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宝 璋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关于王献唐及其《国史金石志稿》[1]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丰富的当属李勇慧，其《王献唐研究》[2]《一代传人王献唐》[3]《王献唐著述考》[4]等专著，“达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高度，在该领域研究进程中有巨大的学术拓展，称得上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5]。其他，如陈其泰《王献唐学术成就的时代意义》[6]、石可《忆尊师王献唐》[7]、张莹《王献唐先生金石学研究的成就》[8]，李宝祥《“治事”与“治学”——王献唐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述略》[9]《20世纪30、40年代王献唐的史学生成论析》[10]、马振犊《王献唐编纂金石志报告》[11]等，对王献唐个人及其金石学方面的学术进行了研究，对《国史金石志稿》有所涉及，但研究较为零落和薄弱。

对于王献唐如何开始《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其原因、背景及时间，学术界此前虽有考证但均没有定论。本文依据《王献唐年谱长编》[12]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首次发现的第一手资料，还原了史实，并对其编纂起因和经过进行了考证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的背景与渊源

《国史金石志稿》是王献唐的代表作之一，作于1943—1945年，属《中华民国史》金石志部分，乃王献唐供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期间的学术研究任务。《国史金石志稿》原书在王献唐生前未付梓。稿本，二十卷十二册，现分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与王献唐先生后人处[13]。2004年5月青岛出版社整理排印本；2011年《山东文献集成》影印稿本，三册。

史学界关于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存有几点疑问，一是编纂的起因是什么、起于何时，二是该项编纂任务是筹委会的统一安排还是王献唐的个人行为，三是为什么王献唐移到会外进行编纂。

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李子坝成立。正值抗战，政府和社会对国史编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越发感觉历史记载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存灭，负责国史编纂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应运而生。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广延史学人才，颇有一番积极的景象。此时，王献唐护书南下，已在四川乐山，正有个人生计、书籍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等花费之忧。为补筹委会人才之需，并解王献唐个人花费之忧，经丁惟汾介绍，王献唐进入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工作，后来还兼代第一组主任并被聘为副总干事。其实王献唐并无意于筹委会的工作，是丁惟汾极力举荐，勉强加入的。1940年7月13日、1941年2月13日，他先后致王崇武函，提道：“兄本不欲就国史馆，丁先生责以大义，感以深情，不忍言辞，故到渝后即出席会议。其实兄治古史略有微长，近代史则门外汉。同时有种种原因，实觉丁先生所希望者不能达到，如虻负山，内省实疚，反将自己所努力者无形抛置，实不合宜，然又奈之何哉？”[12]804“兄在此处尚平善，溥老见兄能伏案，能不外出，增加任务，四辞而不得。人以为喜，我以为糟，又如之何哉！”[12]816可见，王献唐认为筹委会的工作与其学术旨趣不相吻合，自觉“治古史略有微长，近代史则门外汉”，感叹“将自己所努力者无形抛置”，对筹委会增加的工作又“四辞而不得”。故而，其在筹委会的归属感、成就感较差，不禁“人以为喜，我以为糟”。

(一)筹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

根据《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大纲》，规定“筹备会编纂事宜”四项：编纂史例、纠正清史稿纰缪、编纂月表年表、编纂季刊[14]162—163。 1941年2月10日，筹委会第八次会议，朱希祖报告以往经办事项，提出有“六最重要者”：规划史馆制度、草拟国史体例、采访史料、纂辑史料长编、纠正清史稿纰缪、编辑会刊[15]案卷号128。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41年4月至12月工作报告”“1941年度工作报告书”“1942年1月至5月工作报告”中，编纂方面有《国史长编(一、二、三、四编)》《民国大事年表》《民国史籍提要》《民国纪元前史料长编》《国史拟传》《褒扬勋贤事略》《东北革命见闻记》《东北五十年大事记》，签注《清史稿·地理志》等[15]案卷号128,129，以上，均未提及《国史金石志稿》。

