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圣婴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天津 300191）

冷战结束后，美苏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开始下降，同时，欧洲也将对外援助重点置于东欧地区。在对非援助方面，不同于其他陷入“援助疲劳”的国家，此时的日本为了强化日非关系，仍维持着高额的对非援助。随着联合国在安全治理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日本也不断扩大其对外援助所涉足的领域，一方面派遣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另一方面则在继续提供财物援助的基础上，尝试向存在安全问题的国家提供治理的方案。日本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种途径，即派遣自卫队这一军事手段和提供财物、技术、专家以及治理方案的援助外交手段。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日本往往将上述两种手段结合运用，如日本除了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治理纷争外，也授权其参与治理索马里海盗这样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与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由传统安全向兼顾非传统安全延展一样，日本的援助外交除了解决贫困、饥饿、缺医少药，治理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外，也不断深化对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

近年来，关于日本在非洲参与安全治理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密切关注。郸啸通过梳理二战结束以来的日非关系，指出日本自冷战后之所以不断加大对非洲的介入力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援助弥补自身对非洲影响力不足的短板[1]。……