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群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西方史学史学科是中国史学界为了回顾、总结西方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而开辟出来的。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此学科需要在传承中创新。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以复旦大学为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耿淡如先生开启的“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张广智教授倡导的“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既有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更有对自我的突破与创新，且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密切相关的。如今，在这个各种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为了提升史学史研究的解释能力和批判功能，我们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一命题，希望能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旁观者吗？

在有关历史学性质的诸多讨论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这也是每个从事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人都会以明确的或隐蔽的方式回答的，更是历史学自学科化以来不断被提及和反思的问题。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对过往时代进行记录和思考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而他们历史书写的目的，按希罗多德的话来说，是为了探究并记录人类的业绩；按司马迁的话来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概言之，历史叙述从来都是人在记录人事。即使是在环境史、动物史被加入人类历史书写的过程中，甚至是当今开始出现“后人类史学”这种声音之时，“由人来写作的历史”仍不可避免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事始终是历史叙述的核心关注点。而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角度、人的观点，乃至人的偏见和短见。

公元前1世纪的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进行了比较，但他所提出的评判标准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追究，而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两千多年后，2014年，荷兰学者赫尔曼·保罗发表《什么是学者的角色》一文，自此在欧美史学界开始了一场关于“怎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何为历史学家的美德”等围绕历史学家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将传统史学史关注的对象从史家的作品扩展到史家的学术人格、思想观念、心理状态、政治立场以及治史特点上，认为史学史研究不仅要考察历史学家写了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是怎么写的，又是什么东西或思想影响了他们的历史书写。

而对于史家身份的认知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克罗齐说历史不是编年史，就是因为他不认为真正的历史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所编写的一叠关于日期的目录。而只有当历史学家融入他正在研究的历史之中，那一堆堆麻木、干瘪的史料才具有意义，正是在历史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历史才得以复活。换言之，历史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中。由此克罗齐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过去的事实与历史书写之主体的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

几乎与克罗齐同一时期的柯林武德从其秉持的历史的观念性出发，反对那种“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学，强调对“事件”内在层面的理解，认为史家应在自己心中重演前人的思想，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结论。他还说过另一句少有人引用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从最基本的含义上来解读，他所说的“史学史”应该是指研究者在内心之中对历史研究及其对象的自觉反思，是历史学家在心中对整个过去的重演。

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提法因各有其思想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支撑而有所区别，也与我们把史学史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家史来看待的思路不尽相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在强调历史学家的角色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过去在史家笔下的再现，是与历史讲述者的思想、情感、经验等密不可分的，过去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还原（甚或是一种塑造）以及历史学家的解释才得以实现。

由此，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他与其所处理的作为对象的过去之间有着一种共在的关系，他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一定是有人称的，且必然注入了他个人的理解。换言之，作为“思想的主体”，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环境、思潮的刺激，这些刺激或许并不一定能决定他最后得出什么结论，但一定会隐隐约约地影响到他对主题的选择、叙述的方式、逻辑的铺陈，他因时代的影响、个人的际遇、思想的变化而产生的世界观是他历史书写背后的支撑性力量。

历史学家的世界观

一般说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普通人那里，世界观往往是自发形成的。自觉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给予理论上的论证，这是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反思精神的人才会做的，而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的世界观是他历史叙述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且必然会借助于对过去的叙述和研究或显性或隐蔽地呈现出来。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历史书写的不同切口、不同路径和不同结论。因为，过去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可能是单向的。事实上，史料的多少及类型虽会对历史学家形成某种限制，但如何选择，历史学家是有主动权的。更关键的是，在史料选择基础上，如何感知过去并加以解释，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过去与历史学家的双向关系中，过去及留存的史料规定了史家可能着墨的时空范畴，而史家则决定着以何种方式叙述过往，从而影响过去可能在当下的言说方式和理解模式。

安顿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或者说重新建立起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头脑中要完成的事情，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思想者的历史学家的思考与选择，而非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这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与纯粹的思想史之间的差别。换言之，纯然的思想史研究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定型了的观念，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关心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行动，即历史学家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包括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中，针对特定的问题（包括他所处时代激发出来的问题和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可能是对两种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势中特定问题的回答，两种语境的变化会导致问题的变化。只有结合这两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学家的观念及其改变。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揭示的就是历史学家因时代变化、心灵困境、学术话语而不断调整、选择的丰富的精神历程，以及观念的变化在历史书写中的呈现。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把历史学家当成思想家来研究，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体现，而他的文本背后隐含的就是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既要关注过去本身，也要关注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更要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对于反思的再反思。换言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是如何编纂史实的，更要询问的是：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史实的？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领会解读材料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逻辑地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加入其历史书写之中的？

