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先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寄宿公寓》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篇。《都柏林人》于1914年出版。全书由15个故事组成。乔伊斯在创作《都柏林人》时，曾向他人透露他的艺术构思：“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对于冷漠的公众，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描述这种麻痹：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这些故事正是按这一顺序撰述的。”[1]2所以《都柏林人》的故事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形形色色的都柏林小市民的形象，描写了当时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描绘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柏林的平庸琐屑的生活图景和习俗风情。

《寄宿公寓》是15篇短篇小说中的第7篇，属于其中的“成年”篇。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乔伊斯巧妙而专业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把一切影响事件的因素(穆尼太太的手段，多兰先生和波莉的不当性行为，世纪之交都柏林的宗教氛围，闲言碎语的力量，寄宿公寓本身给人的感觉等等)用简单明了的句子表达出来，使主要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生活、工作和内心生活的不和谐，进而揭露了当时都柏林人普遍的“不和谐”现象及精神瘫痪的内心世界。本文试图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解读《寄宿公寓》，通过对其中的语言素材进行话语分析，来了解故事中乔伊斯用语言所构建的社会，了解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准则、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等等，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生态系统。

一、《寄宿公寓》的社会生态系统

17世纪末，爱尔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世纪末，“爱尔兰人民联合阵线”起义后遭英国政府镇压。1845—1880年，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骤减200万。由于饥荒和移民，1904年，爱尔兰人口仅剩450万。后来由于“新芬党”的成立和爱尔兰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南部26个郡在1921年宣布独立，享有自治权，而北爱尔兰的6个郡则由英国管辖。1922年，爱尔兰又陷入了内战的深渊。《都柏林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并最终于1914年在伦敦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生态系统是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虽然那些年代是冷兵器战争，对自然生态环境直接破坏并不严重，但是连年战争，对经济和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经济低迷，民不聊生，反过来会影响所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人不只具有社会属性，更具有生态属性，人与生态系统中其他所有生命体以及生态场所要素息息相关，分秒共存。[2]在《寄宿公寓》里，也能通过一些语句的描述看到失衡的生态系统：“一整天他(穆尼先生)都待在警室里，等着被安排工作。”[3]7说明工作机会不多，在那个年代，男人找工作都难，更别说女人了。“风流韵事对男人来说当然是好事，尝够了甜头，他可以若无其事地走开，可是女孩就不得不承担起一切后果。”[3]12说明男女严重不平等，同样的一件事，对男人和女人的影响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也真实再现了19世纪到20世纪爱尔兰女人的生活状况，她们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困苦时代，尤其如此。人们生存艰难，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用暴力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文中甚至很隐晦地暗示这家寄宿公寓提供色情服务，比如称呼穆尼太太“Madam”(Madam也有“妓院老板”之意)；“她母亲开的这家公寓，最近名声也不太好。”[3]15这些也说明当时的生态系统里女性地位低下，即使穆尼太太开着寄宿公寓，但是还是不得不允许不当生意来维持公寓的运营。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也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

二、《寄宿公寓》的宗教生态系统

《寄宿公寓》中的宗教描写篇幅较多。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都柏林一中产阶级之家，最初家境尚可。其父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可以说，在乔伊斯的童年期，便从自己的双亲身上见识了当时渗透于爱尔兰社会的两股势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宗教思想。乔伊斯6至9岁期间在优越的教会寄宿学校学习，9 岁时，由于家贫被迫离校。小乔伊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遂变得沉默寡言，并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1893至1898年在另一教会学校就读。16岁入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学教程，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他对落后的爱尔兰文化毫无兴趣，又对“新爱尔兰”运动也不以为然，因此遭到一些师生的指责，使他在校园内备受冷遇。孤独与愁闷使他对社会、宗教和家庭的反叛日趋强烈，逐渐形成一种与市侩文化格格不入的性格。1902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对政局的不满，对教会的痛恶，他断然拒绝了学校和家庭让他担任神职的要求，远赴欧洲，侨居国外达40年之久。[3]30

