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君，郭秋栾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李陵》 是日本近代小说家中岛敦(1909-1942)的著名短篇小说。他在《史记》的基础上，将李陵的故事扩展延伸，并将李陵、司马迁和苏武三人的命运相连，呈现了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三个主人公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人生选择。

迄今为止，国内对中岛敦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其文学特质、中国情趣以及艺术抵抗派特征等方面展开。国内学术文献主要以其与中国文学和道教思想的关系以及文章主要人物分析为主题，也出现了以道家生命哲学、自我意识、命运意识、追求等为关键词的主题研究。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集体潜意识是其人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荣格借用了原型这一概念，认为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全部由本能和与其相联系的原型所组成，原型才是集体无意识的核心[1]。荣格的“原型”概念已经成为现代文艺学中的重要术语之一。有学者指出：“荣格所倡导的分析心理学要求在超个人的集体心理中去探索艺术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的主体根源，从而发现伟大艺术的魅力所在。荣格用原始意象即原型的自我显现来解释创作中的非自觉性现象，认为作家一旦表现了原始意象，就好像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2]笔者将借助卡尔·荣格的原型理论，进一步对《李陵》中李陵、司马迁和苏武三人进行了心理分析，从而发掘中岛文学更多的研究层面。

1 荣格原型理论

原型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理基因，是我们精神基础的构成要素。其中，有一些原型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和自性。在该文中，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人物的阴影、面具和自性进行分析，以深入解剖并理解其心理变化。

1945年，荣格对阴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是个体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东西”。由于阴影往往埋藏在隐秘的无意识之中，它也比其他原型承担了更多的动物性，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主性。如果阴影被自我意识和社会规范压抑而久久不得排解,则会导致严重的分裂感，使个体陷入迷途。

Persona（人格面具）一词，本义为古典剧表演者佩戴的面具，后被荣格引申为心理学概念，也被称为“从众求同原型”。就像演员需要佩戴符合角色形象的面具一样，人在社会中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会时刻佩戴着适合该场合的面具。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是符合社会期待与要求的社会性角色；另一方面是受到个人的社会目标与抱负的影响。

人格面具与阴影是作为心灵对立面存在的一组次人格,是心灵中互补的结构[3]。在荣格心理学中，正确处理包括人格面具和阴影在内的对立人格关系，使心灵的各个部分和谐相处的过程就是“自性化”，也是实现人的最终发展目标的过程。因此，在所有的人格原型中，自性也被称为“原型中的原型”，是一种精神的整合力量。自性的作用在于它能够潜在地把一切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及其内容和特征都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人格稳定一体。然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完善的自性，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进而产生分裂、矛盾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是严重的心理问题。

李陵、苏武、司马迁三人均经历了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三人进行了相应的自我意识调整，即对“自性化”的尝试，这对其人生道路至关重要。可以说，自性化的成功与失败将三人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2 《李陵》人物分析

人格面具以社会道德为标准，以群体价值为基础,在特定集体中作为同一的符号存在，是一种表面人格。孔子之后的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修为,将忠君利民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之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屈君以伸天，屈民以伸君”的政治策略，将“忠君”作为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4]。在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下,“爱国”与“忠君”往往同质同向，尤其是外敌入侵之际，君、臣、民在抵御外敌上具有一致性,爱国和忠君二者可以统一[5]。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同为汉朝官员,忠君爱国的社会要求均以内化为人格面具的形式，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1 李陵

李陵出身武将世家，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开篇，作者便用士兵对李陵的绝对信服来侧面证明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击退匈奴是李陵肩负的责任，更是其报效皇帝和国家的追求。个人才能和社会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使他在心中形成了忠于君主和国家、履行武将职责的人格面具要求。然而，李陵拒绝接受运送军旅辎重的后勤工作，他认为自己正值盛年，担任辎重是大材小用。他对“李广之孙”的身份深感认同，极其渴望用杰出的战功证明自己没有辱没家族的荣誉。自尊敏感、需要别人认可的深层欲望正是李陵人格中的阴影一面。在两种原型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虽知兵马不足，李陵仍提出“以寡击众，臣之愿也”的请求，而这也是他悲剧命运的起点。

