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春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引言

孔子认为诗有“兴”“观”“群”“怨”四种重要功能，“诗可以怨”是文学创作最关键、最普遍的功能，因为文学作品大多是作家内心“深沉的痛苦的流露”（钱锺书1997：313，316）。许多非洲黑人英语作家的厌乱书写与此不谋而合。厌乱即厌倦社会乱象，是非洲黑人英语文学的重要主题。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1938—）等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厌乱书写；入选“20世纪非洲百佳图书”的7部加纳小说和5部津巴布韦小说亦大抵如此。侧重厌乱书写的悲剧类作品似乎更适合黑人英语作家传递非洲经验，更便于赋予作品深沉的“社会政治或后殖民反抗书写”（Nwosu 2016：1）内涵和揭示复杂人性。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作为非洲英语文学重镇，津巴布韦英语文学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觑，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①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5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南罗得西亚（South Rhodesia,津巴布韦旧称），在此生活了25年，这段人生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她把津巴布韦称作“家”，其多部作品记录了该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反殖民立场。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津巴布韦的官方认可，其作品进入了津巴布韦学校课堂。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津巴布韦大学等院校图书馆，莱辛的作品，尤其是其描写非洲经验的文学作品，往往和其他津巴布韦英语作家作品并置。鉴于莱辛和津巴布韦结下的不解之缘，她理应在津巴布韦英语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布克奖（2部作品进入终选名单）、英联邦作家奖、凯恩非洲文学奖等近百项文学奖项，多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至近20个国家。21世纪以来，津巴布韦英语文学更是在“津巴布韦危机”的催化下步入繁荣期，数以百计的新老作家创作出版了50多部长篇小说和近50部短篇故事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一时期的津巴布韦作家群体以黑人作家居多，于他们而言，“最能触动其内心”（Staunton 2016：52）的是暗黑乱象和民生凋敝的社会图景。虽然也有作家讲述富有建设性思想、饱含生成性力量、闪耀人性光辉的故事，但厌乱书写是21世纪津巴布韦英语文坛的主流。这一文学现象既是该国经济社会现实危机直接而生动的反映，也是一些作家将西方凝视非洲的视角内化后，不自觉地对非洲进行自我“他者化”的结果。对此展开分析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借鉴，警示我们自觉抵制西方文学消费机制的影响。

二、乱自上作：管理阶层的负面群像

21世纪众多黑人英语作家主要将危机归咎于政府管理层贪恋权势、贪腐成风、治国无能、无视民众疾苦等。虽然导致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在许多民众和媒体看来，统治者管理不善是要因。作为“无情的批判者”和“人民愿望的发现者”（布瑞腾巴赫2020：209），作家大多以不同的方式讽刺、批判以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1924—2019）为首的政要对权力的贪恋和对私利的维护，表达向国家机构输入新鲜血液的求变心理和对贪腐纳贿现象的竭力挞伐。

作为津巴布韦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穆加贝是21世纪多位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的关注对象，相关作品对他是“救世主”还是“魔鬼”（吴传华2018：271）有过多方探讨，使其“有了原型人物的特征”（朱振武、蓝云春2019：64），但主要还是从负面进行刻画。在入选布克奖终选名单的《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2013）中，主人公达琳（Darling）的美国姨父就称穆加贝是“我们非洲大陆最勇敢的人！最重要的政治家！”（Bulawayo 2013：195），呼应了他在许多非洲人眼中“反殖民斗士”和“反霸权主义斗士”（吴传华2018：271）的形象。达琳的姨妈则对久不退位的穆加贝嗤之以鼻。在津巴布韦首位凯恩非洲文学奖获得者布莱恩·奇科瓦瓦（Brian Chikwava,1972—）的小说《北哈拉雷》（Harare North,2009）中，丝凯（Sekai）也指责穆加贝将津巴布韦引入歧途。津巴布韦文坛新星佩蒂纳·加帕（Petina Gappah,1971—）的短篇小说集《东区挽歌》（An Elegy for Easterly,2009）中的《听，最后一声军号》（“At the Sound of the Last Post”）、克里斯托夫·姆拉拉兹（Christopher Mlalazi,1970—）的短篇小说集《随生活起舞》（Dancing with Life,2008）中的《选举日》（“Election Day”）等短篇故事着重凸显了总统的贪婪自私和极度恋权，反映出民众渴望变革的心理，以及独立后开始掌权的老一辈领导人逐渐让民众失望。津巴布韦2000年2月宪法草案全民公投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限制总统任期”等体现民众强烈意愿的条款未写入草案，执政党经历了自独立以来最大的挫败。穆加贝作为政府灵魂的最高管理者，对国家颓势负有主责，其负面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容易被放大。只是由此刻画的穆加贝形象刻板单一，不足以展现一位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立体、多维的穆加贝形象有待更深入、细致的观察。

