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 平

老子学说在先秦时期的主要继承者，是庄子与韩非。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老、庄、申、韩同传，确实能够体现他“通古今之变”的卓越见解。但庄子与韩非子对老子思想之继承与发展的维度各不相同。

基于充分而完整的对于道体自身的本根原始性及其自体存在与运动方式的揭示，老子实质上要求人们实现对于道体的领悟，从而能够切实地把握道在经验世界中的呈现方式，最终使个体的经验活动高度契合于道而获得其终极的合理性。因此在现实性上，道体的领悟实质上就转换为个体处理日常事务的某种独特态度：对于君主而言，这一态度即表现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由此而实现他所理想的政治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一态度则表现为以清净自守，以卑弱自处，不敢戕贼自我之“德”，从而使自己原本于道的“德”能够得到其本然的充分呈现。毫无疑问，这两种态度的实质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随着个体“角色”的不同而使体道的价值在不同的维度上获得呈现而已。这两种态度所展开的个体体道之价值的不同维度，或者说道的终极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的两种境域，恰好分别为庄子与韩非子所充分继承，并通过其各自的思想整合而获得充分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

先说庄子。我们现在通常都“老庄”连言，以为先秦道家学派典范思想家，这固然是不错的，不过我们同时还应当充分注意到老、庄之不同。如果说老子哲学中的浓厚政治倾向最终导致老子不得不考虑把道转换为一种政治技术，一种统治者个人的“主术”的话，那么恰好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庄子与老子的重大差异。庄子接过了老子关于道的全部论述，却在最大程度上解构了老子思想中的“主术”，而把道的哲学转换为一种纯粹关乎个体生命的哲学。如果老子的哲学仍然是“政治哲学”的话，那么庄子的哲学便是“生命哲学”。在庄子那里，曾为老子所充分阐明的“道”的世界，成为其哲学的一种基本的“预设性”前提，他所真实关注的是在这样一种道的世界图景当中，我们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应当如何来关怀、关切、处理自己的生命事务。在浩瀚无限、悠久无疆的道的世界当中，极度渺小如沧海之粟、极度短暂如白驹过隙的个体生命，应当如何建立其生命意义的基础，从而实现生命原本所应有的价值？庄子最后终于意识到这样一点，即在无限强大的、无限广袤的、无限恒久的“道”的自身存在面前，个体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实现对它的超越的，因为它是引领着宇宙全体的无限运动、陶冶着天地之间一切万物的“大宗师”。庄子最终实现了与“道”的妥协，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道”，在安时处顺之中回归到了生命价值的本原性基点，并终于与这一本原融会同一。庄子是先秦诸子之中唯一在道的无限性背景之下对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做过深刻思考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之中总是时时透出一种洞达了生命本质的不自由而又要实现自由的情怀，从而使他的思想具有了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蕴。与“道”的妥协，使生命的悲剧性意义最终化解，而转换成一种幽默、诙谐、旷放、达生的潇洒与闲适，这正是庄子的独特智慧。他以不超越而实现了超越，以与道体的同一而实现了个体有限性的内在超越，并因此而转换了个体生命之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境域。正是在与道体的同一之中，一切人为的偏见、边见与价值藩篱皆被堕黜，而呈现出了万物一齐的一往平等；一切个体的有限性皆被突破，而呈现出了万物一体的存在境域的无限浩大；一切事物相对性的羁縻皆被消解，而呈现出了无往而不通达的逍遥与自由。以道观物的境界，即是对道的世界本身存在的真实还原；而在能以道观物的人那里，则全部世界即是充满了生命之无限欢欣的生机盎然的世界。庄子的哲学，不仅极大地拓展与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思想空间，而且还为文学与艺术提供了最为浓郁而又清通玄远的审美意趣。

再说韩非子。韩非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来源也不只是老子，但事实上他对老子的学说有甚深领会，并将之整合到他以“法”“术”“势”三者为核心架构的思想体系之中，以为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在韩非那里，除了承认其为“万物之始”的抽象意义以外，“道”作为宇宙万物之生命本质的本原性内涵，几乎被消解殆尽；而在老子那里虽然存在但还不至于那么明显、那么公开的把“道”转变为“术”的倾向，却获得了充分显扬与体系化，甚至被转变为纯粹的“主术”了。在某种意义上，《韩非子》一书几乎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关于政治技术的“百科全书”。

韩非子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构想者。《扬权》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君主处于“中央”，执其圜中，则“四方”尽在掌握，是为“无为”；臣使于四方，民事于四方，则是“无不为”。经过这样的创造性解释，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便成为韩非子关于政治的基本原理。“法”成为君主之“无为”的手段，“术”成为其潜御群臣的权谋，“势”则是其“术”的权力保证。韩非法家思想的完整体系，实质上是以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为其哲学基础的。

从庄子与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便约略可见老子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之影响力的绵长与深远。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太史公的这段话，颇见深刻。老子之后，若无庄子，则老子之“道”恐将隐晦不明，人们关于生命之本怀的关切或许还无法达到那样一种深邃的程度，并展示出那样一种广大浩博的无限自由之境；若无韩非，则老子基于“道之用”在政治领域的展开而触及的“术”，便恐怕同样将隐晦不明，而无法达到如《韩非子》一书所呈现的那种清晰的体系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