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华

(赣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学界对客家宗族的形成、发展做了一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各区域的宗族发展问题。有学者对广东宗族制度与中国家族制的起源结合起来考察，并上溯到周代原始宗族制。[1]395其追溯时间很长远，结合明清客家移民因素考虑其宗族形成就会发现，粤东宗族是在明末清初兴盛起来的。闽西宗族的历史研究相对具体，杨彦杰认为元朝是闽西许多宗族迁移开基的重要时段。[2]94对于赣南的宗族历史过程，林晓平指出：“宋元时期，赣南客家的宗族制度开始建立，……及至明代中叶，赣南客家宗族祠堂的兴建进入到一个高潮时期。”[3]从赣闽粤区域角度上对宗族做了研究的代表为法国汉学家劳格文先生，他就赣闽族谱修撰问题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闽西宁化在18世纪修谱频密，其反映出来的地方宗族文化与赣南宁都较为接近。[2]53学界已经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美中不足在于仅仅局限在各区的宗族问题研究中。本文试图将赣闽粤边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与客家移民、宗族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尝试勾画出赣闽粤边区客家移民、宗族发展之间的关联，同时探讨客家宗族表现出来的客家意识。

一、赣闽粤边区移民

据客家研究的开创者罗香林的五次移民说，客家先民从东晋至民国的移民大致经历了五次，[4]这种长时段的、间隔性的多次且出现反复移民，移民来源多样化是必然的，既有北方汉族南迁的成分，也有明清广东福建籍沿海移民倒迁江西，也有畲族之少数民族在赣闽粤交接区域的反复流动，使得汉族与畲族的融合得以逐渐加深。赣南、闽西、粤东虽同处山区，但因地理位置与交通等因素的迥异，加上各自受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在客家移民与宗族形成的过程中各区域出现各不相同的时间进程，最终形成了各自的移居局面。

赣南被认为是客家摇篮，早在秦代就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出现以伐木为业的客家先民，赣南最古老的姓氏族群是从东晋开始移居而来的。唐朝五代的先民南迁，使得先民们成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区，成为客家民系的直接源头。[5]16-19宋高宗绍兴年间赣州户近12.1万，孝宗淳熙年间为29.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5.6‰，高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几十倍。[6]350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至明清时期，闽粤区既受内部人口繁衍的压力，又受到寇乱的影响，加上清初的“迁界令”等因素，闽粤籍移民又倒迁赣南，赣中流民也进入赣南中部、南部。[5]58赣南在客家人的迁入与倒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唐宋“老客”与明清“新客”的客居格局。在赣南东部紧靠闽西的宁都，清朝时期老客与新客就已经出现分界，魏礼在《与李邑侯书》中指出：“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1)杨锡龄：《宁都直隶州志》，1987年，第772页。土著即唐宋时期移居此地的老客，佃耕者为明清时期闽西籍移民回迁的新客。赣南西部的上犹县营前镇，明末清初迁来了张、黄等姓，与宋时入迁的朱陈蔡三姓形成新、老客家的共居局面。赣南中部、南部的兴国、于都、会昌等县，明代接受了来自赣中的移民，形成了罗香林所指的非纯客住县。[7]

闽西客家区域形成时期为唐末、五代和宋，而南宋是一个重要时期，谢重光指出：“随着宋王朝的南渡，中原和江淮人民大规模南移，其中一部分远徙至赣闽粤交界区域，成为闽西南外来移民的重要来源，其中有些移民是原来已定居于赣中、赣南的人民，因种种原因而移入闽西甚至粤东。……也有来自今鄂西南和湘西地区的武陵蛮。”[8]18可以看出，闽西客民聚居的重要时期在南宋，而接受的移民来源也是多种多样，并有反复移民现象的出现。“闽西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起了关键作用。”[8]50作为在客家民系中的象征“石壁”现象，石壁成为客家继续向广东等地移民的中转站的群体记忆，被后来修谱者追溯为客家先民移民的必经之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

