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新 何琪敏

引 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新华社，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访问日期：2022年4月11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非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党中央要支持扶持非遗，让非遗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为夯实和贯彻好非遗保护工作，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下简称为“保护区”)，截止至2020年6月，我国共设立7个保护区，17个保护实验区，涉及17个省份，含410项国家级非遗。保护区以非遗为核心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对于推动非遗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shiyanshi#target1，访问日期：2022年5月6日。

随着保护区实践的不断深入，保护区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保护区内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合理(3)乌丙安：《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基本思路和模式的思考》，《四川戏剧》2013年第7期。、文化保护和传承积极性下降(4)李晓松：《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研究》，《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文化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低(5)卞利：《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等，严重制约了保护区可持续发展。而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自身管理体制的健全、保护区内居民的文化自信，更不可缺少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这是建立保护区新发展格局、优化保护区实践的重要路径。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提出保护区可以依托区域内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资源，积极探索将保护区与乡村旅游、全域旅游发展相结合，推出一批非遗精品旅游线路，利用展示场馆、传习中心、传习所和传习点等开展研学旅游和休闲体验旅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6)“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3/19/content_5374953.htm，访问日期：2022年1月8日。，至此保护区建设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得到了政策的保障与助力。

对于如何实现保护区旅游发展，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政府层面实现保护区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和思路如楚国帅提出通过发展多样化的文化旅游，有助于保护和传播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特色文化，促进区域内经济结构转型发展(7)楚国帅：《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未来走向》，《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颜竹梅认为打造民族地区优势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可以不断丰富和扩展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圈的内涵和外延(8)颜竹梅、田定湘：《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旅游的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二是分析具体保护区的旅游发展实践如盛学峰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提出在科学保护前提下将非遗的挖掘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9)盛学峰：《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生态经济》2009年第7期。；刘慧围绕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全方位挖掘整理晋商文化、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完善文化旅游产品结构等(10)刘慧：《晋商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探析——以山西省晋中市为例》，《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代辛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强调在良好文化资源禀赋和保护区建设基础上，应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原有文旅专线发展思维(11)代辛：《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建设与优化路径》，《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三是对保护区的文化资源地发展路径研究如韩荣培和梁坤针对不同空间分布结构下旅游发展对民族非遗传承和发展所形成的文化旅游关系进行分析，形成公路指向型、次优级景区指向型，构建点线面结合的贵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发展格局(12)韩荣培、梁坤：《贵州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结构及文旅关系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9期。；江娟丽和杨庆媛等分析得出重庆市非遗呈南多北少、总体分散和“中心—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提出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13)江娟丽、杨庆媛、张忠训、苏康传：《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经济地理》2019年第6期。。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认可旅游是保护区创新升级的重要路径。(14)陈桂波：《非遗视野下的文化空间理论研究刍议》，《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但旅游业对保护区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却很少被提及，因此全面辩证地思考旅游业在保护区中的角色、作用与发展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政策和蓝图设计角度出发，对保护区旅游发展提出建设性分析意见，而从不同的实践模式出发研究保护区旅游发展具体路径的文献较少。

从融合发展角度来看，保护区旅游发展是非遗元素、文化空间与旅游产业多方位耦合体，互为基础、互相支撑，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保护区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本文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厘清保护区与旅游业各自的供需要素构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两者融合的内在联系；其次对目前保护区旅游发展模式进行划分与总结，辩证性地分析不同模式的优缺点；最后从发展模式出发，寻求针对性的发展路径。

一、保护区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

文化和旅游之间存在天然的融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15)“习近平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cntv.cn/2013/03/23/ARTI1363991995416363. shtml，访问日期：2020年5月13日。。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16)“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3-31/2199518.shtml，访问日期：2022年5月13日。但保护区建设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两者的融合应当是顺应自身需求趋势而发展的。同时由于非遗区别于一般化的旅游吸引物，在保护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坚持政府统筹规划和引导、尊重非遗所处的文化空间，才能使得保护区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从保护区建设与旅游业发展两者的供需关系、融合前提以及发展核心3个部分来阐述其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保护区建设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图

(一)供需互补是融合趋势

自保护区建立以来，开展了很多以保护非遗为目标的建设工作，如编制并论证保护区《总体规划》、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统计保护区内非遗数量种类、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和扶持、建立传承传习场所、鼓励非遗项目申报与成果转化等。(17)张志颖：《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中国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效与问题探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但这些举措均停留在静态保护的层面，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将保护区非遗造册保存，但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和非遗设立在国家和社会群体的保护圈中，不利于保护区的活态发展和文化对外传播，因此通过旅游业可以为保护区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促进其动态传播。

