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嫦，张莉莉，赵 梦

(石河子大学 a.经济与管理学院，b.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新疆 石河子 832000)

一、 引言

2015年我国股市经历大涨之后骤然下跌，几周内上证指数累计跌幅超过30%，恐慌情绪蔓延，中国股市陷入持久的熊市调整期。为应对此番股市暴跌，引导上市公司自主救市，中国证监会出台了系列新规，其中就包括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松绑”。2015年7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大股东及“董监高”杠杆增持行为：在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不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禁止情形。通过杠杆增持，股东能以较少的自有资金持有更大规模的公司股份，降低公司资金成本，使得杠杆增持行为备受控股股东青睐。截至2020年末，已有588家上市公司获得重要股东增持，增持金额超过700亿元，占比高达32%。熊凌云等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能够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企业价值，发挥“利益协同效应”[1]，还可以发挥“治理效应”抑制真实盈余管理[2]，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和股价稳定。同时，杠杆增持所特有的风险性为资本市场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梁上坤等认为杠杆增持企业具有的高股价、高杠杆和高平仓线特征集聚在一起导致企业风险叠加，出现“爆仓”隐患[3]，最终以侵害投资者利益、破坏金融市场稳定的结局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