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付芳

（中共明光市委党校，安徽滁州 23940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历史创造的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二战以后，随着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量消失，很多国家都更加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国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很多农村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的方式，放弃了传统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农闲时期吹拉弹唱、闲话家常的悠闲生活。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大量农村人开始不断地流向城市。这些人、事、物、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改变，使曾经很有社会地位、靠传统手工艺等生活的民间艺人失去了地位和荣光，使一些集中在农闲时期开展的传统活动失去了传承的空间和人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造成非遗濒临灭绝的这些因素之中，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当推首位。城镇化不可避免，非遗必须保护，如何找到二者的结合点，使二者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棘手的难题。本文主要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相关内容，探讨如何找到二者最好的结合点，以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首先，文章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其次，简单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和新型城镇化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归纳总结出如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型城镇化和谐共生：多渠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方位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综合素质和多角度探索“非遗+”。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非遗，通过提升非遗传承人综合素质来提升其自主传承和发扬能力，通过探索“非遗+”来挖掘非遗的经济价值，改变以国家投入为主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方式方法，激发其生命力。

从国家现代化过程来看，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镇化是必走之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就是用消费拉动内需，而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因为农民转变为市民后，就会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产生需求变化，拉动经济增长。据专家测算，如果让1.5 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即使不涨工资，每天平均也能产生二十多元的消费，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几千亿元的消费增长。

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文化强国、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跳不过的重要环节，因为非遗是传统文化的“细胞”。但是，非遗的传承却与城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中国在开始进行城镇化的时候，由于受到西方世界城市化理论的影响，缺乏本国经验，再加上一部分官员对于城镇化本质的误解，导致传统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比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拆旧建新，建筑风格模式化。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倾向于拆除各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建设样式统一的楼房，甚至是一些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古村落也难逃被拆命运，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此外，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使非遗就像无源之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风险。据统计，“2019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 843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 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0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 亿人”[1]。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十四五” 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将近一千万的农民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而这一千万进城农民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会转化为市民，更多的是充当劳动力的角色，不能被城市容纳其中，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更是无法在城市的社区中被认可和接纳，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后继之人，“无人可承、无人可传”。因此，如何使新型城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谐共生、共兴共旺，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 理论阐述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在国际性标准公约文件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名称加以确认,并在全球推广使用。2011年6月，我国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2]。这一概念符合中国国情，是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比如：广泛分布于农村、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拥有悠久的历史等。以笔者所居地为例，笔者所在城市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皖北县级市，拥有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38 项，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占比较大，几乎分布于每一个乡镇；民间音乐61 项，主要描绘生产生活场景、表达收获的喜悦之情等。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民间音乐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收的锣鼓”，该音乐始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3]。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点

一是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如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及民间传说，尤其是口头文字，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在明光市几乎各乡镇都有。这些故事及传说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依据当地的山乡风貌、历史遗迹而演绎出来的，其中又以有关朱元璋的故事为多。

二是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明光市的民间音乐共有61 项，以流传于民间、口头传唱的一些民歌小调居多，分布于沿淮淮河两岸、女山湖畔以及革命老区自来桥一带。这些民歌在内容上主要描绘了耕种劳作之余农民憨厚、纯朴的民族风情，主要刻画了江淮大地儿女在歌颂田间劳动场景，在情感表达上体现了船家儿女捕捞后的喜悦心情，主要代表作有《秧号子》《鱼歌》《山歌》《慢赶牛》《拉网号子》等。

三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安徽省明光市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起源于明代，比如说明光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丰收的锣鼓”始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4]。

1.3 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由“城市化”演变而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的过程，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我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经济体世界第二、人均GDP 超过一万美元的经济大国。

2 城镇化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2.1 城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传统的重经济轻文化的城镇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对主要生长于农村土壤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1 “非遗”生存空间遭到冲击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产生于农村，但是一些地方干部为了追求“看得见”的政绩，贪大求快，随意大拆大建、大砍大伐、大挖大填，使传统的村落锐减，乡村空间规模逐渐缩小，造成非遗失去了生存和传承的空间、群体，一步步走向灭绝。

2.1.2 “非遗”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核心是传承，传承人是关系到非遗能否存在、发展的核心因素。但是，在现代化浪潮下，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非遗” 的传承出现断层现象：老一辈传承人“无力”，年轻一辈“无心”。

（1）老一辈无力传承。

造成老一辈传承人“无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自身年龄老化。据统计，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在70 岁以上，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这种传承人老龄化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以笔者所在的明光市为例，明光市共有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38 项，其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 项（流星赶月、端鼓和丰收锣鼓）、滁州市级12 项，这些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在55 岁以上。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端鼓”的传承人已经去世，但是新的传承人还未确定；“流星赶月” 的传承人已经85 岁高龄。二是迫于生计。对于传承人来说，生计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仅凭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难以维持生计，迫不得已转行另谋出路。虽然2016年以来，各级政府按照国家级、省级、市州级以及县级的层级体系对传承人进行资金补助，但是，这些补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5]。

