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涵，覃小林,†，唐雨璟，唐志君

(1.中南民族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2.南华大学 松霖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黄麻起义(1)“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湖北省黄安(新中国成立后改称“红安”)和麻城(现为麻城市)地区举行的起义。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起义前，董必武在毛泽东、邓演达的支持下，预先成立了约200余人的“农民敢死队”，为武装反抗积蓄力量。黄麻地区党组织在此基础上依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积极筹建农民自卫军，秘密准备武装起义。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正式开始，14日凌晨攻下县城，18日成立了县农民政府，随即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并于1929年5月，建立以柴山保为中心，纵横50余公里的鄂豫边苏区。在黄、麻、光三县之间东西二百里的山区,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拱卫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防线。是中国共产党早年领导的长江以北地区首次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是秋收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总的斗争任务是：“展开土地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等[1]622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保持党的性质，夺取斗争胜利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回顾总结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增强“四个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局势

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黄麻地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思想成分极其复杂，社会矛盾一触即发。1927年8月29日中央常委通过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1]363当时全国党组织根据形势变化和面临的使命，对社会和党内状况作了充分的预判，为把握新的斗争方向、制定斗争策略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当时，黄麻地区社会矛盾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5月9日)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1]60起义前，黄麻地区民众饱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反抗意识异常强烈，社会蕴藏着深重危机。据调查，那时黄麻地区70%～80%的土地为少数人占有，在方家细洼村，15%的人占有66%以上的土地，地租一般占全部收获物的30%以上，有的高达70%～80%。农民经常是“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2]这种情况当时极为普遍。除此之外，黄麻地区苛捐杂税繁多，民众平时除了要“做白工”和“送节礼”外，还要缴纳鸡、鸭、鱼、肉、柴、油等“小课”。当时黄麻地区“正捐”“正税”达30余种，“人头税”“牛头税”“榨油税”“清乡税”等杂税常设常征，加上连年兵燹匪乱，社会千疮百孔，民众四处逃亡，流离失所，民怨沸腾。列宁曾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是不会按照定单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他们才会起来革命。”[3]黄麻起义前后，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二)险恶的斗争环境

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在十分恶劣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黄麻地处鄂豫皖边区，大别山层峦叠嶂，交通闭塞，进出困难，通讯联络极为不畅。北伐战争时期，这里曾掀起农民运动高潮，民众拥护北伐，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遭遇破坏，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惨遭杀害，黄麻地区成为反共清剿的重灾区。黄麻地区处于“茅草也要过火，石头也要过刀”的白色恐怖中。《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1927年6月13日)记载了以下史实：湖北各县土豪劣绅“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1]618当地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与上级失去联系，很多重要信息隔很久才能知晓。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直到当年8月中旬才传达到位，险恶的环境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

(三)错综复杂的思想状况

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在错综复杂的思想状况中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使一些人看不到前途和光明。“中共党组织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极少数动摇投机分子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到亲戚家里躲藏起来，也有的成了叛徒。”[4]41在武装起义的发动时期，一些人胆怯害怕，躲避退让。起义军占领县城以后，城市中心论仍占上风。在转战木兰山，创建柴山堡根据地过程中，流寇观念、散伙意识时常出现。起义军里小农意识浓厚，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大量存在。讲关系、拉山头、搞派性不乏其人。悲观情绪、逃跑现象和背叛革命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5]74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四)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深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黄麻地区共产党人带领群众不畏强敌，坚持斗争，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性仍在日益增长。”“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1]60当时，在党的感召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黄麻起义后，县委书记蔡济璜被捕入狱，坚贞不屈，与刘文蔚、邓天文烈士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英勇就义。他留下了宁死不屈的豪迈诗句：“明月照秋霜，今朝返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4]54正是这些共产党人用生命诠释了不畏强敌，紧跟党走，拼死搏斗，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黄麻地区群众誓死推翻旧世界的斗志，也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做了准备。

二、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鲜明导向

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列宁所言：“‘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6]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紧扣中心，正确导向，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坚持铸牢理想信念

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斗争形势，注重铸牢干部群众的理想信念，在这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起义前期，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陈潭秋等创办进步杂志和组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宣传党的主张，昭示共产党人土地革命的近期目标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播下了红色火种，为黄麻起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提出：“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7]黄麻起义前后，党组织正是按照这一基本思路积极筹划和推进，利用多种方式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方针，向贫苦农民讲解世界发展趋势，使党的主张深入人心。党组织还创办农协、妇女会、少先队和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带领民众自觉为起义部队缝制赤化带和绣有五星、镰刀、锤子的红旗，还编写传唱暴动歌，唤起民众觉悟，党的理想信念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攻占黄麻县城后，党组织迅即颁布《告黄安民众书》，及时向民众发出土地革命的号召，党的主张深受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奋斗目标源源不断地变成军心和民心，无数群众怀揣着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拼死同反动势力搏斗，党的主张成为黄麻起义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诉求。

