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莹

新时代呼吁女性诗歌的“守正创新”，而“内省”和“向外转”分别体现了新时代女性诗歌的历史探索和现实嬗变。新时代女性诗歌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立体面貌，这主要体现在女诗人创作的多维上。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涌现了以翟永明、伊蕾、王小妮等为代表的女性诗歌的领军人物。进入新时期，蓝蓝、海男、池凌云等60后女诗人继承并突破了女性诗歌的单一性别维度，向更广阔的现实迈进。而70后女诗人余秀华、阿毛等以及80后女诗人郑小琼、春树等，则打开了女性诗歌的阶层、城乡和生存等多维话语空间，为女性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总之，这些女性诗歌彰显出个性化的主体省思和“代际”特征。这一现象背后，蕴含了女性诗歌“向外转”的整体态势。新时代对当代女性诗歌探索提出了新的要求。回望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探求新时代背景下女性诗歌“向外转”的进路，这是当下研究女性诗歌无法回避、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 回望与反思：女性诗歌的代际嬗变

女性诗歌是当代诗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女性诗歌”概念，一般被用来描述当时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诗人创作，意在凸显诗人诗作的女性意识。翟永明、伊蕾等50后诗人，反对男权，呼告女性的身体、性和欲望，呈现了内面的女性主体。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中，以月亮、黑暗、石头、城堡、镜子、河流等意象形容女性的精神形态，由此塑造了“穿黑裙的女人”、受孕的母亲、神秘的“站在镜子中”的女人等。其中黑夜意识的“发现”昭示了女性的觉醒。对此，唐晓渡在《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中所论述的，“借此（女性）的力量达到黑夜中逐渐清晰的一种恐怖的光明”。

和1950年代女性诗歌专注内心的“黑暗意识”不同，以蓝蓝、海男、池凌云等为代表的1960后诗人在守望女性心灵世界的同时，更显示出对广阔社会生活的关切。她们以浓烈的抒情书写自然风物、日常生活伦理以及存在（being)的哲学命题。《野葵花》一诗中，蓝蓝将野葵花拟人化，秋天“被砍下头颅的野葵花”的脸，是“金黄色的烟尘”，是“不真实的野葵花”，是虚无的。同时，穿梭于“为忧伤所掩盖的旧事”“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带来的生命体验是如此的真切。虚实、生死之间的抒情张力，使自然这一普遍诗歌主题显得隽永而深刻。而在近年来的诗篇中，蓝蓝审视现实、批判现实，求真、求善成为其诗歌意旨。她在宏大的社会意识，与小人物扭动其中的痛苦细节中观照时代人性。在《永远里有……》《矿工》《艾滋病村》《真实——献给石漫滩75·8垮坝数十万死难者》等诗作中，充盈着诸多感性哲思的诗语。如“藏满煤屑的指甲，黝黑的额头/在命运升降不停的掌子面”“碾碎人，以及牙齿企图说出的真实。/世界在盲人脑袋的裂口里扭动”。诗人池凌云则称自己的诗是“卑微者之歌”。她关注卑微生命，“向低处的声音致敬”，见证现实。在《疯子》《抑郁症——悼一位患抑郁症自杀的女孩》《纪念一个死去的女人》《昨天》《沙丁鱼》《让枯萎长高一点》等诗作中，诗人“让笔锋站立，刀斧自己出门”，呈现了诗人写出卑微生命的诗歌意志。

