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兵 沙

(渭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活态文化”，只有靠人来传承，才能延续，才能代代相传。[1]118“花儿”是传唱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又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花儿”传承人研究是“花儿学”学科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关注“花儿”传承人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运用民族志[2]、文化人类学[3]、口述史[4]、生活史[5]等方法关注并研究“花儿”传承人，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制约“花儿学”学科的发展。深化“花儿”传承人研究，需着力解决好以下五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区分为“花儿”传承人立传和对传承人研究的问题

一个民间艺人的消失，往往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的消失。[6]近几年来，朱仲禄、韩生元、马生林、张明星、马汉东等国家级“花儿”传承人相继离世，一个个“花儿”艺术博物馆随即消失。扼腕、痛惜的同时，也让更多的“花儿”研究者意识到，抢救整理“‘花儿’艺术博物馆”迫在眉睫。研究“花儿”传承人需要多学科参与，运用多种方法，多角度、综合化、立体式地研究。当前，学者多侧重于介绍“花儿”传承人的生平事迹、生活史等，基本是传承人的人物传记，却忽略了对“花儿”传承人其他方面的研究。运用传记法研究“花儿”传承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并非“花儿”传承人研究的全部方法。不能将为“花儿”传承人立传等同于对“花儿”传承人的研究，更不能将二者本末倒置。众所周知，每位“花儿”传承人对“花儿”的曲令、演唱技巧、器乐伴奏方法等都有自己的理解，对演唱时吐气、吸气的把握都有自己的体会，对不同类型的“花儿”之间的区别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对创作或新编“花儿”都有自己的技巧或方法等。这些应该是“花儿”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和挖掘整理的要点。例如，新编“花儿”应注意哪些问题，格律如何把握，衬词如何使用，演唱“花儿”时需要把握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对“花儿”的传承至关重要。研究者要对与“花儿”传承人的访谈录音，将该传承人演唱的“花儿”，用录音和乐谱形式记录；要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每一位传承人的“花儿”理论和他们对“花儿”传承的理解。有些学者担心“花儿”传承人的理解不准确或没有理论高度，往往对这些问题轻描淡写或者予以回避。其实，不管“花儿”传承人理解的“花儿”理论正确与否，忠实记录“花儿”传承人心目中的“花儿”理论，对“花儿”学术史研究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对“花儿”传承人研究，除了关注“花儿”传承人的生平、演唱技巧、艺术贡献、各自的“花儿”理论外，还要将其传承人的演唱特征放在地理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要探求其演唱风格形成的内外原因等，同时还要对“花儿”传承人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刻的剖析等等，只有如此，才能作出较为深刻的研究。

二、区别对“花儿”传承人访谈和研究的问题

当前，“花儿”研究者大都将对某位“花儿”传承人进行两三个小时的访谈，等同于对该传承人的研究。其实，访谈不等同于研究，不能将简单的访谈视为对“花儿”传承人的研究。由于采访者和受访者彼此陌生或不是特别熟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受访者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隐瞒许多重要的信息，采访者也可能会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此外，访谈常常受时间因素影响，同一个访谈对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对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不确定性、现场性、随意性、富有感性等等特点，构成了口述史访谈的难度。[7]38王建民先生曾经撰文指出，在传承人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中，不能仅仅依靠访谈，还需要结合参与观察来进行。生活史研究中的参与观察以文化传承人为中心展开，把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他所在的社会紧密联系起来[8]35。因此，“花儿”研究者要真正对某位“花儿”传承人研究，必须借鉴或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多地与传承人交往，详细地观察传承人在“花儿会”上的表现，记录“花儿”传承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尽可能多地与熟识传承人的人接触，多角度了解传承人的相关信息等。张君仁先生对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的研究是“花儿”传承人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张君仁正式拜朱仲禄先生为师，成为“朱门弟子”，跟朱先生学“花儿”，跟随朱先生一起参加“花儿会”，遇到问题，随时向朱先生请教，并将二人之间的讨论录制为磁带，将访谈内容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将其中涉及的唱词和唱法等全部记录成乐谱。张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生活史等研究方法，再加音乐学理论，形成了《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景中的民间歌手》一书。遗憾的是，张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没有被“花儿”研究者有效地继承。

