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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如何诗歌的当代性思考

2022-12-19庄伟杰

星星·散文诗 2022年8期
关键词:现实性书写现实

庄伟杰

记得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上,研讨的主题是“当代文学艺术史视域中的乡土叙事、城市想象与灾难书写”。面对这么大的学术命题,要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或论析谈何容易啊!如果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此论题的关注点应是着重于题材领域的探究,即“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意味着如何书写当下,书写当代的生活,由此而决定了此类题材的书写必须具有高含量的“现实性”。因为,乡土、城市、灾难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势必要求作家对此三个领域的现实境遇、生存状态和人事风情相当熟悉乃至“洞明”,方可进行书写。当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三个领域当可视为作家创作的资源,或者说“导火索”。诚然,一个人的阅读面毕竟相当有限,而且兴趣点和关注点有所侧重。作为一个在路上来回跋涉,同时对创作与批评研究两个领域均有所涉及的求索者,笔者以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要写什么不写什么,每个人心中自有选择和路向,即作家想“写什么”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至于“怎么写”,其实牵涉到一个文体意识自觉的问题。真正优秀的诗人作家只有对各种不同文体的区别有着一种自觉意识,才能突显出属于自己的且与众不同的写作特色。文学批评者亦然。其所关注的不仅只停留于选择对象的问题,还要关心“怎么批评”及如何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知,笔者更关心的是“怎么写”的问题,最初想围绕着研讨会的命题,从当代文学史视域中来谈论文学应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书写,以期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想想题目有点大了,于是急中生智,便把题目的范围缩小,意欲探讨一下关于“现实”如何诗歌的当代性思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性”,每个时代都在呼唤与之同在同构的“现实性”。这意味着作家必须对时代及时代中人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一种把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富有原创性的“解码”和“编码”的能力。今天我们之所以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我们希望读到远远大于自身生存场域的生活,通过对他者生命的虚构和想象,逸出狭窄贫瘠的疆域,抵达多元辽阔的世界。对于诗人来说,要体现诗歌的“现实性”,必须拥有与其所处时代心神相通的体验和认知,把当下现实生活和日常经验有机地融入文本,融入时代的精神地理图,尽可能以巨大的艺术张力打开生活的诸种面相,以富有艺术含量和思想力量的表达构筑起自洽的诗性空间。

应该说,“现实性”的空间无论是对小说家还是诗人来说都是相当巨大的,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小说家与诗人的艺术任务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小说家可能是入世的,注重于故事的构造、场面的营造、情节的铺排、人物形象的塑造,简要地说,小说重在完成对于生命的演绎;诗人可能倾向于出世,或以出世的姿态入世,而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重在以虚玄性的创作方式,通过特定技巧与意象组合,创造具有文体构成性与自足功能性的有意味的想象世界,因为说到底,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当然,它们共同点应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且指向世道人心,旨在为人们提供发现了超凡脱俗的精神生活。

那么,“现实”应如何诗歌呢?这是一个值得不断加以探讨的重要问题。对于诗人而言,写现实并不意味着匍匐在生活的脚下,也非是靠堆砌现实细节来传达内心的声音。关键的是在如何处理现实经验的同时,又能向着“理想性”进发,即从现实中走出来,又径直向灵魂里走去。诗人不止是生活的阐释者,也不应只是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更应是诗意、梦想、理想、未来的创造者。如同举起世间万物指向一种美,一种精神的辽阔,直至抵达某一思想高度。

反观当下诗坛,多数诗人对“观实性”的理解和认知,往往只看到外在的现实性,而忽略了内在的现实性,即精神的现实性——灵魂深处的精神存在。例如,关于“抗疫诗”——灾难书写。换句话说,有关抗疫诗写作,应属于文学中的灾变书写。在疫情期间,围绕着此话题,线上线下的确展开了“热闹”的论争,莫衷一是。其实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二是诗歌如何介入现实生活。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在非常时期诗歌比起其他文体的优势,就是能够迅捷及时地对所处的时代和现实境遇作出心灵回应,因为诗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现实紧密相关,用诗的形式介入其中,体现的是一种良知、道义和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诗人定然是一个非常人性之人,总是怀揣一颗真诚、善意和慈悲之心,拥有关爱众生的悲悯情怀或忧患意识,才有可能写出穿透人心的光辉诗篇。屈原当年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诗人们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深植于现实的土壤,满怀深深的忧患以至愁肠百结,才会有对生活的独到理解和对生命的诗性关怀。尽管诗人与现实之间并非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诗人要表达如此情怀,需要一定含量的钙质,即诗歌文本所蕴涵的精神气质。意识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及反思当下诗歌生态。

平心而论,用诗歌的形式“为事而作”,完全可以介入,但要写好写出味道写出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却相当不易。纵览时下大批量如口罩般生产的抗疫诗歌,实话实说,佳作着实鲜见,甚至叫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许多作者所写的这类诗,根本没有经过心灵化的过滤,要么是过于狂热而搬出大词甚至以抽象口号式的呼喊分行排列,要么以表浅化及平涂化的惯性书写而看不到真性情真精神的灵魂叙事,要么是停留于一般化描摹而缺乏对生命认知的深广度;有的则缺乏辞采的珠圆玉润,以及文体自身的构成性,从而丧失了汉语特有的诗性品质和气味。更有甚者,乃是以轻率的、揶揄的、庸俗化的书写而引起公愤。如那首题为《仰望天空》的八行诗,不妨抄录于此:“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如此所谓的“诗”,无论从整体还是拆开来看,根本没有经过心灵化的过滤,不仅立意不正,从文本本身更是不值得一提。那些随意分行的拙劣文字,往往只有客体的“实”而缺乏主体的“神”,让人看不到诗歌的筋骨血,更看不到精气神,自然写不出诗歌应有的意境来,也营造不出具有内在风骨气韵的诗歌生命体。说句不中听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类似的诗作还不如一篇同类题材的好新闻。可见,一首诗的内部一旦缺钙,缺乏应有的情怀和精神含量,任你怎样分行,也断然写不出动人诗篇的。