梅州市是广东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地方，也是向广西、台湾，甚至向南洋等地继续移民的迁出地。宋元之际，已经有一部分客民流入粤东北。有人口学家在对宋元人口变化研究时指出：“宋元之际和元代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正是这些氏族对广东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6]88南宋后期的梅州，已有相当数量的汀州和赣州的移民了。至明初时期，福建客家人开始移入粤北英德、翁源、韶关，在进入韶关之际，又有较多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9]明清时期大量迁入，主要聚居在梅州山区，[1]415至清朝时期，梅州山区又成了人口外迁之地，大量客家人一方面向潮州、惠州、广州和嘉庆等地迁徙，另一方面又北上迁入赣南、赣西北及四川等地。嘉庆以后，大规模的外迁人口已经停止，人口发展的空间已经变得狭小，区域内的资源紧缺必定会制约区域内人口的发展。[10]正因为这一原因，梅州山区的客家人需要与外族竞争生存资源，用围龙屋将族人与外界隔离起来，形成了围屋里的宗族社会。

二、赣闽粤边区的客家宗族发展

曹树基对赣闽粤边的人口研究表明，大批唐宋移民的进入，致使宋时土著不到总人口的20%，[11]外来人口进入当地，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成为当地人口的大多数。同时，随着人口的集中进入，各姓氏人口也开始在这广袤的山区环境中逐渐聚族而居，尊始迁祖作为收族的宗族发展路径出现了，这在赣南的族谱编修中表现得较为活跃。如赣南宁都桴源赖氏于唐长安二年(702)完成了第一次修谱，[12]又如唐天宝十四年(755)宁都黄陂中坝廖氏创修族谱，[13]再如宋朝绍兴年间(1131-1162)宁都黄氏在城北建立宗祠，[14]还有宋祥兴元年(1278)信丰温氏进行了第一次修谱。[15]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长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5]56客家民系的形成也推动了宗族形成、发展的进程，宗族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宋元时期，赣南客家的宗族制度开始建立，……及至明代中叶，赣南客家宗族祠堂的兴建进入到一个高潮时期。”[3]至清朝，江西于乾隆时期出现过禁祠宇的行为，这些祠宇据辅德的描述，就是联宗祠。[16]35-36联宗的出现，表明了宗族走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地域化发展方向，并且开始强化客家认同意识，作为凝聚社会力量的一种途径。据饶伟新的研究，赣南土客在清代嘉道年间(1796-1850)开始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相似的移民经历和共同的社会处境，特别是面对强劲的对手——土著强宗大族使得他们通过联修族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形成一个看似具有共同祖先和来历的宗族联盟。在当时土客关系紧张的社会环境下，联宗谱的意义即在于有助于强化同姓客民家族之间的认同意识和扩大其社会力量。”[17]闽西客家宗族在宋时期已经可见活动，宋嘉祐八年(1063)出现宁化石壁江口村张氏族谱首修，宋宝祐元年(1253)出现淮土乡官忠坑张氏祠堂修建。(2)张恩庭、张桢：《福建宁化县四修张公君政总谱》，2002年，第277、279页。有了先期的发展，元朝成为闽西宗族开基、发展的重要时段，[2]4到了明清时期，闽西、闽西南与闽西北的宗族先后发展并成熟起来，宗族修谱建祠成为闽西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据刘善群对明崇祯编修的《宁化县志》的梳理，发现明后期的宁化有261个村，而以姓命名者有133个，占一半多。[18]这种一姓一村的现象，形成以姓氏文化为中心的聚族而居的普遍格局，同时孕育出宗族族群的发展。“闽西南各地宗族形成比较成熟的宗族社会的时间，上起明初，下迄清中叶乾嘉年间。”[8]99而闽西北地区的宗族发展要晚于闽西南：“闽西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聚居宗族，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建祠堂、修族谱。”[19]93广东宗族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清代，粤东梅州的宗族发展情况于清初时已经较具特色，“在康熙年间，叶姓一族，其‘族数千人’，是为大族。该地居民，为聚族而居，还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筑‘围龙屋’。”[20]

从客家宗族发展的总体来看，还应该看到宗族组织及族产的出现情况，这些对于宗族自我保卫、提高社会参与等方面能力产生重要作用。孔永松指出：“明中叶以后，为了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与提高本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因此，客家人的宗族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强化，宗族组织日趋完善，宗族管理日益严密，宗族共有财产日益增加。”[21]