(二)王献唐进入筹委会初期的主要工作

1940年3月18日，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拟聘任王献唐为顾问，同时被聘的还有汪东、金毓黻、张圣奘、谢汝霖[15]案卷号127。1940年5月2日，王献唐出席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务会议，议决“由其担任自民国成立起至十六年间止之年表，并帮同金顾问毓黻担任采访史料工作”[15]案卷号124。1940年10月14日，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推胡毅生、邓家彦、朱希祖、但焘、汪东、王献唐、张圣奘、分任清史稿签注工作”[15]案卷号128，王献唐与会。1941年2月10日，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聘任但焘为总干事、王献唐为副总干事[15]案卷号128；2月13日，王献唐兼代国史馆筹委会第一组主任，指导图书管理员编目方法[12]815。可知，此期间王献唐按照工作分配，主要是设计制度，编纂年表，编纂《国史史料图籍提要发凡起例》[12]816，采访史料，签注清史稿等。同时，循着个人的研究旨趣做了一些学问，也被筹委会纳入工作成果。比如续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16]，撰写《汉书食货志订议》[17]《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记》[18]《新出汉三老赵宽碑考释》[19]《甲饰》[20]《竹落》[21]《账簿与史》等。其中《汉书食货志订议》《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记》记录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15]案卷号129，后作为专著被筹委会机关刊物《史蠡》刊载。《账簿与史》收录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术会议报告录中[15]案卷号138。

(三)王献唐的学术背景、学术旨趣、治学方法

王献唐当时的身份是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图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是其学术立身之本，且有金石、文字之学的家学渊源。他既继承了中国古代金石学的成就，又吸收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视野外的实地勘察和科学的考古发掘。他从“小学”通了“金石学”，用“金石学”通了“考古学”，研究了“中国的古史”，解决了中国古史的许多问题，对封泥的断代问题、古印的断代与考释、山东古国研究、炎黄二族之分野等中华文化原始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940年12月29日，他为屈万里《先秦汉魏易例述评》题词，谈道：“翼鹏研《易》，垂三十年，其治本经，先以音韵训诂释字义，继以群经、甲骨、金文参释文旨，两者既明，再据经文为史料，作各项研究。言必求征，义必求当，用力最笃，而方法最密。”可见其治学方法[12]810。

既然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起初并未涉及《国史金石志稿》，王献唐在会中初期的工作也与此无关，其学术志向也不在筹委会，那么《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由来就成了历史之谜。

二、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的起因与经过

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42年5月16日至1943年9月30日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国史金石志稿》。提及王献唐提出“拟就民国以来出土金石择要著录”“移南溪利用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所藏办理”等[15]案卷号129。

“工作报告”，顾名思义是报告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工作。从这份报告可得到以下信息，一是王献唐开始编纂《国史金石志稿》的时间应不早于1942年5月，且肯定不晚于1943年9月；二是“拟就……”，说明计划进行、正在进行；三是“移南溪”，即移往会外，移往会外的理由是“利用所藏”，即利用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的学术资料。至此，说明王献唐已成功将个人学术旨趣与筹委会工作进行了有效结合，已得到筹委会批准，且被允准移往会外编纂。

笔者多次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不断爬梳剔抉，终于在纷繁复杂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封信札，寻到了线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43年1月14日，王献唐致张荩臣函[15]案卷号185：

荩臣先生史席：日前所谈之忠烈传事，俟史料收得之后，请酌量分配若干篇与弟，当随时撰上。惟全书数量无几，不至多耗时间。除此之外，故曾与先生言及，欲撰修《国史金石志稿》，其理由有四：

一、历来正史无金石志，郑氏《通志》，独出《金石略》，最为卓识。自此而后，近代省志府志县志，类有金石一门。以系统言之，省县志应与国史配合，似不应国史独阙。

二、吾国之历史，从前类于书本上求之，近代乃兼及于各方面，金石其一也。自宋以来，此学逐渐昌明。近年研究方法日密，出土金石日多，在吾国史地学界中，蔚为大国。以学术言之，修史者似不能阙而不录。

