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蔚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一、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化和移民潮的背景下，少数族裔、移民、亚文化和弱势群体的文化身份①“认同”和“身份”均由英语中的identity一词翻译而来。“认同”具有动词性质，在多数情况下指涉寻求文化认同的行为；“身份”则为名词，侧重体现某个个体或群体用于确认自身在特定社会里的地位的一些明确且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参见阎嘉2006）。问题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学术理论流派的研究热点。当代众多文化研究学者都认为身份是开放的、有建构属性的，这其中又以爱德华·赛义德对“虚构的东方”的批判、霍米·巴巴对“民族与叙述”的阐释、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等为代表。随着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西方国家主体民族自身也开始面临民族性和全球化这两种共存却彼此矛盾的趋向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多元性和文化趋同性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例如，英国固有的文化模式就受到欧洲一体化加快、外来移民涌入和大众文化兴起等社会变革的冲击（洪霞2009：54-55）。尽管曾经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英格兰因其长期的文化优势而未出现后殖民语境下边缘群体的身份焦虑（Paxman 1999：1），但二战后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得英格兰不得不在政治与文化上重新认识自我（Stevenson 2007：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扬撒切尔主义的英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英国社会各界随之掀起寻求“英国性”的热潮。一时之间，从经济决策到学界研讨，从影视娱乐到文化教育，“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性”成了社会热门话题。

伴随着这股怀旧浪潮，文学领域出现了诸多以英国历史和传统为题材的小说，如保罗·司各特的《滞留》（1977）、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1989）、A.S.拜厄特的《占有》（1990）等。然而，作为英国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代表的朱利安·巴恩斯却在此时保持了其一贯的反思与质疑态度。他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1998）主要讲述了商业巨头通过复刻英格兰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风情而在英国怀特岛建造运营“英格兰，英格兰”主题公园的故事，探讨了英国社会文化焦虑的深层次原因，并借此完成了对英国民族文化记忆的解构与阐释。小说不仅通过描摹英国社会当下的文化诉求以突出文化记忆对于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而且还有意识地借助叙事来演示文化认同这一行为。小说主人公玛莎·柯克伦的人生经历和怀特岛主题公园的建设运营构成双重叙事主线，同时伴随一条暗线发展，即旧英格兰②小说中将英格兰本土称为“旧英格兰”，下文将沿用这一说法。的社会变迁。由此，小说通过将个人、大众、国家三者并置而使得个人的身份追寻、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的社会发展三条叙事线相互交织且两两互为隐喻。在这种多线双重隐喻的叙事中，小说揭示了一种身份悖论，即英国社会在寻求文化认同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本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提取并融合文化理论中关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的部分，分析巴恩斯如何借助小说叙事呈现对这种身份悖论的反思。

二、小说叙事的双重隐喻

一直以来，巴恩斯因经常打破小说创作传统、大量采用独创的实验性技巧而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相较于《福楼拜的鹦鹉》（1984）、《101/2章世界史》（1989）等前作，小说《英格兰，英格兰》较少刻意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基本按时间顺序线性叙述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怀特岛主题公园的建设运营。学界主要关注小说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对于“英国性”的解构等文化主旨的讨论。事实上，巴恩斯依然在小说的叙事策略和表现方式上进行了精心安排，通过转换叙述聚焦、塑造不可靠叙述者、采用间或的时间倒错等叙事技巧和大量的戏仿、反讽、杂糅等手法，突出展现小说所要揭示的主题意蕴。作为一本讽喻性质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它们不只是修辞手法，更是在语篇层面建构起了小说的框架。