客家宗族制度及组织的日趋完善，也是宗族日趋活跃之时，他们并不满足血缘世系的追求，还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中参与联修。明嘉靖乙未(1535)发起的一次《张氏统宗世谱》，赣南的兴国、于都积极参联其中。(3)张士镐：《张氏统宗世谱》，嘉靖十四年，张氏统宗世谱序，1535年，第7页。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出现的祠宇众多，已经为官方所担忧，因此出现了禁祠宇的行为，这些祠宇据辅德的描述，就是联宗祠。[16]35-36据饶伟新的研究，赣南客民联宗在清代嘉道年间开始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17]福建于清代开始出现联修谱，联修的范围大到跨省进行：“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许多跨府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代陆续出现。”[22]25清代闽西宁化县张氏人口众多，联谱时需要区分亲缘程度。“1742年，当不同的张氏群体要联谱的时候，他们决定分上、下祠，以便把不寻常的通婚情况合理化。”[2]55粤北的大埔县，丘氏于乾隆时期创建始祖庙，把白堠、潆溪、长滩几个地方不同的支派，统合为一。[23]粤北的大埔县宗族在清乾隆时期，参与清乾隆时期在广州建立的谭氏联宗合族祠。[24]7-8广东、新界地区于清后期出现联宗祠，大都设于广州、宝安、东莞城内。[16]30其中仁化县、东莞、宝安三县都属于客家区域。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大致认为，赣闽粤边区的联宗活动时间较早，应该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及中后期就出现联宗活跃局面，至清末时已经较为普遍。

联宗的发展情况，不仅体现在编纂联修谱与建造联宗祠上，还体现于联宗目标上，这些目标正好可以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与社会发展上的需求。清代至民国的联宗发展，其目标多集中在科考、政治、公益、族群认同上。“明清福建的各种地方公共事业，大多是由若干宗族组织联合举办的，或者是受到少数强宗大族的支配和垄断。”[19]74陈支平对清代福建联谱研究时指出：“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22]26清代广州的“陈氏试馆”，由东莞县、兴宁县、长乐县、新会县等地的陈氏宗族为主合资兴建。[16]322黄海妍对清代广州合族祠的研究时，发现了许多为科举而设的试馆、书舍、书院，有粤北乡村宗族子弟参与建设。[24]1对于清末民国赣南的联宗特点，饶伟新指出，在当时土客关系紧张的社会环境下，联宗谱的意义即在于有助于强化同姓客民家族之间的认同意识和扩大其社会力量。对于土客的关系，也出现了联宗情况，在于提高整个同姓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17]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宗族活动较少见，属于宗族建立的起步阶段。宋元以来开始孕育形成了客家宗族制度，明清时期已经处于成熟阶段，客家联宗活动出现在明清宗族制度成熟的时候。

三、宗族的客家意识兴起

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移居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移民聚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客家人群性背景的宗族。客家意识客观地出现在宗族中，宗族在重建中以地方始迁祖作为尊宗的纽带，打上了客家移民的文化烙印，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称之为客家宗族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到了今天，知道自己属于宗族成员，但不知道自身是客家的问题又成为学术的关注点。赣南客家学者黄志繁提到，他的客家人身份是老师在课堂上告知的：“我虽然从小生活在赣南，但在那堂课之前却从不晓得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说，我的客家人身份是被老师‘宣布’的”。[25]客家身份是被老师宣布的这一观点该如何理解呢，如果没有被宣布就不具有客家身份了吗？教育可以启发个体对自身的思考，也可以启发对客家这个群体的思考，对客家群体这个历史的追问，即对客家意识自我认同的开始。从学术逻辑来看，这是涉及怎样界定一个客家族群分类的问题，这既要从族群的共同起源来看，也要从他人归类来谈，即是在族群互动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黄志繁所提到的客家身份即使老师没有宣布，他的客家身份也是既定的，因为个体来源从属于群体并且没有选择。老师其实是从人群分类的角度告诉了他的客家身份，而学生在课堂的情景下快速认同了自己的客家身份并产生了客家意识。