三、从来之正史，类偏重于政治方面。政治只为史之一部分，凡吾民族活动之迹象，一切皆为史，且皆息息相通。故政治史可修，其他之史，亦皆可修。国史者，包括一切史者也。现代已时移势易，修史者，似应打破从前之偏狭政治观念，而兼及史之全体。金石即其一体，以史法言之，亦不能阙而不录。

四、国史金石志，如限于民国以来所刊铸之金石，则寥寥不足成志。拟就民元后出土古代金石，择其重要者著录之，当有一二万件，可成巨编。以断代之史，兼及前代文献者，《汉书艺文志》即如此，《隋书经籍志》、焦氏《国史经籍志》等，亦皆如此。兹名《国史金石志稿》，即袭焦氏成规。此一二万件之重要金石，向来无裒成书者，国内学术界，渴望已久。金石既为吾国史迹之一，以职责言之，修史者似应及时编录，以饷国人。

基于以上数点，《国史金石志》，既有纂修必要，而本会又一时不能开馆，在可能范围内，如国史之纪、传、志、表等等，能修者，不妨修之，备将来史馆取资。但于进行之前，当先计及本会所贮之史料，是否足用。以志言之，即感不足。即求于此间各大学各图书馆，亦感不足。因此弟乃有移地而修金石志之拟议。

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收金石资料为国内各文化机关第一。抗战以后，已全部移往宜宾附近之李庄，其内容约分数部门：

一、著录金石之书籍及各种志报。

二、未著录之各种金石拓本及照片。

三、流入外国之金石，外人著录书籍。

四、各种金石实物。

以上资料不特本会未备，即遍求于后方各省，亦难完备。今皆聚于一处，若弟能往该处，住一时期，利用其材料，编纂金石志，则最经济而适宜之工作也。事实上，尚有必需借助于该院之处：

一、外国文著录金石之书籍，有英法德俄诸国文字，弟不能全通，须求助于该院友人。

二、金石学中，门类纷繁，弟所研究者，仅有三数部门，其余亦须求助于该院友人。

本会现在，既限于人力物力，不能广征史料。史料不备，即难完成著述。延聘顾问多人，使之无所事事，似亦不甚相宜。弟既领受会中办公费，不欲蹈素餐之讥。欲有撰述，苦乏资料，故欲往李庄之中央研究院，为会中工作，于公于私，皆有裨益。若忠烈传稿等等，随时以资料寄往，即可附带为之，两无妨也。

综上所述，皆弟个人之拟议，请先生与主任委员商之。如认为金石志此时不必纂修，或移地撰述之事，与会中不甚相宜，即作为罢论，弟无成见也。此请

著安。弟王献唐顿首。一月十四日。

按：此信原件末有张继批示：“可照王献唐顾问之意，准其前往。张继，卅二、一、廿一。”针对王献唐的请求和提议，张荩臣于1月27日复函[15]案卷号185：

献唐先生有道：函示撰修国史金石志之必要及拟移地取材之意见，嘱向主任委员请示，经陈奉批：“可照王献唐顾问之意，准其前往”等语，特此函达。顺颂撰祺。

弟张○○敬复。

至此，疑问初解。是王献唐自己提出撰修《国史金石志稿》的必要性及意义，并请求移往会外，前往李庄之中央研究院进行编纂，承诺一并完成筹委会交付的忠烈传稿等任务，得到了主任委员张继、副总干事张荩臣的认可和批准。

