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林，朱钦胜

(赣南师范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科技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探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的宣传工作机制和政治动员模式，或对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进行剖析，而对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文试图对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进行初步探析，并归纳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主要内容、显著特点和基本原则。“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建立了一套宣传工作制度，并将这一制度灵活运用于革命实践，为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创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的群众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宣传员制度

红军为了便于开展宣传工作，专门建立了宣传员制度。

1930年4月26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每一个宣传员都要随时准备好写标语的材料，比如：颜料、有色纸、浆糊筒，按照政治部拟定好的标语，写在路人容易注意到的墙壁或者通衢大道上。不管是在行军途中还是部队驻军期间，只要遇到群众就要将宣传材料散发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红军的政策，熟悉红军的革命纲领；要从宣传队中选择一批善于交流沟通的宣传员，专门负责口头宣传和化装宣传，在人多的地方布置会场，召集群众开大会，进行面对面、有秩序地宣传，也可以和少数群众谈心谈话；每个宣传员在开展工作时，要对当地的阶级状况、风俗习惯、革命态度等进行调查，将调查报告汇总给调查统计股，特别要注意调查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的情况，将情况交给保卫科进行处置，在打土豪分田地时要跟随保卫科一起行动，帮助保卫科分谷物给贫农；在与敌人作战时，宣传员要抬扶受伤的战士，发动战地附近的群众一起协助卫生员救助伤员，送伤员到卫生队治疗；“每个宣传员,于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军纪”，[2]同时将每天的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队长。宣传员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能够使群众增进对红军革命纲领、方针政策的了解，扩大红军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影响力。

(二)重大纪念日宣传制度

“纪念活动是通过发表相关文章和举行政治仪式达到相应政治意图和动员功能的组织形式。”[3]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国际青年节和宁都起义周年纪念日等重大纪念日到来之际，红军往往会发布宣传大纲、宣传口号和宣传标语，对纪念日进行广泛宣传。

1931年10月23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一则《纪念十月革命与拥护全苏大会宣传大纲》，详细阐述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沙皇统治的彻底结束，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剥削阶级的财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它是无产阶级开始掌握国家政权、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的信号，意味着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同时，红军还发布了一些宣传口号：“武装拥护苏联! 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4]

1932年8月16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国际青年节宣传大纲》，对于在红军中开展国际青年节的纪念活动进行了细致规定。在部队以师、团为单位召开纪念大会，大会要安排演讲、呼喊口号和群众游行，政委或政治部主任要做详细报告，发动青年们讨论纪念的意义，出版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墙报专号，派遣青年宣传队向群众广泛宣传，形成一种热烈的节日气氛。

1932年12月10日，红五军团政治部发布了《宁都兵暴纪念宣传大纲》，详细阐明了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红军认为：宁都起义，开启了国民党军兵暴的新纪元，掀起了一股武装起义潮流，给国民党及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红军号召士兵们“以战争的胜利纪念宁都兵暴!”[5]1835在重大纪念日到来之际，进行广泛宣传，能提升红军的政治动员能力，凝聚革命力量。

(三)白区和俘虏宣传制度

红军也高度重视对白区和俘虏开展宣传工作，发布了一些宣传工作通知、命令，形成了一套宣传制度。

1932年8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白区宣传工作须知》，对于在白区进行宣传时应注意的事项、宣传的原则和宣传的内容都有细致的规定：进行宣传时应注意了解当地群众对于红军和国民党的不同态度，调查群众的生活水平、阶级分化状况；宣传应该遵循简洁化、灵活化、通俗化的原则，坚决避免死板、单一的宣传；在宣传内容方面，要重视对苏维埃和红军的正面宣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统治。

1933年4月10日红军发布的一则电令《红军占领区的赤化工作》，明确要求：“对白区群众宣传，要提出最实际的鼓动口号来联系党的中心口号与主张。”[5]2158提出反对抽丁修马路、反对良民证、反对拉夫派捐等口号。与此同时，红军也重视对俘虏展开宣传攻势，强调“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6]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特别强调了应该注意开展对俘虏的宣传，列举了几种对待俘虏的办法：坚决禁止搜刮俘虏身上的钱财；言语和行为上不能侮辱俘虏；俘虏和红军待遇平等；可以自愿加入红军，不愿留下的也可以发放回家的路费。

1932年6月19日，红一军团政治部颁布的《对俘虏兵宣传纲要》也指出：红军不打骂俘虏，不杀俘虏，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伤病员可以得到救治；欢迎有觉悟的俘虏加入红军，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白区和俘虏宣传制度，能使白区群众和俘虏深刻认识到红军与其他任何一支部队的重大区别，明白红军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四)反“围剿”宣传制度

红军在面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时，往往会开展广泛的反“围剿”宣传工作，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颁布一系列宣传纲要、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从而逐渐形成了一套反“围剿”宣传制度。

