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桐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1 知人论世

《孟子·万章下》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在解读《新序》前，不妨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加深对作者刘向及其创作背景的认识，从而提高解读的准确性。

刘向，汉朝宗室大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玄孙，阳城侯刘德的儿子，经学家刘歆的父亲，是中国目录学鼻祖。汉宣帝时，授谏大夫、给事中。代表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别录》等。

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公元前48年，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去世，汉元帝即位。刘向深受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器重，被推荐升职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担任左、右拾遗，四人一心辅助政事。由于当时外戚许嘉、史高专权放纵，中书宦官弭恭、石显玩弄权术，萧望之、周堪、刘向商议上书削弱外戚宦官权力，但此事遭到泄露，萧望之等人遭到多次诬告陷害，刘向本人也被废居十余年。

汉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人服罪，刘向再次被提拔为中郎，后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王凤兄弟七人倚仗太后，专擅国权，因此，刘向搜集传记、往事，写成《新序》《说苑》共50 篇，并把它们进献给皇帝。多次上书谈论利害，陈述法则戒律，帮助皇帝弥补过失。

由此观之，《新序》 是刘向面对西汉外戚宦官专权、王朝国力由盛转衰而创作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历史故事类编。接下来，本文将从“新”和“序”两个角度对《新序》进行解读。

2 独具一格的“新”

何谓“新”？“新”即独立、独特、独创，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新序》之“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对前贤继承的独有眼光和独特挖掘；二为对于作品内容及文体的推陈出新。

2.1 对前贤继承的独有眼光和独特挖掘

《新序》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类编，其通行本被分为10 卷，包含166 个条目，除此之外，还有59 个条目的佚文被人们收集整理。刘向参考《春秋三传》《史记》《吕氏春秋》以及《战国策》《荀子》《庄子》等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内容，结合自己的认识，直接抄录或加以转述，从而形成了《新序》的主要条目。

刘向对于前贤著作的选取看似范围甚广，实则具有稳定的内在逻辑，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辅以百家思想，从而系统阐述理想政治状态”。出于讽谏的目的，其文章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复杂多样，围绕君主治国理政，包括仁政王道、民本民生、选贤用能、从谏如流、顺应天命等内容；臣子方面，讲求忠君爱国、君臣之礼，以及勇于进谏辅政、针砭时弊；对于个人而言，需要端正自身品行，维护道德伦理，坚守节操道义。“三位一体”，逐渐形成君明臣贤的贤者政治与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该书引用书目以《吕氏春秋》为例。《吕氏春秋》取各家之长，包罗万象，将道家思想定为基调，价值尺度衡量方面侧重儒家伦理，同时吸收墨家公正观念、法家治国方略，并融合兵家的军事诡道和农家的天时地利，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国学说。刘向作为西汉经学家，与《吕氏春秋》中的儒家伦理产生共鸣，以此阐述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观”与“秩序感”；而《新序》中“保存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汉前期治国思想遗留的产物。这也体现了刘向所具有的独特眼光。

再谈具体引用的内容，以《新序·杂事第一》中的一篇文章为例，内容如下：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孰可使嗣？ ”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仇耶？ ”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可也。”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经考证，该文章原文出自春秋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刘向在摘录引用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动，表述方式略有出入，但核心内容和主旨思想却是一脉相承。通过讲述晋国大夫祁奚公正举荐人才的故事，表达对贤能政治的推崇、对当朝皇帝任人唯贤的劝谏。

2.2 对女性在历史政治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视

西汉中后期，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儒家思想被尊为正统思想，其所提倡的纲常伦理、男尊女卑等观念得到传播。封建礼教开始桎梏女性的同时，女性自缚思潮也逐渐萌芽，以至《新序》成书百余年后，东汉班昭所写的《女诫》成为女性自缚行为的标志[1]。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刘向独出机杼，于《新序》中撰写两篇文章来阐述女性在政治及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篇文章早于《女诫》百余年，体现出了刘向思想的先进性。