在信函中，王献唐提出：一、国史编纂的内容问题。方志为国史的重要内容，地方志类有“金石门”，国史应当包含金石志，方为系统完整。二、国史编纂的史料范围问题。认为金石是国史编纂的重要史料，提出历史研究“从前类于书本上求之，近代乃兼及于各方面，金石其一也”，与王国维所言“二重证据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言：“国史不生于国史馆，国史馆则待有既成之国史原材而后下笔。”[22]近代以来，金石学已成为连接传统小学、近代考古学的重要学科，成为研究中国古史问题的重要门径。出土器物及其研究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当然成为国史编纂的重要史料。三、国史编纂的史法、史例问题。认为国史体例应增加“金石志”，提出“打破从前之偏狭政治观念，而兼及史之全体。金石即其一体”。涉及了修史理念，即为谁修史，“指归既定，方可定体例”，提出为民族修史，为国民修史。这个观念与20世纪以来新史学思想一脉相承。四、国史金石志的断限问题。提出“以断代之史，兼及前代文献，拟就民元后出土古代金石，择其重要者著录之”。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国史金石志》的内容，也更符合“通史”思想。五、移往会外编纂的理由。即为取材方便和获得帮助，并许诺随时将撰稿报告筹委会。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王献唐以金石学证经补史的学术使命意识和广集材料、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也体现了王献唐打通文史而追求通解、通识的特点[2]580。

早在1917年6月—1919年8月，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时，提出让纂辑人员“各就性之所近，分别担任”[23]。张继能赞同王献唐修《国史金石志稿》的提议也是慧眼，为我国金石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44年4月17日，王献唐致张继函，提出因情形特殊，对《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审办事细则》[15]案卷号109势难照行，请张继通融办理，函中语气颇有锋芒、间带滑稽，并提出否则即辞职[12]872。事后，王献唐仍向国史馆报告《志稿》编纂工作，国史馆仍定期向其汇补助金等。可见，张继一如既往成全了王献唐集中精力在李庄作研究。

1943年2月，王献唐到四川南溪李庄，寓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1940年底，史语所整体搬迁到李庄的板栗坳，包括了13万册中文书、1万多西文书和2万册中外杂志一同搬来，由此这里成为战时中国资料最完备的文史图书馆[2]88，有当时中国最全面最前沿的史料。王献唐到李庄，主要是学术使命使然，是为了学术研究查阅资料之便，也是他向当时的中国学术重镇主动靠拢的意愿。1943年2月28日，董作宾函王育伊，告知王献唐查阅图书享受所中同人待遇。函云：“兹有国史馆顾问王献唐先生在本所参考图书从事著作，已商得傅所长同意，照同人阅读优待，即请查照。此致王育伊先生。董作宾，卅二、二、廿八。”[12]837

王献唐在李庄期间生活艰苦，遭受了爱子早逝、家族死散流亡之痛，但其学术研究却达到了高峰。他完成了中英庚款专案《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馆专案《国史金石志稿》的编撰,撰成《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以及《诂雅堂主治学记》《释关》(《延居汉简中之钱与泉》)《释丑上》《周康季鼒铭读记》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与史语所和傅斯年所提供的便利和给予的照顾是分不开的[2]89。

自1943年2月至1945年11月，王献唐在日记和工作报告中，多次记载《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经过。

综上，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的由来和经过，包括其移往会外编纂的理由，是时代学术发展、家学渊源传承、个人学术志向等综合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实，王献唐独辟蹊径编纂《国史金石志稿》，尚有一心理因素和客观原因不得不注意。