进入新时期，70后、80后诗人成为诗坛的新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和新媒体的传播，女性诗人获得了更多的书写和表达自由，一批优秀的女诗人异军突起。余秀华、郑小琼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们突破了“小我”。其诗作源自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回荡着打工者和劳动者的情与思，显示出较强的人民性。余秀华曾在博客中写到：“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余秀华看重女性身份，她的诗中具有清醒的女性的生命痛感，为此，灵与肉常作为她主体表达的一组张力。一方面是身体的不完整和卑弱，“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与此映照的是纯洁的爱，“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值得提醒的是，诗人余秀华曾一度因“脑瘫”“残疾人”的标签引爆热点，网友们的关注给余秀华等女性诗人带来流量和知名度的同时，也使其诗歌本身成为娱乐消费的“卖点”。夹杂在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媒体、出版商为了达到谋利的目的，主动制造“女性”卖点，提高作品发行量，这样产生的“诗歌事件”“性别消费”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女性的创造力，是新时代女性诗歌发展应警惕的现象。而作为流水线工人的80后诗人郑小琼。对农民工生存困境和边缘身份的强烈体认，混杂在女性敏锐的诗思中，在《春天，水》一诗中她写道：“一个鸡头开始在村庄/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它需要这物欲时代的美梦/黄斛村女性的水饲养出神秘的肉体，她们适合/开发利用，把欲望，道德，内脏都涂上胆汁/这苦，只有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神像才阅读。”“物欲时代”黄斛村女性涂上胆汁苦的欲望、道德和内脏，和老式传统神像的“神秘”互相言说，彼此创造，因此照见了女性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城悲和乡愁。

二 历史的内视，与现代女性经验的拓展

不难看出，代际嬗变中的“女性诗歌”突破了单一的女性维度，主体存在“向外转”，向诗歌自身、向世界敞开。翟永明在《再谈“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一文中，曾谈道：“‘女性诗歌’的批评仍然难逃政治意义上的同一指认。就我本人而言，与美国女作家欧茨所感到的一样：‘唯一受到分析的只是那些明确讨论女性问题的作品。’”这里显示出“女性诗歌”批评概念的不足，同一化的批评恰恰忽略了女性诗歌内部的诸多“差异”。同时提醒我们关切女性诗歌的性别共通意义时，将目光投向缤纷各异的女性诗歌“外世界”。其中历史的内视、与现代女性经验的拓宽，是当代女性诗歌展开“外世界”的创新话语途径。

一方面，更有意识地接续、转化古典传统，探寻有民族生存历史的精神家园，是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显著特征。新时期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女性诗歌更需要在“世界”窗口和古典传统的承转中反思其精神文脉，这关乎当代女性诗歌对诗歌现代形式和古典意象的融通。也预示着女性诗歌要跳出性别的藩篱，并非以“女性”作为其艺术尺度，而应以“诗歌”本体，静观丰富的诗歌世界。郑敏指出，“只有在世界里，在宇宙间，进行精神探索，才能找到20世纪真正的女性自我”。她的晚期诗作《我的东方灵魂》《秋的组曲》等诗以对“历史”的内视，显著体现了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史诗追求。“镜子里不再映出什么。只有/冷白的沙上漠然的水鸟/人究竟是焦虑的布谷?喧嚣的秋虫？/漠然的水鸟？久违坦然的仙鹤了”（《入秋》）。此处的“仙鹤”，衔接的正是诗人用以安顿“焦虑”“喧嚣”“漠然”的现代人的古朴诗魂。而且，不同于早期在《金黄的稻束》中所呈现的沉稳意象，郑敏晚期的长诗回荡着历史的多声部断响，因而呈现出诗歌的复调性，长诗《诗的交响》中《第一乐章 快板：历史的声音》，写道：从古墓里升起诸多先圣/胡须飘然，衣袂飘扬/缓慢地睁开眼睛，从睡梦/中起来，看望子孙们的战场。但看到的是，“却向垃圾抛弃东方花瓣/从零开始被引为民族的骄傲”。讽喻色彩浓厚。而在悼念好友唐祈的《诗人之死》中，同样写道：这里洪荒正在开始/却没有恐龙的气概/历史在纷忙中走失/春天不会轻易到来。对遗忘民族历史的慨叹构成了郑敏晚期诗崇高悲壮的美学特征。