针对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种种症状,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经历百年沧桑一路走来的汉语新诗,是否有点难以自持了?况且,作为一种文体形式,诗歌本身委实存在诸多局囿。从左边看,在信息量和意义的传达方面,诗不及小说;从右边看,在表情、说理和论辩方面,诗赶不上散文随笔;从另一方位看,在直观上和具象方面,诗又不如影视和网络视频。即便如此,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诗歌自有其独立自足的生命空间和美学功能,甚至足以象征并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最高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诗有诗道,诗有诗意。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其本质功能则是令读者在诗意的陶醉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呈现出一种自由状态的美,那是摆脱物质形态束缚或现实欲望之后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因此,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除了应充满文化自信摆脱面临的窘境,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和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自觉接受来自灵魂精神与艺术表现方式的淬炼。事实上,大诗人都是那些擅长敏锐、感悟人间温情的人,都是那些精心呵护众生良知和尊严的人,其深刻的思想(情感)必然来自对大量现实和历史、宇宙与人生的正确判断和精辟言说,并驱使其艺术和精神臻达某种高度。被誉为东方诗哲的泰戈尔,显然是其哲学、小说、戏剧、音乐、绘画等多方面的修养所构成的宽度,才成就他的诗歌高度。西方现代派大师艾略特,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也是以智力和学识作为内核的。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诗学话题,“现实”到底应如何诗歌呢?的确值得更多的同行者参与共同深入探讨。其实,更多人往往是被“现实”这个词的表象所迷惑,于是在谈论现实问题时,常常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认为只有现实才是最真实的;即使是非现实(如梦)的东西,也要被归结或还原为现实的东西,才能证实其真实性。然而我想探讨的是,寻求的意义或情感的真实是否有其现实性。就诗歌写作而言,真正的现实应是多层面、全方位和立体式的,既可以有揭示人类苦难的精神困境或表现社会热点等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有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刻骨铭心的自我叙说。不管是诉诸宏大叙事的现实,还是抒发个体的情绪,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只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姿态呈现而已。谁能否定关注自身、关注内心、关注灵魂的不是一种真正的现场?只要诗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写出属于自身生活的感受,发出属于自己的真切声音,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一种现实?他们的笔下或许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人间烟火,却是一份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起码保持着一份忠实于自我灵魂的真诚。而这,恰恰是一种更为真实更为可感可触、也更具存在意味的现实。可见,诗歌写作是发现或再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它不拘泥于任何实体对象,因而在诗歌中,现实并没有被摒弃,而是处处存在着。只是它并非人们理解中的那些外在的事物,也不是新闻报道中所看到的现实,而是以内在的、更为隐秘的方式呈现的东西。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存在的诗意空间。一旦明确了所谓的“现实”,既有外在的现实(物质性的),还有内在的现实(精神性的),才有可能加深对人类思想情感的认识和开掘,才有可能对生活和生命具有更深刻的体验和领悟。

记得有位同行者、某诗歌民刊的主编正在做一个关于《中国100位著名诗人笔谈怎样才能写好诗歌》的问卷调查,希望笔者能用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回答。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事关培养汉语诗歌新人且具有诗歌史意义的大事。面对如此问题,与面对“现实”应如何诗歌一样,其本质属性是相似的。但要用一句话说清楚怎样才能写好诗歌,就如同当年李太白笔下所言的“蜀道难”。诗道亦然。说句实话,好诗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样说似乎又显得太过“神秘”。至于现实应如何经由审美变异之后凝聚为诗,无非就是如何经过心灵化过滤和诗性转换,也可理解为怎样做到两个方面的均衡:一是语言,一是情感。一方面是酣畅的语言流,另一方面是直指人心的意象群。而这,可能就是诗歌美好的一种表达形式。

至此,笔者想再次强调:“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如果这个观点自有其合理性,那么直面现实,站在诗歌文学史的视域中,在我看来,要写出好的诗歌,或者说好的诗歌写作,起码的有五种“力”显得至关重要。概而言之:1.笔力。写作者必须具有精深的文字功力,尤其是语言的爆发力和表现力要强;2.脑力。好作品一定要有新颖的立意和巧妙的构思,一定要找到最佳的角度或切入点;3.眼力。要善于发现及捕捉常人习焉不察的事物或细节,即拥有发现美的独到眼光;4.声力。创作者要融入自身的生命体验,力求发出个人的声音,形成属于自己的情调和语感;5.神力。诗性的语言符号必须是通灵的,要具有内在神力并彰显出精神脉象,即臻达某种思想和艺术境界。

最后,借用拙作《认识自己、寻求意义与空间拓展》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对于诗人而言,现实的尴尬与内心的迷茫不言而喻。多数诗人已陷入生活的泥沼难以自拔,在通往精神家园的路上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须知作为诗人的意义不是逃离,而是要大胆介入,介入存在介入周遭世界,勇于对活生生的现实发言,勇于直面切入生活并极力寻找突破口,挖掘母语的诗性及对当下现实生活给予重新命名,让诗歌以敏锐的思想触角,获得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无论是现实中的想象,还是想象中的现实,唯有思想的力量能够穿越时空,成为人类的精神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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