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永泽

（玉树州文化馆,青海玉树 810000）

1 实验区总体现状

在青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青海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之后，2017年初，原文化部批准设立了全国第四个与藏族文化相关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

该实验区覆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全境。玉树州是全国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主体民族藏族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是青藏高原上典型的藏民族聚居区。玉树州包括玉树市和曲麻莱、称多、囊谦、治多、杂多县一市五县，其中包含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面积达26 万km2，是国家批复建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1]。黄河、长江、澜沧江源于玉树州，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为全国生态保护提供了“生态屏障”的重要作用。玉树州属于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康巴区域，地理环境具有康巴地区高原型高山深谷、江河横流横断山脉、青藏高原高山峡谷的共性特点[2]。同时，玉树州毗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兼具了藏族康巴地区民族走廊的人文历史特点。历史上，玉树州作为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连接了中国东西方向的藏汉多民族交流。实验区境内，高原游牧业和河谷农耕业并存，藏传佛教寺院及文物古迹众多，民间商贸文化和信仰习俗节庆丰富。玉树州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地，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既有藏民族文化共性又富有玉树州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

该实验区的设立为玉树州以非遗为核心的“玉树文化生态”提供了系统性的保护方案。随着该实验区建设起步，重新审视玉树州文化生态特色，提出可行的该实验区建设意见尤为必要。

2 实验区文化生态特征

2.1 文化生态系统自成一体

玉树州地处三省交界地区，长期以来远离以西宁、拉萨、成都为主的地方政权中心，自身地方政权更迭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自公元618年后，位于今玉树州长江流域的多弥国、苏毗诸国相继被吐蕃征服成为其属国，9世纪中叶以后，吐蕃政权逐渐离散，玉树区域出现众多割据的农牧部落，此后，周边的多个中央政权虽更迭不断，但因玉树本身区域偏僻，千百户制度因袭如故。《玉树调查记》记载：“元明以后其土人夷为蒙古奴隶，清初始脱奴籍，载在贡马番族之列，270年来唯以羁縻为政策会盟微求之外，听其自生自灭不为之所，乃至众部落。”足见其社会政治形态相对稳定不变。至新中国成立前，玉树地区多数时候处在由封地领主、爵位主、千百户统领的部落社会形态，封建制部落形式是长期植根玉树地方基层的制度环境。同时，高寒缺氧的气候、高海拔以及“高寒广”的地理因素，使高原游牧与河谷农耕交错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大体沿袭下来，玉树的社会经济环境形态处在相对稳定的区间，玉树地区的社会经济、社会制度和自然环境的变革相对单一、缓和。

玉树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相对完整性还体现在其传统文化的内容上，2008年国务院先后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将非遗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10 类，依照这种划分方法来看，玉树州目前挖掘收录的370 类非遗项目完全涵盖了这10 种类别，体现出在长期单一的地方社会政治形态中相对稳定的、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态特色[3]。

2.2 商贸重镇的人文地理特点

作为各朝代在西北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上的站点，玉树州具有作为多民族往来的重要贸易集散地的长远历史，在长期频繁的各民族贸易来往、政治文化交流中，玉树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商贸文化。

公元636年，吐蕃兼并吐谷浑帝国，连接了吐蕃政权“逻些”和唐王朝长安之间疆域。玉树也自此开始扮演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南北方向少数民族间交流交往的“商贸驿站”的历史角色。公元640年，吐蕃求亲并迎娶唐王朝文成公主，经唐蕃古道西段入藏，路过现今玉树。公元10世纪，“青海道”成为北宋时天水至青海及西域重要通道，成为宋朝后的西域新商路，茶马贸易盛于一时。元朝时，唐蕃古道增加驿站，重新巩固了古道的交通功能，汉族、蒙古族和藏族文化又开始频繁联系交流。元朝时期，唐蕃古道、茶马贸易稳定发展，青海及周边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再度繁荣。“羁縻政策”的实行，使青海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地域[4]。“青藏道”成为西藏和青海与中原地区交往的重要线路。清初，陕、甘、青等省在青藏一线进行传统茶马贸易，到了雍正年间，商业贸易已经不能满足青海各族人民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实际需要。民国时期，玉树商行因时局动荡遭兼并排挤，私商减少，时局稳定后，玉树又开始发挥商业贸易驿站的功能。玉树州至今还留存着寺院商团的贸易形式，民间贸易行为人群众多，商贸文化是玉树州整体民间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环[5]。