这就要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环境、氛围说起。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秉持着文化抗战、修史救亡的理念，一时急就，颇为乐观。后因时局艰难，形势残酷，不能“急切观成”，工作重心转为史料之编辑与采访。同时，会内学术生态和工作氛围也出现了裂隙。时任总干事朱希祖因人事安排、薪酬多寡等与主任委员张继、副总干事但焘出现不谐，1940年12月18日，其在致罗香林信中慨然言道：“国史馆事大失所望，造成一支干薪送人情营私利之局面，故急拟辞去要职。”[24]240因此，朱希祖数辞其职，职务数变。朱希祖病逝后，王献唐感慨道：“此老史学功力甚深，近年郁郁不得意，病亦随之，史学界之损失也。”[12]878无独有偶，王献唐也是“四辞而不得”，也谈及“延聘顾问多人，使之无所事事，似亦不甚相宜”，同感尸位素餐、领干薪之局面。王献唐后来也与升任总干事的但焘发生了冲突，1942年10月25日，两人争论，几至挥拳[25]1321。1944年4月17日，王献唐在日记中仍称呼但焘为“宵小之徒”，可见其反感[12]872。王献唐亦感觉学术志向不得伸展，故而积极谋求学术进路。因此，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术生态不良、工作氛围不谐是促使王献唐移往会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朱希祖还是王献唐，他们与但焘的冲突、对筹委会的不满，表面上是人事冲突，实质上是新旧、中西史学冲突，政治与学术博弈，不同学术思想激荡分歧，在当时国史编纂中的一个缩影和体现。只有透视到这一层，才能深刻理解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是时代和个人学术使命使然。王献唐具有深厚的古史研究功底，特别是金石学研究得天独厚，又具有新史学理念，提倡“为民修史”，治学方法深得傅斯年所谓“史料学”之味，极力扩充研究史料，特别重视“言必有征”，具有通史思想，对于国史编纂的体例、范围、断限均有独到的见解。对比而言，但焘的史学思想及修史理念更偏重于对传统的继承，还是属于“旧史学”的代表，且他历任政职，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为官修史”的思想，不免政治对学术的干预。

三、王献唐编纂《国史金石志稿》的成果与影响

1945年8月5日，王献唐致张荩臣函，并附《国史金石志稿编纂概略》《金石志稿金文部门编讫总报告》等[15]案卷号197。

《概略》云：“《金石志稿》拟分四大类：为金，为石，为骨玉，为木陶。各类再分细目。其第三类以甲骨为主，玉器副之。第四类收汉晋木简及齐鲁陕洛陶文。此二类原不在金石之列，但不能不录。截至现在，尚无一合宜之总称为学术界公认，故仍旧名曰‘金石’。现在从事第一类之编纂，每类各为小叙。四类之上，再冠以总叙，亦《班书·艺文志》例也。……本书金石二类，凡清人已著录者皆不入，以民国出土及民元以后著录者为限。……材料共分三类：为书籍图录，为搨本照片，为实物。”

《总报告》云：“《金石志稿》，为《中华民国史》一部门，故其取材，以民国出土金石及清人或以前各家未节录者为限。……此书本为初稿，且系长编，器凡商周彝器，见于节录者，无论巨细，先行悉数收入；斟酌去取，再俟异日。……古印、古镜、古币出土最多，在金石学中，各为专门，因每单独成谱，不与彝器同录。……本书所收各器，原定以商周为主，秦汉次之，魏晋又次之，宋齐之下，非极重要者不录，不可胜录故也。”

1945年11月15日，张继批复：《金文》已编毕，请续编《石文》。继，卅四、十一、十五[15]案卷号109。

由于健康和时间等原因，《国史金石志稿》原本拟定金、石、骨玉、木陶四类，仅完成“金文部”，原计划各类加以小序，再冠以总叙，也没有实现。王献唐只完成金文部分，除了健康和时间的因素，或许也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从李庄史语所返回重庆无法再利用史语所资料，面临“无书可参”之境，而其治学又极为重视“言必有征”，加之时局播迁，已无力完成。1941年9月，在往李庄之前，他在《汉画石刻忆录》后记中曾言：“逖先(朱希祖字)先生属编汉画石目，箧中无书可参，勉就记忆所及，草录为此。”[12]825他在客居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期间，在未有任何羁绊之时之地，达到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高峰，完成了《国史金石志稿·金文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等著作[12]799。

《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对历史编纂学、国史编纂、金石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影响。《国史金石志稿》反映出近代学术风气、学术观念的变化，是新史学理念、通史思想在历史编纂中的体现，扩充了历史编纂的史料和方法，创新了历史编纂体例，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发展。王献唐的修史思想与清末以来章太炎的“通史意识”、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王献唐请修《国史金石志稿》使得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国史编纂工作为之一新。筹委会最初预拟定国史体例、建章立制以致开馆，遇时局动荡、经费短缺、史料散佚，故转以收集、保存、整理史料为主，进而拟撰国史。纵观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虽取得了民国年间历次国史馆组建最瞩目之成绩，但主要是史料的收集、辑录，国史体例的拟定，人物传记，清史稿的刊正等，真正撰著成型的系统的史书著作并不多见，《国史金石志稿》即是其代表，国史增加金石志为筹委会国史编纂贡献良多、增色不少。