另一方面，随着交通、通讯、地域的时代转变，女诗人们诉说个人在故土与异国、乡土与城市之间摆荡的辙印情思，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女性情感形态，拓宽了现代女性的经验书写。以虹影为例，“大饥荒”下的“私生女”身份造就了她不同寻常的的反抗意识。她自言激发自己写作的动力，“感官世界、幻觉主宰我，我反抗，我不服从这世界和他世界强行直入我的思想和身体，拒绝被奴役，这时我写诗”（沈睿《“诗歌是我的灵魂”——虹影关于诗歌的十一个问题的回答》）。对抗视角下女性的“无根感”和精神救赎形成了其诗歌较为常见的内在结构。“对抗”背后是女性的身份创伤和角色位置的缺失、迷思。为此，虹影游走于重庆、北京和伦敦等地，漂泊无根的声音尤其体现在她《鱼教会鱼歌唱》《沉静的老虎》和 《我也叫萨朗波》等新世纪以来的诗集。在《碎冰》一诗中，诗人说道，“三尺之上是我的魂，我已迷失太久/我四处游荡，没有归宿。”“我看河面自己的倒影/我还是原来的我/这些年，这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运河》）。

在这个层面上，“献诗”是女诗人疗愈的力量源泉。虹影曾谈到狄金森的诗为她“找到方向”。“她的画像一直挂在我北京家的厨房墙上，以她为型，如影相随”（沈睿《“诗歌是我的灵魂”——虹影关于诗歌的十一个问题的回答》）。而池凌云的《玛丽娜在深夜写诗》中，“玛丽娜/你从贫穷中汲取，你歌唱/让已经断送掉的一切重新回到椅子上”。翟永明在《致阿赫玛托娃》中的“我向你致敬”。她们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俄罗斯女性诗人等带来的“影响的焦虑”，转化出“献诗”的力量，体现了当代女性诗歌“同时代人”（阿甘本语）的承担意识。

不仅如此，新时期以来的女性诗歌还体现出告别独白式个人话语的自觉。女诗人们着眼于具体的生存面相，暴露现代生活的褶皱，其诗歌创作是新时代现代情感的多棱镜。以学院诗人范雪为例，诗作《阿嫣的爱欲》以第三人称“她”的冷静口吻，叙说了古典学学生阿嫣买验孕棒的动态心理。诗中写道，她“向风帆一样胀起”的欲望，“像神话里伟大的阿喀琉斯、阿瑞斯、阿芙洛迪特”“虽然/却甩不掉，/次次总需要一只验孕棒”，但“阿嫣不似一般女孩伤感或总结，/她正面评价自己失魂的思考”，以现代智性，升华出“女性情感教育”的现代主题。

三 新时代下，“向外转”的“女性诗歌”

以女作家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具有极强的内省姿态和身份自觉。同时，这些女性诗歌整体呈现出自我与现实、经验与先验矛盾交织的特点，进而显露“向外转”的脉向。新时代对女性写作的思想性和力量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小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分子。新时代背景下，女性诗歌还需要在经验、技艺和语言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如何突破“自省”，培育“向外转”的发展势能，把握时代脉搏，展示新时代文学的风貌是女性诗歌面临的新课题。

在琐屑生活中寻找诗意，构造日常的诗歌伦理，是新时代女性诗歌常见的写作取向。现代化的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碎片化的情感体验。这类诗歌在喧嚣、浮躁的都市氛围中抵抗虚无，具有别样的人文关怀。王小妮曾说：“诗歌本不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活着就永远有诗。活着之核，也就是诗的本质。”她着墨于世俗之物，写生活事、普通人。厨房、菜叶、土豆、送甜菜的马车的生活日常中，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沉潜和安静。其诗语调随和、松弛，可以说是一种“物性”的个人写作。另一方面，她把自身的情感浇筑在碾子沟里的石匠、等巴士的人身上，以隐喻、想象巧写人生之思。“巴士很久很久不来，灿烂的太阳不能久等。/好人和坏人/正一寸寸地转换。/光芒临身地人正在糜烂变质。/刚刚明媚起来了”（《等巴士的人》）。由等巴士的人转喻出好坏的哲学命题，体现了王小妮诗歌的灵动和开阔。女诗人阿毛在《跋关于〈变奏〉》中也说道：“面对我们的时代，面对我们置身的场景、面对我们的生活，我想写的诗歌要表达我的感受、体验、思想……把这些变成一种光、一种能量，传达给他人”。

