武进张皋文编修，以经术为古文，于是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岂托于古以自尊其文欤？又岂迂回其学而好为难欤？圣人之道在六经，而《易》究其原，《礼》穷其变。”［4］268可以说，不论对古文，还是词、赋，张惠言皆以经学为根本出发点，统摄各体。正因如此，通过编撰《张惠言年谱》，全面梳理张惠言的学术生平，明晰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张惠言文学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环。

（二）梳理张惠言的文学创作与交游

无论对作家进行哪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翔实细致的背景资料和客观全面的生平记述。年谱体例灵活，搜集材料宏富，是极为合适的研究体裁。年谱编撰把作家及其作品置于其产生的师友、家庭、宗族、社会中，仔细梳理出处来历、前因后果，使得我们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与体会更为深入。“先出未密，后出转精”，一部丰富翔实的《张惠言年谱》将在前人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完善、增补资料，并对张惠言作品勉力系以年月，力使张惠言文学研究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如，常州家谱馆藏民国《常州张氏宗谱》，是目前所见最权威、全面的张惠言家世文献；文海出版社出版的《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能够补充张惠言在盛京一地的文学交游和创作情况；上海图书馆藏《茗柯文》稿本，也为张惠言文学交游提供了更多的佐证。此外，张惠言文学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生平事迹涉及当时文学史、学术史一些人物、史实，这些皆可供乾嘉文史研究者参稽，对乾嘉文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亦具有推进作用。

首先，《张惠言年谱》的编撰，当是对张惠言作品最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梁启超言：“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16］因此，以独立年谱形式对张惠言进行研究，要全面网罗张惠言相关资料，包括宗族亲眷、师友交游、求学仕进以及乾嘉时期重大时事等。在编撰过程中，力求搜罗丰富，去取精严，叙述详实。而对张惠言作品的搜集、辑佚、整理，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比对各版本《茗柯文》，可去除重复，辑考佚文。继而审定篇章次序，勉力为之系年，力求正本清源，尽量恢复其原貌。庶可弥补张惠言生平资料缺失之憾，为张惠言文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与线索。如，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茗柯文》二卷，有佚文《赠金丈荫陶序》一篇，展示了张惠言坐馆岩镇金氏的前后过程及张惠言与金氏三兄弟金云槐、金榜、金杲的往来交游，对研究张惠言学术渊源、治生情况、友朋交游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词选》、常州词派、乾嘉词学研究提供佐证。再如，《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之《茗柯应酬诗》，展示了张惠言与其同乡杨廷焕、友朋杨曰鲲、同年倪模及座师阮元的文学交游，亦可得见张惠言出使沈阳，与当地官员刘大观、李楘诗歌唱酬详情，进而呈现出更为清晰客观的张惠言文学面貌，让我们对于以张惠言为代表的乾嘉文士博学多才的特质，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可见，《张惠言年谱》将博综群籍，以谱存文，是张惠言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手段。

其次，在《张惠言年谱》编撰过程中，可对张惠言文学交游进行细致梳理与考察。虽然年谱运用的材料都是张惠言一生行实，然而在编撰过程中，却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从不同的视角，对材料进行排列、串联，从而体现不同的思路和维度。如果以地域为考察线索，就要把张惠言在常州、歙县、京师、盛京这四个地标的往来行止厘清，如张惠言设馆歙县金氏，金氏子弟好词，进而促成了《词选》的产生；张惠言行役盛京时，与刘大观、李楘诗歌酬唱，词风因北地风物有所转变，另外，暇时手自编订《茗柯文》前三编；这些事件在张惠言的文学生涯中，皆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地域因素的影响，不可轻忽。如果以文体为考察线索，研究张惠言古文，要梳理他与钱伯坰、王灼、吴德旋、恽敬等人的交游；研究张惠言词，则要关注其与金氏、陆继辂、李兆洛、左辅的交游；研究张惠言诗，则要挖掘其与董超然、徐书受、刘大观、李楘的交游。如果以血缘、地缘、学缘为考察线索，血缘关系主要关涉其弟张琦、其子张成孙、姐婿董超然、甥董士锡；进一步拓展到地缘关系，常州左辅、恽敬、陆继辂、李兆洛、杨元锡、丁履恒及庄氏众人，徽州鲍桂星、王灼、江承之及金氏众人，皆应在考察之列；再到学缘关系，则主要梳理张惠言与己未科进士同年鲍桂星、倪模等人及座师朱珪、阮元的往来。总之，《张惠言年谱》的编撰，会使张惠言家族传承、地域文化、出处行止、交游往来、学术渊源等方面与文学的关系，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年谱中史传方志、档案书画、总集别集、笔记手札等文献的征引与使用，则进一步拓展了张惠言文学研究的范围，使得张惠言文学面貌愈发明晰。这些材料与考查角度，对于我们论证张惠言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通过《张惠言年谱》的编撰，张惠言一生行迹如在目前。衣食无着的童年时代，屡试不售的漫长岁月，短促荣耀的官履生涯，庶可概括张惠言一生大要。张惠言人生可划分为里中塾师、歙县馆师、官学教习、翰林新锐四个阶段，而常州、歙县、京师、盛京是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地理坐标，随着身份、地域的转换，张惠言的文学、学术生涯也随之展开。乾嘉盛世的学术浸润，常州地域的文化滋养，宗族家庭的文学传承，亲眷师友的交游往来，自我内心的扬弃取舍，最终成就了学术上经学专精、文学亦优，生活上严谨沉静、清白自守的张惠言。生当乾嘉学术盛世，张惠言当仁不让，与诸师友、弟子以“事事为第一流”的自信，为学为文，孜孜矻矻，终以四十二年短促人生，成一代传人，诚可谓无愧所学，无愧于心。

综上，以《张惠言年谱》编撰为例，可以认识到，年谱绝不仅仅是一本汇集了诸多事实的目录，而是一种还原人物、塑造人物、研究人物的创造性活动。撰写作家年谱，是把作家作为鲜活人物来看待，而非一个结论、一个标签。作家的一生是一段旅程，通过年谱的撰写，我们或能与之并肩而行，或谈或笑，或吟或歌，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以年谱撰写为基础的生平研究，将与文学研究一起，为我们展示作家区别于他人、成为“这一个”的过程。精准清晰的生平研究，才能带来客观合理的文学研究。两者相得益彰，相互印证，共同促成更为完善的人物研究。在年谱中，作品不是文学标本，而是作家日常生活的体验与记录，是其基于社会背景、地域文化、家庭教育、交游往来、个性心态等状况的综合表达。作品不再仅是审美的文字符号，而成为承载作家生命记忆的文学载体。作家也不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名字，而成为鲜活生动的人物。此外，年谱撰写的微观研究，是宏观文学研究的支撑和基石。年谱谱主是那个时代的微小样本和典型代表，通过对谱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或能打开其家族、地域、时代研究的大门。一言蔽之，年谱记录、研究作家的人生，使得这些事实与其作品一样，超越作家的个人品质与个体生活，成为时代的一部分，同时也在表达着那个特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