小说共分为三个篇章，标题分别为“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和“安吉利亚”③Anglia为中世纪英格兰的拉丁名称。，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玛莎中年时期受雇于商业巨头杰克·皮特曼爵士的公司并参与建设运营怀特岛主题公园的经历。小说的第一篇章是玛莎青年以前的生活回忆；第二篇章以近4/5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这座致力于集“英格兰文化精华”于一处的主题公园从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的全过程；第三篇章则讲述了玛莎回到改名为“安吉利亚”的英格兰本土的晚年生活。其中，第一、三篇章尽管篇幅短小，却是整本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借助明暗并行的两条叙事线索与第二篇章前后呼应、互为映射，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双重隐喻。

小说开篇是主人公玛莎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成年后的玛莎在回顾这段生活时其记忆却似乎出了差错。她曾详细描述自己记忆中的每个细节，如母亲做饭时，自己坐在厨房地板的草垫上玩英格兰县郡拼图。但事实上，她常走到餐桌边玩拼图，且每当她发现最后一块拼图丢失时，父亲总能帮她找到，故而这段拼图游戏记忆意味着幸福的童年和完满的家庭。后来，玛莎的父亲抛弃妻女、离家出走，这不但伤害了妻子的感情，也影响了玛莎的个性发展，年幼的玛莎将父亲的出走归咎于自己，认为父亲是为了寻找那块自己弄丢的拼图而离开的。玛莎在青少年时期异常叛逆、“玩世不恭”“不懂规矩”（巴恩斯2015：15）④本文中《英格兰，英格兰》的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巴恩斯.2015.英格兰，英格兰[M].马红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而那块丢失的拼图成了她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和家庭破碎的表征。总体而言，关于拼图的记忆从玛莎回忆的视角展开，贯穿小说第一篇章，是玛莎从童年到成年的生活的核心要素，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玛莎的个人记忆。

小说借由英格兰县郡拼图巧妙而又自然地将读者的关注点引向英国地图拼图游戏与怀特岛主题公园这两者的相似性，即对虚拟的英格兰的建构，这也体现了隐喻的认知观，即“隐喻的实质在于借助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是一种“从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任绍曾2006：92）。以英格兰县郡拼图为连接点，小说将玛莎对个人生活的回忆和主题公园项目团队对英格兰历史传统的挖掘作为两个相似的认知域，实现了从以玛莎的个人生活为叙事中心的第一篇章向以主题公园的建设运营为叙事中心的第二篇章的完美过渡。在玛莎成年后的回忆中，那些关于愉快的家庭生活的记忆显得格外清晰而丰富（如全家最后一次出游去了农产品展销会），而那块丢失的拼图则成了玛莎的心结，故而当成年的玛莎向重逢的父亲求证拼图的去向而没能得到答案时，她觉得“无法完好地填满她内心的拼图缺口”（29）。由此可见，玛莎试图依靠对童年幸福经历的回忆来弥补父亲离开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减轻成长过程中家庭对个性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以成为独立的“自我”。同样地，怀特岛主题公园的创建者试图用复制“英格兰文化精华”的方式再现英格兰的辉煌，因为英格兰“悠久而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荣耀的力量”（44-45）。对照现实中自二战后国际地位下降、失去昔日大英帝国光环的英国，它在全球化和移民潮的裹挟下，一方面社会群体构成变得日益复杂多元，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也更加贴近“同质化”的所谓现代社会范式。过去鲜明的大国形象似乎开始变得模糊，小说借角色之口发出疑问：“经过若干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英格兰的坚强、独特的个性就会消失吗？”（44）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政治考虑，以杰克爵士为代表的权力话语掌握者都把目光投向了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试图以此提升国家影响力，重塑英格兰的民族文化身份。至此，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玛莎的真实“自我”与英格兰的民族文化身份就在小说文本层面构成了系统性的隐喻。