一方面，保护区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各项资源保障。保护区内非遗资源、特色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等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强大依靠，旅游管理方可以将文化资源植入到旅游地宣传和具体吸引物打造中，为旅游地实际发展提供旅游资源。除此之外，保护区的土地、基础劳动力和政策等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较强的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保护区也需要旅游业带来活态发展动力。保护区对非遗资源大多停留在古籍记载、展陈收藏或制定条例等静态保护措施上，如何提升非遗资源的传播力和吸引力，就需要结合旅游业融合发展。旅游业的加入可以为保护区带来新的运营发展模式，创新非遗元素的表达途径，提升具体旅游地的规范化管理，打造 “文化体验—文化普及—产品销售”一条龙服务，既可以得到非遗传播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获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

(二)政府引导是融合前提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是我国首创的，2007年建立初期以“先试点后推广”为改革思路(18)宋俊华、徐沛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2-282页。。按照相关工作程序，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实施三年后，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向文化和旅游部提出验收申请，文化和旅游部根据申请组织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验收。验收合格的正式公布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并授牌。

十多年来，保护区在区域性和整体性保护工作中已有初步成效，但由于建设理念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因此在实践中需要结合具体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因素，不断进行总结并形成初步方案，再在保护区内部进行试点，稳步推进工作。在这一特殊时期和特定工作环节中，其他参与角色总会受到利益相关因素的影响，无法真正地做到全局性考虑保护区旅游发展各环节问题，唯有政府部门在保护区旅游发展中，从宏观蓝图设计到具体政策制定，从文化保护到旅游规划等方面能够做到整体性和系统性评估。

(三)尊重非遗是融合核心

非遗既是形成保护区的根基，也是发展保护区的抓手。缺少非遗或者破坏非遗，都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区。因此在保护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各方参与者都需要保持尊重非遗保护的原则。

具体地，首先要尊重非遗存在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具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双重属性(19)黄永林、刘文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特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具体地，自然空间是影响非遗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变量，由于自然空间环境的不同，形成了非遗地域性特征。例如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地处陕西省延安市、榆林市，黄土高坡是陕北地区的主要自然景观，广漠无垠使得陕北人性格较为自由不拘小节，同时由于地貌特征，人们习惯站在坡上，远距离地大声交谈，人们的语音语调较为高亢，因此形成了节奏自由、旋律奔放的陕北民歌(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社会空间是人们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空间，它表现在即使是同一民族和同一自然空间，由于经过一代代人的文化传承与创造，也会形成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例如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同样的山区自然环境和土家族苗族的民族环境，但由于不同居民参与，而形成了不同非遗的文化形式。因此综合来看，在保护区旅游发展中需要明确当地非遗形成的自然空间，避免盲目开发利用破坏了非遗原本的自然空间环境；同时也需要了解非遗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各地区的不同文化建构，并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参与。

其次是尊重非遗所需的活态传承。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保护”进行明确定义，即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20)“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6123/xgzc46129/Document/1707763/1707763.htm，访问日期：2022年3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处处长塞西尔·杜维勒也强调非遗必须是活遗产，它必须不断地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否则就称不上是非遗。(21)朱以青：《基于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非遗并不存活在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而是活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非遗需要活态化地传承。在保护区内有序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符合非遗发展要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实现建立保护区的目标与意义。

二、保护区旅游发展的实践模式

(一)模式划分的理论依据

当前，保护区旅游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由于具体文化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若是将每个地区每个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与形式视为单独的个体，那么旅游发展模式不具有全局性视野，对未来保护区旅游发展起不到一般化的指导作用。因此需要对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提炼。此外以何种划分方式去提炼旅游发展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所属的文化类型进行划分可能会忽视每个区域的差异性，从所属的地理环境进行划分可能会减弱每种文化的独特性。综合考量下，本文从旅游发展过程中较为显性的参与者进行划分，选择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其划分的理论依据。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被定义为“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体”。(22)Freeman, R.E.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Ballinger, 1984, 46.20世纪70至80年代，旅游业发展带来较多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被旅游管理方和研究者所关注(23)Burns, G.L.and Howard, P., “When wildlife tourism goes wrong: a case study of stakeholder and management issues regarding Dingoes on Fraser Island, Australia,”Tourism Management, vol.24, no.6, 2003, pp.699-712.Robson, J.and Robson, I.,“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 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Tourism Management, vol.17, no.7, 1996, pp.533-540.。在具体对旅游利益相关者分类划分研究中，引用较多的是Sautter & Leisen在Freeman利益相关者谱系图基础上绘制的旅游业利益主体图，其中包括旅游规划师、本地商户、员工、本地市民、游客、竞争者及政府部门等(24)Sautter, E.T.and Leisen, B.,“Managing stakeholders: a tourism planning model,”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26, no.2, 1999, pp.312-328.，他们也强调利益相关者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不能照搬照抄旅游业利益主体图。国内学者在以利益相关者为主题开展旅游研究时，通过深入调研具体旅游模式和旅游地，根据研究分析对象和实地考察结果设计利益相关者。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基于不同的旅游地类别以及不同的视角提出并分析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如表1所示。

