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茂宇

诗歌的隐喻功能在某一向度上倾向于现实结构和深层文化心理，这种结构以现实个体感受的想象性为基础，隐性地存在于诗人的内心。在诗歌写作的具体过程中，隐喻功能表现在对个体（自我）生命的扩展和挖掘性的关注，意象群跟随诗人的视角在行吟中得到扩充，意象形成描述性的现场肌理，其塑型结构倾向一种现实性贴近。诗人的特殊身份往往使他的情感具有本民族、本地区普遍的隐性文化心理，在描述性空间进行人物拟像并完成情感抒发。祝立根作为一个推崇生命诗学的诗人，立足于神秘、野性的云南大地，用深沉的生命经验使其诗歌细节在戏剧性中表现出下沉的生活化特点。

语言与人一样，也拥有系统化的文化亲缘谱系，属于强大的逻各斯——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即语言或“理性”的意义。在《梦想的诗学》中，巴什拉用阴性和阳性来区分语言的叙述和抒情性质。认为在梦与梦想、幻梦与幻想、记忆和回忆等词语中，前一项均为阳性词，后一项均为阴性词。阴性词表现为柔和、和谐、优雅，阳性词表现为冷酷、沉闷、生硬。语言的亲缘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语言这种严密的对立性；在诗歌语境的外力下，语言更有双向贴近的倾向并形成阴阳同体。祝立根的诗歌语言，往往同时具备语言触感的坚硬和柔和，如《对面就是野人山》中，“冬月开花，边开花边结果/我认识的某人，十五岁结婚/同年生下孩子，苦樱桃/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