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女性诗歌显现出特殊的现实关怀。2020年席卷全国的新冠疫情中涌现了很多新女性，掀起了诗坛的抗疫诗潮，很多普通人加入了写诗的行列。其中武汉方舱医院护士弱水吟发表了《请不要打扰》《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日常》《元宵夜》等诗。在《请不要打扰》一诗中，“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试问：谁愿意抱着同伴的骨灰盒/踏上回家的路程？”以质朴的在场感直击人心，显示了女性诗歌的伦理维度。

拷问女性身份的现实分量，汇聚了新时代，新女性及诗歌的转变意义。80后女诗人春树的诗融合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对家族、故亲的文化记忆。在《分组可见》《上海地铁所见》《生存技能》等诗中出现了微博、微信、地铁、“屏蔽”等新时代事物及名词。而由于其旅居国外的生活经历，使她在《翻滚着云彩的瑞典的天》等诗中，展现了异国游子的思乡怀旧。“越是安静的地方/越让我想家。”“草地里跳出一只兔子/褐色的兔子，/立刻拉近了/我与祖国的距离。”而在《上午，经过长安街》中，春树这样怀念自己的父亲，“怎么写不好你，/你这个农民的儿子，/我也生在农村。/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我给你放了一晚上的军歌/号啕大哭——/那也都是我喜欢的。”伊沙在编选《新世纪诗典》中曾收录此诗。他认为，“春树的诗是活出来的（比‘写’出来的境界高）”。的确，春树有其自身的新意。但也有人认为春树的诗具有技艺不足的弱点。泉子在《诗从语言开始——兼谈春树诗歌中的技艺缺憾》，指出春树的《召唤》组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语言对诗人言说的束缚与技术的粗糙造成诗人敏锐感受在传达中的消耗与磨损”。布罗茨基说：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因此女性诗歌“向外转”的同时，还需直面、反思女性诗歌的技艺、语言问题。

每位诗人都必须接受技艺、语言的考验。70后女诗人宇向的诗在《圣洁的诗》《我真这样想》《半首诗》《给今夜写诗的人》《感觉的房子》《她们》等诗中透露了异质化的想象、女巫气质和对人性冷静的观察，尤其以娴熟的叙事方法突出，显示卓异的写诗能力。以《她们》为例，这首诗以横截面、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叙述了小米和小拿、张溪、梅、泳泳、贝芬、一个女工和晓华这些记忆中的女性群像。她们的命运闪着“寒光”。梅，“83年，一个星期六/她骑车去少年宫画画，/被一辆卡车碾断右臂……/后来，她试着用左手拿画笔，/85年春，我去找她，/姨淡淡地笑：梅在郊区/一家精神治疗中心，那里风景怡人。”此处以对现实关怀，又抽离的姿态塑造出“局中人”和“旁观者”的双重叙事视角，从而能够深切透视女性命运现象的悲剧。

无疑，当代女性诗歌形成了自身的代际特征，经历了从女性自省，到“向外转”的诗歌嬗变。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生活气象，新时代呼唤女性诗歌的新表达。这不仅要求女性诗歌继续展现其内聚力、内视化的运思优势。也需要女诗人们写出时代之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出的：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因此，女性诗歌需要在“新现实”的精神向度和语言的技艺维度上开拓出崭新有力的美学空间，借以提高介入现实的能力。这应该是女性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