“花儿”口述史访谈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通过问答式访谈等方式，由访谈者以录音、笔记、摄影等手段，将如今健在的“花儿”传承人对“花儿”的回顾、心得体会，有计划、有目的地记载和保存下来，参照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建立一定规模的口述档案或口述史料库，以供当代其他学者和未来的学者从事研究之用。口述史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9]99基于此，“花儿”传承人研究者对“花儿”传承人的访谈，不能游离于访谈之外，应该置身于访谈的情景之中，尽量捕捉有价值的信息，有意识地引导或者促使受访者回顾他们的亲身经历及对“花儿”的理解等，从而再现“花儿”的发展史。访谈者不能以自己的知识结构衡量被受访者和阅读者，不能以自己清楚、明白代替阅读人也清楚、明白。例如，有学者访谈甘肃省松鸣岩“花儿会”国家级传承人马金山时，马金山讲道：“我发现，歌手们唱花儿，一人一个调子，二胡伴奏，还需要变调。这时候，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王沛老师教给了我如何变调。”作为阅读者和“花儿”研究者，此时可能急切地想知道，二胡伴奏时应该如何变调？或者变调的技法是什么？然而访谈者却说：“哦，我认识临夏的王沛老师，是甘肃知名的花儿音乐专家，还出版了《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的著作呢。你们很早就认识啊？”[4]12访谈者话锋一转，再未涉及“二胡伴奏花儿如何变调”的问题。可能访谈者清楚用二胡伴奏“花儿”时的变调问题，但是访谈者清楚的变调方法是否就是马金山掌握的变调方法？阅读者无从得知。这样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信息未能有效地呈现出来。又如，有学者访谈青海省大通老爷山“花儿会”国家级传承人马得林时，马得林说：“我现在尽力收集一些高龄传承人和高龄花儿爱好者唱的花儿，要把快要失传的花儿都收集整理起来，比如，我现在已经收集了两个令，分别是古老的《水红花令》和《柔情令》。”[4]172《水红花令》和《柔情令》的演唱特点是什么？这两个曲令为何显得古老？与其他的曲令相比，其特殊之处何在？关于这些问题，关于“花儿”的文献没有专门的记载，“花儿”学术界讨论得不多，可能作为“花儿”的研究者、传承者及爱好者都非常想从国家级传承人那里得知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然而访谈者接着说：“那真是难能可贵。请马老师再谈谈对青海‘花儿茶园’的看法好吗？”访谈者下文中再无提及《水红花令》和《柔情令》的问题。未能给当今和未来的研究者记录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再如，有学者访谈青海省乐都瞿昙寺“花儿会”国家级传承人王存福时，王存福介绍道：“《三闪令》是个传统的花儿曲令，在以往的演唱中，因为唱腔太单调，总感到韵味不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俩(笔者注：李树林)就对《三闪令》做了大胆创新，在《三闪令》的拖腔中，加入了几个颤声，这样就丰富了《三闪令》的表现力。我们省已故花儿研究专家朱仲禄先生生前曾对我和李树林改造的《三闪令》给予高度评价，说我们创新后的《三闪令》是对花儿艺术的巨大贡献。”访谈者或许熟知二者的区别，说道：“哦，王老师还有这样的辉煌经历呢！还得到了朱仲禄先生的赞扬，真不简单哪！那后来呢？”[4]228访谈者话锋一转，再无提及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花儿”研究者或爱好者，肯定想知道“到底加几个颤声”，在什么位置加颤声，如何来加颤声，关于这些问题，“花儿”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花儿”研究者及爱好者肯定想请国家级传承人王存福现场示范演唱原来的《三闪令》和改造后的《三闪令》，比较二者的异同和演唱效果，研究者肯定会用乐谱形式将二者记录下来。可惜文中未能记录这些信息。诸如此类的问题，当前“花儿”传承人研究成果中比较多见。这些问题，值得“花儿”研究者警惕并反思。

对“花儿”传承人的访谈不等同于对“花儿”传承人的研究，但可以通过访谈的形式为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当前，个别学者将对传承人的访谈变成了一种“漫谈”，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访谈者应该适时引导受访者讲述不同研究者所需要或关注的信息。在细节性问题的询问过程中，访谈者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交叉和变换使用差异性问题和过程性问题、意义类问题和情境类问题、描述性问题和解释性问题、理论性问题和评价性问题、比较性问题和因果性问题等多种类型的问题来提问。通过问题不断变换和紧密衔接，在与传承人关于其自身所经历的对话中，来实现更深入、更细致的问题发掘。[9]104

