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忆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词语间对应转换。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安乐哲就曾指出要求“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不仅无知，而且是一种文化偏见”，对于辞典所具有“客观性”的过度信赖导致哲学概念的简单化。早期的译法并未“充分尊重既存西方世界观和常识同早期中国文化发生时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因此总是将中国哲学术语翻译为符合西方人习惯的词汇，如“道”译成“道路（the way）”“天”译为“天堂（Heaven）”，都给中文加上了无关的文化含义[1]。概念隐喻理论指出我们的思想与认识从根本上是隐喻的，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体验是认知相似性的基础，但是由于不同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隐喻相似的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差异，特别是在阐释与翻译复杂的哲学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概念隐喻理论

（一） 概念隐喻的含义

20世纪80年代，随着莱考夫和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问世，他们所提出的概念隐喻将对隐喻的认识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改变了人们对于语言以及认识的看法。他们发现“隐喻遍布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普通的概念系统，就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而言，究其本质基本上是隐喻的”[2]75。隐喻既是一种语言形式，也是一种认识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人们认识并描述事物，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和理解的重要途径。人类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通过联想与想象将目标域与源域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概念隐喻。

随着西方哲学研究由本体论进入认识论，莱考夫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意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理，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同时他们指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隐喻不仅局限于词汇层面，还是概念之间的类推和转换。他们发现英语中存在大量的基本隐喻方式，并将其称为概念隐喻。概念隐喻与修辞隐喻的差别在于，修辞隐喻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而概念隐喻则是认知层面上的。概念隐喻深层的认知层面上制约语言的表达形式，并输出为日常语言表达式。概念隐喻是对修辞层面单纯探讨语词“死隐喻”的超越，作为一种语用现象通过语境表现其含义。

（二）语境和隐喻分类

莱考夫认为隐喻与语境紧密相关。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语境，由于这些人所持有相异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他们认识、阐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形式[2]77。即不存在脱离文化语境的概念隐喻。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隐喻被分为三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基础，表明是人的经验的空间性。人通过身体与外部环境产生接触，由此形成具体的改变，通过对具体概念的概括提炼形成抽象概念。王寅也曾肯定概念形成过程中空间的基础作用，“概念结构中的所有事件和状态主要是根据空间概念化组织起来的，并且所有的语义场几乎都有类似于空间的组织结构”[3]。实体隐喻则通过客观物质来理解人们的生活经验，也就是通过具体有形的物质来理解抽象无形的思想、情感以及概念等。结构隐喻则是由以上两种隐喻扩展而成。结构隐喻通过一个结构明晰的概念来构筑另一个结构含混的概念。结构隐喻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其相似性也只能体现事物间部分相似的特征。如：“人生是旅途”仅表现了人生的部分特征。因此结构隐喻是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所选取的最符合表达对象特征的系统表达方式。当概念隐喻由几个特征引发成为概念系统之后，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会引起其他的隐喻特征。这三种隐喻分类的提出为之后分析“道”的概念隐喻提供了参考标准，首先是方位隐喻说明了人存在与空间之中，空间的不同对于人认知的结果会产生影响；其次实体隐喻说明人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是哲学认识的中心；最后结构隐喻说明了隐喻认知是以系统而实现的，而这个系统表达的过程中丢失或添加一些源域中所没有的要素。

二、“道”的含义与早期翻译情况

（一） “道”的哲学含义

老子与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并有所发展。老子的“道”在于说明“道”对于天地万物的决定性作用。“道”的产生先于天地万物，通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生成万物。“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众妙之门”，也是天、地、人所遵循的法式，而“道”自身又具有“独立不改”的永恒性。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他认为“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道”是无为无形的客观存在[4]116。

对于“道”的认识，胡适认为“无意识的概念”；冯友兰认为生成“万物的总原理”；还有认为道是“物质力量”和“精神法则”；或“绝对精神”和“精神实体”；还有认为精神是“空虚”，是“全”等[5]。刘笑敢认为庄子思想中的“道”大概有两种基本含义：首先，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是世界本原，产生天地万物的观点。道既有宇宙论也有本体论的涵义，其含义比较含混。其次，刘氏还提出“道”在认识论上的含义，《齐物论》中的道强调的最高认识便是需要人类追求与保持的最高境界[6]。赵明则认为庄子体的、外在客观的“道”为人生的心灵境界，从而将道内化为一种人生追求[4]117。由此可知，“道”作为道家重要的哲学概念，老子对“道”的含义进一步扩展后，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二） 西方早期“道”的翻译情况