不仅如此，小说在叙事层面还有一条叙事暗线，即旧英格兰的社会变迁。怀特岛主题公园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最终独立建国，这个新“岛国”甚至取代了英格兰原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成为了世人眼中的新英格兰，而真正的英格兰本土却持续衰退，回到了类似“闭关锁国”的前工业时代，最终改名“安吉利亚”，成了被世人所遗忘的旧英格兰。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情节使得小说在叙事上构成了另一重隐喻：随着怀特岛国的建立，玛莎个人与国家间的隐喻演变为个人与怀特岛国（新英格兰）之间、个人与旧英格兰之间以及新英格兰与旧英格兰之间的双重隐喻。这种双重隐喻揭示了英国社会寻求文化认同过程中的身份悖论，突出表现为“错位的身份建构”“无法确认的‘他者’”以及“‘失语’的普罗大众”。

三、错位的身份建构

记忆与历史、真实与虚构一直以来都是巴恩斯文学创作的主题，贯穿了从《福楼拜的鹦鹉》到《终结的感觉》（2011）等多部作品。在《英格兰，英格兰》中，巴恩斯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对记忆与历史的“重现”上，以玛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来隐喻怀特岛主题公园对英格兰历史传统的复制，以玛莎对真实“自我”的追寻来隐喻英格兰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然而“回忆”与“复制”都不能接触到真正的“过去”，更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至于身份建构的目的与认同行为之间产生了错位。

自从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现代意义上的“身份”和“自我”概念，一般认为记忆对构成自我认知必不可少，而“个体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的思维意识”，即“人的回忆能力”（刘海婷2017：56）。尽管玛莎希望借助回忆来重新感受幸福的童年，但对于那段拼图游戏记忆却心存疑惑，“它是真实的，但是并非未经提炼加工”（4），她发现自己在整合这段记忆时，甚至还主动“弥补”了那些已经消失的细节（5）。这种对个人记忆不可靠性的思考隐喻了对历史话语真实性的质疑，而相较于玛莎对个体记忆可靠性的自觉性反思，项目团队致力于挖掘可彰显“英格兰性”的历史却又毫不在意其真实性的行为则反映了对英格兰历史文化传统肆意挪用和改造的群体行为。比如，在为怀特岛主题公园寻找本地化的文化符号时，项目的历史顾问马克斯博士提供了一则当地传说作为公园标识的历史背景，于是这则有关一位十九世纪的妇女带着鸡蛋去集市时意外遇险却奇迹得救的故事先是被设计成主题公园的标识，后来又衍生出各种供游客观赏和体验的项目。至于传说的真实历史背景则无人关心，甚至传说本身是否真实存在也无法考证，这才使得马克斯博士在面对玛莎的质疑时表现得颇为心虚。小说讽刺了怀特岛主题公园企图通过复制过去再现英格兰荣耀的荒谬，对主人公玛莎和项目团队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予以质疑，揭示了预设文化身份与实践文化认同二者之间的矛盾本质。

小说从两个方面揭示了这种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的矛盾性，并借此完成了对英格兰民族文化记忆的解构。一方面，小说质疑了怀特岛国所呈现的英格兰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包含了各社会在各时代所特有的、可重复使用的文本、意象、仪式，其通过‘教化’可用于维持和传达各社会的自我形象……各群体将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此类集体知识基础之上”（Assmann 1995：132）。既然群体身份建构的基础是锚定于自身历史的各种文化符号系统，那么通过质疑仿古项目相关历史话语的真实性就能使其从内部失去本真性，故而使得怀特岛主题公园所呈现的“英格兰性”的“合法性”及权威性被极大地消解。另一方面，小说借由旧英格兰的文化形象被怀特岛国所替代来指出文化记忆机制的失效。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化记忆通过重构而发挥作用”，即文化记忆需要“把知识联系于一个实际的或当代的情境”才能发挥作用（Assmann 1995：130），这就意味着“过去”不可能被精确再现，而只能是以当下的视角对过去进行重建。小说正是以玛莎对童年记忆的修饰和岛国对历史传统的篡改来隐喻“过去永远不是简单的过去，而是能够让当下心安理得地存在的依据”（5）。比如，怀特岛主题公园基于当下的价值观和消费需求重新演绎了罗宾汉和逍遥帮的故事，“安吉利亚”原本无奈定居乡村的居民则热忱地复兴初夏庆典。但实质上，怀特岛主题公园是脱离英格兰社会和大众的“非真实性”存在，“安吉利亚”则与世界隔离、与时代脱节，两者都没能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起现实意义上的联系。最终，怀特岛国成功替代了旧英格兰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体现了文化记忆机制失效及文化身份被消解的隐喻。

