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茂宇

诗歌的隐喻功能在某一向度上倾向于现实结构和深层文化心理，这种结构以现实个体感受的想象性为基础，隐性地存在于诗人的内心。在诗歌写作的具体过程中，隐喻功能表现在对个体（自我）生命的扩展和挖掘性的关注，意象群跟随诗人的视角在行吟中得到扩充，意象形成描述性的现场肌理，其塑型结构倾向一种现实性贴近。诗人的特殊身份往往使他的情感具有本民族、本地区普遍的隐性文化心理，在描述性空间进行人物拟像并完成情感抒发。祝立根作为一个推崇生命诗学的诗人，立足于神秘、野性的云南大地，用深沉的生命经验使其诗歌细节在戏剧性中表现出下沉的生活化特点。

语言与人一样，也拥有系统化的文化亲缘谱系，属于强大的逻各斯——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即语言或“理性”的意义。在《梦想的诗学》中，巴什拉用阴性和阳性来区分语言的叙述和抒情性质。认为在梦与梦想、幻梦与幻想、记忆和回忆等词语中，前一项均为阳性词，后一项均为阴性词。阴性词表现为柔和、和谐、优雅，阳性词表现为冷酷、沉闷、生硬。语言的亲缘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语言这种严密的对立性；在诗歌语境的外力下，语言更有双向贴近的倾向并形成阴阳同体。祝立根的诗歌语言，往往同时具备语言触感的坚硬和柔和，如《对面就是野人山》中，“冬月开花，边开花边结果/我认识的某人，十五岁结婚/同年生下孩子，苦樱桃/在春天到来前，脱下嫁装/退回到众多的草木之中，领证那年/孩子已经死去，仿佛历史/从未在这儿发生过，穆旦说的/就是这儿，指草木繁茂，白骨易朽/亦指白骨只是白骨，没有象征/来不及哀戚和怜悯/我亦能理解，那对夫妻远走上海/再也没有回来。站在这儿/我亦理解，苦樱桃花/为何如此绚烂”。

云南是一个被想象化、形而上化的地域，神秘、原始、贫穷、闭塞和野性一直是云南之外的人的一种印象。想象的赋予，缺乏身体性的参与，导致触感、贴近和真诚的丧失。个体生命的悲剧，常被想象的共体所遮蔽和漠视。在这首诗中，巴什拉的阴性与阳性的严格区分失去了效用。花、苦樱桃、嫁装、草木、白骨、绚烂等等意象语言，都是阴阳同体。这样看来，巴什拉所说的阴性语言的柔和、和谐和优雅只是一种形式理念，它强调的语言自身形式的情感倾向和外延，是处在真空中的。但在诗歌写作中，理想化的语言理念常会被诗歌语境中厚重、堵塞、严酷和身体性的触感所稀释。祝立根对他者的苦难进行深情的凝视，小人物的命运在稳定的叙述和空间流动中得到“准记录”式的展现。

诗歌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对现实、个体命运的记录，如谷禾的诗歌《宋红丽》即是追求准确记录的诗。谷禾通过精准如实的叙述，戏剧性展现小人物在尘世的命运悲剧，采用的视角就是旁观者的零度视角；当诗人的情感隐藏在叙述之后，历史的悲剧记录使其诗歌效力得到极好的实现。祝立根情感的隐匿，让现实的冷峻得以展现（反讽），共体对作为诗性集中展示的小人物的漠视，都使语言的阳性压过了阴性，严酷的诗歌场域祛除了诗歌语言和谐、柔和的可能。但在祝立根的诗歌中，悲悯、凄凉的情绪在意象的柔性中也有舒展的倾向，本质上阴阳是平衡的。因为他谙熟诗歌的大地伦理和天空伦理的融合，这在《苍茫》《稻草人》《孤山上》《野花，野花》《猛犸象之歌》《杧果的声音》《小叙事》等诗作中，都有较好的体现。

现代性是强大的逻各斯，其精神内核是对效率、力量的推崇和追求；现代性祛除的神秘性，本质是消解、分裂和反讽。在共体中，现代性表现为统一的精确性结构和秩序，在个体私人精神空间会失去独立性和稳定性。共体逻各斯的结构对生命之痛形成强大的遮蔽，语言往往成为为系统化秩序服务的一种工具，语言内含的自由度和僭越能力逐渐消失。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有拯救语言的自觉和责任，诗歌创作要具有个人的神秘气息，复杂的结构要衍生在未规化的精神和口语中。正如骆一禾说的“诗中飘满上古”，意在阐释诗歌的源出性、本原性。我认为诗歌拥有上古神话的不可置疑性，其再定义的特权和气息是绝对的；当然，这取决于诗人自身的语言掌控力、创作欲望和吞吐力的强弱。