管理阶层的负面群像还表现为权贵谎话连篇、生活奢靡，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大肆索贿。政府失信于民、官员贪腐严重的情节在多个文本中反复出现。小说中的人物忍饥挨饿多时，新闻里的农业部长却宣称“国家储备了足够多的玉米，够全国人民吃一整年”（Chinhanhu 2005：70）。不少作品揭示了养尊处优的权贵无视底层民众的苦难，阻止任何社会变革。还有不少作品嘲讽公职人员明目张胆、驾轻就熟地索贿，警察是“哈拉雷最出色的勒索者”（加帕2012：195），其讽刺意味深长。

反腐是津巴布韦民众的心声，也是津巴布韦政府的要务。2018年5月，津巴布韦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反腐机构，近年来更是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腐败仍严重障碍津巴布韦的发展。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笔下的贪腐受贿现象无疑是该国部分官员的生动写照，由此展现了“铁肩担道义”的作家的良知、正义感和责任意识。

三、乱象丛生：功能紊乱的公共服务系统

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描绘了乱象丛生的社会图景，主要表现为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功能衰退后，民众的安全需求难以得到保障。安全需要主要包括“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马斯洛2007：18）。民众的这些需求难以保障，相关描写在许多作品中屡见不鲜。

首先，医院丧失救死扶伤的功能，甚至成为夺走病人生命的元凶。《我们需要新名字》中达琳的父亲病重却没有医生施救，因为他们在罢工。罢工在危机中的津巴布韦十分常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经济结构改革引发多重问题，罢工数量和规模逐年上升，1997年更被称为“罢工年”。不少医务工作者参与罢工，造成医院人手不足，加之医护资源紧缺，患者生命遭到漠视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哈拉雷的美发师》（The Hairdresser of Harare,2010）中，医生对生命垂危的男主人公杜米（Dumi）无动于衷，必须等到其亲友缴纳大笔押金后方才施救。更令人痛心的是，在短篇小说集《去向何方》（Where to Now,2012）里的《快照》（“Snapshots”）中，露丝（Rose）的父亲病重住院，却因停电导致的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行而丧命。“津巴布韦危机”下的残酷现实使医院不得不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常因无法正常运行而导致病患死于非命，其间的辛酸和讽刺自不待言。

其次，教育系统的管理混乱。津巴布韦曾是非洲教育强国，高达92%的识字率让这个国家引以为傲，培养的高素质国民曾深受英美国家欢迎，教育的重要性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危机中的津巴布韦虽然坚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但国力下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质量。在短篇小说集《笑在此时》（Laughing Now,2007）里的《最后的笑声》（“Last Laugh”）中，乔治太太（Mai George）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乡下，虽然那里教学质量很差，但是学费更便宜。《快照》中的露丝姐妹被迫辍学，因为通货膨胀后学费激增。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津巴布韦一些学校恶劣的办学条件：学校常年缺水，“摇摇欲坠”的羊圈就是教工宿舍，没有课桌、书本和练习簿这些基本教学用具（Musiyiwa 2005：257）。

再次，经济崩溃导致社会救助机构几近瘫痪。对弱者的关怀救助是国家经济实力、治国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危机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人亟须救助，而津巴布韦的救助能力不增反降。在文学作品中，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缺乏关爱的儿童成为作家怜悯的对象。在《烟与灰》（“Smoke and Ashes”）中，不少“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在车流中乞讨（Mandishona 2009：6），成为城市的伤疤，他们既是社会乱象的受害者又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短篇故事集《并非新的一天》（Not Another Day,2006）中，短篇故事《明天并非新的一天》（“Tomorrow Is not Another Day”）的主要人物是生活在偏远村庄的2名孤儿——7岁的马辛巴（Masimba）和他9岁的姐姐福改（Fugai），他们本是社工定期走访的对象，然而由于政治斗争、经济下滑，没有人关心他们，福改最终惨死。社工们对此悲愤不已却深感无力，可见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弱小者的遭遇令人扼腕痛惜却又爱莫能助。