2.3 以高原农牧文化为底色

玉树州全州土地总面积26.7 万km2，属青藏高原的亚区——青海高原，因海拔在4 000-5 000m 的区间内，农牧结合的传统生产方式不仅是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也是藏民族维持生活和御灾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耕地分散和一年一熟、农具落后，粗放性的高原农牧业传统经济也成了玉树州藏族传统文化生态的底色。实验区内大量传统工艺、技艺都携带高原农牧文化的烙印。玉树州形成的相对自给自足的游牧农耕交错的文化生态，促使了地方传统行业和地方传统贸易经济中“匠人社会”的形成。目前实验区内传承动力强、空间广、传承种类多的传统手工技艺多是农牧经济社会的产物，截至2020年末，该实验区的370 余项非遗代表性名录中，传统技艺类占该实验区非遗名录总数的3%，说明玉树农牧文化是玉树文化全貌的底色和重要的内容。

2.4 以歌舞文化为主的文化特色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认定，需要满足非遗传承主体、传承时限、传承形态、传承原生程度、品质、传承范围六个方面的特定条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具有重要的地域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力、代表性[6]。

截至目前，该实验区共有11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7 类项目与表演艺术相关。这11 类非遗项目分别由5 类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树卓舞、称多白龙卓、玉树伊舞、囊谦卓格玛、玉树锅哇）、2 类传统音乐（玉树民歌、康巴拉伊）、3 类传统技艺（玉树安冲藏刀锻造技艺、囊谦黑陶制作技艺、玉树服饰）和1 类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玉树民间赛马会）组成。其中的非遗项目“玉树民间赛马会”也是玉树民间歌舞文化展示展演和自我传承的盛会。玉树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歌舞、服饰、帐篷被称为“玉树三绝”，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伊”“卓”两大玉树舞蹈艺术类别和唯玉树藏区所独有的“锅哇”舞，构成了玉树庞大的民间表演艺术体系，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独特的辨识度。可见，传统玉树歌舞文化不仅处于玉树地方传统文化和非遗资源的核心位置，其内在文化价值、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民众普遍认同感、全民参与感和对外文化影响力举足轻重，使玉树歌舞文化成了该实验区非遗特色资源的代表[7]。

3 实验区的建设情况

3.1 为实验区建设打好法治基础

为实现“遗产丰富、特色鲜明、氛围浓厚、民众受益”的目标，实验区建设初期，玉树州即出台了《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玉树藏族自治州石刻文化保护管理条例》，起草了《玉树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期逐步强化实验区建设的法治基础，建立一个“有法可依，依法建设”的环境。

3.2 有序开展传承人群保护工作

实验区成立以来，组织了年度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活动，广泛开展了各类非遗州内培训活动，通过培训再学习，提升了传承人群的传承能力[8]。2017年至今，实验区众多非遗传承人赴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接受综合培训，使非遗传承人创新保护传承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3.3 完善玉树州非遗名录库

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是实验区建设的核心。2017年至今，实验区国家级非遗项目增加至12 项、省级非遗项目从10 项增至43 项，州、县级非遗代表性名录和非遗产代表性名录大幅增加，扩大了实验区传统文化资源非遗化总量。

3.4 不断优化非遗传习展演场所

2017年以来，玉树州设立了22 家州省两级非遗传习所和传习基地，同时增设了玉树州赛巴寺博物馆、玉树州藏文化民俗博物馆等一批民间博物馆，为实验区实现处处有文化展示场所、处处有文化传承氛围奠定了基础[9]。

