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灵芝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中国医学史课程多开设在各高校大一或大二阶段，是推动医学人文教育的平台之一，目前该课程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

在医学通识教育中引入“故事教学法”,在故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环节,要采取各种措施讲好故事，既往有学者[1]指出蒙卦教育思想对针灸学生的教育意义，可引入“蒙求”类古代医籍的课外内容读物，蒙求类医学读物亦是以人物为主，传递古代先贤的故事。这种体例不唯蒙求类医学古籍，因为早在明代李濂即著有《医史》，是一部编录明代以前的名医共72人的传记，虽然很多现代学者不认为其属医史范畴，乃是医家人物传记，然则正如民国医家曹炳章指出的那样“实录历代名医事略，以为后人楷模者，曰医史”。

当下医学人文的教育提出了课程思政改革的要求，蒙求医书中蕴含大量医家人物典故，如何讲好中医故事，弘扬中医文化主旋律，或许透过蒙求类医学古籍中医学人物的介绍，也能让当代大学生体会古代医学先贤事迹感受心灵震撼，实现医学人文教育的人文关怀：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专业素养教育，为天地立素心；实现生命意义教育，为生民存使命；可以辨章学术源流，为往圣继绝学。

1 中国医学史是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的载体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史课程是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之一，其中思政教育的实践做到了双识教育、情感融合，案例丰富、全面覆盖，在本科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具体方法如医史辩论、珠玑争锋，医史演绎、突出人文，设计写作、意趣之问，思政案例、融入课程[2]。而对地方志中医人、医事、疾病的信息挖掘可补医学史研究缺失,又可以在中国医学史教学工作中补充医学人文材料,裨益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3]。

既往其他高校中国医学史课程思政立项项目都有一些成果，如李德杏等[4]选择了5个思政教育专题(职业认同感、职业素养、学习态度、法律意识、从医动机)来进行设计；广西王缙等[5]开展以“中国医学史上医生的尊称”为例的教学专题，右江民族医学院王华生等[6]认为思政表达可与医史表述高度融洽，形成几大核心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匠精神、批判精神、团队精神以及爱国情怀的厚植。

将医史学者的著作分批介绍给学生，学生关注到当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在比较中感受着医学史研究的韵味，蕴一颗灵机之心，研几则意趣学问。比如疾病史的研究，孙思邈给卢照邻治过病，卢照邻究竟得了什么奇怪的病？他一直很痛苦——《释疾文·序》中写得病后，只能在地上爬行，“寸步千里，咫尺山河”。《五悲·悲穷通》则更加详细地描述了病后的惨状：“形枯槁以崎嶬，足聊蜷以缁厘……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支萎堕，五官欹缺……毛落须秃，无叔子之明眉；唇亡齿寒，有张仪之羞舌。仰而视睛，翳其若瞢；俯而动身，羸而欲折”。通过这样的问题导入，再去推荐相关医史读物，如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疾病史研究，还有瘟疫史，如梁峻《中国疫病史鉴》《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和《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张剑光《三千年疫情》(2020年新增版名为《中国抗疫简史》)；全球疫情史研究专著，如翻译著作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等。

2 医学史课程故事教学法的具体实践

需要设计好故事，要讲好古代医者仁心的故事,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讲好医药文化的故事，让学生在故事中感受精彩的文化寓意；讲清医学史上的重大发现，让学生深入理解这些发现产生的时代和背景；讲好现代医家和医史学者的故事,让学生将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相对接。

2.1 讲好医者仁心的故事 在讲解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之时通过带领学生阅读序了解“不读内经，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思考这里的“内经”是什么，体会着“学医以慈悲，读史明喜舍”。

再如曹炳章先生研究仁丹的故事。日产翘胡子牌仁丹，宣传治夏秋暑热百病，销量很好掠夺国民金币，而且还冲击排斥我国药业。先生拍案而起，决心为国家振威、为民族争气。在翻阅了大量医籍资料后再融入多年之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丸药，其药效高于日货仁丹，而价格也廉，定名为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无人问津。

2.2 讲好医药文化的故事 关于汉代的人物还有邳彤。河北安国药王庙里供奉的汉代药王是一位不会看病的将军，即邳彤，邳彤出生时间无史料记载，但他卒于公元30年有史可查。他是信都郡信都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是东汉初期赫赫有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后汉书·邳彤列传》用八百余字介绍了邳彤的生平事迹，称赞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他为刘秀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史书对其是否精通医术更是只字未提，邳彤身为东汉开国初年的一名武将，怎么就成了安国药王庙的药王了呢？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中记载：“汉邳彤庙，俗误为皮场庙，在祁州南门外，自宋迄今有疾者，祷之即愈。宋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佑王’”。至少是到了清代，邳彤才被人为地附会成一个神医——皮场庙和邳彤庙在民间因为“皮”和“邳”音的相近，以讹传讹，再加上有疾者祷之即愈的传说，人们误传邳彤懂医术。