1932年10月16日，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目前行动任务的宣传纲要》，强调目前的任务是：要围绕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积极进行战争动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运动，为红军筹集充足的战斗经费，对于一切悲观、消沉、动摇和恐惧等思想与行为给予坚决打击。

1932年12月18日，红五军团政治部发布了《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及四次“围剿”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主要是：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对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巩固士兵之间的团结；踊跃购买战争公债；加紧肃反工作。

1933年10月29日，东方军政治部颁布了《构筑赤色堡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宣传大纲》，对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号召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坚决保卫苏区。当时将堡垒战作为重要的战术，要求大力构筑堡垒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号召“现在一切工农群众应紧急的武装起来，不卖一粒米、一粒谷、一斤菜给白军。”[7]

1934年3月15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最近部队中的宣传动员要点》，认为苏维埃政权正处于生死关头，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发扬革命精神，为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战。反“围剿”制度对于动员士兵、群众保卫苏区，反对国民党的残酷统治，鼓舞革命斗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显著特点

(一)宣传导向的阶级性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在宣传导向上具有阶级性。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代表着农民、工人等贫苦大众的利益，因而宣传工作的政治导向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为工农阶级发声，维护农民、工人的利益，揭示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说明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

1929年初，红四军为了扩大自身的革命影响力，使群众增进对红军的认识，在转战赣南闽西时，所到之处都书写、散发、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8]1这个布告以四言体形式把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和党的政策主张表达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使广大人民群众真切地知道“朱毛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1932年8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白区宣传工作须知》详细阐述了宣传前的注意点、宣传的方法和宣传的内容，在政治导向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宣传前应该注意“国民党军阀靖卫团等在该地压迫剥削群众的状况”，[5]1612例如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等；宣传的方法包括先头部队到达一个地方，就要立即将红军的阶级性、红军的纪律以及红军支持谁、反对谁的情况向群众说明清楚，安定他们恐慌的心理；宣传的内容包括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帮助工人增加工资待遇，反对资本家剥削，帮助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取消高利贷和苛捐杂税，争取工农解放，国民党是地主豪绅资本官僚的集团，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来压迫剥削工农贫民的。

(二)宣传策略的灵活性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在宣传策略上具有灵活性。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群众集会等都是红军在革命实践中开展宣传的主要策略，红军灵活运用这些宣传策略取得了良好宣传效果。

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发布的《宣传工作须知》就明确规定了开展宣传的一些策略：“1.标语；2.传单宣传大纲；3.口头宣传；4.壁板、日报；5.画报；6.群众大会；7.演新剧；8.刊物；9.化装宣传；10.写木板丢在河内流到远处去；11.写信笺宣传品到各处去。”[8]128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宣传策略，红军对此列出了一些注意事项：文字宣传包括发传单、出壁报和日报、贴标语，文字不宜太多，要浅显易懂，写墙标语要选择位置，要写得高， 写时不要有错误，如草写、省笔字、掉了字，贴标语要根据宣传对象和地点来贴；口头宣传要根据对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用当地土话和群众谈家常事务、革命问题，态度要和气，待人礼貌，语言要通俗，尽可能采用问答式；开群众大会要事先选择地点，准备各种设备，事先贴布告告诉群众开会时间地点，确定演讲人和演讲题目，散会以后要找个别群众谈话，征求群众意见。

1929年1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指出了开展宣传工作的策略。比如：组织宣传队，发放传单、布告、宣言，办壁报，传唱革命歌谣，出版画报，进行化装宣传，优待敌方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而且红军也对这些宣传策略有细致说明：宣传队要经常制定宣传训练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训练人等；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要认真审查，新的要迅速起草；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这些宣传策略具有灵活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宣传对象的广泛性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在宣传对象上具有广泛性。红军的宣传对象包括城市贫民、妇女、青年、游民、白军士兵、工人、农民、商人等，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

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要重视对城市贫民、妇女、青年的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城市贫民是革命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忽视这个力量就等于将它送给了地主、资产阶级；妇女占了人口半数，妇女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但也受到严重的男权压迫，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是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力量；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对他们进行宣传，是整个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广大的游民具有两面性，如果为革命阶级所影响，就是革命的工具，如果为反动阶级所控制，就成了反革命的打手，因此从反动阶级手下争取游民，就成了红军的宣传任务之一；对白军士兵及敌军俘虏进行宣传非常重要，“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8]179对俘虏特别优待，不搜刮、不打骂，积极医治敌方伤兵。

1932年8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白区宣传工作须知》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工人、农民、商人、红军战士的宣传，认为工人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国民党的工厂法保护的是厂主资本家的利益，压迫工人，只有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组建苏维埃政府才是工人实现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农民承受地主、军阀、靖卫团的苛捐杂税、高利贷剥削，农民生活痛苦不堪，只有参加暴动推翻地主豪绅国民党的统治，获得土地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才能解除痛苦；要向商人宣传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让他们安心本分经营，如果参加反革命活动或者违反法律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并告知他们苏区已经取消了苛捐杂税，营业不会受影响。