由此可见，小说中所展现的文化身份观将身份视为一种建构，文化身份是随着现实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与此相对的是曾经被视为正统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即一个群体具有内在的、持久的本质属性。小说中，杰克爵士开展怀特岛主题公园项目时宣称自己致力于塑造一种稳定、独特的英格兰民族形象。但随着项目的不断进行，尽管他声称怀特岛主题公园项目所提供的比“原品”更接近真实的事物本身，但其挖掘“英格兰性”的文化建构行为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初衷。怀特岛被选为项目建设地后，项目经理考察了岛上从地理环境到历史文化、从传统建筑到名人轶事等一切可被商业开发的方面。当发现调查报告中简单提到当地有个某位作家为纪念亡妻而捐赠的池塘时，杰克爵士就立刻凭空猜想了关于那位妻子的戏剧性结局。虽然项目经理强调他从未亲眼看见那个池塘并且揣测“它有可能很多年前就被填平了”，但杰克爵士的反应却是“我们就再把它挖出来，重建这段不朽的传奇”（91）。正如主题公园项目对“英格兰性”的文化建构和改变，英格兰文化身份也在对英格兰文化符号的阐释和再现中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始终处于被生产的过程中。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政府宣扬撒切尔主义，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主张“对非此即彼的‘英国特性’的建构”（江玉琴2009：130）。然而，如此本质主义的身份建构是不符合现实发展的。人们试图利用过去的文化遗产来重塑理想中的英国国家民族形象，殊不知这种“英国特性”原本就是依附于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霸权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所谓的“英国特性”因不符合当下英国的社会现实而不能重现，也因不符合英国民众的文化诉求而不被需要。当文化身份的建构目的与认同实践不一致时，这样的身份建构最终只是怀旧审美风潮下的孤芳自赏。

四、无法确认的“他者”

“他者”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学术理论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许多持身份建构观的学者认为，“文化身份是一个群体在与其二元对立的另一个群体的对话中形成的自我定义”（刘英杰、田雨2021：64），二元对立中的弱势群体一方往往被权力话语标记差异而成为“他者”。小说中，英格兰在预设文化身份的认同实践中将自身定位于想象中的“强势群体”，实际却是被全球化下的文化趋同浪潮所裹挟，在“抑制与抵抗二元对立的要素间”“剧烈摇摆”（刘英杰、田雨2021：68）。小说借由新英格兰与旧英格兰间的对比，指出群体在借助“他者”建构文化身份时面临的两种选择：一是在对比中求得差异并故意扩大这种差异性；二是在互相参照中承认差异并求得同一性。最终选择取决于群体的参照对象是“自我”眼中的“他者”还是作为“他者”存在的“自我”。对此，巴恩斯没有纠结于选择的对错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如何定义“他者”的讨论上。