《道德经》最初是由耶稣会士翻译为拉丁文。1788年马窦拉伯将改译本带回英国并献给皇家学会，而此篇译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天主教三位一体的奥秘，以及神降世为凡人的信条也存在于中国古籍之中。“道”被翻译为“至高之神的语言（Vervbum）”，此种翻译充满了神学意味[7]2。1807年，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1868年，牧师查姆士出版了其《老子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之观察》，其中他将“道”翻译为“理性”，意指至高的“神之理性”。1823年，巴黎大学汉学家雷慕沙出版的《一位中国哲学家、老子的生活及学说怀述》中指出，道不应被理解为“圣言（Vervbum）”，他认为道有三重含义“存在”“理性”以及“道路”，但是他在实际翻译中混用了三种含义。1842年，雷氏的继承人儒莲认为“道”的概念中并不含有行动和思想，也没有判断和理智，因此不应翻译为“圣言”，他认为道应当遵循其最初的含义，应被翻译为“路（way）”。德国人赖恩荷则按照儒莲的看法，将“道”翻译为“道路”，另一位德国人特劳士则将“道”翻译为“有位格的神”，因此道便有了神的启示意味。在这之后，牛津大学教授哈尔威克以自然科学为出发点，用能量和动力的观点将道看作自然法则。“道”抽象概念的背后隐含着能量与动力，这种能量推动了自然的生成与变化[7]3。在英语中针对《庄子》的“道”一般有四种翻译方式，“自然（Nauture）”“道路（way）”“逻辑（Logos）”以及音译的“道（Tao）”。

“道”在欧洲翻译的庞杂与其丰富内涵不无关系。由于中欧文化差异以及各学者对于“道”理解的不同，“道”的不同译名也就与原意产生了偏差。“道”作为具有中国语境特点的隐喻概念，其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任意创造，而是基于身体与文化的体验结果。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就强调“只是某种身体的事情，每种经验都在文化预设的背景中发生”，而所有的文化都是经验本身，“文化所呈现的恰好是经验自身，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体验我们的‘世界’”[8]。直接的身体体验以及文化语境的差异令西方译者总是试图寻求一种西方固有的概念来囊括“道”的含义，而无法找到准确译词的原因就在于中欧两种文化在对“道”隐喻过程中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差异性投射。

三、概念隐喻下 “道”的三种翻译

《庄子》中的重要概念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庄子独创并为其所独用的概念。即使是中文母语使用者也只能通过上下文来理解，无法从其他典籍或其他思想家处得到解释。由于这类词词义的限定性与临时性，译词选择即便有较大偏差也不会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较大扭曲，如“坐忘”翻译为“sit-forgetting”，“心斋”翻译为“mind-fasting”；第二类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通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是其他衍生概念的基础，如“道”在儒家与道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由此衍生出的概念也就有所差异。

（一） 以“自然（Nature）”翻译“道”

巴尔福在其1880年出版的《道家著作中之伦理、政治以及哲学》中第一次用“自然（Nature）”翻译《庄子》的“道”，而他的这种翻译方式实际上是受到哈尔威克的启发。如上所述，哈尔威克在《基督及其他大师》中认为老子认为的系统中心有着现代理论学家所认为的“自然”的力量。“道”作为一种力量是生命的最终原理，是世界的秩序。哈尔威的翻译方式脱离了早期神学翻译的窠臼，将“道”引进了自然科学的视野。巴尔福之所以将“道”翻译为“自然（Nature）”，是因为他认为“道”实际上是“自然”的含义。他表示如果将道翻译为“路（way）”则道有了自然演变，即自然律的含义；如果翻译为“理性（reason）”则其造化的力量隐含着造物主的创造与赋予的含义，也将导致“道”沦为神创造的理性原则；而翻译成“学说（Doctrine）”，道就成为揭发自然秘密的教义学说。

