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俊

在中国6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当中，有的注重语言建构的写作，也有的注重对精神向度进行边界拓宽。在语言建构方面，张枣就凭借语言成为安身立命的诗人。潘维的写作也因为在语言方面的辨识度，让他成为同时代的诗人中少数几个仅仅凭借语言就能安身立命的诗人之一。如果说张枣和潘维是中国诗歌语言建构的“当代双璧”，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们对潘维的印象一直和江南形成宿命般的对照关系，这大概与他在百度百科的个人简介不无关系：“出生于安吉孝丰镇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儿时多病，受到家族里众多女性的宠爱。”多年来，读者通过对照他诗句中的意象，比如无所不在的“少女、雨水”，彻底地将潘维归为江南诗歌的代表。

在60后诗人中，朱朱也在经营着他的诗歌“江南共和国”，为此他还写了长诗《流水账》，但他是用江南元素丰富着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也许由于读者近乎纵容的娇惯，给潘维带来某种心理暗示，让他迷恋在诗歌“液体江南”的辉煌镜像之中而不可自拔，将自己苑囿于“江南”的概念中，正如那尊“江南天王”的奖杯就被置于他上海新居地下书房最显眼的位置，这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舒适区”。本雅明说过，“大众是一切的新母体，他们改变现今面对艺术作品的惯常态度，并让这些态度获得新生。”当我细心翻阅2020年1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潘维诗选》后发现，相较于2013年的初版，这个版本增加了19首新的诗作。对于中国诗歌而言，“19”是个敏感的数字，“古诗十九首”一直被称为典范。在新增的19首作品中，有这样的标题——《嘉峪关》《燕山的雨夜》《中原，四门塔》等。通过题目我们就可以得知，潘维已经走出了江南，在更辽阔的地域中伸出了他语言的藤蔓，紧紧缠绕住汉语诗歌的树冠。

所谓“江南写作”已经存在上千年的时间，但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江南写作已经变得固化、举步维艰，和当下的女性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谋而合的——女性经验的滥用、过分突出的性别意识，成为了女性写作的两个紧箍咒。同样在柔媚的风物面前，“江南写作”也陷入了“地域迷恋的道场”，潘维正是用自己独特的“媚在”为庸俗“去媚化”。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左右互搏的悖论，可是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却是一个真实发生的诗歌故事。在《潘维诗选》中，那些熟悉的江南风物因为潘维的笔触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比如这首写给翻译家、诗人何家炜的《乡党》，就是对江南的全新诠释：

离开之前，你就早已把老家回遍。

现在，你能回的只是一堵

被雨水供养的墙壁。

在斑驳中，你幻想般真实。

往事弯下威胁式的膝盖向你求爱；

你退避着，缩小着，吞咽着生锈的奶。

乡党，我也是一道填空题；

在月光锯齿的边缘晾晒街道。

石板上的盐，并非可疑时光。

出嫁的屋顶，仅仅是翅膀在收租。

而从雕花门窗的庭院里，不经意的会流露

我们细小的外祖母封建的低泣。

潘维一直对我说他不像我那么激进，他一直保持着对万事万物平静的姿态。可在这首诗里，江南的意象却长出了“逆鳞”。在太湖、荷叶、雕花门窗的庭院之中，他动用了现代性的想象力，给“封建、膝盖”以全新的面貌。“吞咽着生锈的奶”“翅膀在收租”……在这些新奇的意象面前，潘维让江南进入了现代。现代社会并非是封闭的，这让“江南”变得开阔，正像他现在居住的上海，虽然是江南的一部分，却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

在诗歌创作早期，潘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诗歌批评家刘翔在一篇评论中对潘维的诗歌创作有过评价，“没有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影响，他的诗将是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帕斯、叶芝、艾略特、奥登、米沃什、沃尔科特、塞弗里斯、里尔克、曼杰斯塔姆、索德格朗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一度酷爱兰波，甚至写过一首诗《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并在这诗里宣称要‘把疯狂侍候成荣耀的头颅／把他的脸放逐成天使的困惑’。后来兰波也令他感到厌倦了。”那么谁是他永远不感到厌倦的人呢？某次，我在民宿“莫干山居图”的大堂里对潘维说：“杨铁军翻译的《奥麦罗斯》，终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潘维听后，大喜过望。我知道，布罗茨基才是潘维心目中的“爱因斯坦”和“新但丁”。他崇拜布氏穿过的裤子，写下了《灯芯绒裤子万岁》，并且自己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地穿这种裤子。他和我谈论近年来几位女诗人的作品时委婉地表示过，“虽然写得不错，也具有自己的辨识度，但还是太传统，不够现代！”看来，现代性是他一直追求的，西方现代主义就像容器中的滴液一样，渗进了潘维那诡谲多变的汉语容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文明的滴定》一书中，李约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印度和欧洲-闪米特的文明是世界三大历史文明，但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希腊人的伟大思想和制度，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中国人总体上遥遥领先于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晚期发生科学革命，欧洲才迅速领先。但是在那之前，不仅在技术进程方面，而且在社会的结构和变迁方面，西方都受到了源自中国和东亚的发现和发明的影响。”那么中国的文明为什么会被欧洲超越呢？作者使用了一个化学名词——滴定。这一命题在潘维的诗歌写作中也是存在的。