其一来自《新序·杂事第一》。该文首先列举塗山、妲己、褒姒等女性在历史上影响国家兴亡的例子，再借助“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来暗示自己的观点。后文详细介绍了樊姬的故事，大意如下：有一次楚庄王与“贤相”虞丘子谈话导致罢朝很晚，樊姬询问其故后捂嘴而笑，“我有幸能侍奉大王，并非不想独占尊贵地位与宠爱，而是认为这样会损害大王的道义，所以举荐了好几个与我地位相同的人。虞丘子任相国十余年，却从未举荐贤人，这不应是贤相所为。”第二天楚庄王把樊姬的话告诉虞丘子，虞丘子随即辞去了相国职位，并举荐孙叔敖为相国，于是楚国国富兵强，楚庄王终成一代霸主。

细品樊姬一番言辞：勇于质疑所谓的“贤相”，富于理性思辨；发表观点时采用现身说法对比的方式，委婉却又一语中的，语言智慧蕴藏其中；劝谏出发点是“举贤”，立足国家大政，可见其格局之大。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胜负主要受制于国力强弱，国力强弱在于统治者作为与否，而事关统治者作为的重要角色乃是丞相。樊姬通过劝说使楚庄王得一贤相，可见唐朝名相张说的赞语“楚国所以霸，樊姬有力焉”绝非空穴来风。刘向选取樊姬来表现女性在政治及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

另一篇出自《新序·杂事第二》，故事主角是中国古代著名丑女“无盐女”。无盐女十分丑陋，由于仰慕齐宣王美德，希望能入后宫成为姬妾。齐宣王喜欢猜谜语，无盐女得到齐宣王召见后投其所好，通过猜谜的方式倾吐谏言，直陈齐国面临的四殆（危险）。楚庄王沉思悔过，拜无盐为王后，而后齐国安定。纵览全文，无盐女亦是一位智慧理性的贤后，不顾旁人“此天下强颜女子也”的嘲讽挖苦，坚守自我初心，一心进宫实现进谏的目标。由此可见，刘向独具慧眼。

2.3 中国小说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许多士人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或使用寓言、巧借神话，或征引史事、设譬取喻，修饰言辞以强化文章效果。这些士人逐渐自成一家——“小说家”，据东汉班固所著 《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然而，“小说家” 这一名称却并非出现于流派产生之初，最初“小说”的含义也与当今的“小说文学样式”有一定差异。庄子首创了“小说”一词，也正是因此，他被诸多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或古代小说理论史的先锋。《庄子·外物篇》中记载的一则寓言故事——《任公子钓鱼》提及了“小说”，故事大意如下：

任公子蹲在会稽山上，以五十头阉割的牛为诱饵，将系有粗黑绳的大鱼钩投入东海进行垂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长久耐心的等待，终于大鱼上钩。后世一些浅薄而喜好评议之徒，都对此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争相带着钓竿来到小水渠边，等待鲇、鲫之类的小鱼上钩。

针对此事，庄子认为：“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要用小绳系竿钓到大鱼，这是很困难的；使用浅薄的言论和小道理以求获得高名美誉，这与通晓大道的境界相去甚远。庄子在这里是要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二者都要用得其所，不要像“辁才讽说之徒”那样，企图用小绳系竿去钓大鱼。

庄子生活的时代尚未形成现代人俗称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从上面这则故事来看，庄子认为“小说”是一种与“大达”相对应的、令人鄙薄的“小道理”。与庄子观点相近的还有《论语·子张》篇中的“小道”、《荀子·正名》篇中的“小家珍说”等。庄子虽未说明“小说”的来源，但已肯定其不是来自三坟五典、诗书礼乐中的大道理，一般来自道听途说之言，因而“小说”具有民间性、通俗性[2]。