中医药文化故事设计了成语与中医药，如病入膏肓、起死回生、对症下药、讳疾忌医等，还有中医药典故，如橘井泉香、杏林春暖、悬壶济世等。

2.3 讲清楚医史上的发现 马王堆汉墓医书的帛书《导引图》为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却谷食气》为现存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阴阳脉死候》为现存最早的诊断专书，《胎产书》是现存最早的妇产科著作，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医书《脉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疾病证候学专论，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一尊人体经穴髹漆人像是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人体经穴模型等。

讲解秦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介绍到《难经》相传作者为秦越人，带给学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史志书目进行阅读，史志书目显示是在唐代才提及《难经》作者为秦越人。

2.4 讲好现代中医的故事 介绍医史学者陈邦贤“不怕慢就怕站”的事迹，陈老晚年自号红杏老人，“杏”是杏林、医林，“红”就是坚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他不断鞭策自己要又红又专，一心跟着共产党走。

介绍马继兴研究员“住在书袋里”的故事，“动脑动体不动心，不计得失乐津津。适量动脑反受益，动心贪欲必招损。定时适量来动体，学习工作要认真。但求矢志勤奋进，屏绝俗欲得天真”。

介绍郭霭春先生《中国分省医籍考》用到的一些地方志书目信息，思索史志书目、方志书目对医学史研究的意义。

著名的本草文献学者郑金生研究员致力于追寻药用真相的事迹也感染着可爱的学生。80年代郑金生认为“恢复使用龟上甲，有着充分的文献依据，建议药材部位予以收购”[7]。有很多人质疑他，即李时珍《本草纲目》上写着“《本经》上品，古人上下甲皆用之，今人惟用底版入药”[8]，到明代已经是“只取底版，悉去旁弦”[9]。意思是至少明代开始只用下甲，而之前的古人上甲也在用。而龟甲从元代开始，不仅功效大变，药用部位也从全甲局限为下甲——主要是元代朱丹溪倡导滋阴以后，龟甲作为血肉有情之品，成为常用的滋阴药物，用量陡增。明代李时珍还感叹“今人唯用底版入药”，这个习俗也影响了很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第一部指出龟板的来源“龟科动物龟的腹甲”[10]。既然文献依据不能解决困惑，那看看实验研究证据。郑金生参与的课题“龟上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证明二者药理和化学成分一样，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7年全国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1988年另一组实验[11]也证明郑金生研究员的观点。无论是历史文献证据还是实验科学证据，都对“龟板上下甲皆可用”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修改条文，认为上下甲都可以用，并在现如今的通行《中药学》教材中也广泛使用这一结论“龟科动物乌龟的背甲及腹甲”，有效扩展了药用资源。

3 蒙求医学古籍故事导入在中国医学史课程中的思政意义

蒙求类医学古籍的研究既有丰富的学术意义：首先，从分类上来看，蒙求类医书或入医史、或入临证各科、或入本草，这也说明，部分蒙求类医书不是为童蒙开蒙所用，乃是类似医学入门者。其次，从取材内容来看，蒙求类医书广纳经史百家之说，日本蒙求类医学古籍使用史料均是中国古代医人医事，资料来源亦是中国古代典籍，亦可一观。

3.1 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文化自信 在蒙求研究有关的介绍里，能体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蒙学传播至邻国如日本，引起日本人极大兴趣，山田正珍在撰于1764年的《桑韩笔语》里记述年仅十六岁的他的疑问：“《蒙求》之书，贵邦只有徐子光《补注》乎？李瀚原本亦犹有乎？是乃贵国之本曰《蒙求分注》李瀚撰，原本是乎？”朝鲜人秋月答复他说：“《蒙求》有原本，有补注，原本自有注，不必言今注。此书当是我邦人所撰，其人所居与事迹未详知”[12]。实际上《蒙求》乃中国人所写，而非“韩使”秋月自负地揽为自己国人所撰写。这条信息间接说明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乃有一部分是朝鲜传来，同时也说明我国蒙求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日本古抄本唐古注《蒙求》整理与研究”是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的立项课题，间接说明古代日本对中国“蒙求”之学问的兴趣。