三、制订科学有效的“花儿”传承人访谈方案的问题

梳理“花儿”传承人研究的得失，我们认为，对“花儿”传承人的访谈和研究，不能千篇一律，应该针对传承人的特点，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以“花儿”国家级传承人为例，“花儿王”朱仲禄，他既是“花儿”的歌唱者，又是“花儿”的研究者和整理者，精通音律，长于文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改编和创作了无数“花儿”，培育了许多有名的国家级或者省级“花儿”传承人。何清祥、赵存禄等传承人，既懂乐理，又有一副好嗓子，会唱歌，能谱曲，不仅演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花儿”，也改编或创作了不少经典的“花儿”，但他们发表的学术论著和整理出版的“花儿”作品集较朱仲禄少很多。马明山、王存福、马生林、张明星、马汉东等传承人，他们都有天生的好嗓子，善于演唱，没有经过专业的乐理训练，谱曲能力不及朱仲禄、何清祥等传承人，发表的学术论著也少于朱仲禄、赵存禄等人。因此，制订访谈“花儿”传承人的方案，设计访谈的问题时，应该建立在充分掌握传承人信息的基础上，因人而异，科学制订有效的访谈方案，设计不同的访谈问题，深入挖掘不同类型的“花儿”传承人丰富多彩的“花儿世界”。例如，访谈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花儿皇后”苏平时，除了谈及她的生平、生活史、演唱技巧等外，不能回避或者否认苏平对“花儿”演唱方式创新的问题。可惜《中国花儿传承人口述实录》中关于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平的访谈中未涉及此问题。[4]104-120众所周知，苏平不断创新“花儿”演唱方式，但朱仲禄不赞同苏平的创新，对其予以批评[3]147，截至目前，很少见到苏平本人对此的正面回应。苏平本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相信“花儿”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想获知，可惜《中国花儿传承人口述实录》中也未涉及此问题。[4]104-120基于此，我们认为，通过访谈的形式，要试图了解当事人真实的看法。“花儿”传承人研究，不应该制造矛盾，但是又不能回避矛盾，应该力争给研究者和阅读者还原一段真实的学术争鸣史，如此方能深化“花儿”的研究。

制订访谈方案、设计访谈“花儿”传承人问题时，访谈者必须对受访的“花儿”传承人和与之相关的事件熟稔于心，做到有的放矢，否则挖掘的问题就不会深刻。例如，有学者采访青海省乐都瞿昙寺“花儿会”国家级传承人王存福时，访谈者问：“瞿昙寺花儿会我还没有去过，能介绍一下吗？”“离乐都县城远吗？”[4]230访谈者没有去过瞿昙寺，没有亲身体验过瞿昙寺“花儿会”，可以推想，访谈者与瞿昙寺“花儿会”传承人的共同话题就少了许多，很难拉近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距离，访谈的深度可想而知。访谈者说：“今年农历六月十五的花儿会我们是看不到了，今天才六月初五。就请您给我们描述一下花儿会的场景吧！”[4]230从文中提供的信息可以得知，访谈者访谈当天是六月初五，距离六月十五的瞿昙寺“花儿会”仅仅相隔十天，可能访谈者因为要事缠身，无法参加六月十五的“花儿会”，只好请受访者描述下历年的“花儿会”场景。如此的访谈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反而会让受访者怀疑学者的治学精神。

制订访谈“花儿”传承人方案时，不能不考虑访谈的地点和场所。马知遥先生等曾撰文指出，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其口述访谈应该在传承人生活的地方进行，让口述史的主人在自己的家中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的访谈场域强于宾馆酒店里的表演性记录和访谈。[7]42可能鉴于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许多学者将对“花儿”传承人的访谈地点也安排在传承人的家里。我们以《中国花儿传承人口述实录》为例，统计访谈28位传承人或传承人亲属的地点发现，在传承人家里访谈的有10位，在传承人工作的地方(花儿文化艺术苑、文化馆、茶园、学校)访谈的有9位，在宾馆访谈的有8位，在小汽车里访谈的有1位(宋宝元，青海大通老爷山“花儿会”省级传承人)。[4]我们知道，对“花儿”传承人的访谈应与其他口述史研究有区别，“花儿”被称作“野曲”“酸曲”，在“花儿”流传的地区，大致有三种演唱的禁忌：一是不准民众在家中、村庄周围唱“花儿”；二是某些亲属之间禁唱，如父母与儿女，公公与儿媳，兄弟姐妹，也就是直系亲属异性之间是禁唱的；三是某些亲戚之间，如舅父与外甥之间。[10]42在“花儿”传承人家里访谈，某种程度上是对“花儿”传承人禁忌的“冒犯”，在这种场域中，“花儿”传承人通常有所顾忌，担心子女、儿媳或者公婆听到自己在家里唱“花儿”，有时不愿意为访谈者示范演唱“花儿”，有时碍于采访者一再央求的情面，迫于无奈，他们示范演唱时通常压低声音，减少内容，匆匆结束示范演唱，草草结束访谈。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把最本真的东西(传承人心目中认为是比较“土”的东西)掩饰起来。在“花儿”传承人家里访谈，很难揭示出“花儿”传承人内心的本真。另外，在小汽车这种狭小的空间中访谈，能否达到采访和记录的效果，同样值得怀疑。