小说中，主人公玛莎对个人身份的追寻与“怀特岛国式”的文化认同互为隐喻，玛莎个人和怀特岛主题公园身份建构的立足点不同，形式也大相径庭，但结果却是殊途同归。一方面，玛莎一直立足于个体本身，想要建构真实的“自我”。她不断地用个人记忆建构自身独立的主体性，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实、简单、爱情、善良”（161）等，她表现得愤世嫉俗，保持自我观点——不同于杰克爵士“坚定地相信他的产品”，玛莎“私下里却不相信”（230），不论遇到什么困惑，她更倾向于在内心进行自我审视。但是，玛莎最终无奈地承认，“也许人生就是如此，内心挣扎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眼中的那个样子而已”（309）。另一方面，怀特岛主题公园宣称可以向世人展示英格兰文化，但实际上其规划蓝图不过是基于项目团队针对多国消费者的市场调研，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已被改编加工以迎合当下的价值观，其所谓“英格兰性”的呈现方式也完全以游客的观赏与体验为首要标准，这使得预设文化身份、视“他者”为自身对立面的怀特岛主题公园成了完全迎合“他者”想象的新英格兰。玛莎和主题公园项目团队与“他者”间尽管参照方式不同，但都说明了“怀特岛国式”身份建构行为的自欺欺人，折射出当下英国在面对“他者”时的矛盾心态，即对他者的渴望和对他者的否定同时存在。一方面，“自我”需要“他者”的帮助来厘清身份的边界，主体经常通过排除区别于主体的“非自我”部分来建构“自我”。比如，小说中，怀特岛主题公园为追求纯粹的“英格兰性”，将即使只是名称上和苏格兰、威尔士相关的食品都从餐饮服务中剔除。另一方面，主体在建构自身认同时将“他者”作为“被贬损的对象”，“否则不利于自身认同的积极建构”（赵汀阳2003：21）。小说中，项目团队通过对多国消费者进行市场调研得到了五十条“英格兰文化精华”，其中既有大众熟悉的英国文化符号，也有“他者”对英国的刻板印象。杰克爵士一边迎合消费者去设计游乐项目，一边删除觉得不合适的条目，并且认为“游客”既不了解英格兰也没有资格评判英格兰。

小说对于“他者”的探讨还体现在怀特岛主题公园独立建国的情节中，这使得新英格兰的繁荣与旧英格兰的衰落在小说叙事层面上互为隐喻，巧妙地展现了新英格兰与旧英格兰是如何互为主体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参照对象的，即“他者”，由此揭示了当下英国社会在文化认同实践中的自欺欺人和矛盾思想。怀特岛主题公园诞生之前，在小说中被冠以“少数精英”头衔的杰里·巴特森顾问就开始表现其文化优越感，他应杰克爵士之邀展望英格兰的未来前景时表示，“我们已经成为别人也许还在渴望成为的东西。这不是顾影自怜，而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荣耀的力量，是我们的产品定位。我们是新一代开拓者。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过去作为他国的未来卖给他们”（45）。小说讽刺了这种自我定位所流露出的傲慢自大和文化优越感，同时也揭示了英国社会的这种预设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身份建构实际上是借助“他者”来完成的。“少数精英”将英格兰视为占据文化优势的“主体”存在，而“他者”则处于英格兰文化的影响力之下，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78）中所论述的，“主体”可以借助“他者”，“通过一定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权力建构出文化主体的身份”（邹威华、伏珊2014：62）。但在小说语境中，英格兰早已失去曾经的文化地位和优势，要实现对“他者”的文化影响就必须先让“他者”认可英格兰文化，这意味着英格兰文化自身要接受另一个文化群体的审视，从“主体”存在转变为作为“他者”的“自我”存在。小说借怀特岛国的建立直观地展现了英格兰能够同时作为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四种不同的参照形式而存在，即主体性“自我”、“自我”认知中的“他者”、“他者”认知中的“自我”和作为“他者”存在的“自我”。在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不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位置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就连二者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泾渭分明。比如，杰克爵士强调怀特岛国“英格兰性”的纯粹，但当他主张重现斯塔克普尔婚姻纪念潭时却没有意识到斯塔克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爱尔兰作家；以伦敦为故事背景的《101忠狗》是一本英国小说，但使其家喻户晓的卡通形象却来自美国迪士尼同名动画长片；怀特岛主题公园致力于彰显英格兰文化精髓，但其建立的合理性却来自法国学者的“复制”理论⑤该理论是对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中有关“超真实”和“类像”等概念的戏仿。。由此可见，“自我”与“他者”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