中世纪时，天主教会在英国已经成功地建立霸权地位。而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4]因此当时的宗教生态系统基本是天主教一家独大，根本容不下其他宗教的存在。而英国统治者正好利用了这种畸形的宗教生态系统，展开自己的统治，与天主教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利用宗教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共同麻痹和奴役人民，天主教会也就实际控制着爱尔兰人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左右着爱尔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爱尔兰在天主教会的控制下几乎是走进了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出路。宗教生态系统的瘫痪，使整个爱尔兰充满了绝望、空虚和悲观的气氛。乔伊斯对这种畸形的宗教生态系统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神父把听到的每个荒唐的细节又都说了一遍，他的罪就这样被夸大了不少。”[3]50这个描写很明显反映出作者对宗教的憎恶。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处在天主教的社会结构中，提倡禁欲和克制欲望。波莉和多兰未婚而有性关系，本身就是对宗教的反抗。作为神职人员，听了教徒的忏悔，应该是安抚，可是，这个神父却又重复了一遍细节，可以说是对多兰的又一轮伤害，无异于在他伤疤上撒盐，不但起不到抚慰的作用，一点也没有使多兰先生的精神状态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加重了他的罪恶感。在这种失衡的宗教生态系统，宗教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适得其反。

三、《寄宿公寓》的婚姻生态系统

婚姻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与基础，良好的婚姻关系不只是父母自身幸福的重要环节，也会对孩子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一。如前所述，20世纪初的爱尔兰局势动荡，暴力和暗杀恐怖活动层出不穷，爱尔兰局势每况愈下、民不聊生。据统计，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爱尔兰的未婚成年人比例异乎寻常的高。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导致结婚率下降，人们的平均结婚年龄上升到35岁左右，出生率下降。1901年的爱尔兰，52.7%的16岁以上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女性未婚。[5]因此，《都柏林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近乎破碎的婚姻生态系统。大环境如此，《寄宿公寓》中的小生态也不堪。《寄宿公寓》中共展示或暗示了两段婚姻关系，穆尼太太的和即将进入婚姻中的多兰和波莉的。

穆尼太太嫁给了她父亲的学徒，前期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在父亲的庇护下，穆尼先生震慑于师傅的威严，不敢把穆尼太太怎么样。文中接着是这样描述的：“老丈人一死，穆尼先生便放肆起来。他酗酒，偷光钱柜里所有的钱。”[3]71不光如此，他还欠债，还“当着顾客的面打老婆”，[3]80“一天深夜，他差点把切肉的大砍刀用在老婆身上，她只得逃出去，睡到邻居家里。”[3]82乔伊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让人绝望的婚姻生态图。从后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穆尼太太是个能干的人，但是穆尼先生与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而且，还品行不端，在生意场上，以次充好，欺骗顾客。对家庭是极端不负责任，不但不能担负起男人该担负的责任，还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穆尼先生一手打破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婚姻生态系统。

再看看多兰和波莉即将进入的婚姻生态系统。虽然作者没有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他们的婚姻生态系统也会是处于失衡状态。因为这个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了根基不稳。表面上看，穆尼太太先期的纵容导致女儿波莉和多兰发生了风流韵事，所以穆尼太太为了女儿的名声逼迫多兰娶波莉。实际上细读故事不难发现，是小姑娘自己一步步完成了对多兰先生的诱捕。还有她哥哥杰克不动声色地威胁多兰就范。这一家子配合得天衣无缝。在穆尼太太的寄宿公寓里，波莉主动作诱饵，穆尼太太进行言语上的劝说，杰克武力威胁。当然，多兰先生自身也有责任。他经不住诱惑，沉溺于温柔乡。但是，跟波莉结婚，他又不甘心，嫌弃她的下层社会背景和她的教育水平低下，但是，他又瞻前顾后，如果不结婚，会丢了工作，会有流言蜚语等等，所以在心底里，多兰先生并不愿意接受这场婚姻。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害怕婚姻毁掉自己自由快乐的日子,更是担心家里人瞧不起波莉而不愿意接受她。由此我们知道，他们的婚姻将一样存在爱的缺位。多兰先生年龄大，受过教育，见过世面，有稳定的工作，有不少的存款。而波莉年轻，举止有些轻浮，没有阅历，文化水平低。这样的婚姻生态系统首先就已经不平衡了。婚后的生活更容易暴露出各种矛盾，不和谐的地方会越来越多。所以，可以预测，多兰先生和波莉的婚姻生态系统最终会走向失衡。