四、重视对“花儿”传承人的诉求或心愿研究的问题

“花儿”传承人的诉求和心愿关系到“花儿”的有效传承问题，如实记录传承人的诉求、困难或心愿，对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已出版的许多“花儿学”论著、 “花儿”传承人口述实录及其他“花儿”传承人研究的论著中很少提及“花儿”传承人的诉求、困难或心愿。实际上，据我们调研发现，当访谈者架起摄像机或者举起照相机时，“花儿”传承人说话总是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生怕说错了什么，影响自己的声誉；担心讲错什么，有损自己的形象或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良影响。镜头之下，“花儿”传承人尽最大努力保持着最“完美”的自己。和“花儿”传承人相处久了，熟识之后，在不面对摄像机镜头、气氛宽松的环境中，“花儿”传承人会敞开心扉，有意无意地谈及自己的“不如意”，提到自己的困难，诉说自己的心愿。例如，2010年2月9日，我们曾访谈宁夏“花儿”国家级传承人、“花儿王子”马汉东，他曾告诉我们，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必须得进清真寺做礼拜，然而进寺做礼拜之后，他就不能再唱“花儿”了。他今生最大的心愿是出版发行自己的演唱专辑，而靠他自己的收入，这个心愿只能是个梦想。当言及此时，马汉东不禁仰天长叹，眼睛里写满了忧郁。相信，拥有和马汉东同样心愿的“花儿”传承人不在少数！“花儿王子”马汉东的心愿不只是他个人的心愿，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不幸的是，2018年11月，马汉东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的心愿再也无法实现，出版个人演唱专辑只能定格在梦想中。鉴于此，我们认为，“花儿学”研究不能忽视“花儿”传承人的诉求和心愿，更不能回避传承人的诉求等。研究者应着手整理“花儿”传承人的“花儿”，总结其理论成果，记录他们演唱的原生态“花儿”，以文字和音像等多种形式保留他们的成果，使“花儿”传承人的成果能代代相传。研究者应该呼吁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重视“花儿”传承人的诉求和心愿，尽最大可能满足传承人的诉求，帮助传承人实现他们的心愿。当前，研究者或许担心表达了所谓“不和谐声音”，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一味“唱善叫好”，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五、客观、公允评价“花儿”传承人的问题

或许是源于对研究对象的挚爱，许多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拔高研究的对象，“花儿”传承人的研究亦不例外。“花儿”研究著作、“花儿”传承人口述史实录里，凡涉及的“花儿”传承人，著者大都表述为“为‘花儿’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为‘花儿’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可否认，每位“花儿”传承人为“花儿”的传播、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是否都是“卓越的”“巨大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花儿”传承人的贡献都是同样的，或者采用一样的话语表述“花儿”传承人的贡献，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花儿学”研究需要继承并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不然会陷于“互相吹捧”的危险境地。这将是“花儿学”研究的桎梏，必定会制约“花儿学”学科的发展。

“花儿”传承人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允评价每一位“花儿”传承人对“花儿”艺术的贡献，指出每位传承人的具体贡献。我们认为，必要时，也可以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只描述“花儿”传承人为“花儿”传播付出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绩等，将评价的任务留给后来的学者。

关于“花儿”传承人评价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学术界关注。“花儿”传承人既肩负着传播“花儿”的使命，又承担着培育“花儿”新人的任务。“花儿”能否有效传承，取决于新人能不能茁壮成长。据我们调研发现，部分“花儿”传承人没有履行传承“花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甚至有的传承人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教学生时总是藏着掖着，未将自己的“绝活”向学生倾囊相授，还有部分传承人只给自己的孩子或亲属传授自己的“绝活”，对其他学生敷衍了事，导致一些“花儿”学徒怨声载道。关于此问题，当前的“花儿”研究论著、“花儿”传承人口述史实录等论著中很少提及。这实际上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认为，应该把学生或徒弟对传承人的评价纳入“花儿”传承人评价体系，将其作为评价“花儿”传承人的一个指标。这样，才能确保全面、客观、公允地评价每一位“花儿”传承人。

以上胪列的深化“花儿”传承人研究应该处理好的五个关键性问题，当属管中窥豹，不足之处，恳请方家补苴调胹，相信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深化“花儿”传承人研究。期待“花儿”传承人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