医疗、教育和社会救助系统功能紊乱是津巴布韦经济大幅衰退、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的体现。在社会秩序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生命安全和生存需求等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这在黑人英语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厌乱书写关注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人物的遭遇和容易被忽略的“小历史”，体现了作家“发出侵入的、对立的声音的责任感”（塞尔登等2006：288）。

四、民不聊生：普通人的生存境遇

与战乱或动荡中的情形相似，“津巴布韦危机”中的民众是最直接、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贫病交加、饥饿难耐、流离失所，成为诸多作家以怜悯笔触书写的不容忽略的观照主体。

多个文本形象地描绘了普通民众贫病交加、忍饥挨饿的情形。在《我们需要新名字》中，贫民窟的孩子常把眼前事物与食物关联。“混蛋”（Bastard）左胸的伤口颜色在达琳看来就“像是番石榴果肉的颜色”（Bulawayo 2013：20）；挂在树上的女尸则像“一颗奇怪的果实”（Bulawayo 2013：18）。对于极其饥饿的人而言，他的“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感情的对象是食物”（马斯洛2007：20）。人们被贫困、饥饿困扰的情形还出现在《随生活起舞》和《写在此时》（Writing Now,2005）的多个短篇故事中，相关情节大多富有戏剧性、荒诞色彩和悲剧意味。食物匮乏对于曾是非洲南部“菜篮子”和“面包篮子”的津巴布韦而言是残酷的现实，饱受饥饿的人最想表达的是对食物的渴望。

疾病的蔓延也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不幸。艾滋病频繁出现在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作品中。在《我们需要新名字》中，达琳和她的小伙伴看到的自缢身亡的女子正是死于对艾滋病的绝望，达琳的父亲也死于此病。《北哈拉雷》的叙事者则指出，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会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东区挽歌》中的多个短篇故事描写了艾滋病在各阶层人群中泛滥。肆虐的艾滋病是导致津巴布韦人口平均年龄曾跌至“37岁”（Musiyiwa 2021）的要因，连无辜的孩子也未能幸免。《写在此时》中的短篇故事《度过劫难》（“Ndakayambuka”）的女主人公斯菲维（Sphiwe）的幼女就因患艾滋病不幸夭折。《小朋友及其他故事和诗歌》（Small Friends and Other Stories and Poems,2014）中的大部分叙述者也是受艾滋病荼毒的孩子。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在作品中的相关描写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一疾病所造成的巨大恐慌。此外，在非洲作家笔下，疾病既是“文学事件”，更是“道德事件”“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程巍2003：3）。殖民主义就曾被喻为“荒唐的淋巴结炎、怪诞的文化细菌”（Cesaire 1995：62），抑或恐怖的“肠穿肚烂（gut-rot）”（马瑞彻拉2019：65）。20世纪艾滋病书写喻指“独立之初领导者对大众的背叛”（Vambe 2003：487），21世纪的类似描写隐喻着深陷危机的病态社会亟须救治。

还有不少作家重点描写民众在津巴布韦国内外颠沛流离、铤而走险的经历。21世纪津巴布韦失业率曾“超过85%”（Staunton 2016：50），大量民众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写在此时》和《随生活起舞》中的多个短篇故事都描写了失业男性丧失了男性气概，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年轻人生活无依，报国无门。许多人被迫前往南非、英国和美国等地寻求出路。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作品虽然曾经“大都讲述国境线内的故事”（Primorac 2007），近年来却有不少作品叙写民众在异国他乡的遭遇。

在不少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作品中，一些国家似乎就是天堂般的存在，足以让生活困苦的民众丰衣足食，荣归故里。在《来自布拉瓦约的故事（第二辑）》（Short Writings from Bulawayo II,2005）里的《我的肉》（“My Meat”）中，刚从南非回来的扎玛（Zama）就喝得起啤酒，吃得起烤肉，让邻居羡慕不已。《我们需要新名字》中的达琳和“混蛋”十分向往出国，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很精彩。《东区挽歌》中刚从美国回来的兰巴纳伊（Rambanai）令人羡慕不已。“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马斯洛2007：20），对于困顿中的津巴布韦民众而言，英美等国自然就是天堂。