四、《寄宿公寓》的精神生态系统

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文艺学》中提出了精神生态系统。精神生态系统主要体现为人与自己的关系。“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 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6]146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寄宿公寓》里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态系统，看他们是否处于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首先看看着墨最多的穆尼太太。有研究认为她是勇于冲破传统婚姻以及不幸家庭的束缚、敢于向传统挑战、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7]确实，穆尼太太坚定、果敢，办事如“快刀剁肉”，果断与无能的丈夫离婚。但是，正是因为她自己婚姻不幸，才清醒地意识到，要为女儿谋得一份足以保障她一生的婚事。穆尼太太早早就明确规划和安排了女儿的工作和婚姻。在寄宿公寓里，她让女儿同住店的年轻小伙子们多加接触，允许女儿和他们打情骂俏，但是精明的她也清楚地知道“小伙子们只是打发消磨时光而已，没有一个是认真的”。[3]65在发现女儿和多兰有不同寻常的接触之后，穆尼太太只是冷眼旁观，静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多兰先生严肃正经，年长有阅历，比其他年轻人要好很多。他工作稳定，甚至可能有存款。这样一个男人正符合穆尼太太的女婿标准。所以后来房客们议论纷纷，穆尼太太依然不急着插手。最后，波莉在日常行为上的反常以及多兰先生非常明显的焦虑不安，让穆尼太太察觉时机成熟了。和女儿交谈后，“她确信自己一定会赢”：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得知事情真相后异常震怒的母亲，“社会舆论对她完全有利”。[6]79与当时其他母亲企图用金钱私下解决弥补女儿的损失不同，穆尼太太深知“弥补损失的唯一做法就是结婚”，这样才能保障女儿以后的生活。表面上看，是因为女儿被人欺负，穆尼太太要为女儿讨回公道，甚至她还做戏做全套，用纸牌算卦。实际上，穆尼太太步步为营，精心策划了这场婚姻，等着多兰先生自己慢慢陷入圈套之中。很显然，穆尼太太的精神生态系统时刻处于紧张和算计之中，一方面，她竭力想撇清自己，尽量要做得不露声色，让人察觉不到是她在挖陷阱，不露把柄。而另一方面，她又工于心计，步步为营，运筹帷幄。这种内外不一，如何能达到平衡和稳定的精神生态状态呢？

女儿波莉比穆尼太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外表上看像个调皮小孩的她，内心世界实际上非常复杂成熟。文中交代了与波莉调情的人很多，而只有十九岁的她竟然看上了已经三十四、五岁的多兰先生，并一步步实施了诱惑。起初，是“无意的触碰”，然后是洗澡后衣衫不整地去借烛火，再后是多兰先生深夜晚归后的细心陪伴，一步步从接吻到销魂共度。在多兰先生去见她母亲之前，她告诉他，她母亲已经知道了一切，潜台词就是你无可逃遁，必须要负责。对他说她不想活了，直接进行了死亡的威胁，但是又装得楚楚可怜，“她哭了，搂着他的脖子”，同时“胸脯紧紧地贴着他”。[3]102这些手段比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有效，威胁和诱惑并用，让多兰先生心甘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掉进陷阱。可见波莉比她母亲更加精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最后多兰先生离开后，她只坐在床边哭了一会儿，便擦干眼泪，整理容颜，回忆美好时光，憧憬未来。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波莉的精神生态系统的不协调，她是个表面上人畜无害，实则善于伪装、善于创造机会并抓住机会的人。

通过深入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于爱尔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内心的了解和批判，揭露出当时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宗教生态系统、还是婚姻生态系统，精神生态系统，都处于一种完全失衡的状态。乔伊斯揭露了爱尔兰的弊病,深刻体现了作者对于同胞的关切和忧虑，对宗教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所遭受痛苦的感同身受，试图以此唤醒和鞭策同胞认清真相,重建一个生态平衡的爱尔兰。更重要的是，我们以现代语境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对战争、自然和人类的危机关系进行生态学思考，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社会和自己的关系，呼吁人们远离战争，回归自然，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生存环境。只有所有的生态都处于和谐状态，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