表1 利益相关者划分维度总结表(部分)(25)表格为作者整理所得。

综合相关文献、保护区建设目标和实际发展后，本文选择政府机构、企业与当地民众3个核心利益相关者，如图2所示。政府、企业是作为外部力量对旅游地进行改变和发展；而当地民众则是作为内部力量进行自我推动和发展的。据此，将发展模式分为内生式和外生式。其中内生式发展模式是依靠当地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参照外来的知识、技能和制度自律地且自主地创造出的一种发展模式(26)鹤见和子、胡天民：《“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3期。；与之相对应的是外生式发展，完全或大部分依靠外部因素，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地区开发(27)张行发、徐虹、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10期。。

图2 核心利益相关者分类图

(二)发展模式的特征分析

1.内生式发展模式

内生式发展下，民众以本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通常会形成民众参与制度，建立一个以民众为中心，表达民众意愿的组织机构，同时该组织机构拥有管治资本和土地利用等权利。(28)[日]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朴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20页。

当地民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文化资源形成、继承、维护和开发等是以当地民众为主导，并形成一个内部自发形成的旅游发展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会形成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自治组织，并经过内部推选出负责人和执行人员，参与管理安排当地旅游发展的大小事宜。在内生式旅游发展中，其方向、特色和内容都是与当地民众紧密相关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依托的文化资源本土化现象明显，在发展形式上较为传统。但由于保护区对文化生态保护的特殊性，政府机构会对整个旅游发展过程起到政策上的引导作用，保障当地民众在有序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2.外生式发展模式

外生式发展主要是借助政府和企业的力量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通过投资项目、资本入乡等形式将现代化旅游管理理念、旅游规划方案和旅游发展规范等一系列标准注入到旅游发展地区，使其在规划中快速形成和发展。(29)李琳、郭占锋：《乡村旅游转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首先外生式发展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接收政府的干预与制度的规制，地方政府通过制定资本市场、生产标准、竞争条例等方面的政策，来影响和调整产业结构、企业战略以及旅游产生要素的配置，(30)刘名俭、唐静：《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经济管理》2010年第12期。同时由于保护区的独特性，政府机构还需要管控和把握好文化资源保护的红线。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为当地制定出发展蓝图，确定好发展的风格和方向后，再引入旅游企业等其他角色的参与；其次，企业依照政府部门的规划，将外部资源与当地文化资源相结合；再次，当地民众既是旅游地的居住者，也有可能是旅游产业的经营者等，在一定程度上，当政府部门制定好发展规划、企业资本和技术入驻、形成旅游发展名片后，会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形成良性的循环模式。

三、案例分析：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综上分析内生式、外生式发展模式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后，本文从一般到具体，针对性地剖析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为最后提出保护区旅游发展普适性建议提供案例基础。

(一)案例地概况

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下简称为“迪庆保护实验区”)是2010年11年批复成立的，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涉及到3个县级单位(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香格里拉市)和8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迪庆保护实验区地处“藏彝走廊”南端，历史上是西南民族迁徙的孔道，是云南省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9.26%，是云南省少数民族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白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彝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为世居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民间信俗、宗教信仰以及多民族生活定居方式，在迪庆保护实验区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古老村镇等如独克宗古城、云岭乡雨崩和尼西乡汤堆村等。

笔者于2021年7月走访了迪庆保护实验区的雨崩村、虎跳峡、独克宗古城、普达措国家公园等地，通过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到迪庆保护实验区旅游发展现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二)案例地发展现状

迪庆保护实验区旅游地较多，其中既有内生式发展旅游地，也有外生式发展旅游地。在各自发展的方向和内容上，有着较为不同的特点，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本文选择表现形式较为鲜明的旅游地作为代表进行具体分析。