正如巴尔福所指出的，无论是“路”还是“理性”和“学说”都无法体现“道”无为的含义。因为老子在将“道路”之“道”概念隐喻为世界本源以及认识法则的过程中，“道”并不体现为具有实体精神的人。而西方的翻译对等词汇无法完全摆脱“神”的控制，“道”由此沦为“被创造之道”而非“自然无为之道”。其原因源域中具体形象的“道”在投射到目标域过程中中欧文化经验的差异，中国的“道”是自然形成的道，而西方的“道”是依据人或神创造的“道”。那么，“自然（Nature）”是否就能表示无为的自然，对此理雅各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以“自然（Nature）”翻译“道”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句子，并非是“道”本身的含义，因为“自然（Nature）”一词令“道”中增加了“非天生的含义”，令老子思想变得含混。徐来认为理雅各对“自然（Nautre）”的理解并不像哈而威或巴尔福那样完全是纯自然的，他接受了法拉尔的。思想并认为物理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上帝的法则实际是“自然（Nature）”名义下的人格化[9]也就是说“自然（Nature）”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进入哲学领域，成为上帝的前概念。西方在长久受到神学影响下，“自然”已经成为“上帝”的先在，而中国的“道”与人类理念创造的“上帝”并不存在联系，因此以“自然（Nature）”译“道”存在问题。

《庄子》中的“道”的人为因素的剔除与当时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老子》成书于战国末年，从农奴制脱离的小农开始从自足生产走向市场生产。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小农不但无法摆脱痛苦，反因自由竞争、土地兼并等问题愈加困苦。他们想打破旧制度，但是面对新制度时却止步不前，其结果便是对自然原始社会的向往[10]。因此，庄子的“道”呈现出未经人为干预的原始状态。而“自然（Nature）”在西方除了是上帝的前概念外，它还是物质的、相对的，存在于时空的概念。用概念隐喻理论解释的话就是，中欧两种文化经验的不同导致其从“生活的自然”分别投射为抽象的“道”与“自然（Nature）”时选择性滤过。

用“自然（Nature）”对译“道”是一种典型的归化翻译方式，这种译法减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困难，但是也歪曲了“道”的本义，会引起理解偏差。

（二） 以“道路（Way）”翻译“道”

翟理斯是首位以“道路（Way）”翻译“道”的译者，除他之外，选择以“道路（Way）”译“道”的还有葛瑞汉、梅维恒、林语堂等多位译者。巴而福与理雅各也承认“道”的本义为“路（road）”。甲骨文中的“道”就是一个会意字，丛人从行，意为人行于道。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类似地解释道：“道，所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老子》的五十三章中有道本义的用法“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因此特定语境下，“Way”可以翻译“道”。《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也自称自己是“道路”，他说：“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因此用“道路（Way）”译“道”除了有至高无上之意外，也染上了神学色彩。

艾兰曾指出“水”与“道”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早期哲学中将水抽象出某些原则，并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而哲学层面上表示自然规律的“道”便是基于溪流的本喻。《论语》与《孟子》中，“道”的概念还是由狭义的水道或道路来指称限定，并由此延伸为事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而在《老子》和《庄子》中，“道”之意源于水也归结于水，由此延伸“道”就具有了时间的意义[11]78。之所以说“道”是水路的隐喻就在于，陆路是一种方向单一，且没有交叉的专设的路；而水路则是依靠自然形成的，存在交汇有特定方向并最终入海。艾兰认为“道路（Way）”所表示“道理”的引申意义，更容易令西方读者形成形而上的联想。

“道”的本义是“道路”，因此也就与“路（road）”产生了联系。但是艾兰也指出，用“道路（road）”翻译“道”实际上隐含着精神之旅的含义，人们期待在道路上发现上帝或者自我，在经历困苦后得到自我实现或者精神的救赎。但是庄子的“道”仅是自然遵循的路，这里并没有潜在的人造物上帝或者内化的“我”，“道”给人的潜能发挥以充分的空间[11]80。正如艾兰所指出的一样，“道路（Way）”与“路（road）”由于都有神学或者精神层面的隐喻含义，所以二者都不能成为“道”的完全对应。从概念隐喻来看的话西方文化中处于源域的“道路（Way）”上有着“人”的存在，此人可能是“人”创造的完美理念的“神”，也可能是等待人发现的另一个“自我”，因此当由源域投射到表示方法、规则、道理的目标域时便有了精神指引的含义。但是中国文化语境下表示水路的“道”，它既不是人工创造，在水路上行进的过程中也不存在另一个指引道路的“人”，因此由源域“水路”投射至目标域“无为之道”便是原始的、不加干预的自然之道。