据学界的研究，客家意识率先出现在非客语区。刘丽川通过对“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的研究，指出客家称谓出现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而且“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中，到了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才转为“自称”。[26]早于客家称谓出现之前，客家方言就在南宋末年已经形成，意味着客家群体已经成形。虽说客家群体早在南宋末年已经形成，但客家意识却是在清中期的族群互动中才出现，并且是在需要团结一致以应对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出现的。澳籍华裔梁肇庭所提到的客家人在17-18世纪形成的“约”，正是族群竞争时出现的。[27]

客家意识在宗族活动的表现上也是遇到了异己通常才会表现出来。上文所提到的土客联宗，研究者指出能够提高同姓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但这种“土”与“客”的关系，在生活的互动中能够相互感知到彼此的差异性。从客家称谓出现的时机来看，可以从族群互动中找到答案。这种族群竞争情况下出现的客家意识，或者说被激活的客家意识一旦被语言化，被行著于文字，就会快速传播，在客家群体中产生共同的心理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客家掀起了客家寻根问祖的热潮，回到祖源地拜祠祭祖并办厂兴教，客属地客家研究所的成立，组织各类客家研讨会，民间建造客家公祠、客家文化城，成立客家联谊会，编纂客家姓氏源流志。政府为招商引资和树立地方文化形象，成立客家博物馆，在纸媒、广播电台、虚拟网络等平台上设立客家新闻专栏，以客家话播报节目并放映客家影像，主办客家网站。在学界、协会、政府、媒体等多管齐下的宣传下，共同构建了客家族群意象并传播了客家意识。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客家地区正在用客家意识重构族谱。据笔者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族谱上正逐渐体现强烈的客家意识，他们的行为是：认同客家始迁祖，编修具有“客家”字样符号的客家族谱，以此强调自己具有客家身份，建造客家联宗祠等。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过认同和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局面。”[28]在这些联宗中的族群认同类型中，可以深入研究其族群认同的不同层次。由此，可进一步发现联宗表现出来的族群认同类型，如赣南出现同姓的新客家与老客家的联宗，客家方言群与西南官话群的联宗，广东客家族群、粤语族群、闽南语族群之间的联宗等。在族群认同的不同类型上，还能够进一步观察他们在联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性。有的认同具有客家文化含义的祖先建构、客家祠堂建设；有的对编入族谱的所有世系、族群都加以客家化，为族谱取名“客家某氏宗谱”，如同姓间客家与非客家的联宗；有的联宗谱体现出来的是对同姓族群共同南迁的历史回忆、追溯，甚至建构，如新、老客家的联宗。日本学者濑川昌久指出：“在讨论与族群有关的各类现象时，虽然已经内含了某些本源性的纽带和指标，但在最终意义上还是要把它还原为以行动为基准的主体的认识问题。”[29]这种“还原为以行动为基准的主体的认识问题”观点，可以在当代的客家联宗与客家族群关系中展开研究，因为当代客家联宗展示出了一个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过程。

四、结语

本文结合赣闽粤移民的基本过程梳理了该区的宗族发展。赣南、闽西、粤东北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主要接受移民时间具有先后顺序，因此宗族的发展也出现了相应的后延，如唐宋是大批移民进入赣闽粤边区的开始。作为最早接受移民的赣南，在唐朝开始出现宗族创修族谱的活动，南宋是移民进入闽西的重要时期，在宁化可见宗祠的建造与族谱的编纂活动，宋元是赣闽移民继续向粤东北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宗祠创建普遍见于清朝。从赣闽粤边区的宗族整体来看，唐朝是宗族发展的起步阶段，宋元是宗族制度的酝酿阶段，明清是宗族发展的普遍阶段。从族群分类的角度看，赣闽粤边区的宗族就是客家族群中的一个血缘团体，自然可称之为客家宗族，但宗族的客家自觉意识出现于何时呢？正如“客家”的称谓出现于清前期的粤语区，17-18世纪的“约”出现于族群之间的竞争中一样，宗族的客家意识出现于土客械斗中，为了避免械斗的伤害而出现了土客联宗。到了当代，在学术、传媒、政府等多管齐下的宣传中，赣闽粤边区的族谱再次开始自我重构“客家迁徙”线路图，共塑客家始迁祖，于祠堂中共同祭祀北来的祖先。这就是宗族的客家意识出现于清朝至民国的土客联宗中，到当代的宗族“客家意识”的自我重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