李陵心高气傲，志在杀敌立功,以做辎重后援为耻，进而带领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敌境[6]。兵败被俘后，李陵并没有见风使舵、轻易变节，而是假意投敌、伺机而动刺杀单于。他多次拒绝单于的示好，不向匈奴提供任何对汉作战的建议。然而，李陵如果完全遵从爱国忠君、伏节死义的人格面具的指引，就会只专注刺杀计划而毫无顾虑。但实际上，他担心匈奴会封锁消息，这样的话即使自己刺杀成功，朝廷也无从得知。就此，渡辺ルリ敏锐指出了李陵渴望汉朝认可的心理，即李陵意识中的“义”伴随着汉朝的认可而存在。他的节义中存在着灰色地带，并非全然无私，高尚的人格面具和怀有私心的阴影都是他的一部分。在理解李陵复杂幽微的心理历程时，两个动因都不可忽略。

在荣格心理学中，人格面具“以不同的方式去适应不同的情境”，并非一成不变。对李陵而言，家人被汉武帝斩首是他的身份从汉人向匈奴人转变的直接契机。渡辺ルリ评价：“李陵因家人被杀害而产生痛切的怨恨，也失去了作为汉朝武将的自我。”迎娶单于女儿、随匈奴军队作战等行为标志着李陵与过去立场的彻底割席。李陵还逐渐发现了匈奴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对往日的偏见有所反思。但李陵归化胡俗的路程并不如表面般顺利。踏上战场时，想起昔日战死的部下和自己降将变节的举止，他又在莫大的空虚中失去作战勇气。他只能纵马消愁，以肉体的疲惫来回避内心的分裂和迷茫。直到与老朋友苏武重逢，苏武对汉朝和故土“毫不功利的爱”才迫使自惭形秽的李陵真正审视自身。

纵观李陵一生，他看似对于胡汉之别、君主权威等问题有所见解，却从未在深入思索中形成自己明确的信念。他将刺杀单于视作对兵败之责的补偿，又将投降匈奴归结为无可奈何，全部是近乎直觉的感性判断。李俄宪指出，“每当到了人生的歧路和转换的契机等紧要关头,左右李陵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总是强烈的自尊心、羞耻心和敏感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论是作为汉朝武将，还是匈奴的右校王，日常生活中，李陵从来只是在大环境里被动履行人格面具的要求。自尊敏感的阴影面在思想层面反复侵扰他，却从未得到正确排遣，又如积抑已久的火山般，在涉及重大决定时爆发支配他的行为。也正因此，英勇的将军才会在考虑刺杀时反复迟疑，全家被武帝杀害的痛苦与面临汉使的惭愧才会同时共存。李陵对人格面具的追求流于表面，缺乏坚实的理念支撑。他也从未正视过内心的阴影面，以逃避来代替反思。因此，李陵无法调和人格中的各个侧面，被分裂感和迷茫感所困扰的他，自性化过程始终没有成功推进。苏武的出现则如一面残忍的镜子，揽而自观，李陵才终于明白自己缺乏的正是一种信念。“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在苍凉的歌声中，他最终无奈地接受了灵魂无处栖居的悲剧命运。

2.2 司马迁

小说中的司马迁个性鲜明，虽正直智慧，但人格中也存在无法忽视的自负阴影，即一种相较于他人的优越感。

“李陵之祸”初起时，司马迁便表露出对其他大臣甚至所有“人”的蔑视。他在朝堂议事中，直截了当地将那些在他眼中恬不知耻、阿谀奉承的大臣称为“全躯保妻子之臣”，毫不掩饰其傲气清高。在后文，作者也对此阴影面进一步阐释，即司马迁的自负在他长期以来的行为中都有所体现。“可他对自己的头脑又过于自信，非但不善于与人交往，并且一旦与人论辩就绝不甘居下风。”这种锋芒毕露的处事方式和暴露无遗的优越感令他树敌颇多。

如上文所述，人格面具也受到个人的社会目标与抱负的影响。与过度自负的阴影相对应，司马迁的理想自我，即人格面具是“正直智慧的大丈夫”。在修史方面，他认为凭借学识和文笔，自己的创作对今世和后世都是必需的。在为人方面，司马迁对人格面具的追求更为明显。撰写《项羽本纪》时，他将自己与项羽合二为一，这不仅体现出超常的想象力和文学素养，也说明像项羽这样的男子汉正是他对自己的形象期望甚至是自身定位（“虽说仅是一介文笔之吏，但他确信自己要比那些武人更像一名男子汉大丈夫”）。