用“道路（Way）”对译“道”是更接近“道”本义的一种归化的翻译方式，相对于“自然（Nature）”其范畴更小，不过同样会造成“道”本义的扭曲。

（三） 以“逻辑（Logos）”翻译“道”

姚小平同雷慕沙认为希腊语源的“逻辑（Logos）”比“Way”更适合“道”的对应词。姚氏在语言哲学的角度从三方面论证了“逻辑（Logos）”与“道”的对应关系。首先，作为哲学范畴，二者在法则和规律意义上对等。其次，从词源学上看二者都有“言说”之意。《新约·约翰福音》开篇道：“太初有道（logos）”，老子《道德经》开篇也是：“道可道，非常道”。最后，在“道路”义上二者也可以对应。哲学家的“逻辑（Logos）”为一般人点明思想之路，神的“逻辑（Logos）”则引领人们走向光明[12]381。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最早将“逻辑（Logos）”作为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而火遵循一定的永久燃烧熄灭，而后引起生成。他将这种规律称之为“Logos”。他认为“逻辑（Logos）”永恒且普遍存在，它主宰且生成一切，并且“逻辑（Logos）”是唯一的智慧与神，是灵魂的固有[12]381。由此可知，虽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并非神或人所创造，但是世界的规律“逻辑（Logos）”却存在人格化的灵魂、神的化身。因此他所说的“逻辑（Logos）”生成一切的唯一性实际上是自然与神的合一，具有神性；“逻辑（Logos）”又具有智慧，所以其也包含着理性；此外，神性与理性的结合令其具有神秘性。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Logos）”除了其“言说”的本义外，更多的是在理性层面上表示原理、逻辑，这也是古希腊民族的特点。因此，“逻辑（Logos）”一词包含着自然与精神两种含义，其具有的神圣与神秘性在与《圣经》结合后形成了超越性的神性。在《旧约》中上帝以语言创世，而宇宙出现前只有上帝及其语言，到了《新约》之后，上帝才得以与“逻辑（Logos）”共存。上帝通过语言传递到底，而听到的便是“逻辑（Logos）”“逻辑（Logos）”作为上帝存在与精神的体现就意味着“logos就是上帝”，此时的“逻辑（Logos）”染上了明显的宗教色彩。

庄子的“道”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与“逻辑（Logos）”存在区别。“逻辑（Logos）”反映了西方哲学注重思辨与逻辑的哲学传统，而庄子的“道”虽然指自然规律但却无理性规律的含义。《庄子》中并未提到“道”与思维相联系，到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中才提出道存在于心的说法。从概念隐喻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哲学中源域中的“自然”之上始终有一人造物“神”的存在，他具有理性、智慧，掌握着世间的规律。因此当用“logos”翻译“道”时，由源域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的时候也无法摆脱“人为”的影响。

用“逻辑（Logos）”对译“道”是一种更理性抽象的归化翻译方式，虽然这种译法关注到了“道”的抽象的层面，但却也忽视了“道”具体性的一面，因此也是一种歪曲化的翻译方式。

四、结语

概念隐喻体现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投射关系，以具体可见之概念认识抽象难懂之概念。《庄子》中“道”的翻译体现了西方本土概念在投射过程中的偏离，无论是“自然（Nature）”“道路（Way）”还是“逻辑（Logos）”由于源域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总是与神、启示、理性、思维等产生联系，而丧失了“道”原本的自然无为之意。“道”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本体论、宇宙论、道德论的复杂概念，而从概念隐喻的投射角度便解释了西方固有概念在投射中的添加、过滤与扭曲。“道”的音译被逐渐采用，并形成完整的概念，而西方读者可以以译本完整的叙述形成“道”的综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