然而，非法越境和合法出境均十分不易。《随生活起舞》中的非法越境者的越境之途就险象环生、前途未卜，甚至还有两人丧命于鳄鱼之口。有机会合法出境的人自然更幸运，但申请签证的队伍和超市、银行等处的队伍一样看不到尽头。从《白色的神，黑色的魔》（White Gods Black Demons,2009）中的《一场肮脏的游戏》（“A Dirty Game”）和《东区挽歌》中的《我的堂妹兰巴纳伊》（“My Cousin-Sister Rambanai”）等短篇故事可以发现，权贵办理签证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即便成功抵达梦想国度也可能命途多舛。津巴布韦人虽然吃苦耐劳、身怀技艺，但常遭仇视，因为他们“偷走了”（Blaauw et al.2017：361）当地人的工作，挤占了当地人的资源，即便就业也大多从事“低收入、不稳定的”（Pasura 2010：1459）工作。《北哈拉雷》中蜗居伦敦的津巴布韦人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轻松、体面。齐齐（Tsitsi）将年幼的孩子出租给骗社保的人以维持生计；辛吉（Shigi）只能以非法身份打工；在同胞面前如同区域经理一般傲慢的艾力克（Aleck）不过是一名“BBC”（British Bottom Cleaners，意为“给英国人擦屁股的人”），即老年看护。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虽“手持学历和各种证书”却只能“沦为妓女和小偷”（Mpofu 2005：205）。他们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永远都是外来者，甚至“是奴隶”（Pasura 2010：1452）。因此，许多人虽然肩负全家厚望却未必能给家人带来福音。在《东区挽歌》里的《来自伦敦的好东西》（“Something Nice from London”）中，彼得（Peter）被举家费力送往伦敦后就堕落了，最终命丧伦敦街头。在《我们需要新名字》中，达琳的父亲前往南非多年，杳无音讯，最终拖着病体归来。在《最后的笑声》中，乔治太太的丈夫去博茨瓦纳后失联三年。正是因为出国之路吉凶难料，机场常有牧师为即将远行的人祈祷，祈愿上帝护佑他们“渡过移民过程中的千难万险”（加帕2012：168），这是送别亲友的津巴布韦人的心声。

五、聚焦苦难：内化西方凝视的自我“他者化”

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聚焦苦难，创作了大量体现“乱世之音怨以怒”（李学勤1999：1077）的厌乱之作。这诚然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道德失范后某些社会横剖面的艺术再现，也是作家对国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表达。然而，他们所描写的社会黑暗、人世悲凉和抒发的人生感悟往往以偏概全，他们所讲述的往往是非洲文坛新星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977—）所批判的“单一”非洲故事，由此塑造的非洲虽然真实却遮蔽了其先进、文明和美好的方面（Adichie 2009）。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非洲学者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更进一步的自我形象歪曲”（Chinweizu 1975：340）。然而在21世纪，仍有不少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在片面化地塑造非洲形象，这类作品在相当程度上是作家内化西方凝视非洲的视角后，将非洲自我“他者化”的结果。