司马迁与自己设定的人格面具几乎合二为一，甚至“连一些不喜欢他的人，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然而，如果人过分沉湎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产生认同甚至以其自居，就会受到人格面具的消极影响，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即“人格面具的膨胀”。人格面具的膨胀会使个人对自己的扮演骄傲自满，进而对他人产生同样的要求；当自身或他人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就会产生自卑、悔恨甚至分裂感等负面情绪。司马迁自信地认为他已兼备道德和学识，面对身边不符合他要求的人，则会直接表达排斥。在自己没有达到人格面具的要求，即因宫刑而无法满足成为男子汉的条件时，他内心也产生了深重的自我厌恶，痛斥身体状况是“无论怎么看都是绝对丑恶的”。然而，经历了这一切的司马迁仍未发觉自身的阴影面。他在反省时将一切归因于客观条件，先后将怨恨的矛头指向君王、奸臣和那些“老好人”，直到最后，才将愤怒转向了自己，但他依旧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问心无愧的士大夫之举。在始终无法厘清错误之后，他得出一个宽泛的结论——“‘我’这个存在本身就是错的”。虽有“我”的字眼，但这并非司马迁对自身阴影的反思，而是一种心灰意冷式的自怨自艾。他认为地位和权力的渺小导致自己无法施展才能，并且认定“举世皆浊我独清”，自己的思想和品德无法被这灰暗时代所容纳，却并未意识到自身人格也有一定的缺陷。

宫刑截断了司马迁实现“男子汉”这一人格面具的道路，而未促使其发觉自身的阴影。人格的两个关键部分没有得到完善的发展，反而产生了极端的不平衡，这使得司马迁的自性化彻底宣告失败。学者郭勇将其称为“处于准死亡状态的司马迁”[7]。自性失衡后，支撑司马迁的便只有修史一事了，他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知觉，也没有意识的书写机器”，并在完成使命后不久便萎靡不振、身心崩溃。

从人格自性化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司马迁和李陵都未将自性发展成熟；但不同的是，司马迁的面具与阴影之间产生了极度不平衡，致使其出现了比李陵更加极端的心理问题。司马迁强烈的自我意识是支撑他完成伟大事业的动力，也是他不被专制君主和当时的环境所容的原因，悲怆的心理矛盾更为其人物形象增添了动人的悲剧色彩。

2.3 苏武

关于中岛敦文学的特点，姜天喜指出了“主人公的生活中始终有另一位近乎绝对完美者的人物形象”，在该文中即为苏武。“李陵需要得到他人的评价，司马迁需要与他人相比较，两人的追求都无法脱离他人而独自存在。”[8]但苏武不同，他怀有对大汉国土的清澈纯粹之爱，只遵循内心的评价尺度，外界的看法则无足轻重。

苏武的不现实，抑或说不真实，既在于他的追求完全脱离他人，也在于他跨越了自性化的过程，直接实现了自性的充分发挥。李陵的旁观者视角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使读者无从得知苏武本人怎样渐渐实现心灵的整体和谐。他自始至终以圣人般的形象出现，其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19年流放般的生活中似乎从未动摇。“对李陵来说，苏武的存在，既是高尚的道德训诫，也是令人焦躁不安的噩梦。”面对已在彼岸的圣人，仍在人世泥泞中挣扎的行路者，难免会同时生出心向往之和自惭形秽两种心情。不过，尽管有些过于理想化，苏武也确实实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向我们展现了自性调和的强大力量。

3 结语

文学创作可以从多角度展开，但针对 “李陵之祸”，作者却选择从李陵的自尊心入手。究其原因，李俄宪指出，“对于中岛敦来说，这无疑是最有说服力也是最容易赢得理解的理由了”。

文中人物的所思所想常常是文外作者的投射。回观作者本身，在日本社会重视西学、提倡“和魂洋才”的年代，汉学功底深厚的中岛敦处境颇为尴尬落寞。他自幼体弱多病，身边亲人又渐次离世。这些经历促使他形成内省的性格，对自我的探索也成了他不变的创作主题。借助荣格人格理论读《李陵》，我们得以更加清晰系统地看出作者对人生的追求及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思考。

李陵因缺乏信念而陷入怀疑，无法实现人格侧面的调和；司马迁强烈的自我与外界环境激烈冲突，其人格面具与阴影极度失衡。苏武虽实现了完善的自性，却因过度完美而失去了参考意义。三人的悲剧经历都取材于史书，所要表达的困苦情感却全属于中岛敦本人。在作者看来,彻底的自我实现道阻且长，甚至没有可能。但他仍然塑造了苏武这一理想人格，以展示对命运和人生的不屈反抗。

中岛敦曾写道：“看尽所有俗恶仍不失高尚的人，必须受到尊敬。而我觉得，深陷怀疑的深渊却不绝望，偏执地编织幻想和语言的人，也一样。”小说《李陵》 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通过展现历史人物的遭遇，深刻揭示了自我存在的命运和真相，但仍保有积极探索的高尚追求。“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面对这一永恒的追问，在《李陵》中，我们可以一窥中岛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