由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就必须思考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其个人的主体性等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的，在史学实践中，史家是如何定义自我、定义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他的研究对象，以及这些思想的活动又是如何具体落实到其历史书写当中去的。即历史学家“思想的生成”是如何完成的，换言之，这是有关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之进程的调查。

采用何种方法？

确立了思想主体的世界观对历史书写和研究的重要性，明白了思想生成的内在因素对史家可能的影响和结果，接下来就是要观察史家是如何感知并解读思想的，这就必然涉及对方法论的考量。

如今，史家使用材料的多样化早已不是需要论证的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史家选取材料时，其内在的理路与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结合的。因为，事实上，即使材料是客观的，但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却可能是松散的。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找到并分析那些如碎片般的材料之间的有机互动，然后按照某种人为的逻辑将其连缀在一起，使之看上去是客观且紧密相连的；那么，史学史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既要找寻并揭示出史家历史书写时的外在客观“语境”，不能跳离时代抽离出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同时更要分析史家持有的内在主观“脉络”，因为史学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文本，是史家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来完成的。只有这两者间的有机结合，才能发掘出史家的观念与史实之间的真实联系，也才是我们所倡导的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

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学家思想的考察既不应该是脱离具体史学研究实践的纯理论思考，也不能是没有理论关怀只讲究技术的毛细血管式的研究。如何解决史学研究中这种理论与实践在理解与交流上的隔阂，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

历史学是关注事实的领域，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去“发明”他所使用的材料，但是，历史学又是一门研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下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学问，所以不同的时空维度可能使同一种行为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更会让不同的记录者产生不同的叙述和解读的角度。历史学家会选择他所想要采用的材料，并在材料选择的基础上对事实加以解释，这既形成与过去的对话，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思考。换言之，历史书写的内在脉络中必然隐藏有一种书写策略，关于过去故事情节的安排、历史对象的呈现、关键概念的设置等。史家对多层次史料的采用，当然是史家为了充实其材料来源的丰富性并展示其客观性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其思维方式的复杂性。

因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就是要分析哪些书写策略是如何受到一些关键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哪些书写策略又是通过何种话语表达出来的，进而揭示史家与史著之间的关系、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共时与历时的考察，才能既从思想的层面，又从书写的层面深入理解历史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并展现出历史叙述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探讨，两者的结合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式的视角，能让研究者既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又兼顾历史维度和思想语境地进行思考，从而把自己融入更大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中去，从多变的视角来研究变化。

结语：一种批判性的史学史研究

虽然，历史学家并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直接参与对社会现象的诊断，但他们却扮演着公共意见的教育者、通识教育的培养力量和政策咨询顾问等角色，承担着获得社会信任的责任。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理解，不仅是为了历史性地定位过去，也是为了面对现在，从而更好地迈向未来。

如何产生与时代相宜且有生命力的新见解？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中国的视角书写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自身的民族认同与世界关怀两种视角之间的张力与合力？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如何创造性地建构中国历史学的世界书写？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可能完成从最早的引介西方研究到现在致力于提出一种中国的研究范式？等等。要回应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但需要对个别而具体之史家及历史思想的深入探究，而且更需要将历史思想及思想史作为一个知识类型的生产与生存境遇作整体探讨。

以上，我们明确了在不排除历史学家具有求真目标的同时，强调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是其历史书写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换言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其任务就不仅仅是研究和诠释史学经典文本中的重要观点，而是要将历史学家写作的全部思想过程作为一个广义上的“文本”来处理，深入到历史叙述的文本结构及史家的思想世界中去，力图更深刻地理解史家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并且在建构、解构或重构之中，创造出另一套宏大叙事，赋予史家一个责任，即相信或确认史家也是思想家，从而在说明不同史学范式的建构和形成的过程中，更为恰切地解释人类的历史与思想。

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涉及两个维度，即历史过程的维度和在历史过程中所生成的思想的维度。在这条连续性和差异性共存的历史河流之中，历史学的连续性既表现在史学史的脉络中，也可表现在史学理论所关注的学科性质、规律、体系等概念上；而历史学的差异性既存在于历史学家作为思想主体的不同理解方式中，也存在于不同的史学理论所提炼出来的不同模式中。因此，凡参与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都应该是既勤于个案研究，又勇于理论反思；既要在共时性语境中对历史著作及史家作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也要作历时性的观念变迁探究和范式转型思考。

总之，我们希望借助“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既将史学理论的关注点融入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又让具体的史学史研究体现思想的深度，从而更好地展示史学史研究的反思性力量。只有具有思想性与批判性的史学史才是历史真实性的真正来源，因为它满足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