1.以德钦县雨崩村为代表的内生式旅游发展模式

雨崩村位于德钦县梅里雪山脚下，四周环山，人口密度较低。早期由于路况严峻，当地村民会提供骑驴服务和住宿服务。但德钦县旅游管理部门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安全秩序，在村领导组织下建立村民自主运营的冰湖旅游探险公司，为保证公平分配和利益共享原则，实施“分红制”。实地调研后了解到在村民自主经营公司管理下，替代骑驴服务，雨崩村成立车队并且雇佣村内有驾驶证A照的村民担任车辆司机。雨崩村村民成为推动旅游进程最为关键的群体，在旅游研究中雨崩村成为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的典型代表(31)刘相军、 张士琴、 孙九霞：《地方性知识对民族旅游村寨自然环境的治理实践》，《旅游学刊》2021年第7期。。

德钦县累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为394650万元，其中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完成218941万元，约占总体生产总值的55.5%。(32)和淇主编：《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迪庆年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298-325页。雨崩村作为德钦县旅游的名片之一，是助推全县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村民收入来源多样化，村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担任线路引导、司机等工作，或者通过旅游反哺获得分红等。

在雨崩村实地调研中发现，在旅游快速发展前雨崩村较为闭塞，村民生活长期处于固定的物质环境(以农业牧业为主)和精神环境(藏传佛教)中，大量游客的到来带来了现代生活习惯和文化，对雨崩村原有的文化空间有一定的冲击，在对当地18个村民(雨崩村仅有20余户)的具体调研中发现，有48.28%的村民认为“大量游客的到来会使得他们和家人更加偏向使用汉语”、54%的村民认为“雨崩村旅游业发展影响当地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53.8%的村民认为“旅游开发对本地文化有冲击”、53.7%的村民认为“在与游客交流过程中会觉得外来文化比本地文化更先进”。不难发现游客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地村民的文化认知，导致民族文化不自信的现象较多。

2.以香格里拉市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外生式旅游发展模式

香格里拉市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地带，原始文化生态环境保存完好，公园内有一个藏族村寨“洛茸藏族村”(藏语意为“好地方”)。2006年8月普达措国家公园由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通过地方立法成立，2007年成立迪庆州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并由其管理，2015年被列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在普达措国家公园实际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在旅游地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部门提出“政府主导、保护优先、特许经营、社区共荣、社会监督”的原则，设置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企业入驻后在保护区政策的规制下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政府监督旅游企业违规行为。同时旅游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如环卫、护林员、环保车司机等，工作岗位采用户均轮流制，提升村民收入。

但是长期依靠政府和企业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既削弱了居民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使得他们被动“抛弃”传统文化，慢慢趋向于现代化生活，脱离自身长期生活的环境，以至于破坏了藏民放牧文化的文化空间，甚至会使得文化生态保护区名不副实。同时在调研中发现游客反馈评论大多是“国家公园的空气很好”和“生态环境很好，很像仙境”等环境层面，游客对文化感知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经营集中围绕自然景观资源，对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挖掘和展示不足。

(三)案例地发展问题分析

通过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后，发现两个模式都存在非遗资源层面上的问题，不利于保护区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可分为2个方面：

一是破坏文化生态，追逐短暂获益。以雨崩村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旅游地，在旅游地发展壮大后增加了较多的旅游相关工作，相关工作岗位都是由当地村民担任，村民大多都开展并参与旅游业相关工作，大面积地脱离原来的生计环境和生活方式。实地考察发现虽然还存在小部分村民在赶羊群放牧，但雨崩村大部分面积已被商业化开发，似乎有成为梅里雪山脚下的“商业区”的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当地文化生存的土壤会慢慢被替换；二是忽视文化生态，发展内容单一。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旅游地，多以景区生态环境为宣传和展示重点，对非遗资源避而不谈。若是单纯为保护非遗，将其所属的文化空间进行“圈禁”，不加以有效传播，也不利于文化生态的可持续保护。

四、保护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为更好地为未来保护区旅游发展提供发展模式的借鉴，本文按照内、外生发展模式，分析其可能存在和遇到的一般化问题，并提出发展方向。