祝立根深知在诗歌写作与被现代性掩藏、漠视和“谋杀”的个体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凝视关系和叙述张力。如《猛犸象之歌》中，“现在，你像极了一个神的遗址/也仅仅只是遗址——象牙高举/宛若正在向虚空献祭，为了重新站立/你还得往脊柱里打进钢针，注入水泥/竖琴般的肋骨，叮当作响在……”猛犸象作为隐喻的变体，它的本体隐藏着古老的汉语思维——图像的神秘思维。遗址，代表着物象触感和神秘幻想的双重回归；猛犸象，一种古老生物的想象物在现代生活中重现，祝立根将现代性代入其中，从而获得了一种神奇之旅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途径。在祝立根悲悯、神秘的诗学观中，暗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现代性强大的入侵、异化能力，使古老的物种被强制进行形象和精神的变异，汉语思维中的图像想象已经被消解。他把这种虚空的祭奠放在稳定的叙述节奏中，钢针、水泥对猛犸象身体的侵蚀，使诗人对自我身份也产生了困惑与狐疑，其精神内核正是对现代性的隐性反讽。

祝立根的诗歌坚持为云南的历史做传，为弱小的个体构筑一块神圣的情感高地，以此来坚守他的文化母体。如《命中注定》中，“我的左腹上有一颗黑痣/一个弹洞，按照老辈人的说法/我的前生死于一颗流弹，这不奇怪/在腾冲，许多远征军的孤魂在游荡/他们身上带着子弹和弹片/找不到回家的路，四川、浙江、湖南……山重水复/人声鼎沸，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动/且黑痣下方，左肾上的一颗结石/每隔几年就会作痛/仿佛我那慢慢郁结的思乡病/仿佛我们这辈人，命中自带一颗滚烫的弹头”。我认为祝立根在这里就是要把世人对神秘、原始、贫穷、闭塞和野性的云南想象，带入到他坚守的文化母体中。这个文化母体和祝立根根深蒂固的乡土经验是一致的，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新叙述的螺旋。诗中的黑痣，与历史镜像中远征军的孤魂、思乡者进行了神秘性的超验联结，成为历史镜像的隐喻本体。流弹在历史现场和战争现场中属于外在物象的一种破坏体，他的穿透力突破了自然和历史的禁忌，与人的身体产生变异；远征军孤魂身上的子弹、弹片与茫茫无所依的归乡路组成了历史镜像，其荒诞含混在时间的寓言性中。祝立根的沉默式智识叙述，本质是对战争和战争对个体造成异化的反思与反讽。在《开满野花的原野上》《苍茫》《老N，老N》《圆通寺的一个下午》《水边述怀》《与友书》《小人物》等诗作中，祝立根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反讽也都有较好的体现。海德格尔认为，“迷雾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祝立根的诗歌多是关于厚重的人性经验与自我身体接触产生的形而上思考，注定其诗歌背景会被现代性的迷雾所遮掩，但悲悯的稳定叙述中往往隐蔽着反讽气息。

诗人杨碧薇曾认为，“同样写乡土精神困境和苦难，祝立根的诗歌与云南其他青年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诗歌情感真实与体验真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祝立根的情感真实与语言表达之间没有裂缝。”祝立根的诗集《孤山上》，表现出语言叙述与自我精神的贴合，而两者的一致性和内化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在语言掌控力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诗歌写作进一步走向自觉的前提。当欲望与思维需要投射在构成艺术和造型艺术中时，祝立根已经逐渐取得了精湛的诗歌技艺。

[附] 祝立根的诗

稻草人

像一位父亲，他正从原野上归来

终于回到故乡，宽广的稻田中

她的怀里，紧抱着瘦孩子们

它替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刺刀、口水

烈火，他是圣徒——你看他歪着头

他张开了双臂

野花，野花

我爱你野花

你在金沙江沿岸的乱石中绽放时

我在昆明城的夹缝中，咧了一下嘴

我推开门，准备走向茫茫时

你对着浑浊的江水，扬起了

最后的花瓣。我爱你，野花

我想我们终究会依偎在一起

在荒芜的山脊上，在小块的浓荫下

到那时，你可以憧憬我们的未来了

我也可以摒弃羞愧、懊恼、一生的

不甘和破碎，平静地躺在那儿

就像你说的那样——你会一直在我的骨头里

开花，而我也会一直拥有了你

拥有了一个星空般的，完整的人形

——选自祝立根诗集《孤山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