通过聚焦玛莎、怀特岛国（新英格兰）、旧英格兰之间的隐喻叙事，小说不仅指出“他者”对于建构任何文化身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对象，而且强调在文化认同的实践中“自我”和“他者”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既然“他者”相对于主体“自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明确、固定的存在，那么文化身份也就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英国社会树立稳定、独特、鲜明的民族形象的诉求也就难以达成。

五、“失语”的普罗大众

小说通过双重隐喻叙事，用玛莎的自我追寻隐喻了怀特岛国的文化认同，并以她的个人命运映射了旧英格兰的社会变迁。但就整本小说而言，其大半篇幅都是将英格兰社会隐藏于叙事的背景中，使它充当故事发生的场所。同样沦为背景板的还包括英格兰普通民众，他们在小说前文中几乎从未正面登场，是被剥夺了存在感的群体。

赛义德和霍尔等文化理论学者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文化身份的建构被权力话语所主导。小说用怀特岛主题公园的规划建设隐喻了英国社会的文化身份建构，即以杰克爵士和“少数精英”为代表的权力话语掌握者和以玛莎、马克斯博士为代表的知识话语掌握者完全主导了文化认同实践，而普通民众几乎只能被动接受，甚至被强加文化身份，被剥夺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属性和主观能动性。比如，怀特岛上原有的居民如果不成为主题公园的员工就得去旧英格兰；英格兰本土的民众被排除在怀特岛国的建构过程之外，不是项目团队市场调研的潜在消费者，而只是历史知识测试的对象；选择留下的怀特岛居民虽身在岛上却从未被视作岛国的公民。最糟糕的是，主题公园真人秀的演员都被用所扮演的角色的名字来称呼，甚至有部分工作人员因发生人格的分裂或者说“附着”（237）而将角色代入个体“自我”，甚至将自身个体全部融于角色，让自己按照角色的身份、思维逻辑、价值观等而存在。于是，这些被剥夺了文化身份的个体彻底放弃了自身文化认同，屈从于被定义的文化身份，而怀特岛国也由此成为迎合全球消费者想象的新英格兰。至此，通过玛莎个人、普罗大众、怀特岛国三者之间的互相隐喻，小说揭示了“怀特岛国式”的身份建构实质上是“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的“压制和剥夺”（刘英杰、田雨2021：63）。

相较于被社会内部权力压制而“失语”的怀特岛国建立前期的普通民众，旧英格兰则主动放弃了对外“发声”的意愿，甚至将其国名改为英格兰古名“安吉利亚”。小说指出，旧英格兰的社会权力话语不再积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和建构文化认同，而主张实施类似“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开始是出于国家实力减弱的无奈选择，因为“旧英格兰逐渐丧失了她的力量、领土、财富、影响和人口”，但后来随着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消逝，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群体凝聚力和归属感也随之消失了，“旧英格兰失去了它的历史，它也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因为记忆就是身份”（300）。于是，旧英格兰不但任由世界媒体“将安吉利亚描绘成乡巴佬和好古癖的王国”（303），甚至对本国媒体的消极报道也听之任之，使得“《泰晤士报》的标题对其竭尽嘲讽之能事”（300）。正是在社会权力话语被削弱的情况下，旧英格兰民众的诉求被突显出来，这才有了小说第三篇章首次将叙事聚焦于普通民众。在外界眼中“怪异、衰退和失败”（304）的旧英格兰，曾经的公路收费员、商人、律师等城市居民过起了乡村生活。然而，和怀特岛居民一样，这些新村民迫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经历了身份“剥离”，只不过前者无意识地融入了权力话语所主导建构的虚假身份，而后者无奈地选择了当下的生活方式。于是，这些民众不但没有重建英格兰文化身份的能力，甚至逐渐失去了身份建构的意识，“村子里没有人争论这些问题：也许这个国家最后一丝蠢蠢欲动的自我意识，也已经丧失了”（307）。