(四)宣传风格的战斗性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在宣传风格上具有战斗性。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核心内容，以服务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革命斗争为中心任务，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切实维护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红军发布的一些命令、通知、标语和口号多使用祈使句和感叹句，在宣传风格上爱憎分明，旗帜鲜明，气势磅礴，充满了阶级性和战斗性，非常鼓动人心。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混战!”“拥护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血战到底!”“消灭个别叛变投敌现象!”等。红军也大量使用诸如“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境内施行血腥的大屠杀!”“华北及全中国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勇善战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反帝抗日的主力!”“苏区的工农群众们!我们要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宣言!”等语句，以强烈的情绪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慨。

红军还发布了许多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罪状的标语和口号，如：“白军士兵不打苏区群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打倒法西斯的组织者国民党蒋介石!”“暴动起来杀尽贪官污吏！”等。这些标语和口号极具战斗性和煽动性，充满着革命的硝烟味，让贫苦的劳动人民和红军战士精神为之一振，鼓舞人心，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挫其气势，既是革命动员的嘹亮号角，又是打击敌人的坚实武器。

三、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宣传工作制度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充分体现着党的意志和主张，执行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这一制度在建立和贯彻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毛泽东强调无论何时宣传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领导，宣传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红军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等其他军队之处在于，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绝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它是执行党的政治主张的武装集团，除了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对群众进行宣传、组织、武装，肩负着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等重要任务。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8]174党对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内容、形式、执行主体等方面都有细致且明确的规定，红军宣传队和政治部都是在党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党不仅仅要求红军官兵要从思想上重视宣传工作，而且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受支队政委领导的宣传队，宣传队接受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政治部则是对红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关，负责起草和发布一系列宣传布告、决议、通知、指示、标语、口号，宣传队和政治部都是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革命影响力、号召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体现着党性原则。

(二)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原则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牢牢坚持马列主义指导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举马列主义的思想旗帜，红军作为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必然也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

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都十分重视对普通战士、群众进行马列主义的灌输教育，结合革命的实际对他们宣讲马列主义的朴素真理，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1934年7月，红军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布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和工作大纲。毛泽东、张闻天等红军领导人也经常向研究会的会员、红军大学的学员做演讲报告，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红军充分利用标语、口号、演讲、戏剧、群众大会等多种手段积极向广大战士和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宗旨、红色政权的性质，控诉土豪劣绅对农民的阶级剥削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唤起千千万万普通大众的阶级觉悟。

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领袖诞辰的纪念日到来之际，红军通常会进行周密部署，开展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使每个群众都深刻认识到马列主义是工农劳苦群众实现自身彻底解放的唯一武器，这已然成为一种宣传工作制度。正是因为红军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宣传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深入人心。

(三)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密切联系革命具体实际，围绕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宣传工作，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屡屡受到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军事“围剿”，经常处于困难的境地。“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当时流行的宣传口号，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苏区的安宁，就没有红军的立足之地。因此，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就是带领苏区人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围剿”战争，捍卫苏维埃政权。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也直接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红军在反“围剿”战争来临之时，善于利用报刊、戏剧、标语、口号、漫画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及时发布各种宣传大纲、通知，以宣传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应该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瓦解白军的种种有效办法，争取国民党士兵倒戈起义，加入红军。

红军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报刊、标语、通知、决议积极发动广大苏区百姓开展广泛的募捐运动，号召广大苏区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发起3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扩红运动，鼓励青壮年踊跃加入红军，为红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红军瓦解敌军、动员群众募捐、开展扩红运动，种种宣传举措，归根结底都是为革命战争服务，捍卫红色政权，保卫中央苏区。

(四)坚持群众路线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原则。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红军制定、执行宣传工作制度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红军开展宣传工作，总是从群众的经济状况、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实际情况出发，拟定宣传决议、通知、标语、口号，特别照顾普通民众的感受、情绪和态度。

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发布的《宣传须知》就体现了群众路线原则，这个通知详细介绍了红军开展宣传工作的意义、方式、材料、技术等。开展宣传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群众了解自身的痛苦以及痛苦的来源，从而认识到自身遭受的沉重经济剥削，必须起来参加革命暴动；开展宣传工作的方式，可以通过写标语、发传单、演戏剧、画壁报、口头宣传、办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开展宣传工作的材料，可以是当地群众的社会生活调查报告，也可以是告工人、农民、士兵、商人、知识分子等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的宣言书，还可以是党的土地政策、革命目标、政治纲领；开展宣传工作的技术，主要在于语言文字不宜过多，要通俗易懂，标语不要写草字，不要漏字和省字，跟群众交谈要分清对象，学说当地方言，态度和颜悦色，和群众从家常事谈起。

由此可见，红军的宣传工作制度，生动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则。正是因为红军始终心里装着群众，群众才把红军当亲人，无条件地支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