(二)注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9日—10日〉)，附件为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29日)，其中谈到了宣传周的具体安排，表明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特别具体。“开始兵士中的宣传，其方法为个人谈话，……发通俗的小传单，联络伤兵并开始注意敌人军队中重要部分(如手枪队炸弹队机关枪队)的破坏。”[8]663由此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成为武装斗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黄麻起义军主要由脱产和不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构成，党内尚存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加之军队条件极其艰苦。这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以提升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为重点，并作了具体指示：“在暴动之前，要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调动广大的工农穷苦民众，就是说要使你[他]们在暴动时知道为什么要暴动而来积极奋斗，这一点非常重要。”[1]351党组织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着力解决土地、政权和民生问题，增强民众斗争的自觉性。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讲究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入脑入心。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吴焕先为了唤起民众觉悟，宣示革命的彻底性，主动烧毁自家地契、田契、债据、借据，将田地无偿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深得民众信赖和爱戴。共产党人以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卓越品质唤起了民众向旧世界宣战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感召下，千百万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黄麻起义，逐渐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

(三)力求丰富多彩，雅俗共赏

当时党员和积极分子文化程度不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注意就地取材，采用歌谣、标语、演讲和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在黄麻苏区至今仍然能依稀看到一些当年留下的红色标语，如“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给农民！”“耕者有其田！”“武装夺取政权！”“烧毁一切压迫剥削工农的契约！”等。那时黄麻地区还流传《诉苦歌》《发动歌》《暴动歌》等歌谣，比如，“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歌谣易学易唱，有很多传唱至今。毛泽东对这些意识形态工作方式评价很高，他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35当时党员、积极分子多来自农民。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实效。起义时期党组织反复向党员、积极分子和穷苦民众宣传解释土地革命的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建立民主政权，人们切身感受到党的主张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使得党的政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并逐渐凝聚成改造旧世界的磅礴力量。

(四)注意与其他工作形成合力

黄麻起义时期，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紧密结合。为了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注意精心挑选共产党员担任军队重要职务，严格党员发展标准，兴办读书会和夜校,组织战士学习文化。正是这种思想工作与其他工作的紧密结合，黄麻起义部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成长壮大，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劲旅。正如毛泽东所言：“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5]77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特别要求在农运工作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1]615中央通告第二十号要求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党的组织工作之中：“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1]558坚持在各种工作中关注和引导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是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9-10黄麻起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正是这一真理的生动写照,至今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坚定自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禀赋

黄麻起义时期，我党尚处于幼年，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有声有色，成效卓著，根源于党的先进性和正义性及其坚定自信。八七会议，党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更加奋不顾身地为之奋斗。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重新集结力量，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依靠并发动群众，开创新局面。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审时度势的智慧，是很难做到的。从当时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1927年8月21日)鲜明地体现了这样坚定的信心：“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1]333那时，尽管身处险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体现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信念。黄麻起义部队所到之处张贴布告，积极宣传党的政治纲领，提出“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的五抗口号，向群众宣传党和工农革命军是为穷人家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黄麻起义部队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正视问题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

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正视问题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当时农民运动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为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民运动“好得很”。黄麻起义时期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地)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8]651并且将唤醒民众革命斗争的觉悟作为检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求“发展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一直到夺取政权之清楚的认识。”[1]530此外，当时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十七号通告指出：“根据‘八七’以来斗争的教训，……党的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8]723黄麻起义时期，党面临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困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针对这些矛盾问题，注重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形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合力。为了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坚持正视矛盾，直面问题，求真务实，敢于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 遵循规律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不能光凭一时的热情，要取得实效，就需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首要的规律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时，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9日-10日)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正是意识形态工作这一规律的体现，它明确指出：“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士兵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士兵，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1]463-464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9]172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即财产关系。正是人们的这种社会关系成为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发展的基础，意识形态工作只有从这一实际出发才能取得实效。黄麻起义时期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黄麻起义时期的实践证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需要讲究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基在社会现实关系之中，党组织注意全面分析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斗争条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造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

(四)身体力行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正道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践行,是其先进性、纯洁性和斗争性的重要体现。革命者都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当时，中央关于乡村暴动的答复中说：“根据中央最近宣言的精神，……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求自己握得政权。这种宣传应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成为……宣传者。”[1]348-349黄麻起义时期共产党人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怀揣初心，不畏强敌，拼死抗争。正是无数共产党人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强敌弯腰，面对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身体力行，才使党的初心得以彰显，得以弘扬，得以实现。“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日)中规定：“各地负责同志参加中央党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各地地方党部对中央党权[报]定期通讯的责任。”[1]532此次会议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积极参加意识形态工作，以身示范，自觉遵守党的决议。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启示意义，那就是共产党员的身体力行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