日本樋口器《医林蒙求》引用374个出处，其中大半来自中国典籍，90余处是史志类引文；伊东见龙《医学蒙求》引中医书籍62部，引经史集书籍36部。日本学者引用我国相关史志书籍里医家医事的记载，借鉴我国医家典故来进行“蒙求”宣传。

3.2 专业素养教育 为天地立素心 如中药猴枣的发现，专门做中药伪药研究的曹炳章《规定药品考正》认为猴枣应当是“多年老猴胃内积液日久凝成石质样物”，并在辨伪一条里指出“凡服用猴枣，必先将原来猴枣辨明真伪，临时研末取服。若一经研末，真伪无从辨别也。又《药物出产辨》云猴枣近日多出南洋群岛，由槟屿、石叻运来者多，该地土人呼之为羊肠枣，未必无因。好格物者，其细思之云云。则羊肠枣者，作伪之品也，不可不知”。而该辨伪信息，又在现代研究中被证伪，赵中振前往印度考证，《猴枣之正本清源》认为建议中文名称可考虑用羊肠枣(别名：印度猴枣)，基原为来自印度山羊(Capraaegagrushircus.)的盲肠内因阿拉伯金合欢的种子引发形成的结石。

从神农尝百草到《神农本草经》著成，从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到个人巨著《本草纲目》，再到屠呦呦带领团队研究青蒿素与疟原虫抗争,引导学生讨论中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坚定专业自信。

3.3 生命意义教育 为生民存使命 《鸡肋编》有已佚著作《本草蒙求》的记载，在“孙真人处方不用生命”下云：“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皆用乌鸡之类，割颈取血以煎药，乃高保衡、孙奇、林亿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故余于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载于此，以释来者之惑云”[13]。这也提醒学生关注生命的尊严，杀生取生离生更远。

通过“瘟疫医生”的故事导入，再到近代中国肆虐的“鼠疫”之患，现代战胜“SARS”“甲流”的故事，引导学生思索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领域的作用和贡献，保持对患者的同情、对生命的敬畏。

3.4 辨章学术源流 为往圣继绝学 余嘉锡《内阁大库本碎金跋》认为古村塾小儿所读之书可分三派：一曰字书，二曰蒙求，三曰格言。“蒙求，其源出于李翰，属对类事，编成音韵，易于讽诵，不出卷而知天下。其后有《三字经》及《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此《三仓》《急就》之别子，小学之支流余裔也……自唐、宋以来，幼童之所讽诵，不出三者。世儒不明斯义，独以《尔雅》《说文》《切韵》等书蒙小学之名。于是蒙求格言之属乃无类可归，或入类书，或入儒家，甚且薄视之，以为俗书不著于录，非所以辨章学术也”[14]。

李经纬在《中医史》指出清代“医学普及著作，在医学理论问题、医学基础各科、医学临床各科等方面，几乎无不以歌诀、歌括、诗赋、要诀、韵编、韵语、图注、图说等形式出现”[15]。中医古籍以“蒙求”命名的医书并未作为例子举入该书之中，一方面因为“蒙求”类医学古籍相对韵语、歌诀命名的医书比较少，另一方面因为实用性不强而被现代研究忽视。张志斌注意到《医学蒙求》一书，因为该书解决了困惑学界日久的《湿热论》作者是谁的争议，《湿热论》最早的载体即《医学蒙求》[16]。

4 小结

2019年柳叶刀面向中国开展了“威克利-伍连德奖”征文比赛[17]就是为了让世界倾听、看到中国医生的故事。2019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副主任谭文斐的《给父亲的一封信》、2020年南昌大学的二年级医学生韦芊《你也有隐秘的角落吗？》获得威克利—伍连德奖。伍连德当年有感于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医学史》一书关于中国医学仅不足一页内容，震动之下，与王吉民合作16年撰写了英文版《中国医史》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光辉历史与伟大成就，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和尊严。

今天研究组在本科教学中讲授中国医学史，紧扣“四个回归”提升医学史课程思政的教育内涵，在故事教学中，引导学生成为新时代“四有新人”——有理想：用历代医家高尚医德思想充实个人品格，更深刻地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道德：讲述医史学者的读书故事，引导学生进行社会道德、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思考，体会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文化：通过对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提法的思索，了解中医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发展历程，坚定中医文化自信，促进中医文化自觉；有纪律：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既要有批判性思维，又要在创新意识萌芽中注意学术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