凝视指“携带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陈榕2006：349），在这样的“观看”中，观看者被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定其主体地位并将被看者的主体客体化和“他者化”。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观看、白人对黑人的凝视都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在非洲数百年的殖民历史中，被西方殖民者作为凝视对象的他者切实感受到观看主体的权力压力，可能将自身在殖民者眼中的形象“纳入自我形象中”，甚至可能把他们“观看”到的白人和黑人的差异“模仿出来”（朱刚2006：479），自我“他者化”就此完成。长期以来，非洲被反复刻画为蛮荒愚昧、贫穷混乱、疾病泛滥的灾难大陆，以突显西方世界的文明、先进、有序；非洲黑人则被固化为“原始、淳朴、奴性、无知、懒惰、动物性”（陈榕2006：360），以反衬白人的高贵、能干、勤劳、勇敢、智慧。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的厌乱书写就产生了类似叙事效果。不少作家对人性和社会阴暗面进行揭露，甚至将其无限放大，展现非洲深不见底的社会黑暗和人性深渊。这些作家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1949—）笔下的西方记者不乏相似之处，只有“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才是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齐泽克2004：2），而民众如何在战争中竭力维持生计和保持体面则被选择性遮蔽。类似的，许多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对民众积极、阳光、充满探索精神和美好希望的一面鲜少关注。其实，“津巴布韦危机”的成因十分复杂，与殖民遗产关联密切，津巴布韦政府为走出危机泥淖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受非洲南部的“悠感文化”（袁南生2015：130）熏陶，该国民众大都温和有礼、坚韧不拔、智慧勇敢、幽默活泼，他们讲究公共秩序，“不少人家的生活都还算惬意”（王文、张瀚筠2019：7），并不像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苦不堪言。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首都哈拉雷仍然生机勃勃，丰富的艺术活动频繁举行（Pietrzyk 2011：404）。然而，这些内容很少进入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的创作视野，这表明他们内化了西方凝视视角，对西方意识有意无意地臣服，对西方“普遍”标准有心无心地认同，对被丑化和矮化的非洲形象自觉不自觉地认可。他们“处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朱振武、袁俊卿2019：136），西方文化的影响占据上风。

非洲黑人作家难以回避的西方凝视还源自文学市场的诱惑，他们可能为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将非洲自我“他者化”。不少非洲黑人作家受西方文学奖项和文学市场的诱惑，刻画的非洲与某些西方媒体报道的非洲高度契合，其实质是“聚焦非洲的下水道”（Ikheloa 2011）。这类作品与其说再现了非洲现实，不如说展现了由西方掌控的“评委、出版商和代理人多年来在真空中创造出”的“非洲受难美学”（Habila 2013）。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的厌乱书写不乏类似倾向。虽然阿契贝（2020：129）主张非洲作家不必“一心只想着外国读者”，但津巴布韦本土出版的英语作品大多面向欧美市场，多年流散欧美、接受西方赞助、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作家，如克里斯托夫·姆拉拉兹、佩蒂纳·加帕、布莱恩·奇科瓦瓦、诺维奥莉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1981—）等，更是将目标读者主要设定在西方。他们了解并努力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习惯，尽可能地渲染津巴布韦的社会阴暗面。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几乎都在竭力揭示和挞伐暗黑面，以便目标读者从中找到合乎其内心的对非洲的固有成见。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疗救”，而是为了自身“功名”去迎合西方“对于东方文化的审美取向”（林丰民等2017：10），是为了自身“荣光”而不惜“固化非洲刻板印象”（Ikheloa 2011）。从迎合西方的期待视野到固化西方对非洲的审美偏好，非洲刻板印象正是在这样的往复循环中不断得到强化。这类作家很难公允而全面地看待非洲社会问题，也很难讲述多元化的非洲故事。他们长期浸淫在异邦文化中，多少失去了“艺术和文化的主体性”（Imbo 2002：2），其创作越来越受到非洲本土学者的诟病和抵制。然而，只要西方文化占据主导、西方市场充满诱惑，具有自我“他者化”倾向的作品恐将层出不穷。

阿契贝曾指出，作为“教师”的非洲作家的重要使命是让非洲人“恢复尊严”“昂首站立”（Carroll 1980：26）。书写厌乱的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作家显然没有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他们无论是从负面刻画精英阶层，还是描写乱象丛生、黎庶涂炭，都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拣选了某个侧面。即便相关情形的确是津巴布韦社会现实某些横剖面的艺术再现，即使揭示黑暗是为了呼唤光明，大量厌乱书写却以偏概全，将西方对非洲的刻板认知固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内化西方凝视后将非洲自我“他者化”。这类作家在非洲文坛并不鲜见，他们无视本土民众的审美情趣，为迎合西方读者而将非洲社会的阴暗面进行“奇观式”展览，不断趋同于西方将第三世界“他者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这不仅丑化了国家形象，还加剧了文化认同危机，弱化了国家凝聚力。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研究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时，应中肯、全面地考察其文学全貌，甄别暗含自我“他者化”倾向的作品和真正呈现文化精粹的作品。这不仅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作家审美情趣和读者阅读趣味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弘扬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而促进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互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