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莉巍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大学英语”作为高校公共必修课程之一，具有“覆盖全、规模大、责任重”的特点[1]，加之课程本身具有以目的语国家语言和文化学习为基本任务之一的性质，使“大学英语”课程具有“得天独厚的思政育人基因，有着‘润物细无声’开展思政育人的先天优势”[2]。尽管课程思政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术语，但对于英语课程的教学本质而言，通过课程对学习者进行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隐性授课目的由来已久。课程思政概念一经提出，广大英语教师和研究者围绕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仔细研读相关文章会发现，文章质量良莠不齐，部分文章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深度不足、具体举措缺失、重复研究过多等问题。因此，文章采用近年来较具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引文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将该领域内的研究呈现出来，并针对研究现状提出展望，以期为后续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文章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按主题“课程思政”和“大学英语”为联合检索词进行不限年度的搜索，共搜索到426 条结果，经筛选，有效文献为414 篇，其中有效核心文献42 篇，年度分布从2014 年至2021 年。文章对全部的414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关键词、发表年份、年度刊发数量及变化趋势等因素分析和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提出未来可供进一步细化研究的方向与展望。

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的发展趋势分析

对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依据不同年度的发文量，可以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大致分为4 个阶段。（1）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至2012 年，为萌芽期；（2）2012 年至2018 年，为储备期；（3）2018 年至2020 年，为蓬勃期；（4）2020 年至今，为内涵式发展期。通过上述4 个阶段，可以窥见“大学英语”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质性转变与成熟过程。

1.萌芽期。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整个社会出现“英语热”的现象，尽管课程思政的概念还未问世，但高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本质一直贯穿“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之中。英语教师更加重视英语课程对学习者跨文化知识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关注“大学英语”对学生的教化作用。但当时英语教学，尤其是英语专业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加强调对“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该时期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语言理论探索、听说读写译等相关技能的提升与语言实践的应用等方面。通过英语课程实现育人功效的研究与初衷停留在了解目的语国家文化、努力减少因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各种沟通障碍的层面，相关研究的重点围绕语言功能与社会文化的沟通与输入展开。这些研究都为后续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应用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内容储备与方法探索。由此可见，尽管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向，但“大学英语”教学始终秉承着传道授业的育人本质，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探索课程对学生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2.储备期。2012 年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明确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践行“文化包容”“民心相通”“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都需要用语言来保驾护航，“语言通”是实现“民心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多年来，我国“输入式、桥梁式”的文化交流模式亟需扩容与改变，新时代给所有人，尤其是英语从业者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继续恪守沿袭多年的文化输入与沟通职责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成了新时代英语人最为核心的任务之一。2014 年，课程思政理念的正式提出，为英语学科进一步服务国家战略指明了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此阶段直接以“大学英语”“立德树人”“一带一路”和“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文章发表量并不大。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为主题的研究文章首次刊发是在2014 年，年度内也只有1 篇，整个储备期该领域内只刊发了9 篇文章，且都刊载在非核心期刊上。尽管文章的刊发量有限，但是此阶段“大学英语”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注重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置、路径的探索方面更多地关注时代背景与国家政策；有意识地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国家整体的语言规划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在教学实践中更多地注重意识形态的引领，注重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储备期发文量有限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广大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家政策驱动及多语种的需求导向下，正在展开积极的探索，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国家政策及战略需求，但未能迅速地跳出固有的研究视角，创新性不足。当然，这也与“大学英语”的课程特点有关，文科研究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实践、升华、验证，再积累、实践与升华的循环渐进式过程。加之“大学英语”教学规模大的特点，其教学和研究的反应速度自然需要一定的周期做出调整，其中涉及国家政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创新应用，做到思政元素融入英语教学实践、“润物细无声”地与思政课同向同行，需要思政元素的积累、配套教材的完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评价的修订，以及学生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协同运作，才能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落到实处。此外，全国“大学英语”授课教师人数众多，刊发文章的需求量也很大，而我国能刊发相关文章的学术期刊数量有限，尤其是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数量和版面则更加有限。因此，储备期阶段与“课程思政”或“一带一路”相关的文章既可能因文章排版周期而影响在普通期刊上的刊发时间，又可能因与崭新术语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有限而无法展开创新或深入的研究而无缘核心期刊。