随着时代发展，“小说” 的含义不再停留于浅识小道、小道消息，逐渐发展为“经某种程度艺术加工”而编成的短小故事，刘向的《战国策》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战国策》有别于先秦的其他著作，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艺术手法对内容进行了再创作。但其中的内容并非只是凭空虚构的纵横家游说活动及辞令，也有将战国时期的真人事迹加以想象与生发，或将虚拟的人物事迹置于切实的历史背景，形成亦假亦真、虚实参半的拟史之作,亦即早期历史小说。例如：《齐策一·说齐宣王》 这篇文章并非是纪实作品，而是后人对苏秦合纵业绩的虚构。如此看来，那些原本冒充实事的虚拟叙事属于早期拟史小说，与《荀子》《晏子春秋》《墨子》中的拟实之作相比，在文学艺术方面已取得了长足发展[3]。

中国古代小说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故事内容丰富完整，情节复杂曲折；第二，语言个性化，简练准确，流畅生动（这得益于中国古代小说对民间口语的吸收、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继承）；第三，注重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等细节，通过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勾勒人物形象。

刘向对先贤记载的历史故事进行了汇编，又加入一些虚构内容，随着《新序》问世，“小说”的发展更进一步。书中内容来源更为广泛，参考典籍丰富，覆盖面提升的同时也增加了可信度；一些章节更加关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生动（如《赵氏孤儿》），人物形象描绘丰满、各具特色，其中虚构的成分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如《叶公好龙》）。

“小说的虚构性与自足性是现代小说发展的最基本的立足点和文本特性。小说力图把它其中的人物、事件写得和生活中一样，小说中的环境、场景、人物、事物都是我们熟悉的。”[4]中国古典小说有非纪实性的特征，对于生活中的内容有选择地提炼和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可以说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从当今对于小说的定义出发，《新序》之前的“小说”内涵较今天差距较大，而其之后的小说体例已逐渐完备成熟。由此可见，西汉的《新序》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因素，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具有小说雏形的文献。

3 意味深长的“序”

3.1 探究《新序》之“序”缘由

何谓“序”？ “序”即次第、顺序。《新序》一书中蕴含着深刻哲理，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细细品读后不难发现：作者刘向隐衷地辨析着其间的主次、轻重、高下……这样的“序”绝非空穴来风。

首先，刘向是中国目录学鼻祖，汉成帝时，他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整理了已濒临亡佚的散乱诸子残篇，并为这些残篇编写了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分类目录书。

其次，刘向见地广博，思想上以提倡儒学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学。汉武帝时期儒学已成为正统，但刘向、刘歆父子重新研究、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例如：他在《管子》书录中表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5]

最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经历战火洗礼，统一之后的汉朝社会亟待创造新的秩序供国民遵守，从而达到巩固大一统王朝的目的。这种秩序从何而来？ 必然脱胎于前文所述的思想与文化。

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序”的缘由。在分析之前，不妨先对《新序》 十个章节的内容进行初步概括划分。《杂事第一》至《杂事第五》由统一内核贯穿，即通过一系列事件说明理想的治国之道；《刺奢第六》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节士第七》 赞扬大臣的全节忠诚；《义勇第八》称誉义勇之士；《善谋第九》和《善谋下第十》讲述大臣的运筹帷幄。

以下将结合文本，从“国计民生”和“社会人文”两个视角来分析“序”的具体表现及价值。

3.2 国计民生要素的主次选取

3.2.1 实现美政的主要途径——“贤者政治”

“贤者政治”是儒家长久以来的追求。君主层面，需要做到“施仁政于民”“从善纳谏”“选贤用能”；臣子层面，“针砭时弊”“运筹帷幄”“忠君爱国”都是“贤臣”指标。有关贤者政治的内容在全书各章节都占有相当比例，经粗略统计（以“文章篇数”为统计单位）：《新序·杂事第一》 中所占比例大致为7/9，《新序·杂事第二》中为4/5，其他章节也有类似表现。

书中运用事例呈现多样化特征，例如：君主层面，用“齐桓公一天三次去拜见小臣稷得以天下来朝，九合诸侯”表达礼贤下士的重要性；以“靖郭君听取门客建议，放弃征发徭役去薛地建城的计划”阐释虚心纳谏、与民休息的道理；借“因魏王听信谗言，陪太子做人质后归国的庞恭没有被召见” 说明君主需要明鉴、拒绝谗言。臣子层面，通过“唐且运用言辞说退齐楚两国军队，解魏国之忧”揭示了讽谏的语言艺术、臣子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善谋第九》和《善谋下第十》两个章节更是用大篇幅强调君臣知遇、深谋远虑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知，君明臣贤的“贤者政治”是该书着墨之重点。