(一)内生式模式：保护原真文化、保持传统生计、打造旅游环境

内生式发展模式是以当地民众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当地民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但由于信息较闭塞、思考问题较片面等问题，可能会出现追求短暂的文化变现、为获取更多的旅游收入而放弃传统生计、忽略游客所需的基础设施与环境要求等现象，不利于保护区旅游地可持续性发展。基于内生式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保护原真的文化空间。遵循保护区建设的初心和目的，需保持非遗项目所处的文化空间，既不人为更改非遗项目原本出现的时间，也不能任意更改非遗项目所在的传统空间。为避免出现将文化活动刻意地和反规律地展示给游客，使得游客看到“伪造”的文化，以此换得旅游业收入等诸如此类“投机取巧”现象。制定严格的文化保护和监管制度，发挥民众主观能动性与监督意识，在不破坏文化的原真性前提下，才能开展旅游业相关活动与参与旅游相关工作。

二是保持传统的生计活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能抛弃传统生计活动，这是因为传统生计活动的长期存在和影响，才逐渐塑造和形成了每一个具象的非遗项目。在保护区旅游发展下，当地民众兼顾着传统的生计活动，也会参与到旅游相关工作中，合理范围内的参与不会打破原有生计活动的平衡，反而增加了当地民众的收入来源。但当地旅游业形成规模时，当地民众也意识到旅游业可以真实地带来收益较高的经济收入后，倾向于参与旅游相关工作，但由于传统的生计活动不得不占用其参与旅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在收入获益权衡下当地民众最终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游业中，荒废掉原本收入较低的生计活动，原本正向的反馈会产生一种负面的结果。因此需要重点制定当地民众收入的分配制度，将“传统生计收入”与“旅游收入”进行不同等级的分配，在确保传统生计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点的情况下，才能在参与旅游服务活动中获得收益。

三是打造满意的旅游环境。内生式发展模式本土性较强，旅游基础服务优化发展受制，如在环境上尤其是地理位置较偏僻的保护区，传统环境下人与动物很亲密，但是当出现动物排泄物泛滥或动物袭击游客等现象，既没有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还会给游客留下脏、乱、差的印象。同时保护区旅游最关键的是文化传达，因此讲解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是重要工作，将文化内涵和精神真实地传达给游客，而不是为了迎合游客的好奇心，“添油加醋”地重构非遗文化。因此即使在村民自治发展下，旅游业也不是单打独斗，需要将每个环境串联起来，互相推动和弥补，使旅游业成为当地发展的亮点，使文化元素成为旅游发展中最大的品牌。

(二)外生式模式：首要保护文化、严控企业入驻、统筹旅游利益分配

外生式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和旅游企业等外部力量，通过制定政策条例和健全配套设施等措施来推动其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保护区的针对性条例和准入机制尚未完善；旅游企业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合理，非遗资源被闲置或人工伪造非遗表达等现象。基于外生式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坚持文化保护第一原则。政府部门需明确旅游是一个动态保护和传播非遗的途径，科学规划保护区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根据不同非遗项目与旅游地，相对应地制定文化保护政策，使得企业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进行旅游开发活动，避免出现忽视文化元素和过度开发文化元素的极端现象。具体地，旅游企业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和新设备，尤其需要关注在技术运用时对文化的真实性表达。在保留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将文化与科技融合，实现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共生共荣。

二是严格控制企业入驻规则。政府机构和旅游企业的决策意见共同影响着一个旅游地的发展方向。政府作为一个统筹机构，在规划保护区旅游发展时需充分了解区域内文化，才能制定旅游发展蓝图。对旅游企业的招商引资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一般旅游地对旅游企业的考虑，除了拥有成熟的旅游开发经验外，对非遗了解与重视程度也是考量的标准之一。在签订合同前，首先要确保企业认同文化生态保护的方针与目标，在尊重非遗的前提下才进行旅游发展的合同拟定，在约定的合同中需要明确提到不破坏保护区内文化、不破坏保护区内居民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以及对非遗项目的开发要基于内涵，禁止滥用文化和消费文化。

三是统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外生式模式下当地民众是否配合政府安排和企业开发对整个旅游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环节中需要解决的是旅游业收入如何分配，分配比例需要考虑到政府、企业、当地民众等多方利益主张。政府作为统筹角色，在与企业商定旅游合作合同的时候就需要将旅游收入进行量化分配。同时由于保护区旅游发展会对当地民众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政府与企业商定后的初步方案需要与当地民众组织进行商榷，如有异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旅游收入的分配需设立监督和实施第三方机构，保证公平性，以免出现旅游收入分配不均、内部产生矛盾等现象，继而对旅游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综上，保护区与旅游业可持续性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好非遗资源、维护好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