3.蓬勃期。2018 年至2020 年，“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相关研究的发文量以“井喷”式的速度增长，3 年间共发文322 篇。该阶段的蓬勃发展一方面说明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服务国家战略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该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发表了一系列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若干意见和相应的指导纲要，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全国各省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上述政策的引领下有的放矢地开展以“课程思政”为主题的科研项目申报、教学活动展示和教学比赛等活动。《中国外语》和《外语电化教学》两个外语界权威的期刊也分别设立专刊，针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讨论。此外，不同学科中的思政元素如食物之盐，素材本身也丰富和完善了现有课程，所以和其他科研活动相比，课程思政和每位教师的日常教学更息息相关，在现有政策的引领下结合教学实践和积累的经验，就可以形成较为个性化的观点或构想，并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教学实践中实施并进行相应的改善。尤其是以语言教学为基础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涉及大量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处于中外文化“接触区”的最前沿。得天独厚的课程特点，国家政策的指引和支持，“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时代“大学英语”授课教师群体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新焦点。

4.内涵式发展期。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而言，2020 年意义非凡，年度内发文量达到244 篇之多，并首次在核心期刊上刊载领域内文章多达24 篇。但年度内发文量却经历了“抛物线”式的变化。2020 年下半年起发文量出现了明显回落，纵观本年度“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相关文章，在研究深度、广度和针对性方面明显提高，既深入挖掘课程思政的内涵及与“大学英语”课程相结合的契合点，关注该理论体系研究框架的构建，又努力探索“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健全与完善对应教材体系，综合教学目标、内容组织、流程设计和评价反馈等实践教学的各个步骤，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建构、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探索等现阶段该领域还有待完善的方面，既是对当前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又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方向。2020 年至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焦点更加多元，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研究，也有指导教学的微观探索，整体研究出现了“内涵式”的转向。

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反思及未来展望

1.应有依据地对“大学英语”课程受众进行细分，并按照不同的细分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政教学目标的设计、相关课程的建设和配套教材的完善。2019 年4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的年度十项工作要点中的一条就是要“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3]。现阶段针对公共外语的课程思政研究多倾向于教学目标及教学设计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及相应支持材料的探索比较匮乏。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员应以“大学英语”“语言教学”的基本任务为出发点，在新时代和新文科的背景下，思考“大学英语”的语言教学能为不同群体的学生再做些什么。按照一定的标准，如所学专业、院校地域、学科类别等对学生进行细分，据此挖掘“大学英语”在不同学科门类中独特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根据具体的细分有针对性地重整“大学英语”的课程内容、建设配套教材、结合专业特征挖掘思政育人元素。

2.创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与学的模式，注重第二课堂的开发与研究。“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一直是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员关注的话题之一，然而多年来受教学班额、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习惯、能力与素质等因素的限制，教师一言堂的授课模式始终没有得到质的改变。课程思政的实施既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学习与继承，又需要联系国内外的时事与热点，站在时代的背景下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精神对我们的指点与教化作用[4]。互联网时代，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增强，教师的主导作用更加显著，应该在给予学生适度导向的前提下，针对给定的材料或案例，引导学生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辐射性地探索中外相关的文化、理念、时事与新闻。教师应更多地关注第二课堂的建设，根据课堂教学提供的材料或案例，设置第二课堂活动的主题。课上与课下联动，讨论空间宽泛、准备时间充足、思考活动也较为持久，既可以补充和延伸课堂内容，又使学生较为持续地关注课堂思政教学点。持续的联动，帮助学生养成关注国内外时事热点新闻、深入思索中国文化，并主动尝试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精神提出解决方案，实现隐性思政的课程目的。课堂上，教师把握住思政大方向及辐射内容的相关度，在学生需要时予以帮助，并对学生输出的观点做出适度的评价。

3.现有研究对多元文化关注不足。“大学英语”课程要以语言为载体，进行文化学习、跨文化交流与批判和创新思维培养。然而，多年来使用的主流教材，其涉及的文化现象、跨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的探索多以英美国家为主，而与中国文化、历史、民族精神相关的知识点多靠授课教师因势利导地补充和拓展。授课教师又因课时有限、个人的跨文化语言水平和注意力倾向等的差异，对中国文化的英语教学存在较大差异。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点，以及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需求，广大外语人应以中国文化为基，秉承文化自觉的原则，打破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英语文化研究模式，涉猎更多样的文化，在教学与研究中更多地探索如何让当代学生在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下，拥有更清晰的文化意识，关注多元文化，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与互鉴。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大学英语”课程本身的人文性特征，以及“覆盖全、规模大、责任重”的课程特点，使其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责任田”。文章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根据每个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社会背景和研究热点分析“大学英语”课程在思政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侧重点，把该领域的研究划分为4 个阶段，并对现有研究进行反思，提出未来可以从课程的受众细分、第二课堂的建构、语种多样化和多元文化关注等角度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研究，以使“大学英语”在坚守语言教学本质的基础上，更具针对性地协同专业教学，更大程度地发挥思政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