3.2.2 约束君主行为的补充——“天人合一”

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敬天是一项重要内容。汉武帝时期，君权得到强化，朝廷主张对外扩张。因此，汉初的黄老思想已经难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求。董仲舒的“新儒学”糅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对诸家学说进行了杂交、嫁接和改造，其中包括阴阳、五行以及术数。汉武帝非常关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构建了自身的政治哲学并使之系统化，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占据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6]。

董仲舒在天与人的分析上提出了“天人感应”，作为“天人合一”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内容。古人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人感应中的“人”特指君主，君主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这一思想在《新序》中也得到体现，以下是一则案例：

卫国驱逐君主卫献公后，晋悼公认为 “不亦甚乎”（即太过分了），师旷回答道：“或者，其君实甚也……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 ”师旷的回答说明：卫献公被驱逐是由于其肆意作为而不爱护百姓，违背了上天“爱民”的旨意，驱逐乃是上天对其不行仁义的惩罚。

在《新序》中，涉及“天人合一”的文章仅有9 篇，且位置分散，可知该思想仅作为国计民生的“补充内容”。鉴于《新序》以讽谏为政治目的定位，用“天人合一”来劝谏君主规范自身行为，纵使着墨不多，却也意义非凡。

3.3 社会人文元素的轻重梳理——个人修养的内在要求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除了国计民生，作为社会人文中的一部分的个人修养也是《新序》的重要内容。但就篇幅而言，书中个人修养所占比例要逊于国计民生部分。

经过战乱，西汉人内心有一种“通透感”，注重审视自身行为，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过失，就连汉武帝刘彻都曾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 “罪己诏”——《轮台诏》，以此向天下人罗列自己的过错，宽广胸怀的背后是对更高层次个人修养的追求。

儒家个人修养的核心是“仁”，讲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书中具体表现形式丰富，以下略举一二：尊敬长辈，孝顺父母（舜的父亲和弟弟谋划杀害他，舜却更加孝顺父母，恪守孝道）；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宋玉的朋友荐引宋玉不用心，只提弄笔之才，未尽言风云治理之才，因此受到谴责）；为官者要清廉奉公（郑国宰相嗜鱼，但拒绝接受他人用于贿赂的鱼，不违公允）；统治者要仁政爱民（邹穆公发布政令，禁止用百姓吃的小米饲养鸟兽）……

此外，刘向还在书中补充了提升个人修养的两条途径。其一是遵守秩序。此处的“秩序”可解释为“三纲五常”，亦可引申为“法先王”“学习周礼”。书中对于遵守君臣之礼、兄终弟及继承顺序等有所提及，都体现了对遵守秩序的倡导。其二是尊重知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者，未之有也”“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诸如此类的格言警句皆阐述了重视学习的主张。

4 结语

《新序》之“新”是标新立异之新，《新序》之“序”乃井然有序之序。“新”“序”两者虽各有特色，但不能完全割裂，应看到彼此的有机统一之处。刘向的创作目的是讽谏，面对外戚宦官专权、王朝国力由盛转衰，破旧立新无疑是当务之急。但“新”亦须讲规则，在一定秩序下的创新才能行之有效，避免有失偏颇。“序”从何来？刘向是经学家，所倡导的秩序也主要依托于儒家思想框架。由此可以说明：《新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辅以百家思想精华，通过讽谏，力求改变旧有政治状况，培育清明新格局。“序”是“新”的导向，“新”是“序”的升华，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关于本篇论文的研究价值，一为提供《新序》作品研究新角度，感受刘向创作初衷及独到手法，提高文本解读的准确性；二为探索《新序》对西汉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亦可明得失”，《新序》中施仁政于民、提高个人修养、重视女性作用等观点，对于当今社会的治理具有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