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薇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

“最大公约数”缘何破裂

情比金坚的友谊不代表毫无缝隙。莫逆之交歌德与席勒也会有分歧。婚恋观传统的席勒对歌德的风流就看不惯，曾指责歌德和一个未婚女子同居的行为“不要脸”。而歌德对席勒通宵熬夜打牌的习惯嗤之以鼻；另外，席勒闻着烂苹果的味道才能文思泉涌，“对席勒有益的空气对我却像毒气”……种种分歧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关系。也许友谊就是一种最大公约数，需要求同存异的包容心。难做到这点，决裂有时不过是风起青萍之末。

俄罗斯文豪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年龄同样相差10 岁，屠格涅夫经常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自己也说怀着“一种奇怪的，像慈父般的感情”爱着托尔斯泰，他刚一读到托尔斯泰的《童年》就击节赞叹，迫不及待要结识这位“新的天才”。当时年轻的托尔斯泰抵达圣彼得堡，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屠格涅夫。

青年时的托尔斯泰桀骜不驯，喜欢冒犯人。他与屠格涅夫的关系有点像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纠缠”，时而吸引时而排斥。翻看托尔斯泰当时的日记，他常充满矛盾地记述：“与屠格涅夫好好聊了一阵”“我非常爱他”，有时则断言“我和他永远也合不来”。

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1861年，托尔斯泰去拜访刚刚完成小说《父与子》的屠格涅夫。后者朗读这部作品时，托尔斯泰觉得它枯燥乏味，竟睡着了，令屠格涅夫勃然大怒。几天后，他们为一件小事彻底闹掰。

屠格涅夫终身未婚，他有一个非婚生的女儿，两人闲聊中提及女孩的教育问题。屠格涅夫认为他雇佣的英国女教师不错，她会让屠格涅夫给女儿一笔款项，供其用来做慈善，培养善良心性，最近又让他女儿为穷人缝补衣服。托尔斯泰立即接了句：“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膝头放着又脏又臭的破衣服，是一幕不真挚的表演。”屠格涅夫被激怒了，表示要掴托尔斯泰的耳光……

托尔斯泰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场提起决斗。所幸这场决斗最终没有发生，但两人的友谊就此决裂，长达17 年不再有任何联系。

不仅是教育问题，他们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就因“妇女问题”而起。屠格涅夫非常尊崇独立不羁的法国传奇女作家乔治·桑，而托尔斯泰则对争取女权的乔治·桑深恶痛绝，表示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应绑在囚车上，在彼得堡大街示众。赞成解放农奴的托尔斯泰，却不赞成妇女的解放。

背叛，大概是友谊中最让人难以接受、定要抽刀一诀的原因了。被称为“美国戏剧的良心”的著名编剧阿瑟·米勒，1949 年因《推销员之死》一鸣惊人。回顾他早期舞台上的成功，都与伊利亚·卡赞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后者担任过他多部戏剧的导演。卡赞在业内享有盛名，拍过《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等名片，两人合作时卡赞已颇有声望，米勒尚名不见经传，两人因相似的成长经历与政治观念结为密友。米勒后来成为玛丽莲·梦露的第三任丈夫，说起来也是卡赞牵的头。

20 世纪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一切与左翼、共产主义沾边的个人和团体都受到了迫害。右翼分子控制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搜罗“好莱坞黑名单”，一向“左倾”的卡赞也在被传讯之列。他起初拒绝指认，但后来妥协了。卡赞在1952 年供出八名曾参加过共产党的电影人，以求自保，而米勒自己面对相似的场景就顶过重压。虽然不是直接背叛了自己，但对于告密者，米勒唾弃的态度在他1953 年创作的名作《萨勒姆的女巫》中不言自明。两人的友谊就此画上句号。

将你写入小说，怕不？

海明威发表于1936 年的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描写了一个失败的作家，临死前往昔的经历与回忆历历闪现。少为人知的是，那个因伤口感染得了坏疽病、即将死去的主人公，最初的名字是菲茨杰拉德——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加上诸多可对号入座的细节，令后者读后深感受伤，措辞强硬地写信给海明威和他们共同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表示抗议，在此后的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才被替换成朱利安。

1925 年，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在巴黎相遇，前者是红得发紫的文坛宠儿，《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完稿，意气风发，海明威则是平平无奇的新秀。正是菲茨杰拉德将他推荐给了珀金斯。次年，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便由珀金斯经手推出，一举成名。

菲茨杰拉德提出的创作建议对海明威影响深远，他也曾花费不逊于自己写作的心力为后者修改文稿；他在自以为病重绝望之时，首先是想到向海明威托孤。两人交情至深时，互称对方昵称“菲茨”和“海姆”，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曾充满嫉妒地形容：“哼，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

但就是这样的友谊，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消磨。进入20 世纪30年代，衣香鬓影的爵士时代已成昨日往事，深烙上这个时代印记的菲茨杰拉德无法再把握新的时代节奏，硬汉海明威崛起为文学英雄。两人境遇天差地别：一个深陷酒精与捉襟见肘的窘迫，为杂志写二流短篇、为好莱坞打工；一个文学事业蒸蒸日上，每出版一本代表作就换一个妻子，并且越来越富有。1936 年，菲茨杰拉德在重重压力下，发表了他的一系列散文《崩溃》，后汇集成书，坦述自己从巅峰滑落的失败及原因。海明威将这种向公众的坦白视为博取同情的“懦弱”，于是有了那篇暗讽菲茨杰拉德对富人抱有不切实际敬畏之心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二人的罅隙终于公开，标志着这段美国文学史最著名的友谊渐行渐远。