3.5 营造非遗传承氛围

通过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实验区13 所中小学校都规划设置了玉树伊舞等武士舞队，中小学课间操由改编的民族舞蹈代替，多所民族中学建立了特色非遗项目展示室，并举办了全州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及成果展演活动，社区和乡村成立了民间舞蹈表演队伍，进一步加强了玉树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持续发展。

3.6 逐步实施非遗记录抢救工作

实验区持续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的建立。玉树州全州各市县正逐步建立玉树州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资料档案、非遗资源电子数据库工程、《格萨尔》 史诗抢救保护五年规划工作、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数字化保护工程、州博物馆系列VR 实景数字化建设项目等，为实验区夯实传承能力提供了保障[10]。

3.7 推动非遗创新发展

近年来，藏族文化（玉树）生态实验区建设以玉树传统手工黑陶烧制技艺、藏香、手工藏黑纸、唐卡绘画、嘛呢石雕等传统工艺项目为切入点和龙头，实验区鼓励和支持优秀文创企业发展成为新兴文化产业，实验区传承人群的创新传承意识不断增强。

3.8 强化实验区非遗品牌化保护意识

通过积极打造民族演艺、精品，创排非遗民俗音乐剧《音画玉树》、关于玉树传统文化的《一江清水向东流》和玉树服饰专题影赛等宣传活动，近年来，实验区构建了非遗传承保护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玉树赛马节“潇洒的康巴人”风情大巡游等特色节庆活动的举办、实验区整体性保护建设、非遗相关法律的宣传，也不断推动着实验区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氛围。

4 非遗传承保护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4.1 实验区文化调研工作有待加强

尽管近几年玉树非遗化工作力度持续增加，但从玉树州实际传统文化资源来看，仍有许多潜在的非物质文化在等待针对性保护的开展，一些还未被保护的、潜在的非物质文化在应用需求和生产的减少中，从丰富的内涵和种类逐渐走向内容单薄化和形象符号化[11]。例如，种类丰富的玉树丧葬文化、寺院法舞以及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的各类民间节庆、游牧文化民俗、民间文学，都需要通过全面普查摸底和记录。同时，因财政经费和人力资源的不足，限制了基层非遗挖掘、记录整理、非遗申报工作的能力，而综合保护能力与非物质文化资源总量的不匹配，使玉树非遗保护乃至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瓶颈逐步显现。从目前实验区的非遗名录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总数来看，实验区的“西三县”由于海拔相对较高、人口较少、遗产申报管理人力匮乏等因素，非遗申报并列入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总数低于海拔较低的“东三县”。同时，由于文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从事畜牧行业人员减少等原因，“西三县” 传统游牧文化情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抢救挖掘、保存、传承工作更为困难。游牧文化传统饮食、游牧文化传统狩猎技艺、游牧社会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类技艺有待进一步抢救性保护。因而，对实验区基层民间文学、民俗、传统节日、仪式等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调查研究、记录保护，是实验区建设当下的首要任务。

4.2 传统文化保护理念有待修正

以传统节日类遗产为例，传统节日类非遗包含民族群体的共同记忆，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历时性节点，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12]。近年来，该实验区在保护传承传统节日类遗产的工作中，过度强调行政力量的主导作用，过度使用现代节日活动的专业导演班底，忽略了民间节庆的民间自主、自办、自觉参与、自我享受的原生功能，致使真正作为传承人群的民间边缘化，传统民间节庆的原有风貌和传承规律和其附带的社会功能受到损害。例如，玉树文化生态中经典的传统民间节庆赛马节，其原本具有玉树藏族人集体夏季露营、休憩在草原山水间、复归游牧传统文化氛围、拓展联结社交关系的传统社会功能，因程式化的现代节庆活动规划的“导”和“演”而日益减少了民间属性；弥散在节庆期间的日常生活中的非遗也因舞台化展演而逐渐脱离了大众生活。因此，纠正此类非遗保护理念偏差，树立行政服务提供活动便利、民间节庆复归民间主导等的保护理念，对于最终建成富有成效的玉树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