潘维常常对我说，如果要做诗歌活动的话，一定要邀请一些好玩的，那些整天板着脸的，会让整个会场的气氛陷入到死寂之中，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潘维还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语言当中。”这让人想起他的《今夜，我请你睡觉》，“我，潘维，汉语的丧家犬，是否只能对着全人类孤独地吠叫：今夜，我请你睡觉。”作为诗歌语言的资深工程师，潘维在诗歌里面将自己比喻成“汉语的丧家犬”，这或许是一种自嘲。在我看来，对于用汉语写作的诗人而言，他是一个精雕细琢的雕刻家，诗歌的语言风格更接近于浮雕。浮雕是“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用压缩的办法来处理对象，靠透视等因素来表现三维空间，并只供一面或两面观看。”在诗歌写作中，雕刻技艺也许就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严肃。在对待文学创作这件事情上，我们当然应该秉承严肃的传统，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幽默和自嘲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在这一方面，潘维总是放松的。他在语言中一直奉行张弛有度的准则，也是他接受的某种神谕般的律令。海伦·文德勒指出，就“风格”一词最全面的意义而言，谢默斯·希尼的风格已经变了数次，但同时又保留着那种“希尼”味道。如果说江南是潘维的一件紫金袈裟，那么它所包裹的语言才是潘维最为看重的。把江南作为诗歌的惯用意象，这不过是潘维的一种“诗歌的滴定”。

《隋朝石棺内的女孩——给陆英》是潘维“诗歌的滴定”的最好佐证，“被蔓草和龙凤纹缠绕着，/我身边的银器也因瘴气太盛而薰黑，/在地底，光线和宫廷的阴谋一样有毒。/我一直躺在里面，非常娴静；/而我奶香馥郁的肉体却在不停的挣脱锁链，/现在，只剩下几根细小的骨头，/像从一把七弦琴上拆下来的颤音。”潘维用阴郁的语言，让读者一直沉浸在棺木的神秘、寒冷之中。在多年的写作中，潘维从来都是江南的见证者，从《鼎甲桥乡》中我们发现一个词语——女仆。在潘维后来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词。在《隋朝石棺内的女孩——给陆英》中，“我死于梦想过度，忠诚的女仆/注视着将熄的灯芯草责怪神灵。”让人惊讶的是，“女仆”这个粗鄙的词，在潘维的江南书写中被施以仙气，焕发出一种全新的魅力，拥有了一种高贵的意味。全诗的所有意象都弥漫在古典意象之中——“魔法般的运河”“棺盖上镌刻了一句咒语”，可是在诗歌的最后部分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至高的美丽，就是引领他发现时间中的江南。/当有一天，我陪他步入天方夜谭的立法院，/我会在台阶上享受一下公主的傲气。”因为这样的句子，古典意象一下子跳跃进入现代——用现代的眼光在看待这位“女孩”。其实，潘维是在赞颂“陆英”的美丽，将她比喻成一个1400岁的、尸身没有腐化的“隋朝石棺内的女孩”。在潘维写过的所有女孩中，这个女孩是最为诡异的，带着1400年的阴气来到我们面前，只是为了建立一座“天方夜谭的立法院”。

我曾经向潘维抱怨过中国现代很多诗人写得太过“农业抒情”，也探讨过关于莫干山的问题。莫干山虽然处于乡野，但经过“万国别墅园”和全国“民宿领头雁”的洗礼，农业气息早已褪去，已变成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近年来，潘维诗歌作品的数量在逐年下降，或许这只是个一个假象。我在一篇访谈中曾经看到余华说，他的想法很多，新的小说写到一半就丢在一边了。潘维也是一样，他经常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被暂时搁置。比如他写的长诗《莫干山居图》，在写了近两百行之后就停滞了。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潘维的写作也和莫干山的气质不谋而合——江南的表达，却在现代性之路上一路驰骋；正因现代性的加持，潘维早已将江南地方主义的“尾巴革命干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被很多人一再讲述的“地方性”既成为了潘维的枷锁，也成为了某种不合时宜的误读。我希望潘维的诗歌语言还能继续江南的现代性，从而让江南突破地方性曾牢不可破的篱笆。

[附] 潘维的诗

嘉峪关

一

多么远啊，只有单程票才到达过的

那种远！

黑夜成群结队相互取暖的颤栗之远！

每一刻，沙土的锈味、香味，

都异常坚定。

闪烁不定的是烽火台上的狼烟，

是一匹枣红马驮着海市蜃楼，

是葡萄酒在流放途中醒了。

二

设立在苍茫中的一个开关，

我只想打开它的怀柔部分：

飞天女神和日光乐队，

以及，暴风雪升起的白幡。

被牧羊鞭抽打，

被戈壁深度虚无过的——寂静，

被祁连山浮雕过的，

被兵士的怀乡病折磨过的——大寂静，

发生了变化。

侍者戴着婚戒，送来

问候；几片乌云

是龙送来了雨水的菜单。

——选自潘维诗集《潘维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