英格兰文化记忆的消逝早在小说开篇讲述玛莎童年生活时就已经做好铺垫与暗示：文化群体成员学习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是该文化所凝聚的知识与智慧能否延续的关键（Rodriguez&Fortier 2007），但玛莎的童年生活作为旧英格兰当时社会环境的微缩却展示了文化传承的断裂，表征着英格兰文化记忆机制的失效。其一，玛莎的历史课隐喻英格兰文化教育的失败。比如，玛莎儿时学校教授的历史歌谣只包含年代、地点和人名等碎片化信息，这与小说后文中英格兰中年白人男性在接受历史知识测试时所流露出的自大无知和对本国重大历史事件支离破碎的回答形成映射。其二，玛莎学校的晨会祷告隐喻着英格兰的宗教氛围被削弱。比如，玛莎在晨会唱宗教歌谣时会哼着一首戏谑的小诗，这与小说第三篇章中旧英格兰的乡村居民去教堂只为社交和欣赏音乐这一情节遥相呼应。其三，玛莎童年记忆中美好的乡村农产品展销会隐喻了被英国人视为理想家园象征的英式乡村，这和后文中旧英格兰闭塞萧索的乡村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所展现的学校教育、宗教仪式、乡村庆典等都属于文化记忆的媒介载体，而教师、神父等则是维护文化记忆的专职人员。根据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金寿福2017：38），而且文化记忆主要由掌握话语权的专门人员负责维护和完善，包括内容和媒介载体的选择、内容的阐释等。然而，代表社会普通民众的“玛莎”“中年白人男性”“乡村居民”等是文化记忆作用的对象，即“文化群体成员”，但他们却都没有严肃对待或理解文化传承的内容。显然，这种文化记忆机制在旧英格兰已失效，因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传承怎样的内容取决于“相关的社会境况、政治结构和权力格局”，“一旦原有的社会框架发生了变化，起初属于文化记忆范畴的内容丧失了其奠基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它就注定逐渐被遗忘”（金寿福2017：38）。小说中，旧英格兰改名从表面上看是国际影响力消失和国内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实质上如同“安吉利亚”这个英格兰古名所暗示的，旧英格兰不仅仅是放弃了“英格兰”这一国名，而是放弃了作为“英格兰”时期的国家和民族的过往，更是就此失去了那段奠定了当下英格兰文化身份的民族文化记忆。因此，虽然“安吉利亚”有领导机构并组织了教堂晨会和乡村庆典，但是其乡村居民对自身和民族难以理解，情况甚至糟糕到了不能理解曾被视为英国第二国歌的《希望与荣耀的土地》的内涵的境地。这表明尽管权力话语能够通过掌握文化记忆维护机制的方式来主导文化身份建构，但当这种文化认同实践没有群体多数成员的认可和参与时，文化身份便也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六、结语

英国主体社会尽管没有对于民族本质文化身份“我是谁”的疑问，但对于“我将要成为谁”这一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走向的问题依旧充满了迷茫和不确定。小说《英格兰，英格兰》通过对玛莎个人、英格兰民众、新英格兰、旧英格兰四者之间的互相隐喻，在对个人的身份追寻、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间的交织叙事中，揭示了英国社会寻求文化认同过程中的身份悖论。这也是在复杂多元且流变的后现代语境下各国普遍面临的文化认同困境：群体想借助文化记忆来确认并巩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却发现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记忆机制面临失效，文化认同的主旨和实践之间产生错位，身份建构陷入困境。巴恩斯通过在叙事中多次设置双重隐喻来建构语篇，使得小说文本成为衔接紧密、连贯顺畅的整体。小说在双重隐喻形成的交叉对比中突出了身份建构中被忽略的大众声音，强调普通民众既应该是文化认同实践的参与者，也应该是身份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一种文化记忆想具有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它必须兼顾相关集体内所有成员的情感和利益”（金寿福20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