（2）年轻人无心传承。

中国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为地“造城”和“扩城”，也就是城市集中各种优势资源用于自身发展。这种模式的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年轻一代人们的传承。

此外，部分“非遗”对传承人的特殊要求和行业行规进一步加剧了非遗传承出现断层现象。以明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端鼓”为例，“端鼓”项目在传承人选择上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幼时必须生过一场大病，这种延续规律，至今没变。在现代化高速发展、医疗水平显著提高、大量人口涌入城镇的今天，基本很难找到合适的传承人。如今，“端鼓”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去世，可是新的传承人仍然没有找到，这一现象预示着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将消失。

2.2 新型城镇化为非遗提供机遇

2.2.1 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文化振兴。201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首次提出了“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定调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重在提质增效，并将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列入了“乡村文化繁荣工程”；首次提出了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2021年新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6]，再一次强化了文化传承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2.2.2 宣传方式更具直观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有很多遗产项目世代局限于某一个区域进行传递和推广，再加上农村人口大量的单向流入城市、非遗宣传手段单一，能够了解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传承和弘扬了。因此，如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直观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可以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让非遗得到更好的宣传，使其更好地融入生活，产生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实现路径

3.1 多渠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非遗首先要确保非遗的可见度、传播度和认知度。“线上+线下”“传统媒体+新媒体”相结合的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方式必不可少。两类方式缺一不可。传统媒体的优点是传播质量高，能够抓住核心文化价值；缺点是受众人群有限（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群，对年轻群体缺乏吸引力），制作成本高，更加适合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项目的宣传。对于市县级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来说，很难通过传统媒体手段实现非遗宣传效果的最大化。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和使用的调查发现，“2018年通过手机获得信息占比高达93.5%；电脑和手机占比约为60%，而报纸和广播分别为13.1%和9.9%”[7]。新媒体传播手段的优点是：用户多，集音频、视频、观看、被看为一体，个性化、高交互，“配合滤镜特效、动感音乐、夸张的表情或姿态以及后期的特效剪辑，营造了时尚、新潮、酷炫的风格，形成了迎合年轻群体的立体交叉的多感官沉浸式体验，使传统的非遗文化呈现出时代性、当下性和贴近性，营造了沉浸式的体验，最终获得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8]。新媒体传播也有其缺点，比如碎片化传播较多，内容选择更加倾向“追风”，传播中更加重视展示精彩的技艺，而对附着在这项技艺之上的文化、历史等内涵上的东西传播较为缺失，存在割裂非遗与其内涵的情况。

因此，只有通过“线上+线下”“传统媒体+新媒体”相结合的全媒体宣传的方式，才能使我国丰富的非遗资源最大限度地被广大群众知晓，使其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3.2 全方位提升传承人素质

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的传承、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出现断层，他们承载的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出现“人亡技绝”的现象。所以，保护好非遗项目传承人和传承团体至关重要，而提升传承人整体素质是保护非遗传承的重要内容。

首先，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发展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能真正成为活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传承人的创新发展能力至关重要。以安徽花鼓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娄楼为例，她的专业素质对于“冯派”花鼓灯的发展意义重大。她简化了花鼓灯的动作，将花鼓灯和广场舞结合，推动了花鼓灯的大众化，使花鼓灯走向城镇居民；她在“文革”时期，将花鼓灯与政治紧密结合，使花鼓灯没有遭受禁演的灾难；她还编排了花鼓灯的教材，使花鼓灯走进校园，受到了更多有专业舞蹈背景的大学生的喜爱，走上自觉传承之路。因此，要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入现代生活，非遗传承人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

其次，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宣传能力。我国是一个非遗大国，非遗资源非常丰富，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去宣传只能是杯水车薪，主要还得依靠市场和非遗传承人自己。但是，大多数非遗产生于农村，其传承人以土生土长的农民为主，知识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去宣传自己所钟爱的非遗项目。有鉴于此，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于非遗传承人宣传能力的培训，让其自主负责非遗项目的宣传工作，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多角度探索“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让其传承下去，而最好的传承方式是融入现代生活之中，让非遗的传承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此角度来看，做好“非遗+”的事业是最佳的保护和传承路径。比如，我们可以探索“非遗+旅游”“非遗+创意”等。

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为了让百姓生活得更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不可避免。因此，本文在介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探讨了二者的有效结合方式，提出了三点意见，即多渠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方位提升传承人素质和多角度探索“非遗+”，希望可以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带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