因《国史金石志稿》出版时间比成书时间晚半个多世纪，书中的许多观点在该书未出版前已被后继之人证明。另外，因王献唐撰写此稿时在重庆与南溪李庄，致使抗战时期敌占区新出版的金石学著作未能及时得以参考，抗战时期新的考古发现亦未能载入。但此书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王献唐研究专家李勇慧认为，《国史金石志稿》反映民元以来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绩，在中国金石学、考古学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堪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齐名的三个高峰之一[4]97—99。

一是收录的器物宏富，几乎包罗万象，为一般著录类书籍所罕见。二是跨越时限长，所录器物的时代，从商直至魏晋南北朝，也是同类著作所难以做到的。三是史料丰富，考证严密。王献唐几乎遍览20世纪上半叶所有的金石著录，书中所录铭文涉及20世纪上半叶主要金石类著作共73种；对近人已有考释，或持善而从，或随时改定；未考释者，则自为释文。四是在编纂体例上，王献唐提出关于中国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应该将中国有文字的古代器物，如金、石、骨玉、陶木等全部纳入《国史金石志稿》编写范围，鉴于至今“尚无一合宜之总称为学术界公认”之现状，不得已沿用“金石”旧名。

《国史金石志稿》充分体现了王献唐的学术功底及卓越见识，可谓“全、新、精”。所谓“全”，器凡商周彝器，见于节录者，无论巨细，先行悉数收入，斟酌去取，再俟异日；材料包括书籍图录、搨本照片、实物等。所谓“新”，取材以民国出土金石及清人或以前各家未节录者为限。所谓“精”，对近人已有考释，或持善而从，或随时改定；未考释者，则自为释文；间有可疑，未敢决定者，暂仍入录，记“疑”字于上，俟第二次复核。王献唐治学不泥古，蒋逸雪在《炎黄氏族文化考·序》[26]中记录，董作宾曾问王献唐，“甲文所述礼制，与今史籍所载常不相应，乞先生教之”，王献唐说，“古史缅邈，中经篡改。发明制作者众矣，而多归美于轩辕；兴耕植者众矣，周以后多称后稷。盖弃为周之始祖，黄帝与周同为姬姓也。甲文中所述礼制与后史有出入，君何疑焉”，董作宾肃然起敬，谓“闻所未闻，茅塞顿开”[12]827。后来他提出“商朝时青铜器不用作生产工具，即使青铜工具用于生产，也不能因此而改变社会制度”，“奴隶不是商朝青铜器的创造者，只能说作‘被压迫剥削的人’，或‘被统治的人’”，也是这种治学精神的体现。王献唐治学能够“小中见大”“平中见奇”，以古文字中常见之火烛，撰成《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约五万余字，试图“以火烛证说古文字”，进而“探究中华先民之文化及中华民族之起源”[4]96—97。以生活中常见之账簿，写成《账簿与史》，通过梳理账簿的历史形态，提出“账簿形式之改进与书册相表里”，可发现“史籍与账簿的密切关系”，可以考证和补证其他史实，还指出由账簿的发展，可发现先民的奋斗精神和创造才智。王献唐的很多学术研究历久弥新，至今仍很有启发意义。其《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记》，以新出土汉魏石经残片所残存六百五十四字考证残石文字与《春秋》三传文字不同之处，再加按语，考证不同文字之古音音读与古文写法[4]193。至今，随着“阜阳汉简《诗经》”“安大简《诗经》”“海昏侯《诗经》”的出土和发现，学者仍孜孜不倦于《诗经》文献的考证与认识，仍承继和刷新着“熹平石经”残石的考证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