借用身边人为原型，可能是作家们抵挡不住的诱惑。契诃夫将好友列维坦写入《跳来跳去的女人》，直接惹恼对方与之绝交。他俩相识于微，十几岁起就认识了，列维坦是契诃夫二哥的同窗，与他们一家都关系亲密。两个年轻人度过了很多徜徉同游的珍贵时光，列维坦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常随身携带；当他在拂晓就外出写生时，做伴的也总是契诃夫。在各种契诃夫的纪念馆与故居中，你都能看到墙上挂着列维坦的画。这位巡回画派著名的风景画家，笔下的俄罗斯风光诗意抒情，契诃夫也有文学家中“风景画家”的美誉，两人艺术创作的气质神韵，细品实有不少相通之处。

列维坦性情非常多情，恋爱从不断档，周旋于成熟女性之中。他曾向契诃夫唯一的妹妹玛莎求爱。基于对朋友的了解，契诃夫劝妹妹不要嫁给他，玛莎于是拒绝了列维坦。列维坦的身影经常闪现在契诃夫的小说之中，你能认出一些是外貌的刻画，一些是生活细节的借用。而这次《跳来跳去的女人》中那个好色的艺术家里亚博夫斯基，一望便可知是列维坦，与一位跟自己学习艺术的有夫之妇偷情，女主人公同样尴尬地认出了自己。于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不过，两人只绝交了三年，列维坦就忍不住去找契诃夫，两人和好如初。五年后，列维坦就去世了，年仅39 岁，契诃夫比他多活了四年，他们都死于肺结核。

划时代的绝交事件

别林斯基是当时俄国文坛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他曾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别林斯基力捧果戈理，对他的夸赞毫不逊于普希金，并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果戈理讽刺现实虽然犀利，但他本人其实生性温和内敛，自认自己的作品是“含泪的笑”，是善意的讽刺，他赞成温和的改革，而不愿被架到斗士的位置上。他打算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矫正人们对他认知的“偏差”，但写作非常不顺利。

所有人都等待着《死魂灵》的续篇，果戈理却迟迟无法脱稿。1847 年他只好将自己的部分书信结集出版，展示当下思考的命题与真实的心境。就是这本《与友人书信选》，让别林斯基认为是己方阵营中最杰出作家的倒戈，公开激烈地抨击果戈理的“变节”。

别林斯基

在别林斯基看来，面对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倡导恭顺与宽容只能是臣服于奴役，宗教精神也不等同于教会的现实，而文学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对此作家没有退缩的权利。

在两人一来二回的公开书信对答后，别林斯基写下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痛骂果戈理反民主、反自由，为农奴制张目。至此，友谊的结局已无需多言。

君子动口也动手

文坛是非多，反目成仇的方式也千奇百怪。对友人口诛笔伐，大概是最常见的方式。萨特约稿弗朗西斯·让松，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刚出版的思想随笔《反抗者》。后者根本不理会让松，毫不留情写了封“致尊敬的杂志社领导”的讽刺回信，引得萨特不得不亲自下场：“亲爱的加缪，虽说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可我还是要为此感到惋惜……”双方的唇枪舌剑极尽辛辣之能事，让这场友谊的分道扬镳连续登上法国报纸的头条。

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选择在获奖后的一次晚宴上，面对朋友德莱塞在内的一众名流宣称，自己不屑于在一个剽窃过他妻子文章的同行（即德莱塞）面前发表演说，当场撕破脸皮。

辛克莱·刘易斯

还有的作家直接用行动表示愤怒。1967 年马尔克斯与略萨在拉美最有名的文学奖颁奖现场相遇，一见如故。此前两人已通信约一年，好像早就熟识一样。马尔克斯大略萨九岁，两人的成长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几乎在同样的年纪发表了第一篇短篇故事，都喜欢福克纳、加缪、聂鲁达。两人都以记者为业开始艰难谋生，都有年轻时到巴黎闯荡、住旅店穷到付不起房租的经历，好心的店主同意他们缓交房租，不过得搬到阴暗小阁楼继续写稿——多年后，两人发现当年的店主竟是同一对夫妇！1957 年的马尔克斯在住所构思着他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0年的略萨则在那里写完了他的《城市与狗》。

略萨一次坐飞机，遇到一位读者问能不能请他到经济舱给自己签个名，他一口应允，“您的《百年孤独》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棒的小说”，略萨面不改色在书上签了名，感谢了那位读者的热情。马尔克斯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没有丝毫不快，只会觉得是和好友的有趣逸事。

今天有多感慨这段友谊动人，就有多惋惜决裂的突如其来。1976年2 月12 日，墨西哥城美术宫放映厅，一场私人放映会开场在即。马尔克斯站起身，张开双臂，向走过来的朋友略萨打招呼，后者毫无预警地用一记勾拳把他击倒在地——略萨以前曾是业余拳击手。朋友们惊呆了。

关于原因众说纷纭。有种说法广泛流传：据传与略萨第二任妻子帕特丽西娅有关，她因略萨的外遇而向马尔克斯求助，后者劝说过她离开略萨。但当事人双方都三缄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